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苑
86
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当是国外汉学家
文／张西平
在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播进程中，国外汉学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40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已被翻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无论袁同礼还是王尔敏的统计数字，都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尤其西方职业的汉学家。
本刊2014年第一期《本期人物》栏目刊载《国际汉学家北京集结》一文，简要介绍活跃于当今国际汉学领域的翻译家、学者的学术简况及其在“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下称“座谈会”)的发言梗概，使读者对于国际汉学家群体有了概略性的了解与认知。我刊自本期开始，将陆续选登“座谈会”部分与会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外译中，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与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展开中译外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但直到今天，人们对于如何评价西方职业汉学家的中国典籍翻译工作，仍未统一认识。当然，作为学术问题，认识的不同是很自然的情况。笔者希望面对争论和不同的意见，与诸君交换意见。
一、西方汉学的历史证明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学家占据主导型的地位。没有这一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这是基本的事实，即今天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典籍的译本，绝大多数是由汉学家群体翻译的。而中国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则要晚得多。
西方汉学的历史可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等阶段，但是，实际的历史划分远比这一阶段性的划分更为复杂。如果仅就某些个人而言，有的汉学家如理雅各和卫礼贤等，即身兼“传教士汉学家”和“职业汉学家”双重身份于一身。当他们作为职业汉学家出现时，不仅身份发生了变化，甚至这种变化对其翻译也产生有影响。
在这里，我们仅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数量进行初步的归纳和统计。
1、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中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是继考狄《中国学书目》后最全面的西方汉学书目，起止时间为1926～1948年。该书一大特点是将中国学者的译著列出并标出中文题名，这是西方文献学的一个突破。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主体调查的角度对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中的汉学家翻译者和中国学者的翻译者做一个初步的统计和研究。
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统计如下：
1、关于《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共13部，其中德文7部，英文4部，法文2部。13部著述中译者为中国人的4部，为沈仲涛译《易经原本（带附录）及
袁同礼
中外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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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国际汉学。主要著作：《历史哲学的重建》《中国和欧洲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编著《西方早期对汉语学习调查》《中外哲学交流史》《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欧美汉学的历史与现状》《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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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当是国外汉学家
文／张西平
在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播进程中，国外汉学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40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已被翻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无论袁同礼还是王尔敏的统计数字，都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尤其西方职业的汉学家。
本刊2014年第一期《本期人物》栏目刊载《国际汉学家北京集结》一文，简要介绍活跃于当今国际汉学领域的翻译家、学者的学术简况及其在“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下称“座谈会”)的发言梗概，使读者对于国际汉学家群体有了概略性的了解与认知。我刊自本期开始，将陆续选登“座谈会”部分与会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外译中，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与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展开中译外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但直到今天，人们对于如何评价西方职业汉学家的中国典籍翻译工作，仍未统一认识。当然，作为学术问题，认识的不同是很自然的情况。笔者希望面对争论和不同的意见，与诸君交换意见。
一、西方汉学的历史证明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学家占据主导型的地位。没有这一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这是基本的事实，即今天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典籍的译本，绝大多数是由汉学家群体翻译的。而中国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则要晚得多。
西方汉学的历史可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等阶段，但是，实际的历史划分远比这一阶段性的划分更为复杂。如果仅就某些个人而言，有的汉学家如理雅各和卫礼贤等，即身兼“传教士汉学家”和“职业汉学家”双重身份于一身。当他们作为职业汉学家出现时，不仅身份发生了变化，甚至这种变化对其翻译也产生有影响。
在这里，我们仅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数量进行初步的归纳和统计。
1、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中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是继考狄《中国学书目》后最全面的西方汉学书目，起止时间为1926～1948年。该书一大特点是将中国学者的译著列出并标出中文题名，这是西方文献学的一个突破。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主体调查的角度对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中的汉学家翻译者和中国学者的翻译者做一个初步的统计和研究。
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统计如下：
1、关于《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共13部，其中德文7部，英文4部，法文2部。13部著述中译者为中国人的4部，为沈仲涛译《易经原本（带附录）及
袁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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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国际汉学。主要著作：《历史哲学的重建》《中国和欧洲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编著《西方早期对汉语学习调查》《中外哲学交流史》《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欧美汉学的历史与现状》《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