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步轩，1985年以西安长安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从北大毕业。上世纪90年代放弃县里工作，开始卖猪肉。2003年经媒体报道后，陆步轩被冠以“北大屠夫”称号，并引起社会关于高校人才话题的讨论。2004年他被安排进入长安区档案局工作。 2016年9月19日，50岁的陆步轩对外宣布自己已“辞去公职继续卖肉”，不过这次他是跟合伙人、北大校友陈生一起在网上卖猪肉。他说：“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我这个异类的人，把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公职给辞了，要重操旧业当‘猪肉佬’。过去我是匠，卖猪肉的匠人；现在我想成为家，一个猪肉方面的专家。” “北大屠夫”再执刀书写人生情怀 从放下屠刀进入体制内成为公职人员，到辞去公职再执刀卖肉，陆步轩总是给人以另类的感觉。如果说，当年追求进入体制内，成为一名“体面而有地位的国家人”，是其最原始也最朴素的人生情怀，那么如今“出离体制而成为一名创业者”，则是经历岁月磨砺之后，从心底萌生的另一种人生情怀。两种人生情怀固然有冲突，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一点都不矛盾。经历了岁月的铅华与洗礼之后，他固然实现了选择的回归，然而在心境上却得到了质的升华。 时下的“北大屠夫”，与十二年前相比已完全不同。当时他手中虽然握着卖肉的屠刀，却拥有一颗进入体制的心，如今他依附于体制之内，内心卖猪肉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这种反复和游离，甚至带有循环性的人生轨迹，是那个时代那代人所必然经历的，当然也是社会进步之下，人的选择多元化的生动注脚。不同时期的人生情怀，颇具循环式的人生选择，其实也是社会变迁和进步的标志。 “北大屠夫”时隔12年再执屠刀，并非卖肉与做公职人员之间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更不是借此为公职人员哭穷叫屈，而是一个“如何尊重人生情怀”的命题。自然，其事例的最大意义在于，当每个步入职场或者已在其间之人，在做出事关人生走向的选择之时，必须扪心拷问自己，是基于内心的人生情怀，还是受社会趋势和外界影响？是做随大流者，还是“最独特的那一个”？ 别再对“北大才子卖猪肉”大惊小怪 说实话，从陆步轩自己的态度来看，这些年，他的观念也在逐步转变。陆步轩曾经认为卖猪肉是丢人的事，称“自己给母校抹了黑”。如今，陆步轩则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从当初欲进体制而不得，迫于生计不得不卖猪肉，到今天主动辞职再当“屠夫”。这说明，他对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没啥“耻感”。事实上，对卖猪肉本就不该有“耻感”，能成为教授、金领固然好，单纯靠卖猪肉收获一份富裕的生活养家糊口，亦不丢人。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性格原因、个人际遇，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某个行业，从名校毕业之后沉入市井，成为普通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可只要是凭借勤恳的双手精耕细作，凭借聪明的头脑合法经营，何耻之有？揆诸现实，在反腐风暴中已有不少曾经被名校引以为傲的才子们锒铛入狱，比起“陆步轩们”，这些人才该赧然。 人们对名校毕业生，往往喜欢贴标签。似乎名校出来的都是才子，而名校才子们也都应该西装革履地从事“高端”职业，这其实是对职业平等的一种误解。走进北大，代表这个人在高中阶段成绩不错；走出北大，也不意味着就必须成为顶层精英。无论什么社会，站在金字塔尖的人就那么多，对那些站不上塔尖的人，理应多些包容。事实上，大学教育跟职业选择并不必然挂钩。其实，离开了大学，只要不违法犯罪，不贩卖灵魂，爱卖啥卖啥，人们实在不必大惊小怪，或者殊为惋惜。对个人的职业选择更加尊重，即使这个社会少了一些专家学者，但多几个愉快的屠夫、快乐的快递小哥，也没啥不好。
陆步轩，1985年以西安长安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从北大毕业。上世纪90年代放弃县里工作，开始卖猪肉。2003年经媒体报道后，陆步轩被冠以“北大屠夫”称号，并引起社会关于高校人才话题的讨论。2004年他被安排进入长安区档案局工作。 2016年9月19日，50岁的陆步轩对外宣布自己已“辞去公职继续卖肉”，不过这次他是跟合伙人、北大校友陈生一起在网上卖猪肉。他说：“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我这个异类的人，把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公职给辞了，要重操旧业当‘猪肉佬’。过去我是匠，卖猪肉的匠人；现在我想成为家，一个猪肉方面的专家。” “北大屠夫”再执刀书写人生情怀 从放下屠刀进入体制内成为公职人员，到辞去公职再执刀卖肉，陆步轩总是给人以另类的感觉。如果说，当年追求进入体制内，成为一名“体面而有地位的国家人”，是其最原始也最朴素的人生情怀，那么如今“出离体制而成为一名创业者”，则是经历岁月磨砺之后，从心底萌生的另一种人生情怀。两种人生情怀固然有冲突，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一点都不矛盾。经历了岁月的铅华与洗礼之后，他固然实现了选择的回归，然而在心境上却得到了质的升华。 时下的“北大屠夫”，与十二年前相比已完全不同。当时他手中虽然握着卖肉的屠刀，却拥有一颗进入体制的心，如今他依附于体制之内，内心卖猪肉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这种反复和游离，甚至带有循环性的人生轨迹，是那个时代那代人所必然经历的，当然也是社会进步之下，人的选择多元化的生动注脚。不同时期的人生情怀，颇具循环式的人生选择，其实也是社会变迁和进步的标志。 “北大屠夫”时隔12年再执屠刀，并非卖肉与做公职人员之间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更不是借此为公职人员哭穷叫屈，而是一个“如何尊重人生情怀”的命题。自然，其事例的最大意义在于，当每个步入职场或者已在其间之人，在做出事关人生走向的选择之时，必须扪心拷问自己，是基于内心的人生情怀，还是受社会趋势和外界影响？是做随大流者，还是“最独特的那一个”？ 别再对“北大才子卖猪肉”大惊小怪 说实话，从陆步轩自己的态度来看，这些年，他的观念也在逐步转变。陆步轩曾经认为卖猪肉是丢人的事，称“自己给母校抹了黑”。如今，陆步轩则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从当初欲进体制而不得，迫于生计不得不卖猪肉，到今天主动辞职再当“屠夫”。这说明，他对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没啥“耻感”。事实上，对卖猪肉本就不该有“耻感”，能成为教授、金领固然好，单纯靠卖猪肉收获一份富裕的生活养家糊口，亦不丢人。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性格原因、个人际遇，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某个行业，从名校毕业之后沉入市井，成为普通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可只要是凭借勤恳的双手精耕细作，凭借聪明的头脑合法经营，何耻之有？揆诸现实，在反腐风暴中已有不少曾经被名校引以为傲的才子们锒铛入狱，比起“陆步轩们”，这些人才该赧然。 人们对名校毕业生，往往喜欢贴标签。似乎名校出来的都是才子，而名校才子们也都应该西装革履地从事“高端”职业，这其实是对职业平等的一种误解。走进北大，代表这个人在高中阶段成绩不错；走出北大，也不意味着就必须成为顶层精英。无论什么社会，站在金字塔尖的人就那么多，对那些站不上塔尖的人，理应多些包容。事实上，大学教育跟职业选择并不必然挂钩。其实，离开了大学，只要不违法犯罪，不贩卖灵魂，爱卖啥卖啥，人们实在不必大惊小怪，或者殊为惋惜。对个人的职业选择更加尊重，即使这个社会少了一些专家学者，但多几个愉快的屠夫、快乐的快递小哥，也没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