不是科尔文走得太远了，是我们离新闻记者的信仰太远了。 “他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当西方世界在妖魔化卡扎菲时，玛丽•科尔文（以下简称“科尔文”）在利比亚轰炸后第一次走近这个神坛上的老人，并写下了这句与众不同的评价，让所有的西方同行侧目。这让卡扎菲颇受触动，自1986年至今，科尔文有幸成为采访卡扎菲次数最多的西方记者。20多年的交情，也让她成为卡扎菲身边为数不多的美国友人。 科尔文1957年（另一种权威说法是195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曾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刚出道时她是美国纽约州一家小报的记者，1984年担任美联社驻巴黎办公室的主任。一年后，她加入《星期日泰晤士报》成为战地记者，直到去世。 “玛丽•科尔文总是出现在最可怕的地方，并为那里带去光明。她曾出现在北爱尔兰、车臣、科索沃和加沙，她的笑脸可以驱散愁云与阴霾。无论身在何处，她都将为读者带来战地新闻，传递那些受难者被制造骚乱者打断的生活视作自己的使命。”同事斯蒂文•埃拉格尔这样看待科尔文的记者生涯。 上世纪后期以来，几乎每次中东地区冲突都有美国的身影。与部队有所不同，科尔文对政治阴谋、战争、利益争夺本身毫无兴趣，她只关心无辜平民的生存状态。《卫报》资深记者马吉•奥坎称她是“我曾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她似乎从来不知道危险为何物。玛丽•科尔文说：“报道战争意味着前往一个充满混乱、破坏和死亡的地方，试着承受压力目击事实；意味着在军队、部落或恐怖分子的冲突时，在宣传的风暴中寻找真相。” 采访卡扎菲成为科尔文事业转折点。科尔文之后转任外交事务特派员，而其报道的新闻亦从过往专注于中东事务，扩展至车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斯里兰卡及东帝汶，成为英国战地记者的精英部队成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27年中，科尔文一直工作在战争冲突的一线，甚至拒绝回到总部。 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1999年她在东帝汶采访时，由于制止了亲印尼武装组织的一次行动，被指拯救了1500名妇女及儿童的生命。同年年底，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两枚手榴弹弄醒。 “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入黄泉。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科尔文凭借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 科尔文的记者生涯在一次次冒险中，走向事业的巅峰。这并未让她产生急流勇退的想法，她更像“铁娘子”，越战越勇。2001年在斯里兰卡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科尔文被榴弹炮集中，失去了左眼。她的海盗装束让她成为许多年轻记者的偶像。这个流行的装束中装满了同行的敬佩和景仰。也有媒体质疑科尔文是不是走得太远了？科尔文的回答是：值得。 “这里的几乎每一栋建筑物都伤痕累累，坦克炮击穿了水泥墙，火箭弹则在屋顶上留下了坑洞。上周三，我所在的房屋被一枚火箭弹炸掉了天花板。在街道上，房屋已经全部倒塌，随处可见遗留的衣物以及家具碎片。” 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从叙利亚发回来的最后报道，而这百余字成为科尔文用生命换来的绝响。 几经战争，九死一生，却终未躲过劫难。她的母亲回忆说，“如果你知道我女儿，你就知道让她撤离前线是徒劳的……这就是她的命运……她知道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内心。”战地记者的使命是什么？准确地、不带偏见地报道战争的恐怖，从中发现人性的丑陋与艰难时世中的温良。 英国首相卡梅伦称卡尔文的去世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提醒我们自由、民主和人性的理想国远未到来。
不是科尔文走得太远了，是我们离新闻记者的信仰太远了。 “他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当西方世界在妖魔化卡扎菲时，玛丽•科尔文（以下简称“科尔文”）在利比亚轰炸后第一次走近这个神坛上的老人，并写下了这句与众不同的评价，让所有的西方同行侧目。这让卡扎菲颇受触动，自1986年至今，科尔文有幸成为采访卡扎菲次数最多的西方记者。20多年的交情，也让她成为卡扎菲身边为数不多的美国友人。 科尔文1957年（另一种权威说法是195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曾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刚出道时她是美国纽约州一家小报的记者，1984年担任美联社驻巴黎办公室的主任。一年后，她加入《星期日泰晤士报》成为战地记者，直到去世。 “玛丽•科尔文总是出现在最可怕的地方，并为那里带去光明。她曾出现在北爱尔兰、车臣、科索沃和加沙，她的笑脸可以驱散愁云与阴霾。无论身在何处，她都将为读者带来战地新闻，传递那些受难者被制造骚乱者打断的生活视作自己的使命。”同事斯蒂文•埃拉格尔这样看待科尔文的记者生涯。 上世纪后期以来，几乎每次中东地区冲突都有美国的身影。与部队有所不同，科尔文对政治阴谋、战争、利益争夺本身毫无兴趣，她只关心无辜平民的生存状态。《卫报》资深记者马吉•奥坎称她是“我曾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她似乎从来不知道危险为何物。玛丽•科尔文说：“报道战争意味着前往一个充满混乱、破坏和死亡的地方，试着承受压力目击事实；意味着在军队、部落或恐怖分子的冲突时，在宣传的风暴中寻找真相。” 采访卡扎菲成为科尔文事业转折点。科尔文之后转任外交事务特派员，而其报道的新闻亦从过往专注于中东事务，扩展至车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斯里兰卡及东帝汶，成为英国战地记者的精英部队成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27年中，科尔文一直工作在战争冲突的一线，甚至拒绝回到总部。 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1999年她在东帝汶采访时，由于制止了亲印尼武装组织的一次行动，被指拯救了1500名妇女及儿童的生命。同年年底，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两枚手榴弹弄醒。 “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入黄泉。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科尔文凭借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 科尔文的记者生涯在一次次冒险中，走向事业的巅峰。这并未让她产生急流勇退的想法，她更像“铁娘子”，越战越勇。2001年在斯里兰卡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科尔文被榴弹炮集中，失去了左眼。她的海盗装束让她成为许多年轻记者的偶像。这个流行的装束中装满了同行的敬佩和景仰。也有媒体质疑科尔文是不是走得太远了？科尔文的回答是：值得。 “这里的几乎每一栋建筑物都伤痕累累，坦克炮击穿了水泥墙，火箭弹则在屋顶上留下了坑洞。上周三，我所在的房屋被一枚火箭弹炸掉了天花板。在街道上，房屋已经全部倒塌，随处可见遗留的衣物以及家具碎片。” 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从叙利亚发回来的最后报道，而这百余字成为科尔文用生命换来的绝响。 几经战争，九死一生，却终未躲过劫难。她的母亲回忆说，“如果你知道我女儿，你就知道让她撤离前线是徒劳的……这就是她的命运……她知道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内心。”战地记者的使命是什么？准确地、不带偏见地报道战争的恐怖，从中发现人性的丑陋与艰难时世中的温良。 英国首相卡梅伦称卡尔文的去世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提醒我们自由、民主和人性的理想国远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