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南郊，1865年秋。
永定河在华北大平原上缓缓向东流动，在地势低洼处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北京人俗称“海子”。包裹着这些“海子”的，是一片片树木葱茏的密林、中间间隔着低矮的灌丛和蒿草没膝的草地。这一大片如今属于北京南四环到南六环之间的地带，在清朝时被一堵高高的围墙圈起，像内城的紫禁城一样拥有多座“宫门”，并有重兵守卫，这就是清朝的皇家猎苑――南苑。
南苑在清初的时候曾经非常热闹，尚武的皇帝经常带着大臣们到这里纵马驰骋、围猎游玩。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同治初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刚刚签订的那段时间里，这片猎苑却很久没有圣驾降临了。不到十岁的皇上同治帝，整天除了坐在养心殿的珠帘前面做傀儡，就是在南书房被满汉师傅们拘着读书，而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两位年轻的寡妇皇太后，也不会想到把“皇帝”撒出去练习老祖宗的骑射狩猎本领，万一她们唯一的宝贝儿子磕着碰着有个闪失，可怎么得了！
不过，在这一年秋日的某一天，安静了很多年的皇家猎苑，居然迎来了一位偷窥者，而且还是个外国人！
他，是一名法国神父，名叫皮埃尔・ 阿芒・ 大卫，他的名字有多种中文译法，比较常用的是“大卫”或者“戴维”。和清末很多来华的外国人士一样，为了方便，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谭卫道（也作谭微道）。
发现麋鹿
大卫神父来华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不过他的名气却来自于另一个身份――博物学家、动植物研究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从晚明到晚清，来华的各国传教士虽然主要的任务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都是有着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比如明末的利玛窦（1552-1610），将欧几里得几何等数学知识带到了中国；清初的汤若望（1592-1666）以其丰厚的天文学学养，曾经主持顺治朝的钦天监。不过像大卫这样专门研究动植物的学者，在来华传教士中所占的比例却不高。
1826年9月7日，大卫出生于法国巴克斯地区的埃斯佩莱特，父亲是一名医生。受父亲影响，大卫从小就对自然科学知识很着迷，尤其喜欢观察动植物。成年后，大卫成为一名天主教遣史会会士，和他众多的被派往东方各国传教的同行们不同，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意大利的一所天主教学院中担任自然科学老师，而且一待就是十年。在意大利期间，大卫经常进行野外考察，搜集动植物标本。所以，当他得到机会去中国传教的时候，一些巴黎的自然科学学者，就恳求他一定要在中国搜集那里的动植物物种。
1862年7月，大卫到达北京。在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大卫更热衷于在京郊各处考察动植物，搜集那些中国特有的物种。所以，当他听说京南的皇家猎苑里保留着很多中国独有的动物时，当然急于去亲眼看一看。在买通南苑护军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机会，于是就有了那一次意义非凡的偷窥。
大卫的这一次偷窥，不仅发现了一个西方动物分类学中之前没有记载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他的发现，也为这个物种得以保存到今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物种就是――麋鹿。
麋鹿，俗称“四不像”，角似鹿非鹿，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是大型的沼泽湿地鹿类，也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从远古到晚清，麋鹿不断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诗词和其它文字记录中。不过，因为人类千百年来的不断猎杀，自然界的麋鹿数量一直在减少，到清末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野生的麋鹿了。大卫见到的这一群，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群，而且并非野生种群，而是圈养种群。
从史料记载来看，从周朝开始，最高统治者就有在苑囿中饲养麋鹿的习惯，这种传统被历代的统治者所延续，一直到清朝末年。
大卫发现麋鹿的年代，南苑中的世界上最后一群麋鹿，数量少得可怜。据记载，清初的时候，这群麋鹿还有400多头，而此时，已经降到了一半以下――不到200头。在动物保护领域里，这个数量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一旦出现变故，比如灾难、战乱、传染病等等，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大卫在当时其实并不了解这么多，不过，以他特有的敏感，他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欧洲没有的物种。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获得麋鹿的标本。1866年3月，依然通过贿赂，大卫从南苑管理者的手中“弄”到了麋鹿头骨和鹿皮，之后立即寄往法国自然博物馆。经自然博物馆的馆长米勒・爱德华鉴定，这是一个新属新种。为了纪念大卫的贡献，它在法国被命名为“大卫鹿”（David’s dere）。从此，养在“深宫”的麋鹿，开始闻名于世界。
19世纪后半叶，博物馆、动物园等公共教育事业刚刚在世界兴起，各国都在广泛搜集新奇的物种。大卫发现麋鹿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列强的关注。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各国纷纷“动手”，通过索要、贿赂、偷盗等方式，想方设法地从北京南苑“弄”到麋鹿，长途海运到各国的动物园。到19世纪末，南苑的麋鹿遭遇了真正的灭顶之灾――1894年，永定河发生洪灾，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宫墙，很多麋鹿四散逃走，变成了饥饿的灾民的食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南苑中仅剩的麋鹿被侵略军洗劫一空。麋鹿，在它的模式标本产地（是指对物种定名的时候，用来定名的原始标本产地）――北京南海子灭绝。
幸运的是，因为大卫神父向世界介绍了麋鹿，促使少量的麋鹿“出国”，这个物种得以绝处逢生。那些“出国”的麋鹿，遇到了英国的贝福特公爵。他将最后的18头麋鹿收集起来，放养在自己的乌邦寺庄园，种群得到了繁衍。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多头麋鹿，都是乌邦寺麋鹿的后代。
当麋鹿开始被世界所知的时候，大卫本人在中国的传奇之旅才刚刚开始。同一时期，大卫还在香山的静宜园、承德的木兰围场、清东陵等处发现了不少中国特有的物种，比如梅花鹿、马鹿、直隶猕猴（曾经是分布纬度最北的猴子），并陆续将标本运回法国，引起了法国自然科学界的震动。之前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发现和带回了一些中国物种，但是大卫发现的这些保存在皇家苑囿中的物种，显然更珍稀，也更具研究价值。科学家们意识到大卫在这方面的潜力，促使法国政府让他暂停传教工作，专心去收集中国的物种。而这一安排正合大卫的心意。 四川之旅之后，大卫神父回法国休养了一段时间，把自己收藏的部分动植物标本拿到巴黎自然博物馆展览，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872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1872年3月，大卫返回中国，这年10月，他从北京启程，开启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进行了一年多，大卫在秦岭停留了四个月，后来沿汉水南下，经汉口、九江，又去了武夷山，到达了深山中的一个传教点――挂墩。这个海拔1800米、位于今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的地方，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云雾缭绕，因为空气湿度高、生存条件恶劣，这里人烟稀少，而原始植被保存完好。在这里，大卫发现了很多独特的物种，如挂墩鸦雀、挂墩角蟾、猪尾鼠等等。因为大卫对其生物多样性的推崇，后来成为当时世界动植物学者向往的“模式标本的圣地”。不过，大卫的此次旅行却没有第二次那么顺利。在乘船去汉口的途中，船只触礁，损失了大量的标本。在之后的考察中，大卫又感染了痢疾，虽然在江西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到达挂墩没多久，病情又恶化了。1873年11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虽然对中国很留恋，大卫还是决定回国。
探索成果
大卫断断续续地在中国待了不到十年的时间（1870-1872年曾回法国两年），这段时间中他的“物种”发现，用“庞大”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1874年，大卫回到法国，他带回的动植物标本以及活体，经巴黎自然博物馆统计，总计2919种植物，9569种昆虫、蜘蛛与甲壳类动物，1332种鸟类，以及595种哺乳动物，而这些，还不包括那些在各种意外中损失的标本。之后的岁月里，大卫与其他自然科学家合作，主要致力于对这些标本的分类、描述、展览和出版等工作。
由巴黎自然博物馆的米勒・爱德华和他的儿子研究撰写的《哺乳动物的自然史应用研究》在1868-1874年间出版，第一卷所提到的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大卫发现的。
1877年出版的《中国鸟类》，记录了大卫亲眼目睹的772种鸟类，其中有58种是新种。此外，根据自己的研究，以及同时期其他人在中国的发现，大卫估计出中国大约有807种鸟类，其中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鸟类就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四分之一。当然，他也认为，如果到中国西南地区做进一步的探索，这个数字还会大大增加。
1884-1888年，《谭卫道所采植物志》第一、二卷分别出版，介绍大卫搜集到的植物，其中包括“中国鸽子树”珙桐。
1900年11月，阿芒・大卫在巴黎溘然长逝，享年74岁。
虽然大卫在中国仅仅待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其间发生的传奇故事，却让他和他所发现的那些物种，在世界博物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章节，也为间接推动我国现代博物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北京南郊，1865年秋。
永定河在华北大平原上缓缓向东流动，在地势低洼处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北京人俗称“海子”。包裹着这些“海子”的，是一片片树木葱茏的密林、中间间隔着低矮的灌丛和蒿草没膝的草地。这一大片如今属于北京南四环到南六环之间的地带，在清朝时被一堵高高的围墙圈起，像内城的紫禁城一样拥有多座“宫门”，并有重兵守卫，这就是清朝的皇家猎苑――南苑。
南苑在清初的时候曾经非常热闹，尚武的皇帝经常带着大臣们到这里纵马驰骋、围猎游玩。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同治初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刚刚签订的那段时间里，这片猎苑却很久没有圣驾降临了。不到十岁的皇上同治帝，整天除了坐在养心殿的珠帘前面做傀儡，就是在南书房被满汉师傅们拘着读书，而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两位年轻的寡妇皇太后，也不会想到把“皇帝”撒出去练习老祖宗的骑射狩猎本领，万一她们唯一的宝贝儿子磕着碰着有个闪失，可怎么得了！
不过，在这一年秋日的某一天，安静了很多年的皇家猎苑，居然迎来了一位偷窥者，而且还是个外国人！
他，是一名法国神父，名叫皮埃尔・ 阿芒・ 大卫，他的名字有多种中文译法，比较常用的是“大卫”或者“戴维”。和清末很多来华的外国人士一样，为了方便，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谭卫道（也作谭微道）。
发现麋鹿
大卫神父来华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不过他的名气却来自于另一个身份――博物学家、动植物研究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从晚明到晚清，来华的各国传教士虽然主要的任务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都是有着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比如明末的利玛窦（1552-1610），将欧几里得几何等数学知识带到了中国；清初的汤若望（1592-1666）以其丰厚的天文学学养，曾经主持顺治朝的钦天监。不过像大卫这样专门研究动植物的学者，在来华传教士中所占的比例却不高。
1826年9月7日，大卫出生于法国巴克斯地区的埃斯佩莱特，父亲是一名医生。受父亲影响，大卫从小就对自然科学知识很着迷，尤其喜欢观察动植物。成年后，大卫成为一名天主教遣史会会士，和他众多的被派往东方各国传教的同行们不同，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意大利的一所天主教学院中担任自然科学老师，而且一待就是十年。在意大利期间，大卫经常进行野外考察，搜集动植物标本。所以，当他得到机会去中国传教的时候，一些巴黎的自然科学学者，就恳求他一定要在中国搜集那里的动植物物种。
1862年7月，大卫到达北京。在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大卫更热衷于在京郊各处考察动植物，搜集那些中国特有的物种。所以，当他听说京南的皇家猎苑里保留着很多中国独有的动物时，当然急于去亲眼看一看。在买通南苑护军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机会，于是就有了那一次意义非凡的偷窥。
大卫的这一次偷窥，不仅发现了一个西方动物分类学中之前没有记载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他的发现，也为这个物种得以保存到今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物种就是――麋鹿。
麋鹿，俗称“四不像”，角似鹿非鹿，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是大型的沼泽湿地鹿类，也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从远古到晚清，麋鹿不断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诗词和其它文字记录中。不过，因为人类千百年来的不断猎杀，自然界的麋鹿数量一直在减少，到清末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野生的麋鹿了。大卫见到的这一群，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群，而且并非野生种群，而是圈养种群。
从史料记载来看，从周朝开始，最高统治者就有在苑囿中饲养麋鹿的习惯，这种传统被历代的统治者所延续，一直到清朝末年。
大卫发现麋鹿的年代，南苑中的世界上最后一群麋鹿，数量少得可怜。据记载，清初的时候，这群麋鹿还有400多头，而此时，已经降到了一半以下――不到200头。在动物保护领域里，这个数量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一旦出现变故，比如灾难、战乱、传染病等等，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大卫在当时其实并不了解这么多，不过，以他特有的敏感，他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欧洲没有的物种。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获得麋鹿的标本。1866年3月，依然通过贿赂，大卫从南苑管理者的手中“弄”到了麋鹿头骨和鹿皮，之后立即寄往法国自然博物馆。经自然博物馆的馆长米勒・爱德华鉴定，这是一个新属新种。为了纪念大卫的贡献，它在法国被命名为“大卫鹿”（David’s dere）。从此，养在“深宫”的麋鹿，开始闻名于世界。
19世纪后半叶，博物馆、动物园等公共教育事业刚刚在世界兴起，各国都在广泛搜集新奇的物种。大卫发现麋鹿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列强的关注。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各国纷纷“动手”，通过索要、贿赂、偷盗等方式，想方设法地从北京南苑“弄”到麋鹿，长途海运到各国的动物园。到19世纪末，南苑的麋鹿遭遇了真正的灭顶之灾――1894年，永定河发生洪灾，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宫墙，很多麋鹿四散逃走，变成了饥饿的灾民的食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南苑中仅剩的麋鹿被侵略军洗劫一空。麋鹿，在它的模式标本产地（是指对物种定名的时候，用来定名的原始标本产地）――北京南海子灭绝。
幸运的是，因为大卫神父向世界介绍了麋鹿，促使少量的麋鹿“出国”，这个物种得以绝处逢生。那些“出国”的麋鹿，遇到了英国的贝福特公爵。他将最后的18头麋鹿收集起来，放养在自己的乌邦寺庄园，种群得到了繁衍。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多头麋鹿，都是乌邦寺麋鹿的后代。
当麋鹿开始被世界所知的时候，大卫本人在中国的传奇之旅才刚刚开始。同一时期，大卫还在香山的静宜园、承德的木兰围场、清东陵等处发现了不少中国特有的物种，比如梅花鹿、马鹿、直隶猕猴（曾经是分布纬度最北的猴子），并陆续将标本运回法国，引起了法国自然科学界的震动。之前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发现和带回了一些中国物种，但是大卫发现的这些保存在皇家苑囿中的物种，显然更珍稀，也更具研究价值。科学家们意识到大卫在这方面的潜力，促使法国政府让他暂停传教工作，专心去收集中国的物种。而这一安排正合大卫的心意。 四川之旅之后，大卫神父回法国休养了一段时间，把自己收藏的部分动植物标本拿到巴黎自然博物馆展览，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872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1872年3月，大卫返回中国，这年10月，他从北京启程，开启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进行了一年多，大卫在秦岭停留了四个月，后来沿汉水南下，经汉口、九江，又去了武夷山，到达了深山中的一个传教点――挂墩。这个海拔1800米、位于今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的地方，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云雾缭绕，因为空气湿度高、生存条件恶劣，这里人烟稀少，而原始植被保存完好。在这里，大卫发现了很多独特的物种，如挂墩鸦雀、挂墩角蟾、猪尾鼠等等。因为大卫对其生物多样性的推崇，后来成为当时世界动植物学者向往的“模式标本的圣地”。不过，大卫的此次旅行却没有第二次那么顺利。在乘船去汉口的途中，船只触礁，损失了大量的标本。在之后的考察中，大卫又感染了痢疾，虽然在江西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到达挂墩没多久，病情又恶化了。1873年11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虽然对中国很留恋，大卫还是决定回国。
探索成果
大卫断断续续地在中国待了不到十年的时间（1870-1872年曾回法国两年），这段时间中他的“物种”发现，用“庞大”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1874年，大卫回到法国，他带回的动植物标本以及活体，经巴黎自然博物馆统计，总计2919种植物，9569种昆虫、蜘蛛与甲壳类动物，1332种鸟类，以及595种哺乳动物，而这些，还不包括那些在各种意外中损失的标本。之后的岁月里，大卫与其他自然科学家合作，主要致力于对这些标本的分类、描述、展览和出版等工作。
由巴黎自然博物馆的米勒・爱德华和他的儿子研究撰写的《哺乳动物的自然史应用研究》在1868-1874年间出版，第一卷所提到的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大卫发现的。
1877年出版的《中国鸟类》，记录了大卫亲眼目睹的772种鸟类，其中有58种是新种。此外，根据自己的研究，以及同时期其他人在中国的发现，大卫估计出中国大约有807种鸟类，其中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鸟类就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四分之一。当然，他也认为，如果到中国西南地区做进一步的探索，这个数字还会大大增加。
1884-1888年，《谭卫道所采植物志》第一、二卷分别出版，介绍大卫搜集到的植物，其中包括“中国鸽子树”珙桐。
1900年11月，阿芒・大卫在巴黎溘然长逝，享年74岁。
虽然大卫在中国仅仅待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其间发生的传奇故事，却让他和他所发现的那些物种，在世界博物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章节，也为间接推动我国现代博物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