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父亲与张学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奶奶是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1967年,张闾蘅在台湾小住,成为大伯张学良晚年最密切的亲人。
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大半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以苦为乐,晚年未能来大陆是他最大的遗憾。
从大山里来的大伯、大妈
大伯是一个非常正直、爱国的人,在他的谈吐中,我学到了怎样做人。这是他对我的最大影响。我大伯常说,一个人要有人格,没有人格就不能算人。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认为我们做得不对时,最多说一句“你们不懂”或“糊涂”,然后他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像对朋友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大妈是在1954年。但那一次,我并没有和他们直接碰面,只是偷偷地看。在他们看病的医院里,全家人都精神高度集中地等着他们来,一听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还有大伯的背影。
大伯、大妈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期间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大伯又搬回井上温泉,一呆就是十余年。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与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关在山里,那段日子很艰苦,没有衣服穿,都是大妈自己做的。大妈比较注重穿着打扮,她用缝纫机缝衣被,自己搭配颜色给自己做衣服。那里没有电灯,几年间,大伯的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小猫打发时间,没有一点儿娱乐。
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
1967年,我回到台湾,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人,聚在一起是不一般的热闹。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在大伯、大妈家里住的,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外,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每次到我家,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里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直接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旁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
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殇,音落神凝。即便现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伤感神情,我的泪水仍会夺眶而出。在大伯的往事里面,有太多的家国记忆。
此外,大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这也是后来我决定到香港发展,并在1979年冒着风险返回祖国内地的初衷。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头,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一边是远在他国的儿女。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
大伯悄声问我:“你回大陆了?”
1979年,我因为好奇也是替大伯来看看,从香港进了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这是我自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
在广州,感觉破破烂烂的,马路上人们都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现在想起来像是叫花子。我还看到“红卫兵”,当时有点害怕,在东方宾馆住了2天就走了。当时有人找我,让我带着他去广州的友谊商店买东西,我很不理解,因为货架上就只有几瓶酱油。经过一户人家门口,里面时什么都没有,几个破板凳,一张破桌子。
当时,我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对大陆一无所知,只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他的都不知道。
从大陆回香港后,我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在内地的见闻告诉大伯。见到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我一跳!因为我进内地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又怎么会知道?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况,让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
我依旧不管不顾地进出内地。我先生家在上海,很多亲戚也在上海。我们后来去上海时住在锦江饭店,当时要凭票买东西,定8个人的饭,来了10个人,2个人就没得吃。在街上走,别人会上来摸我的衣服,感觉下是什么布料的。再看现在的中国,真是来之不易。建国6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我站在观礼台上,非常激动:如果大伯看到现在的中国,得有多高兴啊。
此后,我多次往返大陆,以前大伯说过的地方,我都会去看看,了解一下。回台湾后,一一告诉大伯。
大伯在我回大陆后,嘱咐我去给爷爷张作霖上坟。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上坟烧香了。他永远都说“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地方去一下”、“有机会你就到这个人那里去一下,到那个人那里去一下……”,每次,我都是带着任务来的,既然来了,我就顺便去完成他的心愿。
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他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拜见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说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1984年6月,我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得知大伯近况后,吕正操十分高兴,特意托我给大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
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回台湾后,我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感情。
我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后,大伯与内地互通信息的惟一渠道。我见到谁了,去了什么地方。他非常关心,中国大陆怎么样,人民的生活什么样。他关心人文环境、关心老朋友,让我带话给老朋友,再带回来。这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我的性格比较像他,爱开玩笑,喜欢东走西顾的,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在台湾,我们与大伯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我也是在替大伯完成心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快运行业。当时海峡两岸不能通邮,我就代朋友送些邮件。后来,我创办了香港来来速递货运有限公司,承接民间邮政包裹。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而且“三通”之后,香港已经没什么可以中转的东西了。
大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
1994年,大伯、大妈去夏威夷定居。大妈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大伯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到了夏威夷后,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起沐浴阳光与海风,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看着他挽起袖子生气勃勃的躯体日渐枯干,炯炯有神的目光悄然暗淡,我读懂了什么叫“力不从心”!
每当念报的人读到有重大的新闻时,他都不时问些问题,或加些评论。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需要大声念。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回来吃饭,之后就是午睡时间,醒来再出去‘兜风’;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钟,他准时上床。
现在一提起我伯父,我就能想起我们在夏威夷海边遛弯的时候。每天10点多,我们推着轮椅出去,走一个多小时。散步的时候我们话不多,聊天都是在屋内,大伯坐在轮椅上我们说话也不方便,总是带点东西喂鸽子,逗逗小孩之类的。
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那段日子,我们带他们出去吃饭、陪他们聊天,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过去了。
大伯喜欢种兰花,满屋子的兰花,伯父最爱的是“中国兰”。伯父在台北有一个温室花房专门养“中国兰”,有些价值非常昂贵,而且不是每株都能开花,主要是欣赏叶子的形态。有一次,我逗他,您种了一屋子不能吃的韭菜,也不开花。大伯回答说:“你真是俗不可耐,只知道吃。”
大伯喜欢唱京剧、读明史和圣经、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一个喜欢“撒野”的人给关在笼子里,是什么感受?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伯父说着泪就流下来了;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
他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这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只是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我扶他去做礼拜时,他拉着我的手,手是抖的。
我每年都会三次去夏威夷陪伴大伯,每次逗留逾月,每到临别那刻才敢通知大伯,他装听不见,其实我知道他是听见了,不想我走。没有大妈,他一个人是寂寞的。他说他眼睛不好,但我和妹妹一开门进去,他就知道是我们俩。他每天下午坐在那儿等我们俩……我想尽可能地多陪伴他,等安排好了,他可以移居香港了,他却因病去世了。
在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也走了。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他离开得十分安详。大伯对生活随遇而安,即使病情反覆,但从来没有抱怨,没有说过哪儿不舒服。他一生从来不麻烦别人,每一个服侍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一位又听话、又合作、又可爱的老人家。
大伯临终时有没有嘱托?因为伯父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他是潇洒地离开人间。在许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风云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大伯一生起伏,面对荣辱烟云始终坦然处之。
大伯带着遗憾走了!伯父少年时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他说自己不怕死,想亲往前线打外敌,最终没有如愿去抗日。他晚年想回东北看看,也未能再踏上朝思暮想的故土。
大伯弥留之际,依旧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却因诸般因素,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陆一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对于大伯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大陆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大伯因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不得不放弃。有的说,大妈在台湾和夏威夷期间,曾公开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其实,大伯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无法回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他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
“西安事变”后,大伯被“蒋家政权”囚禁逾50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说过任何对蒋介石不利的话,也没有抱怨过。他对蒋介石只有过一句评价,大伯说,你爷爷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今天跟你俩人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录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著)
关于西安事变的大部份史实都已不是秘密,90%都公布了。周恩来总理及大陆一些档案馆的史料都有记载。蒋夫人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有人说,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岁的时候看西安事变影片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其实,看西安事变对他来说不能看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有青光眼,基本上是靠听的。看了电影后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关于大伯的电视剧很多,我们也看,但是觉得写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确实是一辈子不过生日,他的生日和爷爷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过生日,1990年,政府为其办了宴,其他的时间他一直是不过生日的。
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国人之所以敬重他,是因为他在执政的时候没有贪图不应得的利益,反对内战,力保国土的完整。大伯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他从来都是主张中国统一的,他一直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
其实,我很不赞成很多人写张学良。许多写小说的人千方百计的要接触我,我反对与他们接触。他是一个值得让人尊敬的人,不是一些人的生财之道。这也是一个我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父亲与张学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奶奶是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1967年,张闾蘅在台湾小住,成为大伯张学良晚年最密切的亲人。
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大半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以苦为乐,晚年未能来大陆是他最大的遗憾。
从大山里来的大伯、大妈
大伯是一个非常正直、爱国的人,在他的谈吐中,我学到了怎样做人。这是他对我的最大影响。我大伯常说,一个人要有人格,没有人格就不能算人。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认为我们做得不对时,最多说一句“你们不懂”或“糊涂”,然后他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像对朋友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大妈是在1954年。但那一次,我并没有和他们直接碰面,只是偷偷地看。在他们看病的医院里,全家人都精神高度集中地等着他们来,一听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还有大伯的背影。
大伯、大妈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期间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大伯又搬回井上温泉,一呆就是十余年。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与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关在山里,那段日子很艰苦,没有衣服穿,都是大妈自己做的。大妈比较注重穿着打扮,她用缝纫机缝衣被,自己搭配颜色给自己做衣服。那里没有电灯,几年间,大伯的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小猫打发时间,没有一点儿娱乐。
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
1967年,我回到台湾,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人,聚在一起是不一般的热闹。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在大伯、大妈家里住的,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外,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每次到我家,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里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直接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旁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
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殇,音落神凝。即便现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伤感神情,我的泪水仍会夺眶而出。在大伯的往事里面,有太多的家国记忆。
此外,大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这也是后来我决定到香港发展,并在1979年冒着风险返回祖国内地的初衷。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头,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一边是远在他国的儿女。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
大伯悄声问我:“你回大陆了?”
1979年,我因为好奇也是替大伯来看看,从香港进了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这是我自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
在广州,感觉破破烂烂的,马路上人们都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现在想起来像是叫花子。我还看到“红卫兵”,当时有点害怕,在东方宾馆住了2天就走了。当时有人找我,让我带着他去广州的友谊商店买东西,我很不理解,因为货架上就只有几瓶酱油。经过一户人家门口,里面时什么都没有,几个破板凳,一张破桌子。
当时,我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对大陆一无所知,只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他的都不知道。
从大陆回香港后,我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在内地的见闻告诉大伯。见到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我一跳!因为我进内地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又怎么会知道?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况,让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
我依旧不管不顾地进出内地。我先生家在上海,很多亲戚也在上海。我们后来去上海时住在锦江饭店,当时要凭票买东西,定8个人的饭,来了10个人,2个人就没得吃。在街上走,别人会上来摸我的衣服,感觉下是什么布料的。再看现在的中国,真是来之不易。建国6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我站在观礼台上,非常激动:如果大伯看到现在的中国,得有多高兴啊。
此后,我多次往返大陆,以前大伯说过的地方,我都会去看看,了解一下。回台湾后,一一告诉大伯。
大伯在我回大陆后,嘱咐我去给爷爷张作霖上坟。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上坟烧香了。他永远都说“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地方去一下”、“有机会你就到这个人那里去一下,到那个人那里去一下……”,每次,我都是带着任务来的,既然来了,我就顺便去完成他的心愿。
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他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拜见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说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1984年6月,我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得知大伯近况后,吕正操十分高兴,特意托我给大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
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回台湾后,我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感情。
我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后,大伯与内地互通信息的惟一渠道。我见到谁了,去了什么地方。他非常关心,中国大陆怎么样,人民的生活什么样。他关心人文环境、关心老朋友,让我带话给老朋友,再带回来。这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我的性格比较像他,爱开玩笑,喜欢东走西顾的,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在台湾,我们与大伯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我也是在替大伯完成心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快运行业。当时海峡两岸不能通邮,我就代朋友送些邮件。后来,我创办了香港来来速递货运有限公司,承接民间邮政包裹。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而且“三通”之后,香港已经没什么可以中转的东西了。
大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
1994年,大伯、大妈去夏威夷定居。大妈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大伯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到了夏威夷后,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起沐浴阳光与海风,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看着他挽起袖子生气勃勃的躯体日渐枯干,炯炯有神的目光悄然暗淡,我读懂了什么叫“力不从心”!
每当念报的人读到有重大的新闻时,他都不时问些问题,或加些评论。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需要大声念。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回来吃饭,之后就是午睡时间,醒来再出去‘兜风’;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钟,他准时上床。
现在一提起我伯父,我就能想起我们在夏威夷海边遛弯的时候。每天10点多,我们推着轮椅出去,走一个多小时。散步的时候我们话不多,聊天都是在屋内,大伯坐在轮椅上我们说话也不方便,总是带点东西喂鸽子,逗逗小孩之类的。
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那段日子,我们带他们出去吃饭、陪他们聊天,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过去了。
大伯喜欢种兰花,满屋子的兰花,伯父最爱的是“中国兰”。伯父在台北有一个温室花房专门养“中国兰”,有些价值非常昂贵,而且不是每株都能开花,主要是欣赏叶子的形态。有一次,我逗他,您种了一屋子不能吃的韭菜,也不开花。大伯回答说:“你真是俗不可耐,只知道吃。”
大伯喜欢唱京剧、读明史和圣经、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一个喜欢“撒野”的人给关在笼子里,是什么感受?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伯父说着泪就流下来了;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
他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这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只是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我扶他去做礼拜时,他拉着我的手,手是抖的。
我每年都会三次去夏威夷陪伴大伯,每次逗留逾月,每到临别那刻才敢通知大伯,他装听不见,其实我知道他是听见了,不想我走。没有大妈,他一个人是寂寞的。他说他眼睛不好,但我和妹妹一开门进去,他就知道是我们俩。他每天下午坐在那儿等我们俩……我想尽可能地多陪伴他,等安排好了,他可以移居香港了,他却因病去世了。
在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也走了。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他离开得十分安详。大伯对生活随遇而安,即使病情反覆,但从来没有抱怨,没有说过哪儿不舒服。他一生从来不麻烦别人,每一个服侍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一位又听话、又合作、又可爱的老人家。
大伯临终时有没有嘱托?因为伯父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他是潇洒地离开人间。在许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风云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大伯一生起伏,面对荣辱烟云始终坦然处之。
大伯带着遗憾走了!伯父少年时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他说自己不怕死,想亲往前线打外敌,最终没有如愿去抗日。他晚年想回东北看看,也未能再踏上朝思暮想的故土。
大伯弥留之际,依旧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却因诸般因素,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陆一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对于大伯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大陆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大伯因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不得不放弃。有的说,大妈在台湾和夏威夷期间,曾公开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其实,大伯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无法回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他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
“西安事变”后,大伯被“蒋家政权”囚禁逾50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说过任何对蒋介石不利的话,也没有抱怨过。他对蒋介石只有过一句评价,大伯说,你爷爷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今天跟你俩人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录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著)
关于西安事变的大部份史实都已不是秘密,90%都公布了。周恩来总理及大陆一些档案馆的史料都有记载。蒋夫人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有人说,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岁的时候看西安事变影片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其实,看西安事变对他来说不能看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有青光眼,基本上是靠听的。看了电影后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关于大伯的电视剧很多,我们也看,但是觉得写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确实是一辈子不过生日,他的生日和爷爷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过生日,1990年,政府为其办了宴,其他的时间他一直是不过生日的。
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国人之所以敬重他,是因为他在执政的时候没有贪图不应得的利益,反对内战,力保国土的完整。大伯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他从来都是主张中国统一的,他一直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
其实,我很不赞成很多人写张学良。许多写小说的人千方百计的要接触我,我反对与他们接触。他是一个值得让人尊敬的人,不是一些人的生财之道。这也是一个我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