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作者：[美] 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编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湛庐文化
出版时间：2017 年 3 月
未来，我们需要忧虑哪些重大的科学问题？本书编者约翰·布罗克曼召集了152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回答这个“大问题”，触及物理宇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网络趋势、认知神经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最前沿。这些...
本书简介
未来，我们需要忧虑哪些重大的科学问题？本书编者约翰·布罗克曼召集了152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回答这个“大问题”，触及物理宇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网络趋势、认知神经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最前沿。这些人包括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畅销书作家威廉·庞德斯通、“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雪莉·特克尔、“黑天鹅理论”的倡导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数字思想家尼古拉斯·卡尔等。
智能
152 位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聊了聊他们忧虑的科学难题
曾梦龙昨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话来说：‘ Edge 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
作者简介：
约翰·布罗克曼：美国著名的文化推动者、出版人，“第三种文化”领军人。“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卫报》赞誉） Edge 的创始人。他旗下汇集了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每年就同一话题进行跨学科讨论。
书籍摘录：
总序
1981 年，我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Reality Club）的组织，试图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1997 年，“现实俱乐部”上线，更名为 Edge 。
在 Edge 中呈现出来的观点都是经过推敲的，它们代表着诸多领域的前沿，比如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从这些参与者的观点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一系列理解物理系统的新方法，以及质疑我们很多基本假设的新思维。
对每一本年度合集，我和 Edge 的忠实拥趸，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乔治·戴森（George Dyson），都会聚在一起策划“ Edge 年度问题”——常常是午夜征问。
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正像我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作者，已故的艺术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曾经说的那样：“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吗？”我们寻找那些启发不可预知答案的问题——那些激发人们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问题。
来自：亚马逊
现实俱乐部
1981 — 1996 年，现实俱乐部是一些知识分子间的非正式聚会，通常在中国餐馆、艺术家阁楼、投资银行、舞厅、博物馆、客厅，或在其他什么地方。俱乐部座右铭的灵感就源于拜尔斯，他曾经说过：“要抵达世界知识的边界，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把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1969 年，我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拜尔斯就找到了我。我们俩同在艺术领域，一起分享有关语言、词汇、智慧以及“斯坦们”（爱因斯坦、格特鲁德·斯坦因、维特根斯坦和弗兰肯斯坦）的乐趣。 1971 年，我们的对话录《吉米与约翰尼》（Jimmie and Johnny）由拜尔斯创办的“世界问题中心”（The World Question Center）发表。
1997 年，拜尔斯去世后，关于他的世界问题中心，我写了下面的文字：
詹姆斯·李·拜尔斯启发了我成立现实俱乐部（以及 Edge ）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你想获得社会知识的核心价值，去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里读上 600 万本书，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在他极为简约的房间里，他通常只在一个盒子中放 4 本书，读过后再换一批。）于是，他创办了世界问题中心。在这里，他计划邀请 100 位最聪明的人聚于一室，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预期的结果是他们将获得所有思想的总和。但是，在设想与执行之间总有许多陷阱。拜尔斯确定了他的 100 位最聪明的人，依次给他们打电话，并询问有什么问题是他们自问不解的。结果，其中 70 个人挂了他的电话。
那还是发生在 1971 年的事。事实上，新技术就等于新观念，在当下，电子邮件、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让拜尔斯的宏大设计得到了真正执行。虽然地点变成了线上，这些驱动热门观点的反复争论，却让现实俱乐部的精神得到了延续。
正如拜尔斯所说：“要做成非凡的事情，你必须找到非凡的人物。”每一个 Edge 年度问题的中心都是卓越的人物和伟大的头脑——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们都是当今各自领域的执牛耳者。我在 1991 年发表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一文和 1995 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都写到了“第三种文化”，而上述那些人，他们正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
作者本人，由出版社提供
第三种文化
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在渲染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方面，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文化是一把巨大的“伞”，它可以把计算机专家、行动者、思想家和作家都聚于伞下。在围绕互联网和网络兴起的传播革命中，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dge 是网络中一个动态的文本，它展示着行动中的第三种文化，以这种方式连接了一大群人。 Edge 是一场对话。
这里有一套新的隐喻来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整个宇宙以及我们知道的所有事物。这些拥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还有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正是他们推动了我们的时代。
这些年来， Edge 已经形成了一个选择合作者的简单标准。我们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扩展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看法。其中，一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或在大众文化方面名满天下，而大多数人不是。我们鼓励探索文化前沿，鼓励研究那些还没有被普遍揭示的真理。我们对“聪明地思考”颇有兴趣，但对标准化“智慧”意兴阑珊。在传播理论中，信息并非被定义为“数据”或“输入”，信息是“产生差异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这才是我们期望中合作者要达到的水平。
约翰·沃利斯，来自：维基百科
Edge 鼓励那些能够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中撷取文化素材，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将这些素材融于一体的人。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文化环境当中，很多人都把自己束缚在二手的观念、思想与意见之中，甚至一些公认的文化权威也是如此。 Edge 由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组成，他们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接受虚假的或盗用的真实。 Edge 的社区由实干家而不是那些谈论和分析实干家的人组成。
Edge 与 17 世纪早期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十分相似。无形学院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其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数学家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等。这个学会的主旨就是通过实验调查获得知识。另一个灵感来自伯明翰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一个新工业时代文化领袖的非正式俱乐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是其成员。总之，Edge提供的是一次智识上的探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话来说：“ Edge 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
约翰·布罗克曼
罗伯特·玻意耳，来自：维基百科
互联网大崩溃之后，我们要怎样生活？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Dennett）
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著有《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直觉泵和其他思维工具》（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曾担心计算机革命会在西方国家形成技术统治阶级，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很难买得起计算机和类似的高科技设备。我也害怕整个社会将被糟糕地划分为贫富两个等级，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因为穷人缺少接触新信息技术的机会，从而被剥夺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为此，我开始投入时间和精力以提高这方面的预警，并努力思索防止和减缓它的计划，但是，在我还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原因是互联网出现了。我曾是互联网前身阿帕网（Arpanet）的用户，但它却无助于我预见未来。
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富裕的技术官僚生活更加优裕了，但我们也见证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转变：技术扩散的民主化和均等性。便宜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视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现在则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们将无远弗届的全球联系置于几十亿双手之中。这颗星球变得如此信息透明，若在 40 年前，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
从历史大方向上看，这种趋势无疑是美妙的。那些过去愚弄无知信徒的宗教机构，现在必须修正其传教、灌输教义以及末日之说的方式。独裁者则要面对可怕的两难选择：是严酷地压制，把整个国家变成炼狱，还是容忍一个知情又沟通良好的反对派？知识真的是一种权力，人们正在逐步认识世间的一切。
丹尼尔·丹尼特，来自：twitter
不过，这种均等性也让我们增加了新的忧虑。人们过于依赖互联网技术，以致它成为我们的“死穴”。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一个贫民窟里的穷孩子会造出原子弹，因为这要耗费数百万美元，不但保密困难，而且搞到特殊的原材料也不容易。不过，这样的少年可以整天泡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上，摸索全球电子工业的致命漏洞，他被逮捕和处罚的风险很低。因为几乎无法被觉察，而且成本极低。应该说，分散和冗余的天才式设计让互联网看起来刀枪不入，不过尽管看上去非常强大，但它绝非无懈可击。
歌利亚（Goliath）还没有被击败，但是数以千计的大卫（David）们正怀揣复仇之心忙着学习必要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大卫设计出特殊工具，从而在竞技场上打败巨人。大卫或许没有很多钱，不过，如果互联网出了故障，我们也终将一贫如洗。我想可能的选择非常简单：或者坐等技术泛滥毁灭我们的所有，这种可能性与日俱增；或者也可以思考如何与技术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在未来，如果“互联网的主干网全面瘫痪”这样的事注定要发生的话，我们现在最明智的举措，就是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想想如何限制其破坏力。医院和消防局（还有超市、加油站和药店）能继续运行吗？人们又如何才能得到可信的消息？游轮会强迫其付费客户在海上的第一天就要演练救生艇逃生，虽然这并不是出海旅游的流行项目，人们还是明智地照做了。恐慌是会传染的，一旦发生，人们往往会做出疯狂的、令人遗憾的决定。只要我们要坚持生活在快车道上，就应该学会如何不制造混乱地上下车。
或许我们应该设计并着手全国范围内的“救生演习”，以提升应对互联网大崩溃的能力。当我尝试去想象大崩溃发生后，人们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它们，直觉上，我发现自己信心不足。还有其他专家关注这个话题吗？
题图来自：豆瓣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作者：[美] 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编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湛庐文化
出版时间：2017 年 3 月
未来，我们需要忧虑哪些重大的科学问题？本书编者约翰·布罗克曼召集了152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回答这个“大问题”，触及物理宇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网络趋势、认知神经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最前沿。这些...
本书简介
未来，我们需要忧虑哪些重大的科学问题？本书编者约翰·布罗克曼召集了152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回答这个“大问题”，触及物理宇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网络趋势、认知神经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最前沿。这些人包括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畅销书作家威廉·庞德斯通、“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雪莉·特克尔、“黑天鹅理论”的倡导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数字思想家尼古拉斯·卡尔等。
智能
152 位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聊了聊他们忧虑的科学难题
曾梦龙昨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话来说：‘ Edge 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
作者简介：
约翰·布罗克曼：美国著名的文化推动者、出版人，“第三种文化”领军人。“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卫报》赞誉） Edge 的创始人。他旗下汇集了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每年就同一话题进行跨学科讨论。
书籍摘录：
总序
1981 年，我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Reality Club）的组织，试图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1997 年，“现实俱乐部”上线，更名为 Edge 。
在 Edge 中呈现出来的观点都是经过推敲的，它们代表着诸多领域的前沿，比如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从这些参与者的观点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一系列理解物理系统的新方法，以及质疑我们很多基本假设的新思维。
对每一本年度合集，我和 Edge 的忠实拥趸，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乔治·戴森（George Dyson），都会聚在一起策划“ Edge 年度问题”——常常是午夜征问。
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正像我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作者，已故的艺术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曾经说的那样：“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吗？”我们寻找那些启发不可预知答案的问题——那些激发人们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问题。
来自：亚马逊
现实俱乐部
1981 — 1996 年，现实俱乐部是一些知识分子间的非正式聚会，通常在中国餐馆、艺术家阁楼、投资银行、舞厅、博物馆、客厅，或在其他什么地方。俱乐部座右铭的灵感就源于拜尔斯，他曾经说过：“要抵达世界知识的边界，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把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1969 年，我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拜尔斯就找到了我。我们俩同在艺术领域，一起分享有关语言、词汇、智慧以及“斯坦们”（爱因斯坦、格特鲁德·斯坦因、维特根斯坦和弗兰肯斯坦）的乐趣。 1971 年，我们的对话录《吉米与约翰尼》（Jimmie and Johnny）由拜尔斯创办的“世界问题中心”（The World Question Center）发表。
1997 年，拜尔斯去世后，关于他的世界问题中心，我写了下面的文字：
詹姆斯·李·拜尔斯启发了我成立现实俱乐部（以及 Edge ）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你想获得社会知识的核心价值，去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里读上 600 万本书，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在他极为简约的房间里，他通常只在一个盒子中放 4 本书，读过后再换一批。）于是，他创办了世界问题中心。在这里，他计划邀请 100 位最聪明的人聚于一室，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预期的结果是他们将获得所有思想的总和。但是，在设想与执行之间总有许多陷阱。拜尔斯确定了他的 100 位最聪明的人，依次给他们打电话，并询问有什么问题是他们自问不解的。结果，其中 70 个人挂了他的电话。
那还是发生在 1971 年的事。事实上，新技术就等于新观念，在当下，电子邮件、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让拜尔斯的宏大设计得到了真正执行。虽然地点变成了线上，这些驱动热门观点的反复争论，却让现实俱乐部的精神得到了延续。
正如拜尔斯所说：“要做成非凡的事情，你必须找到非凡的人物。”每一个 Edge 年度问题的中心都是卓越的人物和伟大的头脑——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们都是当今各自领域的执牛耳者。我在 1991 年发表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一文和 1995 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都写到了“第三种文化”，而上述那些人，他们正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
作者本人，由出版社提供
第三种文化
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在渲染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方面，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文化是一把巨大的“伞”，它可以把计算机专家、行动者、思想家和作家都聚于伞下。在围绕互联网和网络兴起的传播革命中，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dge 是网络中一个动态的文本，它展示着行动中的第三种文化，以这种方式连接了一大群人。 Edge 是一场对话。
这里有一套新的隐喻来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整个宇宙以及我们知道的所有事物。这些拥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还有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正是他们推动了我们的时代。
这些年来， Edge 已经形成了一个选择合作者的简单标准。我们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扩展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看法。其中，一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或在大众文化方面名满天下，而大多数人不是。我们鼓励探索文化前沿，鼓励研究那些还没有被普遍揭示的真理。我们对“聪明地思考”颇有兴趣，但对标准化“智慧”意兴阑珊。在传播理论中，信息并非被定义为“数据”或“输入”，信息是“产生差异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这才是我们期望中合作者要达到的水平。
约翰·沃利斯，来自：维基百科
Edge 鼓励那些能够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中撷取文化素材，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将这些素材融于一体的人。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文化环境当中，很多人都把自己束缚在二手的观念、思想与意见之中，甚至一些公认的文化权威也是如此。 Edge 由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组成，他们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接受虚假的或盗用的真实。 Edge 的社区由实干家而不是那些谈论和分析实干家的人组成。
Edge 与 17 世纪早期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十分相似。无形学院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其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数学家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等。这个学会的主旨就是通过实验调查获得知识。另一个灵感来自伯明翰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一个新工业时代文化领袖的非正式俱乐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是其成员。总之，Edge提供的是一次智识上的探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话来说：“ Edge 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
约翰·布罗克曼
罗伯特·玻意耳，来自：维基百科
互联网大崩溃之后，我们要怎样生活？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Dennett）
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著有《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直觉泵和其他思维工具》（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曾担心计算机革命会在西方国家形成技术统治阶级，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很难买得起计算机和类似的高科技设备。我也害怕整个社会将被糟糕地划分为贫富两个等级，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因为穷人缺少接触新信息技术的机会，从而被剥夺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为此，我开始投入时间和精力以提高这方面的预警，并努力思索防止和减缓它的计划，但是，在我还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原因是互联网出现了。我曾是互联网前身阿帕网（Arpanet）的用户，但它却无助于我预见未来。
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富裕的技术官僚生活更加优裕了，但我们也见证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转变：技术扩散的民主化和均等性。便宜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视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现在则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们将无远弗届的全球联系置于几十亿双手之中。这颗星球变得如此信息透明，若在 40 年前，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
从历史大方向上看，这种趋势无疑是美妙的。那些过去愚弄无知信徒的宗教机构，现在必须修正其传教、灌输教义以及末日之说的方式。独裁者则要面对可怕的两难选择：是严酷地压制，把整个国家变成炼狱，还是容忍一个知情又沟通良好的反对派？知识真的是一种权力，人们正在逐步认识世间的一切。
丹尼尔·丹尼特，来自：twitter
不过，这种均等性也让我们增加了新的忧虑。人们过于依赖互联网技术，以致它成为我们的“死穴”。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一个贫民窟里的穷孩子会造出原子弹，因为这要耗费数百万美元，不但保密困难，而且搞到特殊的原材料也不容易。不过，这样的少年可以整天泡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上，摸索全球电子工业的致命漏洞，他被逮捕和处罚的风险很低。因为几乎无法被觉察，而且成本极低。应该说，分散和冗余的天才式设计让互联网看起来刀枪不入，不过尽管看上去非常强大，但它绝非无懈可击。
歌利亚（Goliath）还没有被击败，但是数以千计的大卫（David）们正怀揣复仇之心忙着学习必要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大卫设计出特殊工具，从而在竞技场上打败巨人。大卫或许没有很多钱，不过，如果互联网出了故障，我们也终将一贫如洗。我想可能的选择非常简单：或者坐等技术泛滥毁灭我们的所有，这种可能性与日俱增；或者也可以思考如何与技术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在未来，如果“互联网的主干网全面瘫痪”这样的事注定要发生的话，我们现在最明智的举措，就是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想想如何限制其破坏力。医院和消防局（还有超市、加油站和药店）能继续运行吗？人们又如何才能得到可信的消息？游轮会强迫其付费客户在海上的第一天就要演练救生艇逃生，虽然这并不是出海旅游的流行项目，人们还是明智地照做了。恐慌是会传染的，一旦发生，人们往往会做出疯狂的、令人遗憾的决定。只要我们要坚持生活在快车道上，就应该学会如何不制造混乱地上下车。
或许我们应该设计并着手全国范围内的“救生演习”，以提升应对互联网大崩溃的能力。当我尝试去想象大崩溃发生后，人们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它们，直觉上，我发现自己信心不足。还有其他专家关注这个话题吗？
题图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