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陕北党员老红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缅怀革命先烈，回顾陕北红军走过的曲折道路，笔者于2010年8月1日至8月10日，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杨家园子乡吴家寨村，走访了当年陕北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吴岱峰的家属，并得到真实记录陕北红军活动情况的宝贵资料，这里将其中部分内容揭示给读者，以志纪念。
吴老曾担任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长。据他回忆，陕北红军走过的曲折道路，是从刘志丹、谢子长在西北地区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工作起步的。兵运工作就是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提到的兵运工作任务包括：派出巡视员专门巡视兵运工作，督促指导并建立各地党部切实进行兵运工作；派遣得力的干部和非党的工农分子，经过相当的训练，到各中心部队中去建立起有力的领导；各地应经常开办兵运的短期训练班，施以二三日的训练，每次七人到十人的数目，以便经常的有人打入到敌人部队中去；应出版一种对士兵的经常宣传品——兵士周刊，按期分散到兵士群众中去；在已成立的兵士支部中党应加强领导，并发动兵士的斗争，扩大其组织。兵士群众的组织，也应从斗争中和工作发展中逐渐建立起来；应派遣专门的同志打进海军飞机厂和铁甲车内去，进行这些特种兵的工作，并组织破坏的工作；在兵工厂内应迅速建立起党和团的支部；应加强并扩大党，团及赤色工会，农会对兵士的宣传，尤其是拥护红军告敌军兵士书应普遍的散发到敌军中去；中央须经常直接派遣人到该各地方的敌军中去建立工作等内容。开展兵运工作是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的陕西形势使然，当时既具备开展兵运工作的条件，也符合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导精神，而且兵运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使党员数量得到了增加，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为以后创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创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兵运工作的特点是不打出红军的旗帜，接受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收编，在敌人军队中进行工作，待时机成熟时，组织士兵哗变，乃至武装起义，拉出共产党的队伍。
1929年以来，陕甘宁地区起义失败革命队伍活动，其形式是在游击队有内部党组织，但没有公开红军旗帜。由此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上有人将共产党游击队污蔑为“土匪”队伍；二是共产党要不要打出红旗，成立正式的红军游击队。当时谢、刘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内部也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接受军阀陈珪章的收编，另一种意见是接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打出红旗，独立行动。为此，刘志丹、谢子长二同志也曾意见相左，暂时未能达成一致，由此引发了“三嘉塬缴枪事件”。
事情的简单经过是：1931年以来，西北游击队内部一直存在着马上打出红旗还是在国民党军阀那里挂个名义的争论，队委召集几次会议讨论，都争吵激烈而没有结果，主要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为了统一意见，谢子长让阎红彦、杨重远再次找刘志丹同志交谈，都没有收到效果。于是，谢子长面见刘志丹，诚恳而又严肃的说：“几年来我们利用军阀搞工作，没有一次成功，惨痛的教训不少了。现在要执行省委指示，立即整顿部队，肃清土匪成分，纯洁内部，扩编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出红旗。这是党的原则问题。”但志丹同志坚持己见，仍不同意。农历腊月二十五晚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农民来找谢子长、刘志丹，见面就问：“老谢、老刘，你们领导的是革命队伍还是土匪？”子长忙问：“什么事？”农民说：“快过年啦，赵二娃又抢人去了”。子长一听，火由心起，当即命令参谋荣子卿带人去查，一行人到达二大队队长赵二娃驻地，刚好天亮，碰上说赵二娃抢人满载而归，荣子卿等同志将赵二娃他们所抢的东西和毛驴一一登记，回来交给正副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经深入了解，赵二娃一伙人不仅一贯抢劫老百姓财物，而且抽大烟、奸淫妇女。赵二娃的土匪行为，在指战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为处理这一严重
违反军纪的问题并彻底解决收编问题，考虑到志丹同志一直不同意打红旗的特殊情况，队委会又专门召开会议，政委李杰夫和省委派来的同志参加了会议，没有通知志丹同志参加。会议分析了部队当时的处境，看出赵二娃等人的严重问题威胁到游击队这只革命队伍的安全，李杰夫提出必须执行省委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先把赵二娃的枪收了，然后再对其他土客武装进行教育和改造。谢子长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会议决定缴赵二娃的枪，立即打出红旗。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整个部队在正宁县三嘉塬附近的细嘴子原上的一块空场上，集合召开整军大会，大会由杨重远主持，总指挥谢子长讲话。谢子长强调了执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宣布了队委会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础上，按当时部队具体情况提出的十大纪律。然后命令把赵二娃的枪下了，赵二娃一听要下他的枪，便动手拔枪，企图反抗。赵二娃人高马大，平常使用两把盒子枪。早有戒备的白锡林眼疾手快，一枪便打死了赵二娃，赵的同伙杨丕盛、贾生财见状不妙，当场溜走，赵二娃的两个护兵在开枪时就被缴了枪，随身带的两个女人（抢来的民女）见状想跑，也被执法队控制住了。随即，由警卫队缴了二支队所有人员的枪支，并向他们宣布了政策：愿意当红军的留下，不愿当红军的可以回去，但不允许当土匪。当时几十名农民出身的青年站出来，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其余一百多人愿意回家的，谢子长把他们叫到一块吃了饭，给了路费，遣散回家。二支队的共产党员刘约三等人主动要求留下来。当天晚上，子长和志丹仍睡在一个炕上，志丹对缴枪不满，子长对他说：“我们缴的是土匪的枪，并没把你当土匪。” 缴枪后的第三天，师储杰带三大队七十多人脱离游击队，后改编为杨虎城部的一个营，师储杰弃武经商。
三嘉塬缴枪事件说明，当时打不打红旗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打红旗——就是以毛泽东、朱德同志为领导的中央红军为榜样，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等队委和其他党员群众都坚持这个主张。不打红旗——就是主张先在军阀陈珪章部挂个名义，有个地盘，待部队扩大后再建立陕甘游击队，而陈的目的是消灭晋西游击队，扼杀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在队委会内部，志丹同志坚持收编的主张，在下面，陈珪章的副官史方成在赵二娃部队大搞开香堂、拜把子等哥老会活动，且愈演愈烈，赵二娃与史方成打得火热，到处煽动要接受收编。赵严重违纪的问题发生后，不缴赵部队的枪，就会形成对抗，晋西游击队就有被反动军队、土匪、土客武装、哥老会消灭的危险。晋西游击队是当时陕甘宁地区唯一一支由共产党内部领导的游击武装，如果被消灭了，就根本打不成红旗，给革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三嘉塬缴枪虽是不得已而为，却是必要的。缴枪后，部队得以彻底整顿，纯洁了组织，克服了接受收编的倾向，为打出红旗创造了条件，三嘉塬缴枪事件是建立党直接领导的西北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2年农历正月初六，风和日丽，三嘉塬的细嘴子广场上红旗飘扬，简易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的横幅，会场周围张贴着各色标语，赤卫军和老乡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一派节日气氛。指战员颈戴牺牲带（形似今天的红领巾），表示为人民流血牺牲的决心，战士们个个威武雄壮，整齐的站在会场中心，枪上都插着小红旗，等待检阅。上午十时左右，政委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开始，霎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谢子长代表游击队接受省委授旗。这面大旗的中间有一个黄色五星，五星正中是镰刀锤头，旗的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与旗杆平行的一行竖写大字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许多人被这个场面感动的热泪盈眶。谢子长、省委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先后讲话，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群众吹着唢呐，抬着猪羊慰劳子弟兵。红军陕甘支队的成立，标志着继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高原上又一次高高举起了革命的红旗。但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参加多次战斗，几经周折，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先后担任总指挥，这支部队为陕北红军的发展和陕甘宁苏区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寻访陕北党员老红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缅怀革命先烈，回顾陕北红军走过的曲折道路，笔者于2010年8月1日至8月10日，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杨家园子乡吴家寨村，走访了当年陕北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吴岱峰的家属，并得到真实记录陕北红军活动情况的宝贵资料，这里将其中部分内容揭示给读者，以志纪念。
吴老曾担任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长。据他回忆，陕北红军走过的曲折道路，是从刘志丹、谢子长在西北地区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工作起步的。兵运工作就是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提到的兵运工作任务包括：派出巡视员专门巡视兵运工作，督促指导并建立各地党部切实进行兵运工作；派遣得力的干部和非党的工农分子，经过相当的训练，到各中心部队中去建立起有力的领导；各地应经常开办兵运的短期训练班，施以二三日的训练，每次七人到十人的数目，以便经常的有人打入到敌人部队中去；应出版一种对士兵的经常宣传品——兵士周刊，按期分散到兵士群众中去；在已成立的兵士支部中党应加强领导，并发动兵士的斗争，扩大其组织。兵士群众的组织，也应从斗争中和工作发展中逐渐建立起来；应派遣专门的同志打进海军飞机厂和铁甲车内去，进行这些特种兵的工作，并组织破坏的工作；在兵工厂内应迅速建立起党和团的支部；应加强并扩大党，团及赤色工会，农会对兵士的宣传，尤其是拥护红军告敌军兵士书应普遍的散发到敌军中去；中央须经常直接派遣人到该各地方的敌军中去建立工作等内容。开展兵运工作是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的陕西形势使然，当时既具备开展兵运工作的条件，也符合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导精神，而且兵运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使党员数量得到了增加，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为以后创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创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兵运工作的特点是不打出红军的旗帜，接受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收编，在敌人军队中进行工作，待时机成熟时，组织士兵哗变，乃至武装起义，拉出共产党的队伍。
1929年以来，陕甘宁地区起义失败革命队伍活动，其形式是在游击队有内部党组织，但没有公开红军旗帜。由此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上有人将共产党游击队污蔑为“土匪”队伍；二是共产党要不要打出红旗，成立正式的红军游击队。当时谢、刘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内部也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接受军阀陈珪章的收编，另一种意见是接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打出红旗，独立行动。为此，刘志丹、谢子长二同志也曾意见相左，暂时未能达成一致，由此引发了“三嘉塬缴枪事件”。
事情的简单经过是：1931年以来，西北游击队内部一直存在着马上打出红旗还是在国民党军阀那里挂个名义的争论，队委召集几次会议讨论，都争吵激烈而没有结果，主要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为了统一意见，谢子长让阎红彦、杨重远再次找刘志丹同志交谈，都没有收到效果。于是，谢子长面见刘志丹，诚恳而又严肃的说：“几年来我们利用军阀搞工作，没有一次成功，惨痛的教训不少了。现在要执行省委指示，立即整顿部队，肃清土匪成分，纯洁内部，扩编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出红旗。这是党的原则问题。”但志丹同志坚持己见，仍不同意。农历腊月二十五晚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农民来找谢子长、刘志丹，见面就问：“老谢、老刘，你们领导的是革命队伍还是土匪？”子长忙问：“什么事？”农民说：“快过年啦，赵二娃又抢人去了”。子长一听，火由心起，当即命令参谋荣子卿带人去查，一行人到达二大队队长赵二娃驻地，刚好天亮，碰上说赵二娃抢人满载而归，荣子卿等同志将赵二娃他们所抢的东西和毛驴一一登记，回来交给正副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经深入了解，赵二娃一伙人不仅一贯抢劫老百姓财物，而且抽大烟、奸淫妇女。赵二娃的土匪行为，在指战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为处理这一严重
违反军纪的问题并彻底解决收编问题，考虑到志丹同志一直不同意打红旗的特殊情况，队委会又专门召开会议，政委李杰夫和省委派来的同志参加了会议，没有通知志丹同志参加。会议分析了部队当时的处境，看出赵二娃等人的严重问题威胁到游击队这只革命队伍的安全，李杰夫提出必须执行省委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先把赵二娃的枪收了，然后再对其他土客武装进行教育和改造。谢子长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会议决定缴赵二娃的枪，立即打出红旗。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整个部队在正宁县三嘉塬附近的细嘴子原上的一块空场上，集合召开整军大会，大会由杨重远主持，总指挥谢子长讲话。谢子长强调了执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宣布了队委会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础上，按当时部队具体情况提出的十大纪律。然后命令把赵二娃的枪下了，赵二娃一听要下他的枪，便动手拔枪，企图反抗。赵二娃人高马大，平常使用两把盒子枪。早有戒备的白锡林眼疾手快，一枪便打死了赵二娃，赵的同伙杨丕盛、贾生财见状不妙，当场溜走，赵二娃的两个护兵在开枪时就被缴了枪，随身带的两个女人（抢来的民女）见状想跑，也被执法队控制住了。随即，由警卫队缴了二支队所有人员的枪支，并向他们宣布了政策：愿意当红军的留下，不愿当红军的可以回去，但不允许当土匪。当时几十名农民出身的青年站出来，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其余一百多人愿意回家的，谢子长把他们叫到一块吃了饭，给了路费，遣散回家。二支队的共产党员刘约三等人主动要求留下来。当天晚上，子长和志丹仍睡在一个炕上，志丹对缴枪不满，子长对他说：“我们缴的是土匪的枪，并没把你当土匪。” 缴枪后的第三天，师储杰带三大队七十多人脱离游击队，后改编为杨虎城部的一个营，师储杰弃武经商。
三嘉塬缴枪事件说明，当时打不打红旗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打红旗——就是以毛泽东、朱德同志为领导的中央红军为榜样，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等队委和其他党员群众都坚持这个主张。不打红旗——就是主张先在军阀陈珪章部挂个名义，有个地盘，待部队扩大后再建立陕甘游击队，而陈的目的是消灭晋西游击队，扼杀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在队委会内部，志丹同志坚持收编的主张，在下面，陈珪章的副官史方成在赵二娃部队大搞开香堂、拜把子等哥老会活动，且愈演愈烈，赵二娃与史方成打得火热，到处煽动要接受收编。赵严重违纪的问题发生后，不缴赵部队的枪，就会形成对抗，晋西游击队就有被反动军队、土匪、土客武装、哥老会消灭的危险。晋西游击队是当时陕甘宁地区唯一一支由共产党内部领导的游击武装，如果被消灭了，就根本打不成红旗，给革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三嘉塬缴枪虽是不得已而为，却是必要的。缴枪后，部队得以彻底整顿，纯洁了组织，克服了接受收编的倾向，为打出红旗创造了条件，三嘉塬缴枪事件是建立党直接领导的西北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2年农历正月初六，风和日丽，三嘉塬的细嘴子广场上红旗飘扬，简易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的横幅，会场周围张贴着各色标语，赤卫军和老乡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一派节日气氛。指战员颈戴牺牲带（形似今天的红领巾），表示为人民流血牺牲的决心，战士们个个威武雄壮，整齐的站在会场中心，枪上都插着小红旗，等待检阅。上午十时左右，政委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开始，霎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谢子长代表游击队接受省委授旗。这面大旗的中间有一个黄色五星，五星正中是镰刀锤头，旗的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与旗杆平行的一行竖写大字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许多人被这个场面感动的热泪盈眶。谢子长、省委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先后讲话，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群众吹着唢呐，抬着猪羊慰劳子弟兵。红军陕甘支队的成立，标志着继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高原上又一次高高举起了革命的红旗。但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参加多次战斗，几经周折，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先后担任总指挥，这支部队为陕北红军的发展和陕甘宁苏区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