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朋友来访，他认为胡适比鲁迅高明，不被党派所利用。 事实并非如此。 胡适从美国回来，曾声言“二十年不谈政治”，终于耐不住寂寞，由他牵头抛出“好政府主义”，但这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无异于与虎谋皮。后来，胡适一头扎进蒋记政权，堂而皇之担任政府驻美大使，到1948年，国民党导演“行宪”后第一次总统大选，经蒋介石再三动员，他同意参加总统竞选，并因此上了“战犯”名单。大陆解放前，胡适跑到台湾，虽受冷落，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死后哀荣备至，为他建了陵园和胡适纪念馆。 我不禁想起一个小插曲，据季羡林老人回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今天，我们无需苛责胡适在政治上倒向国民党，他毕竟是自由主义者，胡适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毋庸讳言，胡适与国民党人有更深的渊源与瓜葛，所以一拍即合，何况蒋介石也注意延揽人才，吸纳一些没有党派背景的人进入决策圈子，如敦请大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接任考试院院长。 和胡适相比，鲁迅属于“另类”人物，他始终坚持民间立场，关注“人走出奴隶状态”，对人民大众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争”就是反抗和革命。1927年4月8日，鲁迅应邀去黄埔军校演讲，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先生反对“好政府主义”，他弃医从文，决心改变国民精神，如果不改革国民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 鲁迅战斗在第一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写出系列文章，把中外杀人者和帮闲文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且于《无花的蔷薇之二》文末大书：“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左联五作家遇害，先生挥笔写成《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言辞尖锐激烈，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警告他：“如果文章发表，你一定会被杀头的。”老人回答：“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这种用青年热血书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胡适是不肯写也写不出来的，“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 此类文章也着实让统治者不安，根据锡金提供的资料，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有人向他告密：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鲁迅，就是最激烈地反对您的自由大同盟以及左联的发起人和头子，也是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那个人。蒋却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好的老朋友、老同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务（指特约编辑）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话说到这个份上，鲁迅已无退路，但他仍然不愿和蒋见面，类似的纠缠后来又有几次，先生坚决拒绝，蒋介石一怒之下，便把他的特约编辑给撤了。 历史地看问题，在北京和厦门时期，鲁迅对国民党是寄予希望的（他的夫人许广平就是国民党员），到广州后，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接触，在所谓“清党”中，面对国民党血腥屠杀和背信弃义的行径，先生愤怒地说：“真是无耻之徒！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搜捕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接着辞去中山大学教务长一职。上海十年，他有许多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但不唯共产党马首是瞻。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鲁迅谈话，请求他发表一个支持共产党政策的声明，遭到拒绝。先生对人说：“我们两人各人说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有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鲁迅目光如炬，蒋介石不就是希望他去日本做“寓公”吗？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影响深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论者判定这桩公案是正确的个人（鲁迅）和错误的组织之争。先生不妥协，不盲从，他特立独行，以笔为枪，所向披靡。 但最骇人听闻也令人深思的是罗稷南同毛泽东的一段对答：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和上海各界人士亲切交谈，老翻译家罗稷南问：“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老人家微微动了动身子，坦白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就是那个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鲁迅，他一生两次被通缉，到死也没有恢复人身自由。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在上海寓所病逝，数以万计的民众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一面绣着“民族魂”的大旗覆盖灵柩，古往今来文人学者多矣，能获得这一称号的仅鲁迅一人。 胡适和鲁迅，他们曾经并肩战斗，以后又分道扬镳……
一位年轻朋友来访，他认为胡适比鲁迅高明，不被党派所利用。 事实并非如此。 胡适从美国回来，曾声言“二十年不谈政治”，终于耐不住寂寞，由他牵头抛出“好政府主义”，但这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无异于与虎谋皮。后来，胡适一头扎进蒋记政权，堂而皇之担任政府驻美大使，到1948年，国民党导演“行宪”后第一次总统大选，经蒋介石再三动员，他同意参加总统竞选，并因此上了“战犯”名单。大陆解放前，胡适跑到台湾，虽受冷落，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死后哀荣备至，为他建了陵园和胡适纪念馆。 我不禁想起一个小插曲，据季羡林老人回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今天，我们无需苛责胡适在政治上倒向国民党，他毕竟是自由主义者，胡适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毋庸讳言，胡适与国民党人有更深的渊源与瓜葛，所以一拍即合，何况蒋介石也注意延揽人才，吸纳一些没有党派背景的人进入决策圈子，如敦请大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接任考试院院长。 和胡适相比，鲁迅属于“另类”人物，他始终坚持民间立场，关注“人走出奴隶状态”，对人民大众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争”就是反抗和革命。1927年4月8日，鲁迅应邀去黄埔军校演讲，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先生反对“好政府主义”，他弃医从文，决心改变国民精神，如果不改革国民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 鲁迅战斗在第一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写出系列文章，把中外杀人者和帮闲文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且于《无花的蔷薇之二》文末大书：“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左联五作家遇害，先生挥笔写成《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言辞尖锐激烈，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警告他：“如果文章发表，你一定会被杀头的。”老人回答：“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这种用青年热血书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胡适是不肯写也写不出来的，“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 此类文章也着实让统治者不安，根据锡金提供的资料，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有人向他告密：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鲁迅，就是最激烈地反对您的自由大同盟以及左联的发起人和头子，也是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那个人。蒋却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好的老朋友、老同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务（指特约编辑）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话说到这个份上，鲁迅已无退路，但他仍然不愿和蒋见面，类似的纠缠后来又有几次，先生坚决拒绝，蒋介石一怒之下，便把他的特约编辑给撤了。 历史地看问题，在北京和厦门时期，鲁迅对国民党是寄予希望的（他的夫人许广平就是国民党员），到广州后，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接触，在所谓“清党”中，面对国民党血腥屠杀和背信弃义的行径，先生愤怒地说：“真是无耻之徒！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搜捕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接着辞去中山大学教务长一职。上海十年，他有许多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但不唯共产党马首是瞻。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鲁迅谈话，请求他发表一个支持共产党政策的声明，遭到拒绝。先生对人说：“我们两人各人说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有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鲁迅目光如炬，蒋介石不就是希望他去日本做“寓公”吗？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影响深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论者判定这桩公案是正确的个人（鲁迅）和错误的组织之争。先生不妥协，不盲从，他特立独行，以笔为枪，所向披靡。 但最骇人听闻也令人深思的是罗稷南同毛泽东的一段对答：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和上海各界人士亲切交谈，老翻译家罗稷南问：“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老人家微微动了动身子，坦白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就是那个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鲁迅，他一生两次被通缉，到死也没有恢复人身自由。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在上海寓所病逝，数以万计的民众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一面绣着“民族魂”的大旗覆盖灵柩，古往今来文人学者多矣，能获得这一称号的仅鲁迅一人。 胡适和鲁迅，他们曾经并肩战斗，以后又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