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它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分析、分类整理，找出其内部关联而形成的，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因此，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种现象及其规律。由于客观事物本身是多样化的，是由许多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构成的，因而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多样化的，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同其它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
第一节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一. 政治的涵义
政治学作为一个专业学科，我们首先对它所研究的主要命题——“政治”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有科学的界定，从而揭示出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自从政治现象产生以来,人们对它的内涵就一直进行着努力不懈的探索，古今中外的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政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界定。
（一）对政治的一般解释
1、用道德伦理观点阐述政治——政治源于道德规范。
“政治”的涵义缘于古希腊语，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 ,因为古希腊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由100多个分散的城邦组成，因此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就以城邦为核心展开。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的政治观就带有十分明显的伦理色彩，它第一次提出了伦理道德的一般定义问题，并且强调执政者要有“美德”和“知识”。古希腊著名学者亚理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这门学科,并用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把它美化起来，把政治和伦理混在一起来论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命题，他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他还认为自然对每一事物都赋予一定的目的。自然赋予人的目的就是过优良的生活，而只有当人们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即参加城邦生活时，才能达到优良的生活。他强调国家的目的在于实现最高的“善业”．在于达到全城邦的“美满幸福”。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一直从道德的观点出发来阐述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见解。孔子说：“政者,正也。”在这里，“正”实际上就是指儒家的道德规范，统治者的思想行为如果符合仁、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要求，就会使天下大治而平安。认为人性本恶的荀子在论述政治现象的起源时也指出：政治起源于所谓“圣人”、必须改变人的恶性，使之具有良善道德的“化性起伪”。古代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是靠宗法、靠纲常来维持。衡量人们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忠孝”之道，伦理政治观的理论化形式是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纲常之教的重心在三纲,三纲的核心又在父权，君权是在父权基础上的延伸。因此，在中国古代,宗庙社稷也是王朝国家的代称，“国”与“家”是相通的，“忠君”与“报国”是同义词。政治伦理化的结果，就是在政治活动过程中重视内省、轻看法制，注重现实政治功利。中国流传久远的人治现象根源就在于儒学推崇的伦理政治观的深层影响。
2、从宗教神学观点出发阐述政治------政治源于超自然的力量。
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成为欧洲中世纪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包括到神学范畴并以神学的形式出现，服从和服务于神学。正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只知
道-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创立者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都认为政治社会的目的是缘于超自然的力量----上帝，政治社会中的一切是上帝无形的手早有的安排,政治权力起源于上帝,人类世俗社会的政治规范应实现上帝的意志，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上帝的旨意并为上帝服务，用超自然超人力的逻辑和信条来解释政治现象。这与中国古代的“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统治思想如出一辙。
中国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最早可追朔至夏代,《尚书.诏诰》中就说“有夏服天命”。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称王，遇事必问卜卦，且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地，政令皆借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西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董仲舒首创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宋代思想家朱熹则把封建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伦理学说都说成是“天理”的表现或“流行”,一切都需顺乎天理,不能违背。神权政治观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中国古代天文学之所以比较发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是“天子”，作为天的儿子,皇帝就必须要了解天体运行规律，从而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否则,难以自圆其说。
3、用法学观点阐述政治---政治是立法和执法最终实现统治的过程。
统治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文艺复兴”以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猛烈的颠覆性的批判,神性不再有至尊的地位。人性渐渐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人性开始为人类所重视,人们开始用“人的眼光”来分析政治。政治研究从敬神轻人，转为注重人自身的权利、自由、欢乐和幸福。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西方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如赫赫有名的霍布斯、洛克、卢梭、潘恩、汉密尔顿等，他们都基本倾向于相信通过设计理想的政治体制和法律规范，就能保证有一个和谐的生活。这时的政治分析强调自然法、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为了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而设置的，政治就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并最终实现统治的过程。例如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说：“我们只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法律现象，一个法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所创立的社团。国家作为一个法人，是这个社团的国家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凯尔森把国家说成是一种法律现象,实质上也就是把政治界定为一种法律现象,因为政治活动主要是通过国家来掌控的。
4、以权力为核心阐述政治---政治是争夺和运用权力的过程。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将政治与伦理分开,并开创了从权力角度研究政治问题的先河，他提出“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的看法。认为统治者应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他将权力看作是实力，认为统治者必须将统治建立在让人畏惧的暴力的基础上。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从人性邪恶这一观点出发，提出君主必须知道并善于如野兽一样行动,他应该效法狐狸与狮子，狮子虽然凶猛,但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狐狸虽然狡猾，却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采取欺骗、残酷、背信弃义的做法,但君主必须善于掩盖和伪装，它应当使人民畏惧和绝对服从,而不能使人民憎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完全摆脱了伦理学对政治的限制，重新规定了政治活动的本质。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也认为：“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当代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反对孟子的“仁政”和“王道”论，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他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整套法家的治国理论。把政治理解为对权力的追逐和运用,认为政治就是“集势以胜众,任法以齐民,因术以御群的事务”,指出：“势者胜众之资也”。“王也者,势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也,皆帝王之资也” 他提出的“法”“术”，“势”三者结
合而以法治为中心的严格的社会控制手段，以性恶论为出发点，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政治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5、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政治---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以管理来界定政治的概念,他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的力量，便是政权”。英国政治学家麦肯齐也曾指出：“目前在英国最通用的定义是奥克肖特的定义即政治是参与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管理的进程”。美国当代政治学家G.鹿顿和p.吉尔也认为：“政治活动可以被认为是与对人的集体生活的管理联系在一起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政治进行过系统、专门的定义，但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进行过论述。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以阶级学说这根红线贯穿理解政治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1】,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2】“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3】。“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4】。这些论述看起来互不相同,似乎难以说清哪一种论述包括政治的全部含义，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机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揭示了政治的如下本质特征：（1）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2）阶级性是政治的基本属性（3）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4）政治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等
1、 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持生存必然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生产中人们结成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政治将征的分析必须以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为基点。
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基本动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入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把人和社会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没有抽象和独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只有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一定的政治状况、现象及其性质，归根到底要从经济事实上寻求原因，各阶级、各社会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政治观点，通过一定的政治斗争，一定的政治设施来保障和实现，政治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集团的权威性统治。奴隶社会的政治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则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核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5】。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表明了政治现象的本质，要求人们在社会运动的规律性上认识政治，它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和客观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利害冲突。政治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衡量任何阶级的政治是非功过的最根本尺度，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特征。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6页。
【3】《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九卷，第80页。
2、 阶级性是政治的基本属性
政治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和强烈的阶级属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指的是阶级斗争过程和阶级斗争最后都会上升为政治斗争，表现为政治领域中激烈的权力较量。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而形成的阶级关系就会集中反映到政治中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形成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必然要表现为政治上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关系。”“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真正的斗争”【2】，因而在研究政治现象时，不能不注意政治的阶级属性。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注意到政治的阶级属性不仅包括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政治本身是反映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的，当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社会的阶级属性也会发生变化。如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但社会上依然存在人民内部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是政治。国家的主要职能是协调和解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局部利害冲突关系，管理某些社会公共事务,但这种职能也将逐渐交给社会,在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政治将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管理组织的惟一功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3、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问题
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它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任何阶级要实行阶级的政治统治,主要的工具便是国家机器。一个阶级要取得和保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必须掌握国家政权，控制国家机器，这样才能实行本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国家政权是一个社会政治活动最集中的场所，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一切政治活动、一切政治关系、一切政治现象都与国家政权有关，都是以国家政权的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因素，如阶级、政党、政治组织、政治斗争、政治革命、政治竞争、政治冲突、政治妥协都是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
4、政治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社会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的现象,政治的形成、运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可以任意支配的。政治既然是一种客观的运动过程，那它就有自己的规律。人们可以发现政治本身的基本规律，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从社会复杂的关系中，从政治千头万绪中发现政治的规律性，从而自觉地运用政治中的规律来达到人们的目的。
政治同时还是艺术,政治过程必须讲究技巧。政治艺术意味着人们应该更加灵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运用政治的规律，如政治斗争、政策制定、政治权力的运用、政治谈判、政治交往等等，往往要求人们在政治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政治是统治阶级如何利用政权扩大自己政治影响、如何争取同盟者，如何打击敌人的一种艺术。
总之对于政治本质的认识，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多方位多角度来理解。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给政治这样的定义：
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0页。
【2】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一文。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一） 政治学的涵义
1.政治学的涵义
我们认为,政治学是以国家的起源、性质，职能、目的、组织形式以及治国方略即进行统治的方式方法等为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一门独立的，基础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政治学主要是人们对国家的认识与说明，以及统治阶级如何运用国家政权进行统治与管理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从古代就有了，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世界上有专门的政治学家，大学里设立专门的政治学科和课程，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情。
（二）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一般而言,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门科学。由于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不同,观察的角度和分析的重点不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也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这个问题有过热烈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国家学说、政府的具体机构以及实行革命与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等。
2、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
3、国家,包括国家的一般理论、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活动以及与国家有关的一切政治力量、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等。
4、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一切政治关系的总和。
5、不限于国家问题,举凡一切政治现象。
概括起来,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就广义而言,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狭义而言,国家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广义对象和狭义对象是相辅相成的。广义对象的研究可为狭义对象的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础。而狭义对象的研究则为广义对象的研究确定核心领域。
第二节 政治学的发展历史
一.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史
（一） 中国古代政治学的发展历史概况
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5个历史时期：（1）夏商周时期（2）春秋战国时期（3）秦汉到明代中叶时期（4）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期间（5）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
1.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学
我国古代的国家，基本上实行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萌芽时期。神权政治观在当时的政治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当时的人们将政治看作是按上帝、天或神的旨意行事,从神权的角度来探讨如何论证政治问题。西周时期,“以德辅天”的思想开始出现,开始以人事的眼光探讨政事,然而也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火花,不是主流思想。
2.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形成时期。在这种社会关系大动荡的条件下所产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实际上是政治思想上的学派斗争。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等，他们都对如何治国平天下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大部分观点在我
国历史上一直是各派政治家、思想家争论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就其研究的内容来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诸子百家中，对我国政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政治思想,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思想。儒、法、道三家在我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其他还有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名家等。
由孔丘所创立、孟轲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儒家学派，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主要典籍是《论语》和《孟子》两本书。儒家的政治学说，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坚持“为国以礼”（《先进》）的政治立场，孔子主张；“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他把礼说成是治国的根本，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说到底，礼治的目的就是以周礼为目标调整人与入之间的相互关系,转而将人事作为研究对象。其次，儒家学派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的治国之道。孔子注重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来维持统治；注重用“宽厚”的办法来控制人民。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家制度。在政治思想方面，虽然也有君权神授的思想论证君主权力的合理性，但主要理论是阐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如何用儒家思想控制人民思维的技巧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题材和范式两方面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
3.秦汉到明代中叶的政治学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研究的缓慢发展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政治生活被局限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框架内,政治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些方面或问题作部分改造,缺乏进展。
公元前221年，秦通过武力征伐最终结束了长达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秦帝国，皇帝和一批权力精英逐步获得了对社会的垄断性控制，知识领域也完全为皇权所操控，其中以历史上闻名的“焚书坑儒”为代表。虽然秦国的统治只维持了14年，但它对中国社会以及知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承秦制，制度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外，以公元前40年汉武帝属意的由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开端，王朝国家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绝对的垄断,以儒学为主体的政治研究体系经过一番刻意改造之后,重新占据了政治研究的主体地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中国社会结构中并未出现中古西方社会能够对国家构成抗衡力量的教会势力，这就使得国家有机会建立全方位一元化极权统治。整个社会的政治系统被彻底纳入官僚国家的运行轨道，社会知识功能在于为帝国权威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论说，其价值在于是否对巩固皇权有利，后者同时决定着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在政治学说方面，它主要不是探讨如何组织国家即建立何种政体的问题，而是解决在君主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所谓的“治国之道”，如何处理君臣，君民即统治阶内部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君主统治。基于此，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传统的解释就是“布政治事”，所谓“在君为政，在民为事”，也就是指一种事务，一种管理方式，一种需要遵守的等级规范。因此，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和解释礼乐、兵刑、职官、财赋等典章制度，同我们现在一般所讲的政治学研究有着相当的差异。
宋、元至明代中叶,中国封建社会一方面缓慢发展,另一方面危机四伏。政治研究与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也进一步被强化。朱熹等理学思想家认为,三纲五常不仅是天理的体现,而且是道德和善心的体现。他们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和方法,提出了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学说。
这一阶段的政治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某些问题、某些方面做部分改造和修正,只是在传统政治研究中有所侧重,未能跳出框架本身,缺少发挥和质的跳跃。
4.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期间的政治学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政治学研究也出现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李贽等人开始对儒学体系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黄宗羲等对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抨击,王夫之、顾炎武等都对君主专制持否定态度。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得到张扬。
然而,即便是最激进的挑战者和思想者也未能摆脱传统政治研究的束缚。中国政治研究的质的飞跃是在西方进步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才实现的。
（二）中国近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衰朽，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的危机促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在这一时期，政治研究除了从传统中开掘革故鼎新的思想资源外，更多的人将眼光投向西学，试图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中寻找民族振兴的道路，一度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进来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西方政治学说著作，对近代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之后，还有很多人对政治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如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等。梁启超结合自己参与中国政治变革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提出了精辟论断，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政体代表政体进化的方向，即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宪政政体．中国只能通过改良的途径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他还以自己主办的《时务报》、《消议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他的著作大部份被收人《饮冰室合集》，其中不少是政治学的，如政治学原理方面有《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有《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介绍西方著名政治学著作的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法理学家盂德斯鸠之学说》等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西方政治学继续被大量引进，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对西方政治学说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以商务印书馆注译的“汉译世界名著”为代表，对西方政治学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变,爱国、民主、革命、科学逐渐成为政治研究的主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这两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阶段的政治研究并未形成完整的学科框架,未能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迎风招展时,中国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研究才正式开始。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综合性，一是主体的稳定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始终涉及下列主题：（1）政治哲学（2）理想社会政治模式（3）治国战略（4）施政方略（5）权力运用（6）政治制度（7）政治史等。
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1）范式单一（2）注重时世（3）强调布政（4）侧重伦理（5）学科界线模糊。
（三）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1903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迅速，知识界对政治学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国内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相继成立了政治学系或政治学专业，讲授政治学课程。国内学者编著的政治学教材也相继问世，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中涵的《政治学纲要》、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政治学教材。学者们还对政治学进行了分科研究，如《中国选举史略》、《中国历代党争史》、《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著作。1932年9月1日，旧中国的政治学会在南京宣告成立，会员达80余人。这一时期，
中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的研究，主要是受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影响，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都未能脱离西方传统政治学的窠臼。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迅速传播开来。陈独秀、李大钊等率先在《新青年》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如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理。1920年《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有些学者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如瞿秋白和张太雷在上海大学曾分别主讲《社会学概论》和《政治学》，恽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政治学概论》，他们的讲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1929年出版的由邓初民撰写的《政治学大纲》，可视为我国马克恩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之作，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以及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到30年代，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讲授和研究政治学已蔚然成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中写下的一系列光辉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苦群众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学理论，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然而,由于苏联早年把政治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加以取缔，因而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时也仿效苏联，取消了所有高校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有关政治学的课程和内容被分散到了其他学科领域，政治学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改行从事其他工作。60年代,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曾组建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就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较少涉及政治学的其他内容，因而政治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学进入恢复发展时期。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尽快补课。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政治学恢复初期，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湖北省1977年率先成立政治学会之后，全国许多省市相继成立政治学会、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室。1980年12月，150名学者在北京聚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学会。1984年，中国政治学会加入了国际政治学会，成为其集体会员。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政治学研究所，并创建了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国外政治学》。与此同时,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支持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古林大学等相继设置政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随后又招收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5年底国家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确定了加强发展政治学科建设的方针。随之全国许多高校设置了政治学专业，有些院校还设立了行政学专业。自赵宝煦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念》出版以后，同类著作出版已达数十种之多。每年有多种政治学专著出版。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在理论方面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团体、政体、人民、政党、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政治学基本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更符合中国国情。在实践方面．政治学界密切配合中国的改革过程，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广泛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和目标、政府职能转换、政府机构的改革、党政分开、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人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现实政治生活，立
足本国，放眼世界，对各种政治学课题进行了科学的理性分析，使政治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同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相比，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应用性研究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现实需要。这种落后状况虽然与我国政治研究恢复时间不长有关，但现实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对政治学的要求，相反现代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涌现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政治学给予科学说明并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因此，政治学工作任重而道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三个代表”伟大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加强政治学的基础理沦研究，下大力开展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是政治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呈现出如下特点：（1）由观念论证走向观念建设（2）由理论研究走向现实研究（3）由单学科研究走向多学科研究（4）由单一方法研究走向多样化方法研究（5）由封闭研究走向开放研究。所有这些锲而不舍的研究成果推动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二.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历史
（一） 西方古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在西方,将政治作为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的,最早始于古典希腊时代。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写就《政治学》一书，为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这里的“政治学”即“城邦学”，旨在研究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权力分配、目标模式等等。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政治研究范式体系对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古典希腊、罗马时期
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城邦政治，其代表人物是古希腊后期的柏拉图(前428---前348)、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希腊时代的波里比阿(前203---前120)以及罗马共和国时代的西塞罗(前106一前43)。柏拉图留下了三篇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对话：《理想国》(即《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成为政治科学领域内的基本经典。柏拉图提出了不少重要政治命题，诸如正义、政治德性、政体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和更替，这些命题在19世纪甚至当今的政治理论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想了-个社会各等级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各司其职的正义国家的理想，这一理想国不仅是他研究和衡量现实政体的尺度，也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最终归宿。在理想国中，作为智慧、理性化身的哲学家出于城邦的利益进行统治。而要实现“哲学王”的统治，要么通过使哲学家成为王，要么使王通过学习成为哲学家。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政体模式应当是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之上的贵族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德性居于主导地位。比理想政体较次的政体依次是：勋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以及僭主政体。勋阀政体是理想政体蜕变后的结果，在那里，荣誉军功取代了知识和德性；勋阀政体发生蜕变形成寡头政体，后者以财富取代荣誉；寡头政体发生蜕变形成民主政体，后者最终演化为儹主政体。在后来的《政治家篇》以及晚年完成的《法律篇》中，柏拉图对理想国的现实政体和可能形式做了区分。根据统治者的数量和质量--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许多人的统治--分为六种类型的政体形式“即君主政体、儹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暴民政体”。这一政体类型理论后来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进一步发挥和完善；直至19世纪,这一理论一直为政治学者们所采用。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混合政体”学说。在柏拉图看来，混合政体是现实中最好且最为稳定的政体，因为它综合了君主政体的智慧和德性，民主政体的自由。这一混合政体思想被亚士多德采纳并进一步完善。成为政治科学学科史上首次提出的解释理论，被认为是近代分权理论的先驱。
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成为古典希腊政治研究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学园中度过了20年，深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他曾一度被受聘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
家庭教师,后回到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与自己的老师柏拉图所注重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演绎研究方法不同，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证的、历史的归纳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的带领下，吕克昂学园对希腊半岛一百五十八个形形色色的城邦政制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学》就是在分析这些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亚里士多德第一个试图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区别开来。他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体的善，政治学研究的则是群体的善。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一开篇就指出，作为最高而广涵的政治社团的城邦，其最高目的就是旨在“完成某些善业”。亚里士多德从“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城邦)的动物”这一基础命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关于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的观点，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类型以及法治等方面的理论。如果说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使其贬斥现实世界，对人类认识这一世界的可能性深表怀疑，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位冷静的实证主义者，他如同医生一样，首先关注的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弊病。虽然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政体分类理论，但他从现实出发，认为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政体-寡头制和民主制在希腊城邦最为普遍；混合政体综合了前两者各自的优点，将德性与稳定结合起来，是现实中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政体；而儹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为此，亚里士多德做了如下论证：城邦社会结构随着经济关系、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人们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贫者与富者的分化。在富人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形成寡头体制；在穷人居统治地位的地方，产生民主制。在中间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则形成混合政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社会阶级地位与政体形式联系起来。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这一传统在将近2500年之后仍然常新不衰。他们曾提出的问题仍然被提出，建立的许多政治范畴仍然通用。他们所开创的思维模式(柏拉图的带有较多哲学思辨、怀疑论和理想主义色彩,而亚里士多德的则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仍然拥有许多追随者和拥护者。其中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沿用方向。
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考的世界仅仅局限于希腊城邦。在那里，公民与奴隶、外邦人与蛮族截然对立，而随着亚历山大国王的征服活动，希腊文化与外邦文化不断交融，具有一定世界眼光的斯多葛哲学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逐步盛行。斯多葛学派主张人类的普遍性以及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该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历史学家波里比阿，他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观念分析罗马历史和政制。在波里比阿看来，罗马迅速崛起的根源在于其政治制度。罗马建国者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发现混合政体能够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原则结合起来。为此，他们分别设立了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正是这一特殊的政体形式使罗马人能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迅速成长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保证了“罗马治下的和平”。
罗马共和国特殊的成长经历为生活于该体制下的思想家们提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思想资源，他们开始超越传统城邦政制研究的局限，将古典希腊传承下来的政治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众多思想家行列中，西塞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论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西塞罗已完全摒弃了城邦的概念；并首先对“国家”作出界定，他指出，“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在西塞罗眼里，国家已不再是希腊式的城邦，而是领土广阔、族群多元的共同体。西塞罗在古典希腊政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共和政体理论，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贵族制、君主制以及民主制“均衡地混合而成”，而罗马共和国正是这一理想政体形式的现实体现。另外，西塞罗还较为完整地提出分权理论和法治原则。虽然在西塞罗之前，已经有人曾论及过某种分权思想，但正是西赛罗第一次将分权思想上升到理论和理性层面。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政制实践，西塞罗不仅设计出一套极力制衡的运作模式，而且第一次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为共和国
制定了一整套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制度。这成为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近代分权理论的重要思想根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学说，认为，自然法是建立在宇宙神圣秩序和人类理性和社会性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一自然法思想被运用于罗马法，并通过罗马法为后来的天主教信条所继承，最终成为近代启蒙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
综观欧洲古典时代，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什么是最好的攻体组织形式?应当采用何种标准对政体做出评判?针对第一个问题，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得的六种政体类型理论和混合政体思想作出了回答：而有关政体的评价标准问题，则是斯多葛学派所倡导的以正当性、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学说。这些均成为中世纪天主教政治理论的主要思想根基。
2、中世纪时期（5--15世纪）
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就使该时期的政治研究也弥漫着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以圣.奥古斯丁（354--430）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经院哲学为代表。《圣经》、上帝、教权成为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信仰领域的权威成为判断万物是非曲直的惟一标准。
在其代表作《上帝之城》一书中，圣.奥古斯丁辩称，自创世纪到末日审判，整个人类过去和将来也是由两个敌对的集团构成的，其中一个集团自私自爱，“按人的标准生活”；另一个集团“按上帝的标准”生活。前者属于“尘世之城”，将受到惩罚；而受到天佑的少数人构成“上帝之城”，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他们将穿上永生的外衣。
与教父哲学将《圣经》视为至上帝权威略有差别，13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则力图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精义协调起来。他根据基督教的信仰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用后者改造基督教神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阿奎那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并非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是人或哲学指导的实践理性的产物，而是上帝王国的同义语。阿奎那成为基督教世界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首次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译成拉丁文，并详细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主要论文；在理论上论证了信仰领域和理性领域、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界分的可能性。这为后来的宗教改革乃至政教分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 西方近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文艺复兴至18世纪末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发展时期。
文艺复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开始摆脱宗教神学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人们开始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西方近代政治学开始形成。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半岛北部产生了许多公国和商业共和国，教权与王权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争斗，频繁的军事征服、外交谈判、国内革命以及制度变迁，刺激了这一时期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不断思考他们身处其中的政治现实。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里（1469-1527）被称为新时代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在他那里，政治研究抛弃了传统文本中的道德和伦理诉求，而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经验和人性本身出发，探讨世俗政治领域内的权力关系模式。在《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里用直率的世俗语调讲话，指出政治体制并非如传统理论家所认定的好与坏、正态与变态判然两分，而是常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反常的政体有时是无法避免的，它毋宁是出于生存的必要而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关系从根本上是财产关系的反映，政治权力的争夺与巩固是政治生活领域内的最高目标，为此，任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一位君主在必要的时候忧柔寡断，那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难以完成某种善业。因此，马基雅维里在许多人眼里成为漠视道德原则、政治犬儒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已开始
将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开，从而使其具有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他也被视为近代资产级政治科学的奠基人。
中世纪以后，主权问题一直是理论家们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的是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1529----1596）。他在其代表作《共和六书》一书中，在总结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本质属性，具有至上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稳固统一的前提。在布丹看来，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有必要强化君主的绝对权威，他从大量事实出发，认为历史上的所谓混合政体(如罗马、威尼斯)实际上权力高度集中，任何政体若要持久，只有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另外，布丹有关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的分析对后来的孟德斯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政治理论虽然并未完全从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传统中摆脱出来，但他的主权理论不仅推动了政治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且为通过国际法而相互联系的现代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国家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17、18世纪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先驱。
17，18世纪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繁荣阶段，与政治领域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相对应，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美国的麦迪逊、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等，他们所提出的各种政治思想主张，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等学说以及体现在其中的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观念，成为近代乃至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框架。霍布斯（1588-1679）生活的时期正是英国国内政治动荡的时期，在其代表政治论著《利维坦》中，霍布斯把人类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之前的时期设想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而为了摆脱这自然状态所带来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同时出于对和平的安定生活的渴望，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够把所有人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绝对君主，君主的主权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它为人民提供安全和福利，而人民的义务则是服从这一权威。
与霍布斯不同，约翰.洛克(1632-1704)则从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契约论假设出发讨论政府的起源及其正当性问题。在《政府论：论政府的起源，范围和目的》一书中，洛克所假定的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受到自然法规约束的自由状态。由于这种自由状态下人们各自为政，难免相互侵害。这样，他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政府的建立系得自人民的同意，其目的是保护缔约者的生命、自由和福利。而为了防止政府对权力滥用，洛克主张将权力划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以霍布斯和洛克为标志，西方近代政治科学开始进入了逻辑理性主义传统：即从某些社会和心理预设出发，通过逻辑推演论证政府的起源、性质、结构、权威基础等等。
虽然孟德斯鸠与霍布斯和洛克一样，均承认自然法是政府的正当性基础，但孟更强调人类政治经验的多样。他是唯一以经验为基础对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研究的人。孟德斯鸠曾前往小亚细亚、罗马、威尼斯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与法国进行比较研究。他从多元的角度对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做出解释，包括气候、习俗、经济、历史等等。在孟德斯鸠看来，最能保障人民自由和福利的政府形式必须是分权式的，这种政体综合了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自的优点，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是这种体的代表。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理论和混合政体思想对后来的美国立宪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宪政结构中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间的权威配制及权力之间的制约平衡，正是美国立宪者受到孟德斯鸠政治理论的启发并结合殖民地自身的政治经验的结果。
（三）西方现代政治学发展概况（19世纪至今）
19世纪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前半叶以历史主义者黑格尔(1770-1831)、孔德(1798--1857和马克思(1818-1883)为代表，后半叶则主要有“进化
论”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斯宾塞(1820-1903)、梅因(1822-1888)和滕尼斯（1855--1936）。与17、18世纪政治研究的路径不同，19世纪思想家越来越将政治和社会的研究视为科学，研究者注重的不再是有关人性的假设而是政治制度和事件背后的事实依据，他们对政治现象的解释日益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基础之上。约翰．密尔,托克维尔、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帕累托、莫斯卡、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布赖斯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现代政治科学的专业化发端于20世纪的美国。早在1880在美国学者J.W.伯杰斯的积极倡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政治研究院，建立了完善的学科专业设置，并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六年后，第一种定期出版的政治学刊物《政治学季刊》在哥大政治学院创刊。此后，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相继设立了政治学系，招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专门的政治学课程。1889年，美国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学院成立，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美国政治学会开始出版《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新一代政治学者在继承前代跨学科的研究策略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实证调查和量化研究。192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成立政治科学学院，发起人是梅里亚姆。在梅里亚姆及其学生哈罗德.戈斯内尔的主持下，该学院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的选民投票行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跨国比较研究。他们最早采用概率抽样和调查问卷方法；这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是开拓性的。梅里亚姆策划并编辑了有关公民教育的系列丛书，成为当代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开拓者。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1978），在20世纪20、30年代，他在政治心理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主要著作有《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1930)、《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感》(1935)、《政治：谁得到什么，何时和怎样得到》(1936)、《世界革命宣传：以芝加哥为案例》(1939)。拉斯韦尔是第一位用实验法研究人的心理和情感过程的学者。芝加哥大学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还有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昆西.赖特和公共行政学教授L.D.怀特。
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政治科学领域肉的“行为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战争而起的许多问题对政治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保证工农业的产出?如何招募和训练陆，海、空军?他们退伍后如何安置?如何发行战时公债？如何控制消费，控制通货膨胀?如何进行有效的战争宣传?这些问题都使军事和后勤服务部门急需大量的社会科学人才，而他门成为战后行为革命的积极力量。
总而言之，20世纪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学里的政治学专业还没有独立的教材，尚没有如现代政治学系，公共行政系这样专门的政治学教学组织，甚至没有独立且系统的政治学学位授予权，也没有独立的学术研究目标，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以及参加公共生活训练，即培养政府官员，因此，政治学曾一度被称为“公民学”。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美国各大学政治学专业学科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密歇根大学社会问题研究所及其下属的调查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国民舆论研究中心成为行为革命的直接推动力量。此外，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也培养了大批政治学研究的后备力量。1961年，由密歇根大学发起成立政治和社会研究资料中心，提供有关博士论文、期刊、图书以及大量机读文献和调查数据，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
2.科学主义方法的运用，使现代政治科学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
如果说19世纪的政治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法律、哲学和历史层面，那么20世纪则是政治研究进一步实证化和技术化的时期。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美国兴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提倡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在政治研究中采用社会学、
心理学以及统计学的方法,以达到对现实政治现象更为客观理性的分析，摒弃政治分析中带有明显价值判断以及意识形态的偏向。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传统政治学单纯强调法律制度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赖以发生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只有通过研究政治行为，才能真正触及政治现象发生的内在机理。行为主义政治学注重实证研究，将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引入政治研究，希望以此认识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性。
3.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对应，政治学研究开始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性的语汇系统。
如果说希腊城邦时期政治研究语汇是哲学的，罗马时代的政治语汇是法律的，中古欧洲时代政治研究语汇是宗教的，那么在现代国家时代，政治研究的语汇则是科学的。新的政治学语汇系统强调语汇本身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以及对现实政治现象的解释力。
总之,现代西方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介入了当代学科的发展和综合,然后又对这种分离做了批判和扬弃。纵观一个多世纪来的现代西方政治学,可以知道它的三个发展趋势：（1）理论和体系的多样化（2）研究重点已从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政体、法规等转移到政治社会因素方面、过程方面等（3）研究方法的微观化、动态化、纯科学化。虽然西方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体而言,还没有突破性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1）现代西方政治研究缺乏开阔的远景、透彻的思路和重大的理论成果。（2）现代西方政治研究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
第三节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人们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基本方式和法则。目前人们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方法很多，但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另一类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政治，尤其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探究政治发展的动因。指出社会政治活动与社会物质存在的内在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政治现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的方法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
（一）经济分析法
经济分析法即从政治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析和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是应由它这个基础来说明。”【1】这就是说，社会上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的发生，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原因所致。因此,列宁得出结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结论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的根源是经济。一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和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并受后者的制约。另一方面,政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私有制而开展一系列政治活动,而工人阶级为了争得自己应有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这些政治活动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关系那么密切，因此，要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就必须研究政治和经济
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揭示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根源。这就是分析和理解政治现象的经济分析方法。当然．除经济外，影响政治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分析方法并不排斥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只不过是把经济作为影响政治的决定性主要因素来分析而已。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82页。
（二）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即考察阶级社会的任何政治现象都应找出它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深刻揭示政治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是社会政治现象的实质内容。一切政治现象都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所以，列宁说，人类历史上“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必颂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问题”。这种运用阶级学说分析和说明政治现象的方法就是阶级的分析方法。
当然,应用阶级分析法时要注意从实际出发，考虑它的实际应用范围和时间限度。即阶级分析法只能在阶级社会中运用。
（三）历史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就是把政治现象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的方法。
任何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历史根源，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要研究政治现象，发现其规律，就不能不历史地考察它。比如我们要研究有关反腐败问题，可以通过考察古代、近代、现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腐败问题，探求腐败的历史根源，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反腐败对策应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问题。
运用历史分析法考察政治现象一般有三个步骤：第一，把政治现象放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分析，找出其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或历史原因。第二，历史地认识政治现象,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去把握政治本质及发展规律；第三,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再认识。
二、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运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解释政治现象，形成了众多的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但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心理学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行为分析法、政治系统分析法等。
（一）心理学研究法
自从现代西方政治学把研究重点转向政治行为后，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现代政治学家把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到政治学研究领域。
心理学研究法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政治过程中活动的人们的态度、情绪、个性和气质，研究政治生活中人们心理因素的作用和政治对人们心理情绪的影响。如运用心理学中的刺激一反应模式来解释人的政治行为，把政治行为看作是行为者对他所处环境的事件或情况做出的反应，
（二）社会学研究法
社会学研究法是在社会学原则的指导下考察分析政治现象的方法。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运用得较多的政治精英分析和政治角色分析便是运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政治问题的典范。政治精英分析以社会学的社会分层学说和精英理论为背景，以政治统治阶层精英人物为分析对象并试图由此出发揭示政治的内容及其发展规律。政治角色分析借用了社会角色理论把政治分析的任务归结为对于具有不同行为规定性的政治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三）经济学研究法
经济学研究法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模式和方法来考察分析政治现象的方法。政治学研究中的经济学研究法主要有集合选择分析、理性选择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集合选择分析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分析对象,以此揭示政治运行的基础和机制。理性选择分析来自于当代西方福利经济学，它以单个的政治人作为分析对象，并且设定他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有效地追求目标。有理性的政治人在多项选择中将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公共政策分析来自西方当代经济学的公共政策学派，它以社会政策作为基本分析环节，通过对政策制订、实施和评估的分析揭示政治规律。
（四）行为分析法
这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包括一系列研究方法。它一方面反对传统的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宏观的演绎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把研究对象放在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上面，强调所谓系统的和纯科学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力求严密和系统，并力图通过对资料的定量和测量来达到精确性。行为分析法对现代西方政治学各主要领域有程度不等的影响，它表现了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最显著的不同。
（五）政治系统分析法
这是将一般系统论运用于政治研究的方法。着重对政治现象、政治行为作整体性的宏观分析，企图建立所谓统一的理论，即对政治体系极其活动进行系统分析，使政治学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各层次和各区域的政治。政治系统分析法包括一般政治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分析。一般政治系统分析根据一般系统理论，以互动政治行为为基本单元,建立政治系统的一般框架,并着力就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展输入与输出分析。结构--功能分析集中研究政治系统履行的功能以及实行功能的结构。它强调分析每一特定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并假定，如果一个系统是持续存在的或是得到了适当维护的话，那么它就能完戏一些必要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功能”就能使系统保存或永存下去；“结构”则是政治角色的组合，其中包括如政党和立法机关这样具体的组织结构。通过结构--功能分析从而揭示政治系统运行的状况和规律。
以上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不少西方现代政治学家吸收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能排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科学成分必须吸收运用，为繁荣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绪 论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它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分析、分类整理，找出其内部关联而形成的，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因此，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种现象及其规律。由于客观事物本身是多样化的，是由许多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构成的，因而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多样化的，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同其它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
第一节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一. 政治的涵义
政治学作为一个专业学科，我们首先对它所研究的主要命题——“政治”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有科学的界定，从而揭示出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自从政治现象产生以来,人们对它的内涵就一直进行着努力不懈的探索，古今中外的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政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界定。
（一）对政治的一般解释
1、用道德伦理观点阐述政治——政治源于道德规范。
“政治”的涵义缘于古希腊语，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 ,因为古希腊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由100多个分散的城邦组成，因此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就以城邦为核心展开。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的政治观就带有十分明显的伦理色彩，它第一次提出了伦理道德的一般定义问题，并且强调执政者要有“美德”和“知识”。古希腊著名学者亚理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这门学科,并用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把它美化起来，把政治和伦理混在一起来论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命题，他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他还认为自然对每一事物都赋予一定的目的。自然赋予人的目的就是过优良的生活，而只有当人们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即参加城邦生活时，才能达到优良的生活。他强调国家的目的在于实现最高的“善业”．在于达到全城邦的“美满幸福”。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一直从道德的观点出发来阐述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见解。孔子说：“政者,正也。”在这里，“正”实际上就是指儒家的道德规范，统治者的思想行为如果符合仁、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要求，就会使天下大治而平安。认为人性本恶的荀子在论述政治现象的起源时也指出：政治起源于所谓“圣人”、必须改变人的恶性，使之具有良善道德的“化性起伪”。古代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是靠宗法、靠纲常来维持。衡量人们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忠孝”之道，伦理政治观的理论化形式是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纲常之教的重心在三纲,三纲的核心又在父权，君权是在父权基础上的延伸。因此，在中国古代,宗庙社稷也是王朝国家的代称，“国”与“家”是相通的，“忠君”与“报国”是同义词。政治伦理化的结果，就是在政治活动过程中重视内省、轻看法制，注重现实政治功利。中国流传久远的人治现象根源就在于儒学推崇的伦理政治观的深层影响。
2、从宗教神学观点出发阐述政治------政治源于超自然的力量。
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成为欧洲中世纪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包括到神学范畴并以神学的形式出现，服从和服务于神学。正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只知
道-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创立者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都认为政治社会的目的是缘于超自然的力量----上帝，政治社会中的一切是上帝无形的手早有的安排,政治权力起源于上帝,人类世俗社会的政治规范应实现上帝的意志，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上帝的旨意并为上帝服务，用超自然超人力的逻辑和信条来解释政治现象。这与中国古代的“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统治思想如出一辙。
中国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最早可追朔至夏代,《尚书.诏诰》中就说“有夏服天命”。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称王，遇事必问卜卦，且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地，政令皆借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西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董仲舒首创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宋代思想家朱熹则把封建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伦理学说都说成是“天理”的表现或“流行”,一切都需顺乎天理,不能违背。神权政治观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中国古代天文学之所以比较发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是“天子”，作为天的儿子,皇帝就必须要了解天体运行规律，从而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否则,难以自圆其说。
3、用法学观点阐述政治---政治是立法和执法最终实现统治的过程。
统治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文艺复兴”以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猛烈的颠覆性的批判,神性不再有至尊的地位。人性渐渐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人性开始为人类所重视,人们开始用“人的眼光”来分析政治。政治研究从敬神轻人，转为注重人自身的权利、自由、欢乐和幸福。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西方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如赫赫有名的霍布斯、洛克、卢梭、潘恩、汉密尔顿等，他们都基本倾向于相信通过设计理想的政治体制和法律规范，就能保证有一个和谐的生活。这时的政治分析强调自然法、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为了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而设置的，政治就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并最终实现统治的过程。例如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说：“我们只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法律现象，一个法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所创立的社团。国家作为一个法人，是这个社团的国家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凯尔森把国家说成是一种法律现象,实质上也就是把政治界定为一种法律现象,因为政治活动主要是通过国家来掌控的。
4、以权力为核心阐述政治---政治是争夺和运用权力的过程。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将政治与伦理分开,并开创了从权力角度研究政治问题的先河，他提出“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的看法。认为统治者应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他将权力看作是实力，认为统治者必须将统治建立在让人畏惧的暴力的基础上。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从人性邪恶这一观点出发，提出君主必须知道并善于如野兽一样行动,他应该效法狐狸与狮子，狮子虽然凶猛,但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狐狸虽然狡猾，却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采取欺骗、残酷、背信弃义的做法,但君主必须善于掩盖和伪装，它应当使人民畏惧和绝对服从,而不能使人民憎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完全摆脱了伦理学对政治的限制，重新规定了政治活动的本质。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也认为：“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当代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反对孟子的“仁政”和“王道”论，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他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整套法家的治国理论。把政治理解为对权力的追逐和运用,认为政治就是“集势以胜众,任法以齐民,因术以御群的事务”,指出：“势者胜众之资也”。“王也者,势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也,皆帝王之资也” 他提出的“法”“术”，“势”三者结
合而以法治为中心的严格的社会控制手段，以性恶论为出发点，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政治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5、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政治---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以管理来界定政治的概念,他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的力量，便是政权”。英国政治学家麦肯齐也曾指出：“目前在英国最通用的定义是奥克肖特的定义即政治是参与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管理的进程”。美国当代政治学家G.鹿顿和p.吉尔也认为：“政治活动可以被认为是与对人的集体生活的管理联系在一起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政治进行过系统、专门的定义，但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进行过论述。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以阶级学说这根红线贯穿理解政治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1】,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2】“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3】。“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4】。这些论述看起来互不相同,似乎难以说清哪一种论述包括政治的全部含义，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机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揭示了政治的如下本质特征：（1）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2）阶级性是政治的基本属性（3）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4）政治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等
1、 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持生存必然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生产中人们结成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政治将征的分析必须以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为基点。
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基本动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入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把人和社会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没有抽象和独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只有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一定的政治状况、现象及其性质，归根到底要从经济事实上寻求原因，各阶级、各社会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政治观点，通过一定的政治斗争，一定的政治设施来保障和实现，政治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集团的权威性统治。奴隶社会的政治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则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核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5】。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表明了政治现象的本质，要求人们在社会运动的规律性上认识政治，它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和客观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利害冲突。政治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衡量任何阶级的政治是非功过的最根本尺度，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特征。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6页。
【3】《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九卷，第80页。
2、 阶级性是政治的基本属性
政治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和强烈的阶级属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指的是阶级斗争过程和阶级斗争最后都会上升为政治斗争，表现为政治领域中激烈的权力较量。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而形成的阶级关系就会集中反映到政治中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形成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必然要表现为政治上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关系。”“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真正的斗争”【2】，因而在研究政治现象时，不能不注意政治的阶级属性。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注意到政治的阶级属性不仅包括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政治本身是反映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的，当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社会的阶级属性也会发生变化。如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但社会上依然存在人民内部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是政治。国家的主要职能是协调和解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局部利害冲突关系，管理某些社会公共事务,但这种职能也将逐渐交给社会,在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政治将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管理组织的惟一功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3、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问题
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它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任何阶级要实行阶级的政治统治,主要的工具便是国家机器。一个阶级要取得和保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必须掌握国家政权，控制国家机器，这样才能实行本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国家政权是一个社会政治活动最集中的场所，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一切政治活动、一切政治关系、一切政治现象都与国家政权有关，都是以国家政权的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因素，如阶级、政党、政治组织、政治斗争、政治革命、政治竞争、政治冲突、政治妥协都是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
4、政治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社会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的现象,政治的形成、运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可以任意支配的。政治既然是一种客观的运动过程，那它就有自己的规律。人们可以发现政治本身的基本规律，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从社会复杂的关系中，从政治千头万绪中发现政治的规律性，从而自觉地运用政治中的规律来达到人们的目的。
政治同时还是艺术,政治过程必须讲究技巧。政治艺术意味着人们应该更加灵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运用政治的规律，如政治斗争、政策制定、政治权力的运用、政治谈判、政治交往等等，往往要求人们在政治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政治是统治阶级如何利用政权扩大自己政治影响、如何争取同盟者，如何打击敌人的一种艺术。
总之对于政治本质的认识，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多方位多角度来理解。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给政治这样的定义：
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0页。
【2】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一文。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一） 政治学的涵义
1.政治学的涵义
我们认为,政治学是以国家的起源、性质，职能、目的、组织形式以及治国方略即进行统治的方式方法等为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一门独立的，基础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政治学主要是人们对国家的认识与说明，以及统治阶级如何运用国家政权进行统治与管理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从古代就有了，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世界上有专门的政治学家，大学里设立专门的政治学科和课程，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情。
（二）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一般而言,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门科学。由于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不同,观察的角度和分析的重点不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也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这个问题有过热烈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国家学说、政府的具体机构以及实行革命与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等。
2、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
3、国家,包括国家的一般理论、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活动以及与国家有关的一切政治力量、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等。
4、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一切政治关系的总和。
5、不限于国家问题,举凡一切政治现象。
概括起来,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就广义而言,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狭义而言,国家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广义对象和狭义对象是相辅相成的。广义对象的研究可为狭义对象的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础。而狭义对象的研究则为广义对象的研究确定核心领域。
第二节 政治学的发展历史
一.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史
（一） 中国古代政治学的发展历史概况
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5个历史时期：（1）夏商周时期（2）春秋战国时期（3）秦汉到明代中叶时期（4）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期间（5）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
1.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学
我国古代的国家，基本上实行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萌芽时期。神权政治观在当时的政治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当时的人们将政治看作是按上帝、天或神的旨意行事,从神权的角度来探讨如何论证政治问题。西周时期,“以德辅天”的思想开始出现,开始以人事的眼光探讨政事,然而也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火花,不是主流思想。
2.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形成时期。在这种社会关系大动荡的条件下所产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实际上是政治思想上的学派斗争。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等，他们都对如何治国平天下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大部分观点在我
国历史上一直是各派政治家、思想家争论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就其研究的内容来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诸子百家中，对我国政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政治思想,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思想。儒、法、道三家在我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其他还有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名家等。
由孔丘所创立、孟轲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儒家学派，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主要典籍是《论语》和《孟子》两本书。儒家的政治学说，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坚持“为国以礼”（《先进》）的政治立场，孔子主张；“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他把礼说成是治国的根本，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说到底，礼治的目的就是以周礼为目标调整人与入之间的相互关系,转而将人事作为研究对象。其次，儒家学派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的治国之道。孔子注重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来维持统治；注重用“宽厚”的办法来控制人民。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家制度。在政治思想方面，虽然也有君权神授的思想论证君主权力的合理性，但主要理论是阐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如何用儒家思想控制人民思维的技巧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题材和范式两方面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
3.秦汉到明代中叶的政治学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研究的缓慢发展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政治生活被局限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框架内,政治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些方面或问题作部分改造,缺乏进展。
公元前221年，秦通过武力征伐最终结束了长达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秦帝国，皇帝和一批权力精英逐步获得了对社会的垄断性控制，知识领域也完全为皇权所操控，其中以历史上闻名的“焚书坑儒”为代表。虽然秦国的统治只维持了14年，但它对中国社会以及知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承秦制，制度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外，以公元前40年汉武帝属意的由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开端，王朝国家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绝对的垄断,以儒学为主体的政治研究体系经过一番刻意改造之后,重新占据了政治研究的主体地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中国社会结构中并未出现中古西方社会能够对国家构成抗衡力量的教会势力，这就使得国家有机会建立全方位一元化极权统治。整个社会的政治系统被彻底纳入官僚国家的运行轨道，社会知识功能在于为帝国权威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论说，其价值在于是否对巩固皇权有利，后者同时决定着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在政治学说方面，它主要不是探讨如何组织国家即建立何种政体的问题，而是解决在君主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所谓的“治国之道”，如何处理君臣，君民即统治阶内部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君主统治。基于此，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传统的解释就是“布政治事”，所谓“在君为政，在民为事”，也就是指一种事务，一种管理方式，一种需要遵守的等级规范。因此，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和解释礼乐、兵刑、职官、财赋等典章制度，同我们现在一般所讲的政治学研究有着相当的差异。
宋、元至明代中叶,中国封建社会一方面缓慢发展,另一方面危机四伏。政治研究与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也进一步被强化。朱熹等理学思想家认为,三纲五常不仅是天理的体现,而且是道德和善心的体现。他们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和方法,提出了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学说。
这一阶段的政治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某些问题、某些方面做部分改造和修正,只是在传统政治研究中有所侧重,未能跳出框架本身,缺少发挥和质的跳跃。
4.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期间的政治学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政治学研究也出现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李贽等人开始对儒学体系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黄宗羲等对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抨击,王夫之、顾炎武等都对君主专制持否定态度。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得到张扬。
然而,即便是最激进的挑战者和思想者也未能摆脱传统政治研究的束缚。中国政治研究的质的飞跃是在西方进步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才实现的。
（二）中国近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衰朽，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的危机促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在这一时期，政治研究除了从传统中开掘革故鼎新的思想资源外，更多的人将眼光投向西学，试图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中寻找民族振兴的道路，一度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进来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西方政治学说著作，对近代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之后，还有很多人对政治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如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等。梁启超结合自己参与中国政治变革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提出了精辟论断，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政体代表政体进化的方向，即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宪政政体．中国只能通过改良的途径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他还以自己主办的《时务报》、《消议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他的著作大部份被收人《饮冰室合集》，其中不少是政治学的，如政治学原理方面有《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有《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介绍西方著名政治学著作的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法理学家盂德斯鸠之学说》等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西方政治学继续被大量引进，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对西方政治学说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以商务印书馆注译的“汉译世界名著”为代表，对西方政治学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变,爱国、民主、革命、科学逐渐成为政治研究的主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这两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阶段的政治研究并未形成完整的学科框架,未能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迎风招展时,中国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研究才正式开始。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综合性，一是主体的稳定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始终涉及下列主题：（1）政治哲学（2）理想社会政治模式（3）治国战略（4）施政方略（5）权力运用（6）政治制度（7）政治史等。
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1）范式单一（2）注重时世（3）强调布政（4）侧重伦理（5）学科界线模糊。
（三）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1903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迅速，知识界对政治学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国内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相继成立了政治学系或政治学专业，讲授政治学课程。国内学者编著的政治学教材也相继问世，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中涵的《政治学纲要》、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政治学教材。学者们还对政治学进行了分科研究，如《中国选举史略》、《中国历代党争史》、《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著作。1932年9月1日，旧中国的政治学会在南京宣告成立，会员达80余人。这一时期，
中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的研究，主要是受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影响，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都未能脱离西方传统政治学的窠臼。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迅速传播开来。陈独秀、李大钊等率先在《新青年》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如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理。1920年《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有些学者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如瞿秋白和张太雷在上海大学曾分别主讲《社会学概论》和《政治学》，恽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政治学概论》，他们的讲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1929年出版的由邓初民撰写的《政治学大纲》，可视为我国马克恩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之作，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以及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到30年代，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讲授和研究政治学已蔚然成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中写下的一系列光辉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苦群众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学理论，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然而,由于苏联早年把政治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加以取缔，因而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时也仿效苏联，取消了所有高校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有关政治学的课程和内容被分散到了其他学科领域，政治学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改行从事其他工作。60年代,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曾组建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就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较少涉及政治学的其他内容，因而政治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学进入恢复发展时期。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尽快补课。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政治学恢复初期，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湖北省1977年率先成立政治学会之后，全国许多省市相继成立政治学会、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室。1980年12月，150名学者在北京聚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学会。1984年，中国政治学会加入了国际政治学会，成为其集体会员。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政治学研究所，并创建了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国外政治学》。与此同时,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支持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古林大学等相继设置政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随后又招收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5年底国家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确定了加强发展政治学科建设的方针。随之全国许多高校设置了政治学专业，有些院校还设立了行政学专业。自赵宝煦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念》出版以后，同类著作出版已达数十种之多。每年有多种政治学专著出版。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在理论方面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团体、政体、人民、政党、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政治学基本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更符合中国国情。在实践方面．政治学界密切配合中国的改革过程，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广泛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和目标、政府职能转换、政府机构的改革、党政分开、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人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现实政治生活，立
足本国，放眼世界，对各种政治学课题进行了科学的理性分析，使政治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同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相比，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应用性研究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现实需要。这种落后状况虽然与我国政治研究恢复时间不长有关，但现实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对政治学的要求，相反现代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涌现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政治学给予科学说明并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因此，政治学工作任重而道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三个代表”伟大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加强政治学的基础理沦研究，下大力开展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是政治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呈现出如下特点：（1）由观念论证走向观念建设（2）由理论研究走向现实研究（3）由单学科研究走向多学科研究（4）由单一方法研究走向多样化方法研究（5）由封闭研究走向开放研究。所有这些锲而不舍的研究成果推动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二.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历史
（一） 西方古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在西方,将政治作为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的,最早始于古典希腊时代。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写就《政治学》一书，为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这里的“政治学”即“城邦学”，旨在研究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权力分配、目标模式等等。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政治研究范式体系对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古典希腊、罗马时期
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城邦政治，其代表人物是古希腊后期的柏拉图(前428---前348)、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希腊时代的波里比阿(前203---前120)以及罗马共和国时代的西塞罗(前106一前43)。柏拉图留下了三篇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对话：《理想国》(即《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成为政治科学领域内的基本经典。柏拉图提出了不少重要政治命题，诸如正义、政治德性、政体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和更替，这些命题在19世纪甚至当今的政治理论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想了-个社会各等级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各司其职的正义国家的理想，这一理想国不仅是他研究和衡量现实政体的尺度，也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最终归宿。在理想国中，作为智慧、理性化身的哲学家出于城邦的利益进行统治。而要实现“哲学王”的统治，要么通过使哲学家成为王，要么使王通过学习成为哲学家。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政体模式应当是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之上的贵族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德性居于主导地位。比理想政体较次的政体依次是：勋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以及僭主政体。勋阀政体是理想政体蜕变后的结果，在那里，荣誉军功取代了知识和德性；勋阀政体发生蜕变形成寡头政体，后者以财富取代荣誉；寡头政体发生蜕变形成民主政体，后者最终演化为儹主政体。在后来的《政治家篇》以及晚年完成的《法律篇》中，柏拉图对理想国的现实政体和可能形式做了区分。根据统治者的数量和质量--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许多人的统治--分为六种类型的政体形式“即君主政体、儹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暴民政体”。这一政体类型理论后来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进一步发挥和完善；直至19世纪,这一理论一直为政治学者们所采用。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混合政体”学说。在柏拉图看来，混合政体是现实中最好且最为稳定的政体，因为它综合了君主政体的智慧和德性，民主政体的自由。这一混合政体思想被亚士多德采纳并进一步完善。成为政治科学学科史上首次提出的解释理论，被认为是近代分权理论的先驱。
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成为古典希腊政治研究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学园中度过了20年，深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他曾一度被受聘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
家庭教师,后回到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与自己的老师柏拉图所注重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演绎研究方法不同，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证的、历史的归纳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的带领下，吕克昂学园对希腊半岛一百五十八个形形色色的城邦政制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学》就是在分析这些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亚里士多德第一个试图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区别开来。他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体的善，政治学研究的则是群体的善。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一开篇就指出，作为最高而广涵的政治社团的城邦，其最高目的就是旨在“完成某些善业”。亚里士多德从“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城邦)的动物”这一基础命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关于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的观点，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类型以及法治等方面的理论。如果说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使其贬斥现实世界，对人类认识这一世界的可能性深表怀疑，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位冷静的实证主义者，他如同医生一样，首先关注的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弊病。虽然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政体分类理论，但他从现实出发，认为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政体-寡头制和民主制在希腊城邦最为普遍；混合政体综合了前两者各自的优点，将德性与稳定结合起来，是现实中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政体；而儹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为此，亚里士多德做了如下论证：城邦社会结构随着经济关系、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人们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贫者与富者的分化。在富人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形成寡头体制；在穷人居统治地位的地方，产生民主制。在中间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则形成混合政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社会阶级地位与政体形式联系起来。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这一传统在将近2500年之后仍然常新不衰。他们曾提出的问题仍然被提出，建立的许多政治范畴仍然通用。他们所开创的思维模式(柏拉图的带有较多哲学思辨、怀疑论和理想主义色彩,而亚里士多德的则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仍然拥有许多追随者和拥护者。其中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沿用方向。
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考的世界仅仅局限于希腊城邦。在那里，公民与奴隶、外邦人与蛮族截然对立，而随着亚历山大国王的征服活动，希腊文化与外邦文化不断交融，具有一定世界眼光的斯多葛哲学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逐步盛行。斯多葛学派主张人类的普遍性以及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该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历史学家波里比阿，他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观念分析罗马历史和政制。在波里比阿看来，罗马迅速崛起的根源在于其政治制度。罗马建国者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发现混合政体能够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原则结合起来。为此，他们分别设立了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正是这一特殊的政体形式使罗马人能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迅速成长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保证了“罗马治下的和平”。
罗马共和国特殊的成长经历为生活于该体制下的思想家们提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思想资源，他们开始超越传统城邦政制研究的局限，将古典希腊传承下来的政治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众多思想家行列中，西塞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论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西塞罗已完全摒弃了城邦的概念；并首先对“国家”作出界定，他指出，“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在西塞罗眼里，国家已不再是希腊式的城邦，而是领土广阔、族群多元的共同体。西塞罗在古典希腊政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共和政体理论，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贵族制、君主制以及民主制“均衡地混合而成”，而罗马共和国正是这一理想政体形式的现实体现。另外，西塞罗还较为完整地提出分权理论和法治原则。虽然在西塞罗之前，已经有人曾论及过某种分权思想，但正是西赛罗第一次将分权思想上升到理论和理性层面。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政制实践，西塞罗不仅设计出一套极力制衡的运作模式，而且第一次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为共和国
制定了一整套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制度。这成为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近代分权理论的重要思想根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学说，认为，自然法是建立在宇宙神圣秩序和人类理性和社会性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一自然法思想被运用于罗马法，并通过罗马法为后来的天主教信条所继承，最终成为近代启蒙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
综观欧洲古典时代，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什么是最好的攻体组织形式?应当采用何种标准对政体做出评判?针对第一个问题，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得的六种政体类型理论和混合政体思想作出了回答：而有关政体的评价标准问题，则是斯多葛学派所倡导的以正当性、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学说。这些均成为中世纪天主教政治理论的主要思想根基。
2、中世纪时期（5--15世纪）
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就使该时期的政治研究也弥漫着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以圣.奥古斯丁（354--430）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经院哲学为代表。《圣经》、上帝、教权成为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信仰领域的权威成为判断万物是非曲直的惟一标准。
在其代表作《上帝之城》一书中，圣.奥古斯丁辩称，自创世纪到末日审判，整个人类过去和将来也是由两个敌对的集团构成的，其中一个集团自私自爱，“按人的标准生活”；另一个集团“按上帝的标准”生活。前者属于“尘世之城”，将受到惩罚；而受到天佑的少数人构成“上帝之城”，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他们将穿上永生的外衣。
与教父哲学将《圣经》视为至上帝权威略有差别，13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则力图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精义协调起来。他根据基督教的信仰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用后者改造基督教神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阿奎那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并非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是人或哲学指导的实践理性的产物，而是上帝王国的同义语。阿奎那成为基督教世界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首次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译成拉丁文，并详细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主要论文；在理论上论证了信仰领域和理性领域、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界分的可能性。这为后来的宗教改革乃至政教分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 西方近代政治学发展概况
文艺复兴至18世纪末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发展时期。
文艺复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开始摆脱宗教神学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人们开始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西方近代政治学开始形成。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半岛北部产生了许多公国和商业共和国，教权与王权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争斗，频繁的军事征服、外交谈判、国内革命以及制度变迁，刺激了这一时期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不断思考他们身处其中的政治现实。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里（1469-1527）被称为新时代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在他那里，政治研究抛弃了传统文本中的道德和伦理诉求，而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经验和人性本身出发，探讨世俗政治领域内的权力关系模式。在《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里用直率的世俗语调讲话，指出政治体制并非如传统理论家所认定的好与坏、正态与变态判然两分，而是常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反常的政体有时是无法避免的，它毋宁是出于生存的必要而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关系从根本上是财产关系的反映，政治权力的争夺与巩固是政治生活领域内的最高目标，为此，任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一位君主在必要的时候忧柔寡断，那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难以完成某种善业。因此，马基雅维里在许多人眼里成为漠视道德原则、政治犬儒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已开始
将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开，从而使其具有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他也被视为近代资产级政治科学的奠基人。
中世纪以后，主权问题一直是理论家们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的是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1529----1596）。他在其代表作《共和六书》一书中，在总结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本质属性，具有至上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稳固统一的前提。在布丹看来，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有必要强化君主的绝对权威，他从大量事实出发，认为历史上的所谓混合政体(如罗马、威尼斯)实际上权力高度集中，任何政体若要持久，只有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另外，布丹有关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的分析对后来的孟德斯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政治理论虽然并未完全从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传统中摆脱出来，但他的主权理论不仅推动了政治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且为通过国际法而相互联系的现代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国家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17、18世纪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先驱。
17，18世纪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繁荣阶段，与政治领域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相对应，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美国的麦迪逊、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等，他们所提出的各种政治思想主张，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等学说以及体现在其中的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观念，成为近代乃至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框架。霍布斯（1588-1679）生活的时期正是英国国内政治动荡的时期，在其代表政治论著《利维坦》中，霍布斯把人类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之前的时期设想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而为了摆脱这自然状态所带来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同时出于对和平的安定生活的渴望，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够把所有人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绝对君主，君主的主权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它为人民提供安全和福利，而人民的义务则是服从这一权威。
与霍布斯不同，约翰.洛克(1632-1704)则从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契约论假设出发讨论政府的起源及其正当性问题。在《政府论：论政府的起源，范围和目的》一书中，洛克所假定的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受到自然法规约束的自由状态。由于这种自由状态下人们各自为政，难免相互侵害。这样，他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政府的建立系得自人民的同意，其目的是保护缔约者的生命、自由和福利。而为了防止政府对权力滥用，洛克主张将权力划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以霍布斯和洛克为标志，西方近代政治科学开始进入了逻辑理性主义传统：即从某些社会和心理预设出发，通过逻辑推演论证政府的起源、性质、结构、权威基础等等。
虽然孟德斯鸠与霍布斯和洛克一样，均承认自然法是政府的正当性基础，但孟更强调人类政治经验的多样。他是唯一以经验为基础对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研究的人。孟德斯鸠曾前往小亚细亚、罗马、威尼斯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与法国进行比较研究。他从多元的角度对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做出解释，包括气候、习俗、经济、历史等等。在孟德斯鸠看来，最能保障人民自由和福利的政府形式必须是分权式的，这种政体综合了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自的优点，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是这种体的代表。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理论和混合政体思想对后来的美国立宪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宪政结构中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间的权威配制及权力之间的制约平衡，正是美国立宪者受到孟德斯鸠政治理论的启发并结合殖民地自身的政治经验的结果。
（三）西方现代政治学发展概况（19世纪至今）
19世纪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前半叶以历史主义者黑格尔(1770-1831)、孔德(1798--1857和马克思(1818-1883)为代表，后半叶则主要有“进化
论”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斯宾塞(1820-1903)、梅因(1822-1888)和滕尼斯（1855--1936）。与17、18世纪政治研究的路径不同，19世纪思想家越来越将政治和社会的研究视为科学，研究者注重的不再是有关人性的假设而是政治制度和事件背后的事实依据，他们对政治现象的解释日益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基础之上。约翰．密尔,托克维尔、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帕累托、莫斯卡、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布赖斯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现代政治科学的专业化发端于20世纪的美国。早在1880在美国学者J.W.伯杰斯的积极倡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政治研究院，建立了完善的学科专业设置，并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六年后，第一种定期出版的政治学刊物《政治学季刊》在哥大政治学院创刊。此后，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相继设立了政治学系，招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专门的政治学课程。1889年，美国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学院成立，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美国政治学会开始出版《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新一代政治学者在继承前代跨学科的研究策略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实证调查和量化研究。192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成立政治科学学院，发起人是梅里亚姆。在梅里亚姆及其学生哈罗德.戈斯内尔的主持下，该学院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的选民投票行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跨国比较研究。他们最早采用概率抽样和调查问卷方法；这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是开拓性的。梅里亚姆策划并编辑了有关公民教育的系列丛书，成为当代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开拓者。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1978），在20世纪20、30年代，他在政治心理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主要著作有《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1930)、《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感》(1935)、《政治：谁得到什么，何时和怎样得到》(1936)、《世界革命宣传：以芝加哥为案例》(1939)。拉斯韦尔是第一位用实验法研究人的心理和情感过程的学者。芝加哥大学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还有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昆西.赖特和公共行政学教授L.D.怀特。
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政治科学领域肉的“行为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战争而起的许多问题对政治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保证工农业的产出?如何招募和训练陆，海、空军?他们退伍后如何安置?如何发行战时公债？如何控制消费，控制通货膨胀?如何进行有效的战争宣传?这些问题都使军事和后勤服务部门急需大量的社会科学人才，而他门成为战后行为革命的积极力量。
总而言之，20世纪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学里的政治学专业还没有独立的教材，尚没有如现代政治学系，公共行政系这样专门的政治学教学组织，甚至没有独立且系统的政治学学位授予权，也没有独立的学术研究目标，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以及参加公共生活训练，即培养政府官员，因此，政治学曾一度被称为“公民学”。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美国各大学政治学专业学科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密歇根大学社会问题研究所及其下属的调查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国民舆论研究中心成为行为革命的直接推动力量。此外，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也培养了大批政治学研究的后备力量。1961年，由密歇根大学发起成立政治和社会研究资料中心，提供有关博士论文、期刊、图书以及大量机读文献和调查数据，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
2.科学主义方法的运用，使现代政治科学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
如果说19世纪的政治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法律、哲学和历史层面，那么20世纪则是政治研究进一步实证化和技术化的时期。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美国兴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提倡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在政治研究中采用社会学、
心理学以及统计学的方法,以达到对现实政治现象更为客观理性的分析，摒弃政治分析中带有明显价值判断以及意识形态的偏向。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传统政治学单纯强调法律制度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赖以发生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只有通过研究政治行为，才能真正触及政治现象发生的内在机理。行为主义政治学注重实证研究，将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引入政治研究，希望以此认识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性。
3.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对应，政治学研究开始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性的语汇系统。
如果说希腊城邦时期政治研究语汇是哲学的，罗马时代的政治语汇是法律的，中古欧洲时代政治研究语汇是宗教的，那么在现代国家时代，政治研究的语汇则是科学的。新的政治学语汇系统强调语汇本身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以及对现实政治现象的解释力。
总之,现代西方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介入了当代学科的发展和综合,然后又对这种分离做了批判和扬弃。纵观一个多世纪来的现代西方政治学,可以知道它的三个发展趋势：（1）理论和体系的多样化（2）研究重点已从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政体、法规等转移到政治社会因素方面、过程方面等（3）研究方法的微观化、动态化、纯科学化。虽然西方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体而言,还没有突破性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1）现代西方政治研究缺乏开阔的远景、透彻的思路和重大的理论成果。（2）现代西方政治研究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
第三节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人们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基本方式和法则。目前人们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方法很多，但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另一类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政治，尤其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探究政治发展的动因。指出社会政治活动与社会物质存在的内在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政治现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的方法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
（一）经济分析法
经济分析法即从政治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析和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是应由它这个基础来说明。”【1】这就是说，社会上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的发生，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原因所致。因此,列宁得出结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结论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的根源是经济。一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和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并受后者的制约。另一方面,政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私有制而开展一系列政治活动,而工人阶级为了争得自己应有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这些政治活动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关系那么密切，因此，要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就必须研究政治和经济
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揭示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根源。这就是分析和理解政治现象的经济分析方法。当然．除经济外，影响政治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分析方法并不排斥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只不过是把经济作为影响政治的决定性主要因素来分析而已。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82页。
（二）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即考察阶级社会的任何政治现象都应找出它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深刻揭示政治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是社会政治现象的实质内容。一切政治现象都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所以，列宁说，人类历史上“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必颂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问题”。这种运用阶级学说分析和说明政治现象的方法就是阶级的分析方法。
当然,应用阶级分析法时要注意从实际出发，考虑它的实际应用范围和时间限度。即阶级分析法只能在阶级社会中运用。
（三）历史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就是把政治现象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的方法。
任何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历史根源，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要研究政治现象，发现其规律，就不能不历史地考察它。比如我们要研究有关反腐败问题，可以通过考察古代、近代、现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腐败问题，探求腐败的历史根源，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反腐败对策应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问题。
运用历史分析法考察政治现象一般有三个步骤：第一，把政治现象放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分析，找出其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或历史原因。第二，历史地认识政治现象,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去把握政治本质及发展规律；第三,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再认识。
二、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运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解释政治现象，形成了众多的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但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心理学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行为分析法、政治系统分析法等。
（一）心理学研究法
自从现代西方政治学把研究重点转向政治行为后，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现代政治学家把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到政治学研究领域。
心理学研究法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政治过程中活动的人们的态度、情绪、个性和气质，研究政治生活中人们心理因素的作用和政治对人们心理情绪的影响。如运用心理学中的刺激一反应模式来解释人的政治行为，把政治行为看作是行为者对他所处环境的事件或情况做出的反应，
（二）社会学研究法
社会学研究法是在社会学原则的指导下考察分析政治现象的方法。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运用得较多的政治精英分析和政治角色分析便是运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政治问题的典范。政治精英分析以社会学的社会分层学说和精英理论为背景，以政治统治阶层精英人物为分析对象并试图由此出发揭示政治的内容及其发展规律。政治角色分析借用了社会角色理论把政治分析的任务归结为对于具有不同行为规定性的政治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三）经济学研究法
经济学研究法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模式和方法来考察分析政治现象的方法。政治学研究中的经济学研究法主要有集合选择分析、理性选择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集合选择分析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分析对象,以此揭示政治运行的基础和机制。理性选择分析来自于当代西方福利经济学，它以单个的政治人作为分析对象，并且设定他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有效地追求目标。有理性的政治人在多项选择中将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公共政策分析来自西方当代经济学的公共政策学派，它以社会政策作为基本分析环节，通过对政策制订、实施和评估的分析揭示政治规律。
（四）行为分析法
这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包括一系列研究方法。它一方面反对传统的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宏观的演绎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把研究对象放在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上面，强调所谓系统的和纯科学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力求严密和系统，并力图通过对资料的定量和测量来达到精确性。行为分析法对现代西方政治学各主要领域有程度不等的影响，它表现了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最显著的不同。
（五）政治系统分析法
这是将一般系统论运用于政治研究的方法。着重对政治现象、政治行为作整体性的宏观分析，企图建立所谓统一的理论，即对政治体系极其活动进行系统分析，使政治学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各层次和各区域的政治。政治系统分析法包括一般政治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分析。一般政治系统分析根据一般系统理论，以互动政治行为为基本单元,建立政治系统的一般框架,并着力就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展输入与输出分析。结构--功能分析集中研究政治系统履行的功能以及实行功能的结构。它强调分析每一特定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并假定，如果一个系统是持续存在的或是得到了适当维护的话，那么它就能完戏一些必要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功能”就能使系统保存或永存下去；“结构”则是政治角色的组合，其中包括如政党和立法机关这样具体的组织结构。通过结构--功能分析从而揭示政治系统运行的状况和规律。
以上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不少西方现代政治学家吸收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能排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科学成分必须吸收运用，为繁荣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