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期刊编辑从文学生态出发的有意强调，“新”首先意味着原创性、意味着对文学多样性的期许。可以说，文学编辑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
笼统地看，当代文学传播渠道主要由四大板块构成：报纸副刊、文学期刊、文艺出版社和文学网站。如今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报刊和出版正经受着新媒体的冲击，但就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实际情况观察，传统文学载体的主体地位并未被颠覆，德里达等思想家所谈到的传统文学载体和传统文学一同消亡的景象并未成为现实。
“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分是系于编辑人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系于作者身上一样。”作为一个在文学期刊工作30多年的老编辑，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以至兴衰成败都和文学载体的状况密切相关，在评估当代文学或新时期文学的得失时，是不能忽略文学载体这种“第一现场”的制约作用及文学编辑的幕后影响的。正如学者汪政所指出的，“一定要记住期刊是‘活’的，是与文化环境、传媒系统、编辑思想、期刊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编辑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期刊行为可能就是某一时段社会意识、文化思潮、审美理想及文学观念的体现”“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要化为真正的文学‘事实’，在现代传媒时代，离开期刊几乎不能”。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的文学观无疑是和文学期刊这一文学载体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无须讳言，“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文学编辑的职业本能，作家创作时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我们文学编辑在选取作品时也往往“惟新是举”。从进入这个行当起，我就是被办一本好杂志的理想所感召，而对文学之“新”的追求里，正寄托着我对什么是好杂志、什么是好的文学的理解。
“新”首先意味着原创性，原创性是文学乃至文化的立身之本，因为文学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处于源头的地位，倘若文学丧失了原创性，对于后续的文化链条的延伸就是灾难性的打击。仅就《作家》杂志而言，如果没有我们首发的原创小说《晚报新闻》《天下无贼》《温故·一九四二》，就没有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和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一九四二》。文学的影视改编之所以一直活跃，正因为这里是原创力迸发的地方，投向文学的饥渴的目光一直都在，是文学在以充沛的题材、新颖的技巧和丰厚的思想力，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其他文艺样式。
“新”还意味着文学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意味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可能性。在文学新人身上蕴藏着革故鼎新的因子，看看有多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就知道了。但是，刊发新人新作对文学期刊和编辑来说，却意味着一种风险和考验。对于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的稿件，编辑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质量上负有多大的责任，即便作品写得不好，也少有人去责备编辑的水平问题；但刊发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好，读者往往不会质问作者本人的水平，而更多的是质问编辑、刊物为什么发这样的稿子。所以衡量文学编辑的功夫高低，正要看他对默默无闻的作者的判断能力。那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回忆最初进入文坛时遭遇杂志的退稿故事，不啻是给文学编辑的最好提醒。
“新”同样代表着我们对文学的多样化的期许。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必然是百花齐放的，而文学期刊及其编辑正是各显神通、各美其美的文学多样化的幕后推手。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与文学期刊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70后”等代际作家的更替，亦是文学期刊精心经营的产物；近年来文体的兴衰和变革，如大散文、自然文学、非虚构等，文学期刊及其编辑思路也正是背后的“始作俑者”。没有对“新”的追求，就很难有文学的思潮迭起、千帆竞发的勃勃生机。
必须得承认，这种“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期刊编辑从文学载体、文学生态出发的有意强调。从文学生态的整体着眼，任何一种文学载体都有可能是某种文学思潮的“接生婆”，也可能是一部未来经典作品的催生者，重要的是经住时间的考验，保持文学的创造性、延续性和多样性，呵护文学的“可能”。选择和发现什么样的作品，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时刻都在进行着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编辑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
作者简介
宗仁发，《作家》杂志主编，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著有文学评论集《陶罐·路灯·纪念碑》《寻找“希望的言语”》、诗集《追踪夸父》等。近年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作家、诗人研究和文学传播研究。
“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期刊编辑从文学生态出发的有意强调，“新”首先意味着原创性、意味着对文学多样性的期许。可以说，文学编辑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
笼统地看，当代文学传播渠道主要由四大板块构成：报纸副刊、文学期刊、文艺出版社和文学网站。如今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报刊和出版正经受着新媒体的冲击，但就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实际情况观察，传统文学载体的主体地位并未被颠覆，德里达等思想家所谈到的传统文学载体和传统文学一同消亡的景象并未成为现实。
“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分是系于编辑人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系于作者身上一样。”作为一个在文学期刊工作30多年的老编辑，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以至兴衰成败都和文学载体的状况密切相关，在评估当代文学或新时期文学的得失时，是不能忽略文学载体这种“第一现场”的制约作用及文学编辑的幕后影响的。正如学者汪政所指出的，“一定要记住期刊是‘活’的，是与文化环境、传媒系统、编辑思想、期刊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编辑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期刊行为可能就是某一时段社会意识、文化思潮、审美理想及文学观念的体现”“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要化为真正的文学‘事实’，在现代传媒时代，离开期刊几乎不能”。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的文学观无疑是和文学期刊这一文学载体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无须讳言，“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文学编辑的职业本能，作家创作时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我们文学编辑在选取作品时也往往“惟新是举”。从进入这个行当起，我就是被办一本好杂志的理想所感召，而对文学之“新”的追求里，正寄托着我对什么是好杂志、什么是好的文学的理解。
“新”首先意味着原创性，原创性是文学乃至文化的立身之本，因为文学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处于源头的地位，倘若文学丧失了原创性，对于后续的文化链条的延伸就是灾难性的打击。仅就《作家》杂志而言，如果没有我们首发的原创小说《晚报新闻》《天下无贼》《温故·一九四二》，就没有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和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一九四二》。文学的影视改编之所以一直活跃，正因为这里是原创力迸发的地方，投向文学的饥渴的目光一直都在，是文学在以充沛的题材、新颖的技巧和丰厚的思想力，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其他文艺样式。
“新”还意味着文学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意味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可能性。在文学新人身上蕴藏着革故鼎新的因子，看看有多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就知道了。但是，刊发新人新作对文学期刊和编辑来说，却意味着一种风险和考验。对于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的稿件，编辑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质量上负有多大的责任，即便作品写得不好，也少有人去责备编辑的水平问题；但刊发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好，读者往往不会质问作者本人的水平，而更多的是质问编辑、刊物为什么发这样的稿子。所以衡量文学编辑的功夫高低，正要看他对默默无闻的作者的判断能力。那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回忆最初进入文坛时遭遇杂志的退稿故事，不啻是给文学编辑的最好提醒。
“新”同样代表着我们对文学的多样化的期许。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必然是百花齐放的，而文学期刊及其编辑正是各显神通、各美其美的文学多样化的幕后推手。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与文学期刊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70后”等代际作家的更替，亦是文学期刊精心经营的产物；近年来文体的兴衰和变革，如大散文、自然文学、非虚构等，文学期刊及其编辑思路也正是背后的“始作俑者”。没有对“新”的追求，就很难有文学的思潮迭起、千帆竞发的勃勃生机。
必须得承认，这种“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期刊编辑从文学载体、文学生态出发的有意强调。从文学生态的整体着眼，任何一种文学载体都有可能是某种文学思潮的“接生婆”，也可能是一部未来经典作品的催生者，重要的是经住时间的考验，保持文学的创造性、延续性和多样性，呵护文学的“可能”。选择和发现什么样的作品，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时刻都在进行着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编辑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
作者简介
宗仁发，《作家》杂志主编，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著有文学评论集《陶罐·路灯·纪念碑》《寻找“希望的言语”》、诗集《追踪夸父》等。近年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作家、诗人研究和文学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