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贿了"为何在印度成功
导语：
随着媒体报道，印度网站“我行贿了”（ipaidabribe）在中国网络上迅速蹿红，该网站搜集各种行贿故事，希望通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来抑制国内的腐败，目前这家网站不仅赢得了口碑，甚至有官员声称“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清理）我的部门”。
短短几天之内，国内也已经出现了“我行贿了”，“我行贿啦”，“他受贿了”等效仿的克隆网站，并吸引到许多网友揭露自己行贿内幕。不过，中国的“我行贿了”网站，大概很难像它们的印度原型一样成功。
印度“我行贿了”网站引发国人模仿
2011-06-13 第 1670 期
今日话题
“腐败是印度的生活方式”
印度腐败严重
腐败深入到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印度与中国同属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国家，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0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3.6，排在第78位，印度则排在第87位。美国非盈利机构“追踪国际”(Trace International)总裁、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Alexandra Wrage)女士曾将印度的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其主体是在基层易手的大量小额钱款，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则对受贿持反感态度”，瑞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尽管并非全部，但一些官员在官僚体系中攀升时会脱离腐败。”与瑞吉观点相类似的是，“透明国际”早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治理》中指出，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农业小额贷款等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小腐败”(petty corruption)问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国家，从前行贿只是为了能做错事，而现在即便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人们也要破财”——亚洲论坛网站曾经如此调侃印度的腐败，这是“我行贿了”网站的存在土壤。”
因此，印度网站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不正之风
看着“我行贿了”上面的反腐留言，我们可能会发笑或纳闷。不仅贿款额显示穷酸无比，行贿对象的身份也莫名其妙。“维修水管要行贿”，在我们这里，这是给民工挣钱机会呢。考驾照环节竟然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而所谓行贿不过给人家区区一盒烟钱。有的印度医生会向病人索要3000-5000卢比辛苦费——我们这里看病自己给钱、交完天价医疗费还得拿几千人民币的红包给医生呢。
“我们也要为此（腐败）负责，我们也曾行过贿，否则你根本不能办成任何事。”印度“我行贿了”的创办人斯瓦提觉得，腐败太多，印度民众也有责任。民众的不自觉助长了坏风气。因此，斯瓦提的团队称，他们创办这一网站，是想考察一下印度的腐败到底有多严重，是什么规模。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贿故事，让人们体会到腐败的代价，形成规模和声势之后，希望能推动政府改进办事流程，同时遏制腐败问题发生的根源。
印度为何如此腐败
中国的腐败与印度不完全相同
民主治不了事务官的腐败
民主制虽能有效约束“当权者”，对“办事者”却没有直接约束力。对于“办事者”即构成文官系统中重要成分的职业化事务官员而言，他们并不对选民负责，也不受多党体制中政务官更迭去就的影响，其公众形象与“交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如果说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在政务官行为约束机制差异很大，那么这两种政体在事务官行为约束机制上的差异却是较为模糊的。民主制对事务官的廉洁与否也就难以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印度少有高级官员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腐败大案，却充斥着“县官不如现管”这种雁过拔毛式的“事务官腐败”。
“转轨”给事务官带来大量腐败机会
印度独立后，虽然在政治上学西方，在经济上却是学了苏联，大搞国营经济。后来在国有制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双轨并行产生的牟利机会，由于各种事务性法规新旧交替的间隙，也由于市场化带来的世俗化和旧式理想主义道德自律机制的弱化，事务官的腐败问题常常比较严重。
“我行贿了”针对印度式腐败
腐败
印度式腐败是“社会性腐败”
社会性的腐败，它是一种制度——文化——阶段的腐败综合症，其最大特点就是腐败现象已从某些寄生阶层蔓延至全社会，甚至已经生活化、价值化了。腐败者这时已不是力图掩饰其腐败，而是可以以腐败相夸耀相标榜；拒绝腐败者这时已经引不起公众敬仰，甚至引不起公众同情，而成为公众讥笑与轻视的对象。印度的“事务官的腐败”就是这种“社会性腐败”。
“社会性腐败”的治理需要价值觉醒和制度保障
这种“社会性腐败”的治理，首先需要公众的价值觉醒，也就是“腐败太多，印度民众也有责任”这样的价值上的是非分明，以及“我行贿了”创办与参与带来的彰显价值的行动。一言以蔽之，治理“社会性腐败”，需要“高调”的自我改造而不是“低调”的坐享其成。当然，这样的“高调”还得有民主制的保障（让民众说话和活动）和呼应（政务官在民主监督下治理腐败的压力）——“我行贿了”在印度有效，还因为有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那就不仅仅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事情了，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当印度卡纳塔克邦交通部部长巴哈斯科尔·拉奥得知，该邦交通部经常在“我行贿了”网上被网友举报后，他决定亲自邀请网站的团队来座谈，他当着所有职员的面，展示网友的留言，这名部长还声称：“我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我的部门。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我可能会遇到很严酷的局面……但是网站证据确凿，这无疑为我的部门改革提供了支持。”目前，已经有20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不仅如此，拉奥管辖的交通部还推出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防止受贿现象发生，比如，考驾照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今年他们就建立了世界首家全自动驾照中心。
在中国能否复制
显然，由于中国的腐败和印度的性质不完全相同，所以“我行贿了”的成功在中国不容易复制。在微博上有人转发中国的这些网站地址，理由就是想看看网站什么时候会被关闭或屏蔽。网友持类似悲观态度并非全无道理。实际上，如今并不缺乏反腐渠道，可在现实中，发帖被删除、上访被遣返、举报被跨省的现象并不少见。类似网站最大的风险是以造谣诽谤、传播不实信息的罪名被关闭，网站管理者不是公检法，更不是记者，不可能对每一条信息都调查落实，网站上难免有不实之言，以造谣或传谣追究的话，不仅网站命运岌岌可危，创办者也有巨大风险。在这背景下，这些反腐网站能够走多远，也让人担忧。
结语：解决不了大的腐败，不等于可以漠视身边的小腐败，诸如读驾校要请教练吃饭，家长要给教师送礼，做手术要给医生发红包，印度人觉得不高兴，其实我们也一样。
"我行贿了"为何在印度成功
导语：
随着媒体报道，印度网站“我行贿了”（ipaidabribe）在中国网络上迅速蹿红，该网站搜集各种行贿故事，希望通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来抑制国内的腐败，目前这家网站不仅赢得了口碑，甚至有官员声称“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清理）我的部门”。
短短几天之内，国内也已经出现了“我行贿了”，“我行贿啦”，“他受贿了”等效仿的克隆网站，并吸引到许多网友揭露自己行贿内幕。不过，中国的“我行贿了”网站，大概很难像它们的印度原型一样成功。
印度“我行贿了”网站引发国人模仿
2011-06-13 第 1670 期
今日话题
“腐败是印度的生活方式”
印度腐败严重
腐败深入到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印度与中国同属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国家，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0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3.6，排在第78位，印度则排在第87位。美国非盈利机构“追踪国际”(Trace International)总裁、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Alexandra Wrage)女士曾将印度的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其主体是在基层易手的大量小额钱款，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则对受贿持反感态度”，瑞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尽管并非全部，但一些官员在官僚体系中攀升时会脱离腐败。”与瑞吉观点相类似的是，“透明国际”早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治理》中指出，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农业小额贷款等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小腐败”(petty corruption)问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国家，从前行贿只是为了能做错事，而现在即便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人们也要破财”——亚洲论坛网站曾经如此调侃印度的腐败，这是“我行贿了”网站的存在土壤。”
因此，印度网站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不正之风
看着“我行贿了”上面的反腐留言，我们可能会发笑或纳闷。不仅贿款额显示穷酸无比，行贿对象的身份也莫名其妙。“维修水管要行贿”，在我们这里，这是给民工挣钱机会呢。考驾照环节竟然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而所谓行贿不过给人家区区一盒烟钱。有的印度医生会向病人索要3000-5000卢比辛苦费——我们这里看病自己给钱、交完天价医疗费还得拿几千人民币的红包给医生呢。
“我们也要为此（腐败）负责，我们也曾行过贿，否则你根本不能办成任何事。”印度“我行贿了”的创办人斯瓦提觉得，腐败太多，印度民众也有责任。民众的不自觉助长了坏风气。因此，斯瓦提的团队称，他们创办这一网站，是想考察一下印度的腐败到底有多严重，是什么规模。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贿故事，让人们体会到腐败的代价，形成规模和声势之后，希望能推动政府改进办事流程，同时遏制腐败问题发生的根源。
印度为何如此腐败
中国的腐败与印度不完全相同
民主治不了事务官的腐败
民主制虽能有效约束“当权者”，对“办事者”却没有直接约束力。对于“办事者”即构成文官系统中重要成分的职业化事务官员而言，他们并不对选民负责，也不受多党体制中政务官更迭去就的影响，其公众形象与“交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如果说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在政务官行为约束机制差异很大，那么这两种政体在事务官行为约束机制上的差异却是较为模糊的。民主制对事务官的廉洁与否也就难以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印度少有高级官员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腐败大案，却充斥着“县官不如现管”这种雁过拔毛式的“事务官腐败”。
“转轨”给事务官带来大量腐败机会
印度独立后，虽然在政治上学西方，在经济上却是学了苏联，大搞国营经济。后来在国有制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双轨并行产生的牟利机会，由于各种事务性法规新旧交替的间隙，也由于市场化带来的世俗化和旧式理想主义道德自律机制的弱化，事务官的腐败问题常常比较严重。
“我行贿了”针对印度式腐败
腐败
印度式腐败是“社会性腐败”
社会性的腐败，它是一种制度——文化——阶段的腐败综合症，其最大特点就是腐败现象已从某些寄生阶层蔓延至全社会，甚至已经生活化、价值化了。腐败者这时已不是力图掩饰其腐败，而是可以以腐败相夸耀相标榜；拒绝腐败者这时已经引不起公众敬仰，甚至引不起公众同情，而成为公众讥笑与轻视的对象。印度的“事务官的腐败”就是这种“社会性腐败”。
“社会性腐败”的治理需要价值觉醒和制度保障
这种“社会性腐败”的治理，首先需要公众的价值觉醒，也就是“腐败太多，印度民众也有责任”这样的价值上的是非分明，以及“我行贿了”创办与参与带来的彰显价值的行动。一言以蔽之，治理“社会性腐败”，需要“高调”的自我改造而不是“低调”的坐享其成。当然，这样的“高调”还得有民主制的保障（让民众说话和活动）和呼应（政务官在民主监督下治理腐败的压力）——“我行贿了”在印度有效，还因为有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那就不仅仅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事情了，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当印度卡纳塔克邦交通部部长巴哈斯科尔·拉奥得知，该邦交通部经常在“我行贿了”网上被网友举报后，他决定亲自邀请网站的团队来座谈，他当着所有职员的面，展示网友的留言，这名部长还声称：“我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我的部门。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我可能会遇到很严酷的局面……但是网站证据确凿，这无疑为我的部门改革提供了支持。”目前，已经有20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不仅如此，拉奥管辖的交通部还推出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防止受贿现象发生，比如，考驾照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今年他们就建立了世界首家全自动驾照中心。
在中国能否复制
显然，由于中国的腐败和印度的性质不完全相同，所以“我行贿了”的成功在中国不容易复制。在微博上有人转发中国的这些网站地址，理由就是想看看网站什么时候会被关闭或屏蔽。网友持类似悲观态度并非全无道理。实际上，如今并不缺乏反腐渠道，可在现实中，发帖被删除、上访被遣返、举报被跨省的现象并不少见。类似网站最大的风险是以造谣诽谤、传播不实信息的罪名被关闭，网站管理者不是公检法，更不是记者，不可能对每一条信息都调查落实，网站上难免有不实之言，以造谣或传谣追究的话，不仅网站命运岌岌可危，创办者也有巨大风险。在这背景下，这些反腐网站能够走多远，也让人担忧。
结语：解决不了大的腐败，不等于可以漠视身边的小腐败，诸如读驾校要请教练吃饭，家长要给教师送礼，做手术要给医生发红包，印度人觉得不高兴，其实我们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