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昌波
人民日报 1998年03期
有幸赶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变化最深刻的时代，社会学理应并且已经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出贡献
社会学在我国是一门重建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时，30年代曾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社会学被判认为属资产阶级学科，进而被停建。直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社会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这门学科才真正开始在中国生根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成长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一。
现任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说：“我们有幸能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变化最深刻的时代，作为研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学者，我们应该可以并且已经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出贡献。”
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人大社会学系的学者们针对那些对我国社会运行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做了大量的科研和社会调查工作，为国家及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例如，1995年关于中国公民环保意识的研究成果被国家环保局所采用。1996年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被国家计委采纳。1992年关于中国城乡居民保险意识的研究成果被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重要决策依据。
人大社会学系的学者们较早地注意到了改革之后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问题，并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1996年2月， 《新华文摘》刊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警告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过快，并指出，“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只有使社会上的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层，达到小康水平，才能保证结构上的稳定，使社会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城市农民工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人大的社会学者对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了多年研究后，呼吁有关部门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来作决策。他们认为，奔走、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工已经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形成了市民、农民工、农民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三元社会结构”。这一代农民工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群体，他们走出农村和土地，是为了将来能有美好的生活。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农民工的下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将在“浙江村”、“新疆村”等都市里的村庄里长大，虽然可以目睹都市的繁华，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一些孩子甚至不可能上学，会渐渐地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与种种反文明、反规则现象相联系，其实质是人们丧失了奋斗、上进的信心，这是比经济上的贫困更可怕的。所以社会学者们认为，我国应该从现在起就采取相应的措施。
由沙莲香教授主持的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性格研究”和“中国女性角色发展与角色冲突”方面取得了首创性的成绩。潘绥铭教授长期主持婚姻和性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在“青少年性教育现状及对策”、“提高婚姻质量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果，在一些鲜有学者关注的领域如“中国艾滋病高危群体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一些重要的成绩。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教授说，人大的社会学能有今天的繁荣，除了学校领导和兄弟院校社会学界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之外，靠的是两条，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方向，二是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注重实证研究。他说，在30年代写出著名《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曾经在人大社会学所工作，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给人大社会学学者以教诲，两位老先生所倡导的实证研究作风在人大社会学系得到了留存和发扬。
作者介绍：傅昌波 本报记者
作者：傅昌波
人民日报 1998年03期
有幸赶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变化最深刻的时代，社会学理应并且已经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出贡献
社会学在我国是一门重建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时，30年代曾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社会学被判认为属资产阶级学科，进而被停建。直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社会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这门学科才真正开始在中国生根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成长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一。
现任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说：“我们有幸能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变化最深刻的时代，作为研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学者，我们应该可以并且已经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出贡献。”
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人大社会学系的学者们针对那些对我国社会运行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做了大量的科研和社会调查工作，为国家及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例如，1995年关于中国公民环保意识的研究成果被国家环保局所采用。1996年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被国家计委采纳。1992年关于中国城乡居民保险意识的研究成果被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重要决策依据。
人大社会学系的学者们较早地注意到了改革之后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问题，并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1996年2月， 《新华文摘》刊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警告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过快，并指出，“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只有使社会上的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层，达到小康水平，才能保证结构上的稳定，使社会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城市农民工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人大的社会学者对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了多年研究后，呼吁有关部门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来作决策。他们认为，奔走、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工已经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形成了市民、农民工、农民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三元社会结构”。这一代农民工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群体，他们走出农村和土地，是为了将来能有美好的生活。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农民工的下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将在“浙江村”、“新疆村”等都市里的村庄里长大，虽然可以目睹都市的繁华，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一些孩子甚至不可能上学，会渐渐地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与种种反文明、反规则现象相联系，其实质是人们丧失了奋斗、上进的信心，这是比经济上的贫困更可怕的。所以社会学者们认为，我国应该从现在起就采取相应的措施。
由沙莲香教授主持的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性格研究”和“中国女性角色发展与角色冲突”方面取得了首创性的成绩。潘绥铭教授长期主持婚姻和性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在“青少年性教育现状及对策”、“提高婚姻质量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果，在一些鲜有学者关注的领域如“中国艾滋病高危群体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一些重要的成绩。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教授说，人大的社会学能有今天的繁荣，除了学校领导和兄弟院校社会学界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之外，靠的是两条，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方向，二是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注重实证研究。他说，在30年代写出著名《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曾经在人大社会学所工作，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给人大社会学学者以教诲，两位老先生所倡导的实证研究作风在人大社会学系得到了留存和发扬。
作者介绍：傅昌波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