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引爆“莫言热”或开中国文学
新时代 网友“热搜”：搜索量一周暴涨近40倍
“莫言空前，莫言绝后”——一家都市报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的头版标题在微博上引得众人争相转发。莫言很热，真的很热，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一夜之间， “莫言”已高居搜索风云榜“七日关注”榜首，“莫言”的搜索量一周之内暴涨了近40倍，百度百科“莫言”词条的浏览量井喷式增长到220万次，并被编辑了数十次之多。
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莫言”高居搜索风云榜“七日关注”榜首。
在百度贴吧“莫言吧”里，11日晚获奖消息帖点击量至今已超过2300万次，吸引了数万网友回复。有趣的是，网民回复里除了祝贺与恭喜，最多的问题竟是：“莫言是谁？写过什么作品？”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莫言已享誉中国文坛多年，但对于更年轻的群体来说，莫言仍然显得陌生，进入他们视野更多的可能是韩寒、郭敬明。诺奖，提供了一次认识的契机。
来看一个最直观的百度数据对比，在此之前，莫言的关注度仅仅是韩寒的十分之一，从10月6日“莫言成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热门”消息传出始，莫言的搜索量瞬间反超韩寒10倍。 这些，仅仅可能是开始！
业内“热议”：我们应当感谢莫言！
业内讨论的热度仍在持续，截至记者发稿时，新浪微博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的全部讨论已近500余万条。之前甚嚣尘上关于诺奖花落谁家的激烈争论，随着结果揭晓，业界的关注点迅速转向了获奖意义和对莫言作品本身的阐释，本网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连线了几位业内人士倾听他们的观点。
著名作家海岩对莫言获奖用了“感谢”二字，“因为这些年凡是西方主流文化较好的，都会引发中国较好的声音。如果这个规律能同样惠及中国文学，提高中国严肃文学的影响力，那我们应当感谢莫言！”他认为在商业几乎统治文化(包括文学)，文化产业几乎替代文化的时代，莫言的获奖或许能吸引一些人重新关注中国文学对中国民族性的本源与珍惜的揭示与探索，这样深刻的文学已经被边缘化很久了。
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包明德直言“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是重大利好”，自此，西方在架构文学观念时，再不能轻视中国元素，这有利于提振中国文学的信心和创作热情，以及民众的阅读热情。包明德认为，诺奖的评语质量不如2011年莫言获“茅盾文学奖”时的评语高——“莫言借鉴福格纳和马尔克斯，可没有像冰块靠近火炉那样把自己蒸发掉，而是能进去更能跳出。他寻根民间、扎根本土，关注人，尊重人，尊敬本土经验，充溢百姓情怀，体现的是中国风格。”
北京作协副主席徐坤表示，莫言扎根乡土的精神、汪洋恣肆的文笔、瑰丽的想象，都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福建省作协主席杨少衡、《山花》杂志主编李寄荡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莫言获奖可以让中国作家在坚持自己的文学努力方面更为自信，对中国作家无疑是很大的鼓舞。
长期关注莫言作品的河南文学院副院长墨白认为莫言的写作吸取了许多手法，比如魔幻主义等等，但他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反映他赖依生存的这片土地服务的。“比如《蛙》虽然得了茅盾文学奖，但那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无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文本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作家。”谈及莫言获奖对中国当代文坛的意义，墨白认为，“这个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话题，从文学本身来讲，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赢得了荣誉和地位。另一方面，莫言的获奖给中国作家设立了一个无形的衡量标杆，也肯定了文学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莫言获奖对于中国出版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图书商报总编辑孙月沐在微博中写下他的期望，“希望莫言获奖唤起国人对好书的热爱，走进书本，沉湎其中，重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阅读时光；希望莫言获奖唤起国人对出版业的重视，走进书店，亲近文化，振兴出版发行业。中国还是有好书的，中国应该有一个阅读社会。”
孙月沐还表示，“莫言获奖短期来看可以促进出版者多出好书，注重内容和品质，给读者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从而推进出版业精细化。长期来看，如果政府能够因势利导，引导社会大众带动社会形成读书的风气氛围，这将是非常好的事。”
媒体“热评”：一个时代结束，又一个时代开始
毫不意外，12日国内大部分平面媒体的头版毫不吝啬的给了莫言。“此时莫言胜万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言中了”等醒目标题在解构中不断拼合出新的意义，莫言的形象也以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方式不同角度呈现于版面。它们是这股汹涌热潮的重要推手。
微博也是媒体界表达观点的重要话语场。“莫言获奖，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又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央视评论员的一条微评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诺奖词说：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历史和现代。我们不缺历史记录，但更需现代描述；我们不缺魔幻，但更需清醒真实甚至被刺痛地活在当下。正如莫言所说：我刻画的是为历史和时代不得不做出牺牲的，用今天的苦痛浇灌明天的一代人。”
《参考消息》的官微则无比感性地写下：今夜，让我们来谈文学。中国人每年一度的诺贝尔焦渴终于在今夜得到抚慰，它像是一个迟来的荣耀，对于在世界文学中长期身处边缘的中国，它更像是一次靠拢。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认为，瑞典文学院把奖授予莫言是认可了他对中国人生存方式、中国人性的剖析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从八十年代以来，这是莫言每年不遗余力的成果，有作品的广度，才有作品的深度。
喧闹之中亦有冷静表达，本网的特别评论提醒公众“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中国作家问鼎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并不代表中国文学问鼎了世界。”《新京报》也认为应用“平常心去看待诺奖”，莫言获奖满足了很多国人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不过，诺奖也只是对莫言个人的肯定，会对中国文学起到激励作用，但不妨看淡这个奖项。文学是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央视评论员杨禹更是直言，“莫言获奖的积极意义很多，而中国当代文学缺少现实主义力作的遗憾，仍客观存在着。”
出版商“热推”：莫言作品全面上市 或引发版权争抢
有意为之也好，无心插柳也罢，拥有莫言全部小说版权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已推出新版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共十一册，相比旧版，新版封面设计全部是“手绘”，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此时发行，恰逢其时。记者观察到，刚上线的新书基本都得到电商的重磅推荐，在当当网上，作品《蛙》的收藏人气最高。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透露，另外五册中短篇小说，也将随后出版。曹元勇对莫言获奖并不觉得意外，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文学读者关注原创文学的兴趣会有所调动，对年轻文学青年从事文学创作，也可能形成激励。”
而一场没有莫言出席的莫言首部剧作集《我们的荆轲》新书发布会，12
日下午在已在略显寒意的北京紧张火热的举办了，如一位出席发布会的记者描述，发布会多少显得虚虚实实，虚的是莫言还在老家高密不会到现场，实的是确实是他的作品发布。签下版权不易，趁热打铁是上策。据悉，该书收录了莫言的三个剧本《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莫言的最新文集也将于本月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集包括莫言长篇系列11本，中篇系列3本，短篇系列3本，文论集2本，散文集1本，其中包括《我们的荆轲》。另外莫言文集的精装版将由北京联合出版社于今年年底推出。
可预见的是，莫言获奖可能会引发作品下一轮出版时的版权争抢。是否会引发出版市场混战，仍有待观察。
微博热议：
莫言与莫言小说
中国终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了，获奖者莫言，实至名归。
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实在是个文学狂欢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许多作品令我难忘：刘恒的《伏羲伏羲》、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妻妾成群〉、
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等，在这许多佳作中，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直令我心仪。最初是听李陀说起，我至今记得那一段奇异的描述：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这样的描述能够击中人的魂灵，在当时的语境中，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在当时的评论中，都提到了小说的神秘色彩。提到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关注黑孩这种被现实生活无视的失落。而这种内心世界的失落是不能用言语来直接表达的，它是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种感受，尤其是一个言语失落的小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莫言的一个情结，一个男版的海的女儿的故事。一个失去表达的男孩对一个年长美丽、富于母性之美的女人的不可实现的又令人心碎的暗恋。而这种情结几乎贯穿了莫言在檀香刑之前的所有作品，在莫言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绝对女人，但莫言对女性始终是充满爱与尊重的，这点与某些男作家把女性作为性的对象完全不同，莫言对性的描写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这类评价莫言的文章很多了，但是我读莫言，最震撼我的，是他的文字的色彩，一如前面写过的，阳光下的透明的红萝卜的色彩。
很早就悟到，文字是有色彩的。如果说沈从文、汪曾琪等人是清淡的写意山水，那么莫言绝对是浓墨重彩的油画，是玛蒂斯，是蒙克，甚至是凡高，是达利。
哥德在《色彩论》，中说，他久久地注视着一位红衣女郎，但是当女郎起身离去时，她身后的白色墙壁上却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哥德把这种现象叫做“补色”。马蒂斯把补色原理运用到了极致，变成了“野兽派”那种大红大绿的不协调的色彩，汉金莲的红花与绿叶，椅子的黑色与地板的褐色，墙壁的紫绿相间的色彩，本来都是那么的剌眼，那么的高度不协调，可是在马蒂斯的画中，都用一种奇异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了。
莫言也是这样，他的红高梁系列，他的高密东北乡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涎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神话般的风云变幻，那片广阔的土地上神灵附体的男人和女人，他的世界总是那般浓丽得近于恐怖。他的文字色彩大概连马蒂斯也自叹弗如。我甚至想，张艺谋之所以改编〈红高梁〉，大概首先是被莫言文字中的色彩所吸引。
而他的另一种描写：酷刑、阴暗与血淋淋的场面又令人想起达利的画：达利常常被内心恐惧和性的焦虑困扰着，画出那一幅幅怪诞的梦境：连续不断地变形的咆哮的狮头（《愿望的调节》），像面饼一样搭在树枝上的柔软的钟表（《记忆的持续性》），招来苍蝇的腐烂了的驴子和残缺不全的尸首（《血比蜜更甜》），紧咬住嘴唇的蝗虫和拿着放大的性器官的手（《早春》、《忧郁的游戏》）。这一切似乎都是足以引起妄想的持续不断的疯狂，面对茫然的观众达利恶意地微笑：“什么能比看见面包沾上墨水污点更卑劣和美呢”——这是达利的奥秘。似乎也是莫言的奥密。
《生死疲劳》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那是一幅具有佛教色彩的敦煌壁画，它对一块神秘颓败、冤魂缠绕的土地有着史诗性的总结，有一种宗教式的巨大悲悯深藏其中，让我们想起敦煌壁画中那些古老的卷草和联壁纹，还有关于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佛国传说。
而《蛙》的题材则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计划生育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必然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发生剧烈的冲突，莫言把两难困境写得千回百转，如同一幅工笔市井图画。《蛙》荣获去年茅奖。
康定斯基曾经说过：“试图在现代艺术中找到现实的常态形象，找到对物质世界的誊写是不可能的。”
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对比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莫言的神秘魔幻，残酷血腥，乃至由此而产生的“卑劣与美”，倒是真实的。
在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里，我与莫言相识算是相当晚的。记得九六年的某次会上，吃饭时他坐我旁边，我向他转达了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转达的话（我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他竟然毫无表情，等饭吃完了，他才微笑着说了一声：“徐小斌，谢谢你。”他的这种话语方式让我颇为吃惊，也曾问过与他相熟的朋友，笑答曰：“莫言，就是讷于言的。”然而时隔十五年之后——去年我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他主持会议，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一处，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不断引起与会者会心的笑声与掌声，他极佳的口才再次惊到我了，原来，这十五年，莫言不但在小说上收获颇丰，在表达方式上竟然也如同《国王的演讲》一般有了质的飞跃。 三十年前《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失语的男孩，学会了向世界完美的表达。
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2012年10月11日 10:11
来源：人民网 作者：舒晋瑜
字号: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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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最近，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郞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郞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在作品最后，出人意料地以话剧结尾，在莫言看来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在提速，情感在升温，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
尽管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莫言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但他却觉得，在《蛙》的写作中，越写越觉得没有技巧了，越写越觉得笨拙。“刚开始时像刚学会开车的人，觉得熟练。后来，越来越小心翼翼。如果老让人觉得你是在炫技，老让人觉得你是玩花架子，其实不是成熟的表现。像金庸的小说中，真正高手不玩花架子，一剑封喉。到了最高的技巧，让人看不出来，但是要命。”
很多作品的故事背景打着“高密”标签
在《蛙》中，莫言毫不留情地展示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因为“蝌蚪”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包括“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高密东北乡的描写。
莫言坦率地说：“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一方面是中美合资的医院，旁边是象征古老传统的娘娘庙。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来写，这是我的野心。”
在莫言眼中，蝌蚪只是有一点文化的“准知识分子”、不及格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人中的大多数。论正直他们还算正直，论善良也还善良，但他们的懦弱是天生的，他们不敢与人争锋，能够忍气吞声。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也是文化人的大多数，要允许他们生存，毕竟是他们在做着最基本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说。
自2001年推出潜心5年完成长篇《檀香刑》后，莫言开始匀速拓展长篇创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他的很多作品，其故事背景都打着“高密”的标签。对此，莫言的解释说，得先把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敢说为他们树碑立传，但要把他们
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诺奖引爆“莫言热”或开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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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莫言”高居搜索风云榜“七日关注”榜首。
在百度贴吧“莫言吧”里，11日晚获奖消息帖点击量至今已超过2300万次，吸引了数万网友回复。有趣的是，网民回复里除了祝贺与恭喜，最多的问题竟是：“莫言是谁？写过什么作品？”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莫言已享誉中国文坛多年，但对于更年轻的群体来说，莫言仍然显得陌生，进入他们视野更多的可能是韩寒、郭敬明。诺奖，提供了一次认识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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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海岩对莫言获奖用了“感谢”二字，“因为这些年凡是西方主流文化较好的，都会引发中国较好的声音。如果这个规律能同样惠及中国文学，提高中国严肃文学的影响力，那我们应当感谢莫言！”他认为在商业几乎统治文化(包括文学)，文化产业几乎替代文化的时代，莫言的获奖或许能吸引一些人重新关注中国文学对中国民族性的本源与珍惜的揭示与探索，这样深刻的文学已经被边缘化很久了。
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包明德直言“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是重大利好”，自此，西方在架构文学观念时，再不能轻视中国元素，这有利于提振中国文学的信心和创作热情，以及民众的阅读热情。包明德认为，诺奖的评语质量不如2011年莫言获“茅盾文学奖”时的评语高——“莫言借鉴福格纳和马尔克斯，可没有像冰块靠近火炉那样把自己蒸发掉，而是能进去更能跳出。他寻根民间、扎根本土，关注人，尊重人，尊敬本土经验，充溢百姓情怀，体现的是中国风格。”
北京作协副主席徐坤表示，莫言扎根乡土的精神、汪洋恣肆的文笔、瑰丽的想象，都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福建省作协主席杨少衡、《山花》杂志主编李寄荡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莫言获奖可以让中国作家在坚持自己的文学努力方面更为自信，对中国作家无疑是很大的鼓舞。
长期关注莫言作品的河南文学院副院长墨白认为莫言的写作吸取了许多手法，比如魔幻主义等等，但他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反映他赖依生存的这片土地服务的。“比如《蛙》虽然得了茅盾文学奖，但那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无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文本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作家。”谈及莫言获奖对中国当代文坛的意义，墨白认为，“这个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话题，从文学本身来讲，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赢得了荣誉和地位。另一方面，莫言的获奖给中国作家设立了一个无形的衡量标杆，也肯定了文学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莫言获奖对于中国出版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图书商报总编辑孙月沐在微博中写下他的期望，“希望莫言获奖唤起国人对好书的热爱，走进书本，沉湎其中，重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阅读时光；希望莫言获奖唤起国人对出版业的重视，走进书店，亲近文化，振兴出版发行业。中国还是有好书的，中国应该有一个阅读社会。”
孙月沐还表示，“莫言获奖短期来看可以促进出版者多出好书，注重内容和品质，给读者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从而推进出版业精细化。长期来看，如果政府能够因势利导，引导社会大众带动社会形成读书的风气氛围，这将是非常好的事。”
媒体“热评”：一个时代结束，又一个时代开始
毫不意外，12日国内大部分平面媒体的头版毫不吝啬的给了莫言。“此时莫言胜万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言中了”等醒目标题在解构中不断拼合出新的意义，莫言的形象也以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方式不同角度呈现于版面。它们是这股汹涌热潮的重要推手。
微博也是媒体界表达观点的重要话语场。“莫言获奖，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又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央视评论员的一条微评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诺奖词说：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历史和现代。我们不缺历史记录，但更需现代描述；我们不缺魔幻，但更需清醒真实甚至被刺痛地活在当下。正如莫言所说：我刻画的是为历史和时代不得不做出牺牲的，用今天的苦痛浇灌明天的一代人。”
《参考消息》的官微则无比感性地写下：今夜，让我们来谈文学。中国人每年一度的诺贝尔焦渴终于在今夜得到抚慰，它像是一个迟来的荣耀，对于在世界文学中长期身处边缘的中国，它更像是一次靠拢。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认为，瑞典文学院把奖授予莫言是认可了他对中国人生存方式、中国人性的剖析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从八十年代以来，这是莫言每年不遗余力的成果，有作品的广度，才有作品的深度。
喧闹之中亦有冷静表达，本网的特别评论提醒公众“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中国作家问鼎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并不代表中国文学问鼎了世界。”《新京报》也认为应用“平常心去看待诺奖”，莫言获奖满足了很多国人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不过，诺奖也只是对莫言个人的肯定，会对中国文学起到激励作用，但不妨看淡这个奖项。文学是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央视评论员杨禹更是直言，“莫言获奖的积极意义很多，而中国当代文学缺少现实主义力作的遗憾，仍客观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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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为之也好，无心插柳也罢，拥有莫言全部小说版权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已推出新版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共十一册，相比旧版，新版封面设计全部是“手绘”，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此时发行，恰逢其时。记者观察到，刚上线的新书基本都得到电商的重磅推荐，在当当网上，作品《蛙》的收藏人气最高。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透露，另外五册中短篇小说，也将随后出版。曹元勇对莫言获奖并不觉得意外，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文学读者关注原创文学的兴趣会有所调动，对年轻文学青年从事文学创作，也可能形成激励。”
而一场没有莫言出席的莫言首部剧作集《我们的荆轲》新书发布会，12
日下午在已在略显寒意的北京紧张火热的举办了，如一位出席发布会的记者描述，发布会多少显得虚虚实实，虚的是莫言还在老家高密不会到现场，实的是确实是他的作品发布。签下版权不易，趁热打铁是上策。据悉，该书收录了莫言的三个剧本《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莫言的最新文集也将于本月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集包括莫言长篇系列11本，中篇系列3本，短篇系列3本，文论集2本，散文集1本，其中包括《我们的荆轲》。另外莫言文集的精装版将由北京联合出版社于今年年底推出。
可预见的是，莫言获奖可能会引发作品下一轮出版时的版权争抢。是否会引发出版市场混战，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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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莫言小说
中国终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了，获奖者莫言，实至名归。
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实在是个文学狂欢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许多作品令我难忘：刘恒的《伏羲伏羲》、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妻妾成群〉、
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等，在这许多佳作中，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直令我心仪。最初是听李陀说起，我至今记得那一段奇异的描述：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这样的描述能够击中人的魂灵，在当时的语境中，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在当时的评论中，都提到了小说的神秘色彩。提到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关注黑孩这种被现实生活无视的失落。而这种内心世界的失落是不能用言语来直接表达的，它是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种感受，尤其是一个言语失落的小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莫言的一个情结，一个男版的海的女儿的故事。一个失去表达的男孩对一个年长美丽、富于母性之美的女人的不可实现的又令人心碎的暗恋。而这种情结几乎贯穿了莫言在檀香刑之前的所有作品，在莫言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绝对女人，但莫言对女性始终是充满爱与尊重的，这点与某些男作家把女性作为性的对象完全不同，莫言对性的描写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这类评价莫言的文章很多了，但是我读莫言，最震撼我的，是他的文字的色彩，一如前面写过的，阳光下的透明的红萝卜的色彩。
很早就悟到，文字是有色彩的。如果说沈从文、汪曾琪等人是清淡的写意山水，那么莫言绝对是浓墨重彩的油画，是玛蒂斯，是蒙克，甚至是凡高，是达利。
哥德在《色彩论》，中说，他久久地注视着一位红衣女郎，但是当女郎起身离去时，她身后的白色墙壁上却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哥德把这种现象叫做“补色”。马蒂斯把补色原理运用到了极致，变成了“野兽派”那种大红大绿的不协调的色彩，汉金莲的红花与绿叶，椅子的黑色与地板的褐色，墙壁的紫绿相间的色彩，本来都是那么的剌眼，那么的高度不协调，可是在马蒂斯的画中，都用一种奇异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了。
莫言也是这样，他的红高梁系列，他的高密东北乡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涎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神话般的风云变幻，那片广阔的土地上神灵附体的男人和女人，他的世界总是那般浓丽得近于恐怖。他的文字色彩大概连马蒂斯也自叹弗如。我甚至想，张艺谋之所以改编〈红高梁〉，大概首先是被莫言文字中的色彩所吸引。
而他的另一种描写：酷刑、阴暗与血淋淋的场面又令人想起达利的画：达利常常被内心恐惧和性的焦虑困扰着，画出那一幅幅怪诞的梦境：连续不断地变形的咆哮的狮头（《愿望的调节》），像面饼一样搭在树枝上的柔软的钟表（《记忆的持续性》），招来苍蝇的腐烂了的驴子和残缺不全的尸首（《血比蜜更甜》），紧咬住嘴唇的蝗虫和拿着放大的性器官的手（《早春》、《忧郁的游戏》）。这一切似乎都是足以引起妄想的持续不断的疯狂，面对茫然的观众达利恶意地微笑：“什么能比看见面包沾上墨水污点更卑劣和美呢”——这是达利的奥秘。似乎也是莫言的奥密。
《生死疲劳》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那是一幅具有佛教色彩的敦煌壁画，它对一块神秘颓败、冤魂缠绕的土地有着史诗性的总结，有一种宗教式的巨大悲悯深藏其中，让我们想起敦煌壁画中那些古老的卷草和联壁纹，还有关于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佛国传说。
而《蛙》的题材则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计划生育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必然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发生剧烈的冲突，莫言把两难困境写得千回百转，如同一幅工笔市井图画。《蛙》荣获去年茅奖。
康定斯基曾经说过：“试图在现代艺术中找到现实的常态形象，找到对物质世界的誊写是不可能的。”
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对比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莫言的神秘魔幻，残酷血腥，乃至由此而产生的“卑劣与美”，倒是真实的。
在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里，我与莫言相识算是相当晚的。记得九六年的某次会上，吃饭时他坐我旁边，我向他转达了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转达的话（我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他竟然毫无表情，等饭吃完了，他才微笑着说了一声：“徐小斌，谢谢你。”他的这种话语方式让我颇为吃惊，也曾问过与他相熟的朋友，笑答曰：“莫言，就是讷于言的。”然而时隔十五年之后——去年我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他主持会议，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一处，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不断引起与会者会心的笑声与掌声，他极佳的口才再次惊到我了，原来，这十五年，莫言不但在小说上收获颇丰，在表达方式上竟然也如同《国王的演讲》一般有了质的飞跃。 三十年前《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失语的男孩，学会了向世界完美的表达。
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2012年10月11日 10:11
来源：人民网 作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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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最近，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郞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郞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在作品最后，出人意料地以话剧结尾，在莫言看来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在提速，情感在升温，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
尽管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莫言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但他却觉得，在《蛙》的写作中，越写越觉得没有技巧了，越写越觉得笨拙。“刚开始时像刚学会开车的人，觉得熟练。后来，越来越小心翼翼。如果老让人觉得你是在炫技，老让人觉得你是玩花架子，其实不是成熟的表现。像金庸的小说中，真正高手不玩花架子，一剑封喉。到了最高的技巧，让人看不出来，但是要命。”
很多作品的故事背景打着“高密”标签
在《蛙》中，莫言毫不留情地展示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因为“蝌蚪”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包括“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高密东北乡的描写。
莫言坦率地说：“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一方面是中美合资的医院，旁边是象征古老传统的娘娘庙。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来写，这是我的野心。”
在莫言眼中，蝌蚪只是有一点文化的“准知识分子”、不及格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人中的大多数。论正直他们还算正直，论善良也还善良，但他们的懦弱是天生的，他们不敢与人争锋，能够忍气吞声。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也是文化人的大多数，要允许他们生存，毕竟是他们在做着最基本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说。
自2001年推出潜心5年完成长篇《檀香刑》后，莫言开始匀速拓展长篇创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他的很多作品，其故事背景都打着“高密”的标签。对此，莫言的解释说，得先把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敢说为他们树碑立传，但要把他们
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