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 推动变法成王霸之业
经过春秋时期连年的兼并，到战国时期，一百多个诸侯国只剩下了二十多个，其中又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号称战国七雄。这几个大国为了实现国富兵强，以便在兼并战争中占有最有利的条件，纷纷展开了以政治改革为主的变法运动。
公元前445年开始，魏文侯在魏国执政。公元前406年，他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实行变法。据说李悝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李悝在任相期间，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时候，魏国的另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吴起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了军事改革。这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从魏文侯时起，到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为止，魏国称霸中原达百年之久。
公元前360年，秦孝公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当时，秦国还很落后，虽然秦国在秦穆公的时候，曾一度成为西方的霸主，但秦国的政治经济依旧很落后，而且那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秦穆公的赫赫威名并没有保佑他的后代和他的国家强盛起来。当魏文侯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时候，秦国内部却纷争不止，魏国就经常进攻这个西方大国，占了秦国的不少土地。在外忧内患的压力下，秦国也开始寻找改革以图强的发展道路。
秦简公(公元前414——前404年在位)、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相继进行了改革。特别是秦献公，一面进行国内改革，一面积极进行收复失地的战争。所以，当他的儿子秦孝公一上台，就对他的先王大加赞美。他说：“长期以来，秦国内忧外患，各诸侯国瞧不起秦国，这真是奇耻大辱。”“每当想到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寡人就非常痛心。”
为了完成父亲未竞的事业，秦孝公一即位，马上就颁布了一个招贤令，说：“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别的国家的人，谁能献奇计，使秦国强大起来，寡人就封给他高爵，赐给他土地，让他做高官。”
远在魏国的商鞅，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收拾行装，带着李悝的《法经》，风尘仆仆地向秦国奔来。
商鞅姓公孙，名鞅，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因为是卫国人，也称卫鞅。后来受封于商(陕西商县东南)，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
商鞅到了秦国，打听到秦国有个叫景监的人很受秦孝公的宠爱，就用重金贿赂他，托他引见秦孝公。据说，在景监的引见下，商鞅一共四次拜谒秦孝公。
第一次拜谒。商鞅对秦孝公大谈传说中的尧、舜这些帝王如何与百姓同甘共苦，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化了百姓，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这一套所谓的“帝道”。结
果说得秦孝公直打瞌睡，一句也没听进去。事后，孝公责备景监说：“你的那个客人，只会说一些大话来欺人，不值得一用。”景监就埋怨商鞅，商鞅说：“我向国君进献了帝道，可他却不能领会。”还说：“我第一次没经验，请你再引见一次。”
第二次拜谒。这是在5天以后的事情。商鞅大谈周文王、武王的“王道”，这次，孝公没睡觉，听了一半儿。孝公对景监说：“你那个朋友啊。没多大能耐，但可以交谈。过几天再让他进宫来谈吧。”
第三次拜谒。这一次，他们谈得比较投机，但孝公也没表示要任用他，只是对景监说： “你的这个客人还可以，我能同他谈得来!”景监问商鞅，“你都对国君谈了什么?”商鞅说：“我向国君推荐了春秋五霸以武力强国的道理，国君有要用我的意思了，如果能再见我一次，我就知道怎么去说服国君了!”
第四次拜谒。当商鞅向国君进言时，秦孝公听入了迷，有时，甚至忘了君臣礼节，不知不觉地一次次将坐席向前移，商鞅一连说了好几天，孝公也没听够。景监很奇怪，问道：“你说了些什么打动了国君，国君那么激动。”商鞅说：“我向国君进献帝道、王道，国君说那些事太久了，他等不及，我向国君进献强国之术，国君就特别高兴。”
商鞅为了让孝公接受自己的观点，一次又一次地晋见孝公，终于使孝公接受了他的政治观点。在以后的两年里，商鞅成为孝公宫廷中最受欢迎的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彻夜长谈，富国强兵的政策也成熟了。
公元前359年，孝公授权商鞅，正式推行变法，但这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甘龙、杜挚是反对派的代言人。于是，在改革的前夜，在秦国的宫廷，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孝公说：“我既然身为国君，就应该以国事为重，这是国君的本分。现在我想变法以求强国，改变旧礼以教化民众，但我又担心天下人议论我。”
商鞅立即指出：“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您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的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能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心智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让他们坐享其成。那些有大志向，能成就大功业者不屑于和大多数平庸的人商议。在有识之士看来，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只要有利于民，就不必拘泥于固有的成法。”
商鞅这一番长篇大论，让秦孝公非常激动，马上回应说：“好!太好了!”但商鞅
的矛头明显地指向了反对派，孝公又明确支持商鞅，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甘龙赶紧上前说：“我听说圣人不会改变那些民众的本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教化；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变原有的法纪，就可以使天下大治。按照老习惯去做，可以不费力气就能教化民众；依照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官吏熟悉，民众好接受。如今，国君不按秦国的传统办事，天下人肯定要议论国君。请国君慎重考虑。”
秦孝公并非鲁莽之人，他听到甘龙的话，心里有所触动。商鞅见状，急忙上前说道：“甘龙所说不过世俗之言而已。普通人当然愿意安于现状，而那些老学究们则往往被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所蒙蔽，这些成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做老爷，但是他们不配去讨论变革的事情，因为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不懂得思考，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请大王想一想，当年夏、商、周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拥戴的帝王，但是他们都制订了完全不同的礼仪制度。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因使用不同的法度而成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纪，改订礼仪，移风易俗；而愚钝者只能被法纪所约束，也只能因循旧礼制。请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国都是那些畏缩不前、因循守旧的庸人，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穆公时的霸业，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万世之功呢?”
商鞅明显在对孝公使用激将法，杜挚一看，势头不好，大叫道：“常言说得好，‘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如果没有一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功效，变法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乱子而已。而且，沿袭古代制度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请大王一定三思。”
杜挚的话果然增加了孝公的担忧，因为他就是怕一旦变革旧法，不但没能达到使秦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目的，反而造成一场混乱，到时候，怎么收场啊?
正在此时，商鞅不慌不忙地说道：“前代礼教各不相同，你究竟效法哪一个呢?治理天下不必用一个方法，管理国家也不必师法古人。想当初，商朝的大王成汤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没有因循守旧而成就王业的，这一点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帝王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帝王商纣王，都是因为不知道在新的时代应该更改礼仪制度而导致亡国的。时代变了，旧礼、旧法也一定要变。”商鞅进而提出了自己变法的理论根据：“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
商鞅对杜挚的语气比较客气，使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下来。满朝文武见秦孝公明显倾向于商鞅，而且商鞅的辩论有理有据，思维缜密，都不敢继续上前与他辩驳了。
孝公
见商鞅已经在言辞上压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说的都在理，便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我心里没有疑虑了!”
孝公马上封商鞅为左庶长，然后又指派他制订变法的方案。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开始了。一系列新法措施相继出台并实施。
商鞅的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隋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
商鞅在秦变法前后共21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国越来越富强，各方面的实力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方六国，秦国一跃而成为头号强国。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给秦国，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秦国称雄于东方，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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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字的含义
古代对帝王称“君主”，又简称“君”，有“君临天下”之意。“君”字古体从“群”字，意即“群下之所归心也”(《白虎通?号篇》)。“君”字的本意，说明了国君是从原始的部落群体发展而来的，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原来的部落首领逐渐成为国家元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书?丙吉传》更称“君为元首”。
秦孝公 推动变法成王霸之业
经过春秋时期连年的兼并，到战国时期，一百多个诸侯国只剩下了二十多个，其中又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号称战国七雄。这几个大国为了实现国富兵强，以便在兼并战争中占有最有利的条件，纷纷展开了以政治改革为主的变法运动。
公元前445年开始，魏文侯在魏国执政。公元前406年，他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实行变法。据说李悝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李悝在任相期间，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时候，魏国的另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吴起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了军事改革。这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从魏文侯时起，到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为止，魏国称霸中原达百年之久。
公元前360年，秦孝公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当时，秦国还很落后，虽然秦国在秦穆公的时候，曾一度成为西方的霸主，但秦国的政治经济依旧很落后，而且那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秦穆公的赫赫威名并没有保佑他的后代和他的国家强盛起来。当魏文侯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时候，秦国内部却纷争不止，魏国就经常进攻这个西方大国，占了秦国的不少土地。在外忧内患的压力下，秦国也开始寻找改革以图强的发展道路。
秦简公(公元前414——前404年在位)、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相继进行了改革。特别是秦献公，一面进行国内改革，一面积极进行收复失地的战争。所以，当他的儿子秦孝公一上台，就对他的先王大加赞美。他说：“长期以来，秦国内忧外患，各诸侯国瞧不起秦国，这真是奇耻大辱。”“每当想到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寡人就非常痛心。”
为了完成父亲未竞的事业，秦孝公一即位，马上就颁布了一个招贤令，说：“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别的国家的人，谁能献奇计，使秦国强大起来，寡人就封给他高爵，赐给他土地，让他做高官。”
远在魏国的商鞅，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收拾行装，带着李悝的《法经》，风尘仆仆地向秦国奔来。
商鞅姓公孙，名鞅，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因为是卫国人，也称卫鞅。后来受封于商(陕西商县东南)，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
商鞅到了秦国，打听到秦国有个叫景监的人很受秦孝公的宠爱，就用重金贿赂他，托他引见秦孝公。据说，在景监的引见下，商鞅一共四次拜谒秦孝公。
第一次拜谒。商鞅对秦孝公大谈传说中的尧、舜这些帝王如何与百姓同甘共苦，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化了百姓，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这一套所谓的“帝道”。结
果说得秦孝公直打瞌睡，一句也没听进去。事后，孝公责备景监说：“你的那个客人，只会说一些大话来欺人，不值得一用。”景监就埋怨商鞅，商鞅说：“我向国君进献了帝道，可他却不能领会。”还说：“我第一次没经验，请你再引见一次。”
第二次拜谒。这是在5天以后的事情。商鞅大谈周文王、武王的“王道”，这次，孝公没睡觉，听了一半儿。孝公对景监说：“你那个朋友啊。没多大能耐，但可以交谈。过几天再让他进宫来谈吧。”
第三次拜谒。这一次，他们谈得比较投机，但孝公也没表示要任用他，只是对景监说： “你的这个客人还可以，我能同他谈得来!”景监问商鞅，“你都对国君谈了什么?”商鞅说：“我向国君推荐了春秋五霸以武力强国的道理，国君有要用我的意思了，如果能再见我一次，我就知道怎么去说服国君了!”
第四次拜谒。当商鞅向国君进言时，秦孝公听入了迷，有时，甚至忘了君臣礼节，不知不觉地一次次将坐席向前移，商鞅一连说了好几天，孝公也没听够。景监很奇怪，问道：“你说了些什么打动了国君，国君那么激动。”商鞅说：“我向国君进献帝道、王道，国君说那些事太久了，他等不及，我向国君进献强国之术，国君就特别高兴。”
商鞅为了让孝公接受自己的观点，一次又一次地晋见孝公，终于使孝公接受了他的政治观点。在以后的两年里，商鞅成为孝公宫廷中最受欢迎的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彻夜长谈，富国强兵的政策也成熟了。
公元前359年，孝公授权商鞅，正式推行变法，但这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甘龙、杜挚是反对派的代言人。于是，在改革的前夜，在秦国的宫廷，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孝公说：“我既然身为国君，就应该以国事为重，这是国君的本分。现在我想变法以求强国，改变旧礼以教化民众，但我又担心天下人议论我。”
商鞅立即指出：“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您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的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能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心智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让他们坐享其成。那些有大志向，能成就大功业者不屑于和大多数平庸的人商议。在有识之士看来，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只要有利于民，就不必拘泥于固有的成法。”
商鞅这一番长篇大论，让秦孝公非常激动，马上回应说：“好!太好了!”但商鞅
的矛头明显地指向了反对派，孝公又明确支持商鞅，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甘龙赶紧上前说：“我听说圣人不会改变那些民众的本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教化；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变原有的法纪，就可以使天下大治。按照老习惯去做，可以不费力气就能教化民众；依照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官吏熟悉，民众好接受。如今，国君不按秦国的传统办事，天下人肯定要议论国君。请国君慎重考虑。”
秦孝公并非鲁莽之人，他听到甘龙的话，心里有所触动。商鞅见状，急忙上前说道：“甘龙所说不过世俗之言而已。普通人当然愿意安于现状，而那些老学究们则往往被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所蒙蔽，这些成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做老爷，但是他们不配去讨论变革的事情，因为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不懂得思考，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请大王想一想，当年夏、商、周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拥戴的帝王，但是他们都制订了完全不同的礼仪制度。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因使用不同的法度而成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纪，改订礼仪，移风易俗；而愚钝者只能被法纪所约束，也只能因循旧礼制。请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国都是那些畏缩不前、因循守旧的庸人，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穆公时的霸业，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万世之功呢?”
商鞅明显在对孝公使用激将法，杜挚一看，势头不好，大叫道：“常言说得好，‘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如果没有一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功效，变法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乱子而已。而且，沿袭古代制度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请大王一定三思。”
杜挚的话果然增加了孝公的担忧，因为他就是怕一旦变革旧法，不但没能达到使秦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目的，反而造成一场混乱，到时候，怎么收场啊?
正在此时，商鞅不慌不忙地说道：“前代礼教各不相同，你究竟效法哪一个呢?治理天下不必用一个方法，管理国家也不必师法古人。想当初，商朝的大王成汤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没有因循守旧而成就王业的，这一点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帝王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帝王商纣王，都是因为不知道在新的时代应该更改礼仪制度而导致亡国的。时代变了，旧礼、旧法也一定要变。”商鞅进而提出了自己变法的理论根据：“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
商鞅对杜挚的语气比较客气，使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下来。满朝文武见秦孝公明显倾向于商鞅，而且商鞅的辩论有理有据，思维缜密，都不敢继续上前与他辩驳了。
孝公
见商鞅已经在言辞上压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说的都在理，便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我心里没有疑虑了!”
孝公马上封商鞅为左庶长，然后又指派他制订变法的方案。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开始了。一系列新法措施相继出台并实施。
商鞅的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隋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
商鞅在秦变法前后共21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国越来越富强，各方面的实力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方六国，秦国一跃而成为头号强国。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给秦国，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秦国称雄于东方，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知识链接
“君”字的含义
古代对帝王称“君主”，又简称“君”，有“君临天下”之意。“君”字古体从“群”字，意即“群下之所归心也”(《白虎通?号篇》)。“君”字的本意，说明了国君是从原始的部落群体发展而来的，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原来的部落首领逐渐成为国家元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书?丙吉传》更称“君为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