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称得上学贯中西的人，都不会放任自己活得太“率”吧。 才学是他们的殿堂，也是他们舍此无他的“华山一条路”。 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曾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我看了这句话就想，幸亏活下来了一个钱锺书，要不然，吴兴华这样的文人属于什么级别，还真不好跟人描述了。 吴兴华死得早，1921年生，1966年“文革”一爆发就含冤而死。而钱锺书比他早生11年，寿命长了近一倍。“学贯中西”四个字是钱锺书的标配，而吴兴华呢――我刚读了最新整理出版的他的作品集，其中有一本文章结集《沙的建筑者》，篇目并不多，但读起来触目惊心，别说他会好几国西文，单是自如地在几种中文文体之间切换来去，这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在这本结集中，《〈唐诗别裁〉书后》一篇是他17岁时写的，古文娴熟：“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流传至今者，千数百家……”紧接着下一篇，是与书名相同的《沙的建筑者》，其中写道：“我已经不能记得很清了……一切对我都像是�粢谎�……”显然是白话文运动兴起后的时髦文笔。正当我猜想吴的白话大概也无法尽洗那种“怪味”时，就读到了《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一文，方知他早就超越了同时代文人的水准：“这些富丽堂皇、雕琢精巧的文章（指骈体文）今天还能给读者什么呢？它们铿锵的音调，一度曾被认为如此悦耳，经历时代的推移，不是已经接近喑哑无声了吗？它们苦心安排的文字图案，还能给任何人美感享受吗？”句长适中，用词雅而不奥，什么时候看都是典范的现代汉语。 吴兴华的书信，则完全是他操演西文的阵地。我觉得要想让中国小孩懂得英文的妙处，与其丢给他们一本莎士比亚或者E.B.怀特，大不如拿几页吴兴华的信当读本，一读就能看出，英文在表达某些意思时要比中文更精炼。比如，吴兴华有一封信说，他读到一首英文诗，觉得实在太“率”，“一股carefree的样子，挺像中国诗”。用carefree来解释中国诗的共性，真是一语中的，改用中文，你还得浪费不少字词来解释什么叫“率”。 策划这套书的编辑发了一篇感人的手记，她说在一字一句录入吴兴华的手稿原文时，揣想着当初吴在乱世中但求一张书桌的焦虑心情；又想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告诉别人吴的作品多么值得一读，又是何其困难。我却犯贱地觉得，不论生前死后都永远处在错位的环境之中――生而无用武之地，死后错过享哀荣的最佳时机，如此才是才子的真命运。所谓天妒英才，没有天妒，“英才”都少了说服力。 1951年1月，吴兴华已是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写信给好友宋淇说：“眼看许多庸陋之流，策骏足，登要津，实在有说不出的感受。”类似这样的忧患，他前前后后倾吐了十几次，心里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说出来还得文绉绉的，不能糟践了汉语的韵律。大抵称得上学贯中西的人，都不会放任自己活得太“率”吧。才学是他们的殿堂，也是他们舍此无他的“华山一条路”。
大抵称得上学贯中西的人，都不会放任自己活得太“率”吧。 才学是他们的殿堂，也是他们舍此无他的“华山一条路”。 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曾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我看了这句话就想，幸亏活下来了一个钱锺书，要不然，吴兴华这样的文人属于什么级别，还真不好跟人描述了。 吴兴华死得早，1921年生，1966年“文革”一爆发就含冤而死。而钱锺书比他早生11年，寿命长了近一倍。“学贯中西”四个字是钱锺书的标配，而吴兴华呢――我刚读了最新整理出版的他的作品集，其中有一本文章结集《沙的建筑者》，篇目并不多，但读起来触目惊心，别说他会好几国西文，单是自如地在几种中文文体之间切换来去，这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在这本结集中，《〈唐诗别裁〉书后》一篇是他17岁时写的，古文娴熟：“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流传至今者，千数百家……”紧接着下一篇，是与书名相同的《沙的建筑者》，其中写道：“我已经不能记得很清了……一切对我都像是�粢谎�……”显然是白话文运动兴起后的时髦文笔。正当我猜想吴的白话大概也无法尽洗那种“怪味”时，就读到了《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一文，方知他早就超越了同时代文人的水准：“这些富丽堂皇、雕琢精巧的文章（指骈体文）今天还能给读者什么呢？它们铿锵的音调，一度曾被认为如此悦耳，经历时代的推移，不是已经接近喑哑无声了吗？它们苦心安排的文字图案，还能给任何人美感享受吗？”句长适中，用词雅而不奥，什么时候看都是典范的现代汉语。 吴兴华的书信，则完全是他操演西文的阵地。我觉得要想让中国小孩懂得英文的妙处，与其丢给他们一本莎士比亚或者E.B.怀特，大不如拿几页吴兴华的信当读本，一读就能看出，英文在表达某些意思时要比中文更精炼。比如，吴兴华有一封信说，他读到一首英文诗，觉得实在太“率”，“一股carefree的样子，挺像中国诗”。用carefree来解释中国诗的共性，真是一语中的，改用中文，你还得浪费不少字词来解释什么叫“率”。 策划这套书的编辑发了一篇感人的手记，她说在一字一句录入吴兴华的手稿原文时，揣想着当初吴在乱世中但求一张书桌的焦虑心情；又想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告诉别人吴的作品多么值得一读，又是何其困难。我却犯贱地觉得，不论生前死后都永远处在错位的环境之中――生而无用武之地，死后错过享哀荣的最佳时机，如此才是才子的真命运。所谓天妒英才，没有天妒，“英才”都少了说服力。 1951年1月，吴兴华已是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写信给好友宋淇说：“眼看许多庸陋之流，策骏足，登要津，实在有说不出的感受。”类似这样的忧患，他前前后后倾吐了十几次，心里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说出来还得文绉绉的，不能糟践了汉语的韵律。大抵称得上学贯中西的人，都不会放任自己活得太“率”吧。才学是他们的殿堂，也是他们舍此无他的“华山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