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问题
——走向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人居环境
前言
城市是人与环境关系最不友好的人居环境类型，而对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现状，环境友好的压力就更为严峻。本文研究将环境友好型城市作为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来理解，并展开研究，将环境友好视为本研究的基本导向，分析环境友好理念的渊源和发展轨迹是整个研究工作的起点。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人居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结合PPT 展示），总结了国内外人居环境建设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面向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提出了包含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等的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结构，分析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本质特征。
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规划与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包括公共物品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和公众选择理论。另一方面，是来源于城市人居环境特征的理论创新，本文提出了人居环境区位论，作为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基础理论支撑。
现代生态文明是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前提与基础，现代生态文明分为四个层次：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产业文明。论文对于生态意思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进行了专门阐述，而将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产业文明的原则和精髓运用到后续的相关研究之中。
环境友好型城市的人居环境规划与管理政策是环境友好型城市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论文对于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政策体系的重点领域如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城市环境政策、城市交通政策和城市福利政策分别进行了阐述，而对于作为特俗政策形式的法律体系进行了专门研究。
论文对于城市人居环境三个子系统的规划与管理创新的研究源于特征，各有侧重。对于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的研究重规划体系的创新与整合：从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入手，提出了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远期目标和近期设想，对于环境友好导向的城市规划体系创新作了重点论述，包括城市生态规划的转型，以及环境友好导向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等等。对于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的研究从城市文化的本质特征入手，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结构出发，分别研究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文化伦理构建、大众文化引导、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而对于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的研究，基于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创新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人居环境，环境友好型城市，规划，管理
研究背景
（1） 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城市人居环境的恶化
2007年的5月2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星球而言，却并非普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这一天，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他们将这一天作为“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的发展势必推动城市的扩展。城市的扩展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城市物质要素的集聚，包括人口密度的增加、产业的高度集中、建筑物容积率的提高、人居环境的完善、旧城区的改造等等，此属于城市的内涵型扩展；二是城市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也就是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加，城市沿着边缘区向外扩张或跳跃式的扩张，如卫星城镇的建设，此属于外延性扩展。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使得我国的城市扩展非常快，城市内部改造加强，各类物质要素向城市中心集中，同时城市向外膨胀加剧，经济密度增加。但在城市扩展的过程中，城市人居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是城市社会经济条件在城市扩展过程中虽然有所改善，但仍和城市大规模的发展不相称，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不一定是人类的最佳住地，发达国家每一次评选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大多是5万、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没有一个特大城市能被列入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的名单；另一方面，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城市扩展的基础是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必然导致排污量的增加，继而影响城市的环境质量；再者，城市建筑物的拥挤不堪、人口密度的加大，本身就使得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如何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居环境质量改善问题，是迫切要研究的问题。
（2） 体制改革的动向为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和要
求
在2008年3月11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国务院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新组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主要职能包括：推进住房制度改革、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研究拟订城市建设的政策、规划并指导实施，规范村镇建设、指导全国村镇建设、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等等。
而这次改革中，环境保护部作为唯一由局升为部的机构，更受各方关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宗旨之一就是改善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还存在的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主要是解决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机构设置还不尽合理，部分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环境保护部的组建体现了国家重视生态、保护环境的决心。环境保护部的组建不在于环保部门得到了一次壮大队伍的机会，而在于如何解决现有的环保瓶颈，使环保工作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环境保护部的建立，使得环境保护工作在人员编制、机构、职能等方面都会有所加强，这必将使得环境保护部门有更大的能力吸引全社会参与，形成合力，建设令大家满意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步伐的加快，而加强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
体制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下一步的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支撑。
（3） 环境友好发展理念的确立为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
政策支持
2005年3月12日举行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年10月11日，第十六届五种全会把“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明确地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名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名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城市。一方面，环境友好发展理念的确立，必将为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体制创新又将极大的丰富环境友好理念的内容，为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研究目的
（1） 从规划与管理的角度界定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和特征
城市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将从规划与管理的角度准备界定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分析城市人居环境的系统结构和属性特征，使得城市人居环境的理论研究和规划管理拥有一个可操作的语境平台和思维层次。
（2） 分析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特征
基于我国独特的地理区位、资源状况和社会发展历程，分析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综合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诸多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中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3） 将环境友好理念应用于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城市
随着全球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正在成为人类的最主要聚居地，城市也正是实现环境友好理念的重点。而城市又是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地域类型，所以城市又实现环境友好理念的重点。而城市又是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地域类型，所以城市又实现环境友好理念的难点。而对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环境友好理念应用于城市研究领域的意义就更为突出。
（4） 为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管理的体制改革提供创新思路
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严峻形式的形成，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自然条件和管理体制两个，自然条件的改变必须因应自然规律的进程，非短期可为，而我们可以施加外力的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管理体制的桎梏，本研究将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基于城市人居环境的系统结构和属性特征，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人居环境的体制改革创新思路。
正文
现状研究篇
从城市人居环境的实体物质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系统回顾了从城市起源至近代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特征。可以发现：
① 我国历史上相对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案例是立足于其时代经济背景、
区位条件和文化特征的杰作，我们先民对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理念
绝非“天人合一”四个字所能概括。
② ②我国古代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因技术原因似乎并不先进，但是渐趋完
整的整体思维方式和细腻的解决办法值得学习。
③ ③我国古代城市并非没有入与自然的矛盾，其相对应的管理思想和途
径已渐成体系。我们认为，我国传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管理中所体
现出来的智慧和哲学，是我们新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
人居环境过程中应该认真汲取的思想来源之一。
对于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城市性质、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
① 按照城市性质比较，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明显优于一般地级城市。
② 按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比较，超大城市和小城市明显优于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③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正相关性。
④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呈现出较明显正相关性。 我们认为，由于处于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的历史背景，经济社会现实条件与跨越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加上后述“行政人”的特质，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领域的失调和失衡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我们进行后续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现状研究篇小结——经济社会现实条件与跨越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久远历史，通过从国家层面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综合水平现状的研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现状的对比研究，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探索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的现状和问题，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 我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是自
觉的、先进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基本
上是先污染后治理、先掠夺后出口的路径，大量的外部性转嫁到
国界以外。我国现在正处在接受转嫁的阶段、我国奉行和平崛起
战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阻，而中国生态文明战略提出时的
发展阶段，相比西方国家大大超前了。为此，我国的担子空前沉
重。
第二， 我国是地球上城市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国度之一，在不靠掠
夺、内需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下，加上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法
制逐步完善的进程特点，我国的人居环境建设管理体制与“生态
文明”的要求之间，距离很大。
理论研究篇
本篇在回顾环境友好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总结了环境友好理念的主要内涵，研究了环境友好理念的应用领域 (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工程、环境友好型材料) 和应用概况，研究了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形成历程、内涵与特征，在回顾相关城市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内涵及其层次性特征。
我们从规划与管理角度界定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内涵，即：环境友好城市是在有利于地球整体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综合发展的相关科学理论指导下，人类在高度遵循其环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开展其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一种城市发展状态。环境友好型城市应该具有源于自身资源状况和生态规律的空间结构，与环境无害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科学高效的城市管理政策体系。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内涵还具有丰富的层次性。
我国是地球上城市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国度之一，在不靠掠夺、内需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下，加上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法治逐步完善的进程特点，都表明了将环境友好理念引入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章首先在分析人居环境研究的缘起的基础上，综述了学术界对于人居环境内涵的理解，并对子国内外城市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进展和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
基于规划与管理的视角，提出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界定：城市人居环境是将城市的人类系统视为中心事物而与之相对应的外部环境，是城市及其所在区域内的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要素组成的一个系统。城市人居环境包括三个子系统，即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
将城市人居环境视为一个复杂系统，提出了城市人居环境的系统结构，这也决定了后续研究中的城市人居环境管理机制的分系统特征。
分析了城市人居环境的结构复杂性、功能多样性、外部局限性和系统脆弱性等内在属性，提示着城市人居环境管理体制研究中要重视其复杂性和敏感性的特点。
分析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性、区域性、聚集性、扩张性和变化性等外在特征，显示城市人居环境管理体制设计应体现出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要求。
我们将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子系统，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可见，在我们的整个研究中城市文化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城市与其对应范畴——乡村的本质区别更多的体现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区别。而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另一个侧面和精神支撑。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根据城市文化的特殊性和环境友好的导向性，从内在机理的角度剖析了环境友好型城市文化的结构与特征。
基于城市文化伦理的内涵和特征，分析7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伦理滞后及其后果，并提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文化伦理所要处理的四个关系，即开放与自由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知行合一的关系。
在分析大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传统文化结构的解体的事实和当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大众文化发展设想。
本章首先城市人居环境的管理属性角度，探讨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公共物品理论，提出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基本属于拥挤性公共物品的范畴；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不能由私人企业来供给，必须由公共部门来承担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其次，从宏观层次研究城市人居环境的政府管治理论，提出：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与对公平的关注决定了政府必须干预人居环境建设；而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的特殊性觉得了对其的合理政府干预具有独特性。再次，从外部微观角度研究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公众选择理论，对于“搭便车”理论、“破窗”理论、“蒂布特”理论和“市民参与阶梯”理论如何应用于城市人居环境管理领域进行了探索。最后，从内部微观角度将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行政人”模型和“满意准则”理论应用于城市人居环境管理领域。
理论研究篇小结——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地内部化
（1）基本判断——负秉迈向“生态文明”
30 年前提出的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标志着中国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转变。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发展方向。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生态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使得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融入到了当今世界文明之中。
必须清醒的是，生态文明是继来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更高阶段；生态文明是对现有物质文明、请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整合基础上的、外性问题内部化的过程——是政府主导型的又一重大历史性使命。这标志着对执政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意味着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所面对的问题艰险性，所需要的超常决心和科学态度。
（2）管理与体制的历史使命——是引领保障还是温床庇护
环境友好的生态意识文明应注入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环境友好的生态行为文明要求各类行为主体收敛行为的外部性；环境友好的生态产业文明不能使生态破坏者发财、贡献者破产；环境友好的生态制度文明应该是上述三者的引领和保障，决不能沦为生态不文明的温床甚至庇护者。
（3）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地内部化
城市人居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三个子系统，即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其核心是公益事业建设和公共管理。本研究针对这三个子系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将政府管治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满意准则理论等应用于城市人居环境管理。这些理论从根本上都聚焦于一点——高强度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内部化。
所谓外部性，是指外部影响，通常指市场条件下的对外负面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作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性的内部化要求，这是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体制创新的落脚点。本研究呈现出的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发展路径选择的超前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性，土地开发的高强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机构设置和政府运行欠协调，法制与人治的关系，公众参与机制和意识缺陷，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过渡中迷茫，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独特性，即：外部性问题是高强度的，其内部化路径是超常规的。
对策研究篇
对策研究篇小结——系统建构体制与政策体系
高强度的外部性、超常规的内部化，要求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必须既是大胆的又是谨慎的，既是超前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统揽全局的又是注重实效的。基于此，对策研究从三个层次有机展开：第一层次是全球全国视野的国家战略——生态文明；第二层次是体制创新的主要领域——政策体系、法律法规、规划体系、投融资、公众监督；第三层次是在体制政策方面的具体部门对策。
（1）完备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政策体系
对策 A-1：建构包括核心政策、辅助政策、补偿政策与协调政策在内的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完备政策体系。
对策 A-2：根据国情特点、经调查研究表明，政府人事激励政策应成为核心政策，如优秀城市评选授牌政策、功勋绩点与GDP 等效考核政策等。
对策 A-3：通过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城市环境政策、城市交通政策、城市福利政策等，辅助落实生态文明战略。
（2）法律法规体系的补缺和正常化运行
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城市的公益性本质，决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运行，其条块矛盾、监督难题、运行反馈等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伪合法性，特别需要研究反思和改革创新。
对策B-1：尽快拟定和审批颁布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这是全面协调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对策 B-2：最近新颁的国务院《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对于环境公益权作出了我国有史以来最明确的定义。以此为基准，有必要清理评估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建立具有实效、符合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对策 B-3：“裁判与运动员”分立。本研究发现，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普遍存在监督管理主体不明、低效、公权力违法等问题，需要冲破部门利益的司法阻尼，结合执法实际，纠正例如“林管林”、“水管水”等割据局面，确立法律统一、主体明确、鉴定独立、司法避嫌的基本制度，从制度上根除“放卫星”、环境伪证、权力寻租、部门利益保护等“集体抗法”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3）融贯规划体系
对策 C-1：触贯现有各种规划，探索建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要求相协调的国家规划体系。
对策 C-2：环境友好导向的城市规划体系创新，要求城市生态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改革直至相互融贯。
（4）创新投融资体制
对策 D-1：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投融资宏观制度创新，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信用制度等。
对策 D-2：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投融资微观制度创新，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特许经营权制度、投资补偿回报制度和价格规制制度等。
（5）落实公众参与
我国的公众参与程度在社会事务、政府事务方面仍然十分微弱。这种微弱性对于环境友好事业的良性发展，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对策 E-1：建立环境信息公开机制的实现——确保公众知情权。
对策 E-2：建立环境决策参与机制的实现——明确公众参与的形式和程序。 对策 E-3：建立环境执行参与机制——突出发挥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作用。
总结
现状问题——经济社会现实余件与跨越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回顾总结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久远历史和独特风格，中国特色环境友好型城市具有思想渊源。
通过从国家层面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综合水平现状的研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现状的对比研究，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以及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现状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探索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的现状和问题，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是自觉的、先进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先污染后治理、先掠夺后出口的路径，大量的外部性转嫁到国界了以外。我国现在正处在授受转嫁的阶段、我国奉行和平崛起战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阻，而中国生态文明战略提出时的发展阶段，相比西方国家大大超前了。为此， 我国的担子空前沉重。 第二，我国是地球上城市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国度之一，在不靠掠夺、内需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下，加上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法治的进程特点，我国的人居环境建设管理体制与“生态文明”的要求之间，距离很大。
理论分析——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地内部化
30 年前提出的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标志着中国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转变。2002 年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发展方向。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生态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使得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融入到了当今世界文明之中。
必须清醒的是，生态文明是继采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更高阶段；生态文明是对现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整合基础上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过程——是政府主导型的又一重大历史性使命。这标志着对执政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意味着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所面对的问题艰险性，所需要的超常决心和科学态度。
环境友好的生态意识文明应注入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环境友好的生态行为文明要求各类行为主体收敛行为的外部性；环境友好的生态产业文明不能使生态破坏者发财、贡献者破产；环境友好的生态制度文明应该是上述三者的引领和保障，决不能沦为生态不文明的温床甚至庇护者。
城市人居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三个子系统，即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人居环境支撑子系统，其核心是公益事业建设和公共管理。本研究针对这三个子系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提出了管理的理论观点，如城市人居环境政府管治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满意准则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从根本上都聚焦于一点——高强度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内部化。
所谓外部性，是指外部影响，通常指市场条件下的对外负面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作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性的内部化要求，这是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体制创新的落脚点。本研究呈现出的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发展路径选择的超前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性，土地开发的高强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机构设置和政府
运行欠协调，法制与人治的关系，公众参与机制和意识缺陷，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过渡中迷茫，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独特性，即：外部性问题是高强度的，其内部化路径是超常规的。
对策建议——系统建构体制与政策体系
针对我国的主要矛盾、体制现状、阶段使命和理论途径，分类提出规划与 管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完备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政策体系——制定合理的政府人事激励政策；通过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城市环境政策、城市交通政策、城市福利政策等，辅助落实生态文明战略；实施功勋企业的补偿政策、落后地区环境友好城市的财政补偿政策等；主要法律和政策依据的相互协调政策。
第二，法律法规体系的补缺和正常化运行——尽快颁布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为基础尽快建立具有实效、符合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裁判与运动员”分立；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清晰化；建立生态警察制度。
第三，融贯规划体系——融贯现有各种规划，探索建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要求相协调的国家规划体系，尤其要求城市生态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改革直至相互触贯；融贯规划典范的普及。
第四，创新投融资体制——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投融资宏观制度创新，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信用制度等；微观制度创新，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特许经营权制皮、投资补偿回报制度和价格规制制度等。
第五，落实公众参与——发挥人大的特殊作用，在各级地方人大常设机构内设置“生态文明”窗口；建立绿色 110制度；建立第三方检测和误差问责制。
综上所述，本项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建立在调查统计分析研究基础上的国情问题导向型研究，具有现实针对性。本项研究的主要建树是：自 2007 年 10月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起，通过理论研究及结合国情判断，以环境友好的生态制度文明建设为导向跨学科、跨部门、较系统地提出了具体的管理体制对策与建议。
研究展望
环境友好型理念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具有自然属性。正因为人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必然在自然界中展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的另一部分，即外部自然界进行交换。“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本研究成果将成为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研究的一个铺路石和新起点。回顾研究经历、展望未来，我们发现：
（1）本文从国家层面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历史演进和现状特征，今后从省域、流域等层次的城市人居环境现状研究，将有利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
（2）我国更多地着眼于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研究，本研究表明，这两个研究视角的中间层次一一普通的大中城市和中部地区的城市人居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前景更为堪忧，应该予以更多关注。
（3）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中，城市人居环境的规划和管理研究要与时代同步，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理论创新、不断地实践摸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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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萦守秋. 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推导思想与生态文明观 [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2009, (2).
组长：梁广濠（150800202）
组员：詹立宇(150800212) 方萌(150800208) 林捷(150800205)
指导老师：陈力
日期：2010-11-21
关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问题
——走向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人居环境
前言
城市是人与环境关系最不友好的人居环境类型，而对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现状，环境友好的压力就更为严峻。本文研究将环境友好型城市作为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来理解，并展开研究，将环境友好视为本研究的基本导向，分析环境友好理念的渊源和发展轨迹是整个研究工作的起点。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人居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结合PPT 展示），总结了国内外人居环境建设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面向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提出了包含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等的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结构，分析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本质特征。
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规划与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包括公共物品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和公众选择理论。另一方面，是来源于城市人居环境特征的理论创新，本文提出了人居环境区位论，作为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基础理论支撑。
现代生态文明是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前提与基础，现代生态文明分为四个层次：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产业文明。论文对于生态意思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进行了专门阐述，而将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产业文明的原则和精髓运用到后续的相关研究之中。
环境友好型城市的人居环境规划与管理政策是环境友好型城市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论文对于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政策体系的重点领域如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城市环境政策、城市交通政策和城市福利政策分别进行了阐述，而对于作为特俗政策形式的法律体系进行了专门研究。
论文对于城市人居环境三个子系统的规划与管理创新的研究源于特征，各有侧重。对于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的研究重规划体系的创新与整合：从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入手，提出了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远期目标和近期设想，对于环境友好导向的城市规划体系创新作了重点论述，包括城市生态规划的转型，以及环境友好导向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等等。对于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的研究从城市文化的本质特征入手，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结构出发，分别研究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文化伦理构建、大众文化引导、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而对于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的研究，基于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创新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人居环境，环境友好型城市，规划，管理
研究背景
（1） 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城市人居环境的恶化
2007年的5月2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星球而言，却并非普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这一天，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他们将这一天作为“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的发展势必推动城市的扩展。城市的扩展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城市物质要素的集聚，包括人口密度的增加、产业的高度集中、建筑物容积率的提高、人居环境的完善、旧城区的改造等等，此属于城市的内涵型扩展；二是城市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也就是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加，城市沿着边缘区向外扩张或跳跃式的扩张，如卫星城镇的建设，此属于外延性扩展。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使得我国的城市扩展非常快，城市内部改造加强，各类物质要素向城市中心集中，同时城市向外膨胀加剧，经济密度增加。但在城市扩展的过程中，城市人居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是城市社会经济条件在城市扩展过程中虽然有所改善，但仍和城市大规模的发展不相称，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不一定是人类的最佳住地，发达国家每一次评选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大多是5万、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没有一个特大城市能被列入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的名单；另一方面，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城市扩展的基础是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必然导致排污量的增加，继而影响城市的环境质量；再者，城市建筑物的拥挤不堪、人口密度的加大，本身就使得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如何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居环境质量改善问题，是迫切要研究的问题。
（2） 体制改革的动向为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和要
求
在2008年3月11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国务院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新组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主要职能包括：推进住房制度改革、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研究拟订城市建设的政策、规划并指导实施，规范村镇建设、指导全国村镇建设、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等等。
而这次改革中，环境保护部作为唯一由局升为部的机构，更受各方关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宗旨之一就是改善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还存在的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主要是解决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机构设置还不尽合理，部分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环境保护部的组建体现了国家重视生态、保护环境的决心。环境保护部的组建不在于环保部门得到了一次壮大队伍的机会，而在于如何解决现有的环保瓶颈，使环保工作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环境保护部的建立，使得环境保护工作在人员编制、机构、职能等方面都会有所加强，这必将使得环境保护部门有更大的能力吸引全社会参与，形成合力，建设令大家满意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步伐的加快，而加强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
体制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下一步的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支撑。
（3） 环境友好发展理念的确立为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
政策支持
2005年3月12日举行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年10月11日，第十六届五种全会把“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明确地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名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名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城市。一方面，环境友好发展理念的确立，必将为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管理的体制创新又将极大的丰富环境友好理念的内容，为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研究目的
（1） 从规划与管理的角度界定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和特征
城市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将从规划与管理的角度准备界定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分析城市人居环境的系统结构和属性特征，使得城市人居环境的理论研究和规划管理拥有一个可操作的语境平台和思维层次。
（2） 分析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特征
基于我国独特的地理区位、资源状况和社会发展历程，分析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综合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诸多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中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3） 将环境友好理念应用于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城市
随着全球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正在成为人类的最主要聚居地，城市也正是实现环境友好理念的重点。而城市又是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地域类型，所以城市又实现环境友好理念的重点。而城市又是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地域类型，所以城市又实现环境友好理念的难点。而对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环境友好理念应用于城市研究领域的意义就更为突出。
（4） 为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管理的体制改革提供创新思路
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严峻形式的形成，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自然条件和管理体制两个，自然条件的改变必须因应自然规律的进程，非短期可为，而我们可以施加外力的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管理体制的桎梏，本研究将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基于城市人居环境的系统结构和属性特征，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人居环境的体制改革创新思路。
正文
现状研究篇
从城市人居环境的实体物质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系统回顾了从城市起源至近代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特征。可以发现：
① 我国历史上相对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案例是立足于其时代经济背景、
区位条件和文化特征的杰作，我们先民对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理念
绝非“天人合一”四个字所能概括。
② ②我国古代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因技术原因似乎并不先进，但是渐趋完
整的整体思维方式和细腻的解决办法值得学习。
③ ③我国古代城市并非没有入与自然的矛盾，其相对应的管理思想和途
径已渐成体系。我们认为，我国传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管理中所体
现出来的智慧和哲学，是我们新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
人居环境过程中应该认真汲取的思想来源之一。
对于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城市性质、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
① 按照城市性质比较，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明显优于一般地级城市。
② 按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比较，超大城市和小城市明显优于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③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正相关性。
④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呈现出较明显正相关性。 我们认为，由于处于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的历史背景，经济社会现实条件与跨越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加上后述“行政人”的特质，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领域的失调和失衡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我们进行后续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现状研究篇小结——经济社会现实条件与跨越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久远历史，通过从国家层面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综合水平现状的研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现状的对比研究，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探索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的现状和问题，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 我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是自
觉的、先进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基本
上是先污染后治理、先掠夺后出口的路径，大量的外部性转嫁到
国界以外。我国现在正处在接受转嫁的阶段、我国奉行和平崛起
战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阻，而中国生态文明战略提出时的
发展阶段，相比西方国家大大超前了。为此，我国的担子空前沉
重。
第二， 我国是地球上城市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国度之一，在不靠掠
夺、内需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下，加上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法
制逐步完善的进程特点，我国的人居环境建设管理体制与“生态
文明”的要求之间，距离很大。
理论研究篇
本篇在回顾环境友好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总结了环境友好理念的主要内涵，研究了环境友好理念的应用领域 (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工程、环境友好型材料) 和应用概况，研究了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形成历程、内涵与特征，在回顾相关城市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内涵及其层次性特征。
我们从规划与管理角度界定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内涵，即：环境友好城市是在有利于地球整体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综合发展的相关科学理论指导下，人类在高度遵循其环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开展其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一种城市发展状态。环境友好型城市应该具有源于自身资源状况和生态规律的空间结构，与环境无害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科学高效的城市管理政策体系。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内涵还具有丰富的层次性。
我国是地球上城市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国度之一，在不靠掠夺、内需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下，加上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法治逐步完善的进程特点，都表明了将环境友好理念引入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章首先在分析人居环境研究的缘起的基础上，综述了学术界对于人居环境内涵的理解，并对子国内外城市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进展和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
基于规划与管理的视角，提出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界定：城市人居环境是将城市的人类系统视为中心事物而与之相对应的外部环境，是城市及其所在区域内的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要素组成的一个系统。城市人居环境包括三个子系统，即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
将城市人居环境视为一个复杂系统，提出了城市人居环境的系统结构，这也决定了后续研究中的城市人居环境管理机制的分系统特征。
分析了城市人居环境的结构复杂性、功能多样性、外部局限性和系统脆弱性等内在属性，提示着城市人居环境管理体制研究中要重视其复杂性和敏感性的特点。
分析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性、区域性、聚集性、扩张性和变化性等外在特征，显示城市人居环境管理体制设计应体现出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要求。
我们将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子系统，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可见，在我们的整个研究中城市文化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城市与其对应范畴——乡村的本质区别更多的体现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区别。而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另一个侧面和精神支撑。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根据城市文化的特殊性和环境友好的导向性，从内在机理的角度剖析了环境友好型城市文化的结构与特征。
基于城市文化伦理的内涵和特征，分析7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伦理滞后及其后果，并提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文化伦理所要处理的四个关系，即开放与自由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知行合一的关系。
在分析大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传统文化结构的解体的事实和当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大众文化发展设想。
本章首先城市人居环境的管理属性角度，探讨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公共物品理论，提出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基本属于拥挤性公共物品的范畴；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不能由私人企业来供给，必须由公共部门来承担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其次，从宏观层次研究城市人居环境的政府管治理论，提出：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与对公平的关注决定了政府必须干预人居环境建设；而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的特殊性觉得了对其的合理政府干预具有独特性。再次，从外部微观角度研究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公众选择理论，对于“搭便车”理论、“破窗”理论、“蒂布特”理论和“市民参与阶梯”理论如何应用于城市人居环境管理领域进行了探索。最后，从内部微观角度将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行政人”模型和“满意准则”理论应用于城市人居环境管理领域。
理论研究篇小结——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地内部化
（1）基本判断——负秉迈向“生态文明”
30 年前提出的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标志着中国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转变。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发展方向。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生态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使得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融入到了当今世界文明之中。
必须清醒的是，生态文明是继来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更高阶段；生态文明是对现有物质文明、请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整合基础上的、外性问题内部化的过程——是政府主导型的又一重大历史性使命。这标志着对执政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意味着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所面对的问题艰险性，所需要的超常决心和科学态度。
（2）管理与体制的历史使命——是引领保障还是温床庇护
环境友好的生态意识文明应注入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环境友好的生态行为文明要求各类行为主体收敛行为的外部性；环境友好的生态产业文明不能使生态破坏者发财、贡献者破产；环境友好的生态制度文明应该是上述三者的引领和保障，决不能沦为生态不文明的温床甚至庇护者。
（3）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地内部化
城市人居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三个子系统，即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基础设施支撑子系统，其核心是公益事业建设和公共管理。本研究针对这三个子系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将政府管治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满意准则理论等应用于城市人居环境管理。这些理论从根本上都聚焦于一点——高强度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内部化。
所谓外部性，是指外部影响，通常指市场条件下的对外负面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作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性的内部化要求，这是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体制创新的落脚点。本研究呈现出的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发展路径选择的超前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性，土地开发的高强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机构设置和政府运行欠协调，法制与人治的关系，公众参与机制和意识缺陷，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过渡中迷茫，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独特性，即：外部性问题是高强度的，其内部化路径是超常规的。
对策研究篇
对策研究篇小结——系统建构体制与政策体系
高强度的外部性、超常规的内部化，要求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必须既是大胆的又是谨慎的，既是超前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统揽全局的又是注重实效的。基于此，对策研究从三个层次有机展开：第一层次是全球全国视野的国家战略——生态文明；第二层次是体制创新的主要领域——政策体系、法律法规、规划体系、投融资、公众监督；第三层次是在体制政策方面的具体部门对策。
（1）完备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政策体系
对策 A-1：建构包括核心政策、辅助政策、补偿政策与协调政策在内的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完备政策体系。
对策 A-2：根据国情特点、经调查研究表明，政府人事激励政策应成为核心政策，如优秀城市评选授牌政策、功勋绩点与GDP 等效考核政策等。
对策 A-3：通过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城市环境政策、城市交通政策、城市福利政策等，辅助落实生态文明战略。
（2）法律法规体系的补缺和正常化运行
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城市的公益性本质，决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运行，其条块矛盾、监督难题、运行反馈等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伪合法性，特别需要研究反思和改革创新。
对策B-1：尽快拟定和审批颁布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这是全面协调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对策 B-2：最近新颁的国务院《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对于环境公益权作出了我国有史以来最明确的定义。以此为基准，有必要清理评估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建立具有实效、符合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对策 B-3：“裁判与运动员”分立。本研究发现，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普遍存在监督管理主体不明、低效、公权力违法等问题，需要冲破部门利益的司法阻尼，结合执法实际，纠正例如“林管林”、“水管水”等割据局面，确立法律统一、主体明确、鉴定独立、司法避嫌的基本制度，从制度上根除“放卫星”、环境伪证、权力寻租、部门利益保护等“集体抗法”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3）融贯规划体系
对策 C-1：触贯现有各种规划，探索建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要求相协调的国家规划体系。
对策 C-2：环境友好导向的城市规划体系创新，要求城市生态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改革直至相互融贯。
（4）创新投融资体制
对策 D-1：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投融资宏观制度创新，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信用制度等。
对策 D-2：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投融资微观制度创新，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特许经营权制度、投资补偿回报制度和价格规制制度等。
（5）落实公众参与
我国的公众参与程度在社会事务、政府事务方面仍然十分微弱。这种微弱性对于环境友好事业的良性发展，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对策 E-1：建立环境信息公开机制的实现——确保公众知情权。
对策 E-2：建立环境决策参与机制的实现——明确公众参与的形式和程序。 对策 E-3：建立环境执行参与机制——突出发挥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作用。
总结
现状问题——经济社会现实余件与跨越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回顾总结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久远历史和独特风格，中国特色环境友好型城市具有思想渊源。
通过从国家层面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综合水平现状的研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现状的对比研究，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以及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现状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探索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的现状和问题，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是自觉的、先进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先污染后治理、先掠夺后出口的路径，大量的外部性转嫁到国界了以外。我国现在正处在授受转嫁的阶段、我国奉行和平崛起战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阻，而中国生态文明战略提出时的发展阶段，相比西方国家大大超前了。为此， 我国的担子空前沉重。 第二，我国是地球上城市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国度之一，在不靠掠夺、内需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下，加上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法治的进程特点，我国的人居环境建设管理体制与“生态文明”的要求之间，距离很大。
理论分析——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地内部化
30 年前提出的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标志着中国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转变。2002 年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发展方向。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生态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使得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融入到了当今世界文明之中。
必须清醒的是，生态文明是继采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更高阶段；生态文明是对现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整合基础上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过程——是政府主导型的又一重大历史性使命。这标志着对执政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意味着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所面对的问题艰险性，所需要的超常决心和科学态度。
环境友好的生态意识文明应注入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环境友好的生态行为文明要求各类行为主体收敛行为的外部性；环境友好的生态产业文明不能使生态破坏者发财、贡献者破产；环境友好的生态制度文明应该是上述三者的引领和保障，决不能沦为生态不文明的温床甚至庇护者。
城市人居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三个子系统，即实体物质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子系统和人居环境支撑子系统，其核心是公益事业建设和公共管理。本研究针对这三个子系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提出了管理的理论观点，如城市人居环境政府管治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满意准则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从根本上都聚焦于一点——高强度外部性问题的超常规内部化。
所谓外部性，是指外部影响，通常指市场条件下的对外负面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及其要素作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性的内部化要求，这是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体制创新的落脚点。本研究呈现出的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发展路径选择的超前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性，土地开发的高强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机构设置和政府
运行欠协调，法制与人治的关系，公众参与机制和意识缺陷，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过渡中迷茫，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独特性，即：外部性问题是高强度的，其内部化路径是超常规的。
对策建议——系统建构体制与政策体系
针对我国的主要矛盾、体制现状、阶段使命和理论途径，分类提出规划与 管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完备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政策体系——制定合理的政府人事激励政策；通过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城市环境政策、城市交通政策、城市福利政策等，辅助落实生态文明战略；实施功勋企业的补偿政策、落后地区环境友好城市的财政补偿政策等；主要法律和政策依据的相互协调政策。
第二，法律法规体系的补缺和正常化运行——尽快颁布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为基础尽快建立具有实效、符合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裁判与运动员”分立；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清晰化；建立生态警察制度。
第三，融贯规划体系——融贯现有各种规划，探索建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要求相协调的国家规划体系，尤其要求城市生态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改革直至相互触贯；融贯规划典范的普及。
第四，创新投融资体制——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投融资宏观制度创新，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信用制度等；微观制度创新，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特许经营权制皮、投资补偿回报制度和价格规制制度等。
第五，落实公众参与——发挥人大的特殊作用，在各级地方人大常设机构内设置“生态文明”窗口；建立绿色 110制度；建立第三方检测和误差问责制。
综上所述，本项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建立在调查统计分析研究基础上的国情问题导向型研究，具有现实针对性。本项研究的主要建树是：自 2007 年 10月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起，通过理论研究及结合国情判断，以环境友好的生态制度文明建设为导向跨学科、跨部门、较系统地提出了具体的管理体制对策与建议。
研究展望
环境友好型理念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具有自然属性。正因为人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必然在自然界中展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的另一部分，即外部自然界进行交换。“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本研究成果将成为环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环境研究的一个铺路石和新起点。回顾研究经历、展望未来，我们发现：
（1）本文从国家层面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历史演进和现状特征，今后从省域、流域等层次的城市人居环境现状研究，将有利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
（2）我国更多地着眼于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研究，本研究表明，这两个研究视角的中间层次一一普通的大中城市和中部地区的城市人居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前景更为堪忧，应该予以更多关注。
（3）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中，城市人居环境的规划和管理研究要与时代同步，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理论创新、不断地实践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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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梁广濠（150800202）
组员：詹立宇(150800212) 方萌(150800208) 林捷(150800205)
指导老师：陈力
日期：201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