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铁群
益阳师专学报 1997年07期
忧乐观不外乎两种形态：即个人主义的忧乐观和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忧乐观，是人生理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反映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孟子忧乐观的特点是：“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所以，孟子的忧乐观是群体主义忧乐观，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一
孟子见梁惠王时，大胆批评梁惠王的“独乐”而不能“与民同乐”，并说古之“圣王”无不“与民偕乐”，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以文王建灵台灵沼为例，说明只有“与民偕乐”，才能“乐其乐”。而梁惠王不管人民死活，追求醉生梦死的腐朽靡烂生活，只能求得感性情欲的满足，而不能得到更为高尚的精神快乐。孟子在会见齐宣王时，还论述了“独乐”与“众乐”、“孰乐”的问题。同时，孟子勇敢地揭露齐宣王不关心民生疾苦，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百姓痛苦之上的自私行为，他反对以人之所苦来换取己之所乐。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讲述了“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百姓认为太小，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但“民以为大”的原因。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之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而宣王之囿，则不许民往之，成为“国之大禁”，故“民以为丈”，只有快乐与民同享，国王才能“乐其乐”。这里说明了孟子如下观点：
第一，“乐”有两种。一是以感性情欲的满足为“乐”，因而人生以追求感性情欲的满足为目的。为达此目的，有人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不管他人的“忧”“乐”，甚至不惜以众人的痛苦乃至生命换取个人情欲的满足，获得感性之“乐”。桀纣、幽厉便是这样的人，其结果是天下怨恨，道路以目，最终弄得“天下叛之”，人民蜂起反抗，不仅亡了国，破了家，而且成为历史罪人而遗臭万年。另一种“乐”是既重情欲之满足，更重精神之乐的追求，使感性之乐与理性之乐相统一。古圣贤无不如此。他们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因而得到百姓的拥护、爱戴和支持。这才是人生最高最大的“乐”。作为统治者的君子，“为民父母”，应“视民如子”、“视民如伤”，关心百姓的疾苦，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根据人民的实际物质和精神需要，制定实施“使民乐，解民忧”的“爱民”、“重民”、“利民”的方针，实行德治、仁政，“顺民之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第二，任何忧乐都离不开实际的物质利益。利益是忧乐的基础。人们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创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否则生存就成为问题，更谈不上发展。此外，生老病死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这又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息息相关。在物质生活资料基本满足的条件下，人们又有了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或基本实现，它们就构成了人们忧乐的内容，形成了社会的利害问题。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落后于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需要就是利益，在社会不能满足每个成员需要的情况下，利益需要道德的制约，以调节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以解决人们在忧乐方面的矛盾。因此忧乐观不能不涉及到义利观。孟子认为要正确对待己之忧乐与人之忧乐的关系，须遵循“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原则。不少学者认为儒家重义，反对牟取财利，因为孔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其实孟子重义但并不排斥人们必需的利益要求，只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孟子重义而轻利，坚持“以义制利”，即主张在牟取物质利益时应受道德的制约。孟子反对的只是个人对私利的无限追逐。如果每个社会成员只追求个人的利欲满足，你争我夺，社会秩序必混乱不堪。孟子更反对统治者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如果统治者任其私欲扩张，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肆意搜刮民财，役使人民，必然民不堪命，国将不国。孟子非常痛恨给人民带来苦难的统治者，指出：“庖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因此孟子主张统治者“以义制私”，以百姓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并要求社会成员应遵循“仁爱”原则，彼此尊重他人利益。
第三，孟子的忧乐意识建立在民本主义和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充分认识到民为国本，继承并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重民”、“爱民”、“养民”、“恤民”的思想，特别是孔子以仁为纲的民本主义思想，并把它推向顶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口号的提出，充分表明了孟子认识到民乃国之本，君是民之主，主应顺乎本的思想。孟子相信作为统治者的君主，能以人之忧乐为己之忧乐，真正“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因为古代的“圣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已作出了榜样；其次，孟子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仁义礼智这些美好的道德是天赋与人的，每个人都有“四端”，因此，统治者应将“仁民爱物”之心推及天下。
二
孟子总结上自“三代”、下至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现禹汤文武之所以得天下，无不以天下万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大禹为根治洪水，为民解忧，“三过其门而不入”；为救民于水火，商汤起而驱除夏桀；太王为免除邠地百姓遭受战争之苦，甘愿放弃世袭祖业。“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的文王，“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的武王，更是与天下之民同忧乐。古代这些圣明君主皆以天下为己任，“顺民之欲”，为民排忧难，因而他们得到万民拥护，事业成功，求得了最大的“乐”。而夏桀商纣，沉于酒色，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将己之所乐建立于万民之忧怨的基础上，最后落得流于“南巢”、焚于鹿台的可耻下场。西周后期，奴隶主贵族无不残暴奢侈，而奴隶们则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国人”的状况也不比奴隶好多少，因此“国人”和奴隶起而暴动，“流王于彘。”孟子清醒地认识到统治者只有推行王道，“施仁政于民”，方可巩固统治。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还深刻地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统治者只有获得“民心”，方能“得民”。他说：“得乎立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丧置。牺牲既成，梁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从立民、天子、诸侯、大夫四者关系上看，民显然更根本；拿诸侯、社稷、民三者来比，君和社稷均可变置，唯有民不可变置，这也说明了民是国家的根基。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应顺乎百姓意愿，适当满足百姓的欲求，安其居而乐其业。国君应“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
第一，“制民之产”，满足小农的土地要求。孟子把小农的小私有财产叫做“恒产”。他认为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那么，置多少恒产呢？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仅如此，还要对农民进行教化，“谨庠序之道，申之孝悌之义”，这是孟子为民排忧解难的主要手段。虽然它具有空幻性，难以实现，但表露了孟子民本主义思想的要求。
第二，在政治上，孟子要求“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孟子认为减轻剥削和压迫，发展农业生产，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措施。他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施仁政，实行宽大政策，发展生产，并对民施以教化，就可以争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这里出发，孟子还揭示了一个真理，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⑨]。孟子认为“人和”者得天下，要得“人和”就要施惠于民，为民排忧，使之安乐，反对横征暴敛。这无疑也是很杰出的进步思想。
第三，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赞美文王与民同乐，批评梁惠王的“独乐”；后来他又反对齐宣王暴虐，并得出“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为替民去忧解难，使民安居乐业，孟子反对破坏生产，要求统治者保证农业时间，主张“不违农时”。
三
无疑，孟子的忧乐观，既是对古代圣贤忧乐观的继承，也是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新思想的结晶。战国时期正是我国新的封建制度确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对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在政治上，他们以“全民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关心天下大事。为了彻底击败奴隶主旧贵族，夺取政治革命的胜利，他们必须争取民心，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反映他们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忧乐观，具有较为强烈的人民性和时代进步性。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孟子，其忧乐观集中反映了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一经社会承认，必将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是后代某些贤君推行“让步政策”的理论基础。康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从孟子的忧乐观中受到启发，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发展生产，因而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其次，它是后世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对暴君暴政的有力思想武器。再次孟子的忧乐观哺育了一批仁人志士，培养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和大济苍生的宏愿。他们无不以国家民族的忧乐为己之乐。北宋中期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忠臣义士，他们也受到孟子忧乐观的影响。
作者介绍：龚铁群 益阳师专中文系93级学生（湖南·益阳）；邮编：413049。
作者：龚铁群
益阳师专学报 1997年07期
忧乐观不外乎两种形态：即个人主义的忧乐观和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忧乐观，是人生理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反映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孟子忧乐观的特点是：“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所以，孟子的忧乐观是群体主义忧乐观，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一
孟子见梁惠王时，大胆批评梁惠王的“独乐”而不能“与民同乐”，并说古之“圣王”无不“与民偕乐”，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以文王建灵台灵沼为例，说明只有“与民偕乐”，才能“乐其乐”。而梁惠王不管人民死活，追求醉生梦死的腐朽靡烂生活，只能求得感性情欲的满足，而不能得到更为高尚的精神快乐。孟子在会见齐宣王时，还论述了“独乐”与“众乐”、“孰乐”的问题。同时，孟子勇敢地揭露齐宣王不关心民生疾苦，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百姓痛苦之上的自私行为，他反对以人之所苦来换取己之所乐。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讲述了“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百姓认为太小，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但“民以为大”的原因。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之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而宣王之囿，则不许民往之，成为“国之大禁”，故“民以为丈”，只有快乐与民同享，国王才能“乐其乐”。这里说明了孟子如下观点：
第一，“乐”有两种。一是以感性情欲的满足为“乐”，因而人生以追求感性情欲的满足为目的。为达此目的，有人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不管他人的“忧”“乐”，甚至不惜以众人的痛苦乃至生命换取个人情欲的满足，获得感性之“乐”。桀纣、幽厉便是这样的人，其结果是天下怨恨，道路以目，最终弄得“天下叛之”，人民蜂起反抗，不仅亡了国，破了家，而且成为历史罪人而遗臭万年。另一种“乐”是既重情欲之满足，更重精神之乐的追求，使感性之乐与理性之乐相统一。古圣贤无不如此。他们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因而得到百姓的拥护、爱戴和支持。这才是人生最高最大的“乐”。作为统治者的君子，“为民父母”，应“视民如子”、“视民如伤”，关心百姓的疾苦，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根据人民的实际物质和精神需要，制定实施“使民乐，解民忧”的“爱民”、“重民”、“利民”的方针，实行德治、仁政，“顺民之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第二，任何忧乐都离不开实际的物质利益。利益是忧乐的基础。人们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创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否则生存就成为问题，更谈不上发展。此外，生老病死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这又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息息相关。在物质生活资料基本满足的条件下，人们又有了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或基本实现，它们就构成了人们忧乐的内容，形成了社会的利害问题。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落后于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需要就是利益，在社会不能满足每个成员需要的情况下，利益需要道德的制约，以调节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以解决人们在忧乐方面的矛盾。因此忧乐观不能不涉及到义利观。孟子认为要正确对待己之忧乐与人之忧乐的关系，须遵循“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原则。不少学者认为儒家重义，反对牟取财利，因为孔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其实孟子重义但并不排斥人们必需的利益要求，只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孟子重义而轻利，坚持“以义制利”，即主张在牟取物质利益时应受道德的制约。孟子反对的只是个人对私利的无限追逐。如果每个社会成员只追求个人的利欲满足，你争我夺，社会秩序必混乱不堪。孟子更反对统治者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如果统治者任其私欲扩张，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肆意搜刮民财，役使人民，必然民不堪命，国将不国。孟子非常痛恨给人民带来苦难的统治者，指出：“庖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因此孟子主张统治者“以义制私”，以百姓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并要求社会成员应遵循“仁爱”原则，彼此尊重他人利益。
第三，孟子的忧乐意识建立在民本主义和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充分认识到民为国本，继承并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重民”、“爱民”、“养民”、“恤民”的思想，特别是孔子以仁为纲的民本主义思想，并把它推向顶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口号的提出，充分表明了孟子认识到民乃国之本，君是民之主，主应顺乎本的思想。孟子相信作为统治者的君主，能以人之忧乐为己之忧乐，真正“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因为古代的“圣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已作出了榜样；其次，孟子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仁义礼智这些美好的道德是天赋与人的，每个人都有“四端”，因此，统治者应将“仁民爱物”之心推及天下。
二
孟子总结上自“三代”、下至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现禹汤文武之所以得天下，无不以天下万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大禹为根治洪水，为民解忧，“三过其门而不入”；为救民于水火，商汤起而驱除夏桀；太王为免除邠地百姓遭受战争之苦，甘愿放弃世袭祖业。“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的文王，“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的武王，更是与天下之民同忧乐。古代这些圣明君主皆以天下为己任，“顺民之欲”，为民排忧难，因而他们得到万民拥护，事业成功，求得了最大的“乐”。而夏桀商纣，沉于酒色，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将己之所乐建立于万民之忧怨的基础上，最后落得流于“南巢”、焚于鹿台的可耻下场。西周后期，奴隶主贵族无不残暴奢侈，而奴隶们则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国人”的状况也不比奴隶好多少，因此“国人”和奴隶起而暴动，“流王于彘。”孟子清醒地认识到统治者只有推行王道，“施仁政于民”，方可巩固统治。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还深刻地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统治者只有获得“民心”，方能“得民”。他说：“得乎立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丧置。牺牲既成，梁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从立民、天子、诸侯、大夫四者关系上看，民显然更根本；拿诸侯、社稷、民三者来比，君和社稷均可变置，唯有民不可变置，这也说明了民是国家的根基。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应顺乎百姓意愿，适当满足百姓的欲求，安其居而乐其业。国君应“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
第一，“制民之产”，满足小农的土地要求。孟子把小农的小私有财产叫做“恒产”。他认为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那么，置多少恒产呢？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仅如此，还要对农民进行教化，“谨庠序之道，申之孝悌之义”，这是孟子为民排忧解难的主要手段。虽然它具有空幻性，难以实现，但表露了孟子民本主义思想的要求。
第二，在政治上，孟子要求“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孟子认为减轻剥削和压迫，发展农业生产，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措施。他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施仁政，实行宽大政策，发展生产，并对民施以教化，就可以争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这里出发，孟子还揭示了一个真理，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⑨]。孟子认为“人和”者得天下，要得“人和”就要施惠于民，为民排忧，使之安乐，反对横征暴敛。这无疑也是很杰出的进步思想。
第三，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赞美文王与民同乐，批评梁惠王的“独乐”；后来他又反对齐宣王暴虐，并得出“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为替民去忧解难，使民安居乐业，孟子反对破坏生产，要求统治者保证农业时间，主张“不违农时”。
三
无疑，孟子的忧乐观，既是对古代圣贤忧乐观的继承，也是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新思想的结晶。战国时期正是我国新的封建制度确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对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在政治上，他们以“全民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关心天下大事。为了彻底击败奴隶主旧贵族，夺取政治革命的胜利，他们必须争取民心，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反映他们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忧乐观，具有较为强烈的人民性和时代进步性。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孟子，其忧乐观集中反映了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一经社会承认，必将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是后代某些贤君推行“让步政策”的理论基础。康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从孟子的忧乐观中受到启发，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发展生产，因而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其次，它是后世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对暴君暴政的有力思想武器。再次孟子的忧乐观哺育了一批仁人志士，培养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和大济苍生的宏愿。他们无不以国家民族的忧乐为己之乐。北宋中期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忠臣义士，他们也受到孟子忧乐观的影响。
作者介绍：龚铁群 益阳师专中文系93级学生（湖南·益阳）；邮编：413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