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传统观用“婉约”“豪放”来比较区分柳永词和苏轼词的艺术风格过于简单，应从选材上敢于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心态；语言和题材上的雅俗去比较分析他们艺术风格的异同。在分析柳永词和苏轼词对词发展的影响上，本文认为不应把苏轼创作“豪放”词看作对柳词的否定，也不应以其风格的不同来判断二人在词史地位上的高低优劣，应以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心态再联系与区别中去欣赏他们的美丽，肯定他们的作用。此次研究柳词和苏词的目的，是想对宋代文化进行一次透视，加深对宋词的了解。学习这些民族文化，追随文化精髓，既丰富我的视野，又充实我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教学水平。
【关键词】 艺术风格；婉约；豪放；
一、前言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句话形象地点出了这些朝代中占主体地位和成就最高的文体。在中国灿若星河的古代文化长廊中，宋词以其独特的魅力，经久不衰地流传于古今中外的词坛上。而柳永和苏轼，就是宋代词坛上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笔者认为他们能够在宋代词坛上独放异彩，就在于他们开创了新的词风，给我们带来了两种独特的文化风景。
二、柳永词与苏轼词艺术风格的异同
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的一件趣事：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因有一个幕士非常的擅长歌咏。于是问他：“我的词和柳永比怎么样？”这个幕士回答说：“柳永的词，只适合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芊芊玉指里拿着红牙板，莺啼般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大学士你的词，必须得关东大汉手执铜琵琶、铁绰板，声如洪钟般唱‘大江东去’才行。”苏东坡听后“为之倾倒”。从这件逸事中足可窥见柳永和苏轼已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他们分属与“婉约”和“豪放”派。
但是笔者认为，柳永词和苏轼词之间的异同并非用“婉约”“豪放”这简单二词便能加以区别。为何这样说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二者的生平经历。
柳永（987？――1052？），原名三变，字耆卿。少年时就很聪颖，尤其精通音律。起初到汴京应试，因为擅长写作歌词，作了许多绮艳之词，流传很广，因而被上流社会的文人歧视。后来两次应考都不中，于是流落京师。当时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增长，舞榭歌楼很多，朝庭和民间都非常热衷歌赋。柳永曾漫游汴京、临安、苏州等繁华城市，出入烟花柳巷，与妓女乐工为友。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妇女生活愿望和男女恋情，记述胜景与描写风光的佳作。如果他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应该是娱乐圈或艺术届中的大腕，绝不至于穷困而死。可惜他生在了一个埋没与压制人才的封建社会。约中年以后，柳永开始穷困潦倒，为谋求生活出路，改名为柳永，又参加进士考试。中试后，作过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但政绩并不明显。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出生于一个诗书门第之家，父亲苏洵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极富教养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养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苏轼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的影响，早年就立下用世之志，以身报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亲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和弟弟苏辙同科及第。当时其父也深受重视，父子三人一时轰动京城，成为街头巷尾的佳谈。但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先是因变法思想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而被排挤，后又被弹劾入狱（乌台诗案），出狱后几经贬谪，最后竟成为朝廷党争的牺牲品，病死于赦还途中。
从以上两人的生平经历来看，如果说仕途不顺、怀才不遇、落魄底层、穷困潦倒是柳永一生的概括，那么积极入世、宦海沉浮、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则是苏轼一生的写照。不同的人生背景，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两人的词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仕途不顺这一点，使二人在创作上有一个共同点，即二人都是非常注重表现自我独特的的人生体验、情感。晚唐五代中大多是表现离愁恨别、男欢女爱等内容和题材，但柳永却能抛开五代宋初的“烂醉花阴，徘徊香径”，能以自己的独特感受写出真情实感。如表达他对游宦生涯的厌倦的《风归云》：“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愤怨伤感之情冲口而出，反映了他的仕途失意。柳永的这类词，通过他个人悲苦情绪的自述，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埋没与压抑。苏轼更是进一步开拓深化了这种抒情自我化方向。他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如同诗一样可充分体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人性。
然而，由于两人的家庭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在创作方向上，二人表现出很大的区别。柳永改变了过往词作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这首先表现于柳永在词作中对于浅近俚俗语言的运用上。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他对市井中常用的俗语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如现实生活中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和俚语“怎”“自家”“都来”“抵死”等都在柳永词中被多次重复使用。因柳词的语言不用典故，不讲典雅，不避俚俗，全是市井浅语，却能状难写之景，达难叙之情。因而柳永词在当时流传极广，获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声誉。其次，柳永词的“俗”还表现在题材内容选择上。柳永词多吟咏男女之情，描写世俗下层女子的体态姿色、情感愿望以及表现北宋繁华富裕、缤纷多彩的都市生活、市井风情。这类作品如描写妓女的绮罗香泽、柳腰花态的《斗百花》之三；写她们期望摆脱烟花巷陌的《迷仙引》等。柳永词中记述胜景和风光之作也很多，最为人传诵的是《望海潮》。此词抓住西湖烟柳、钱塘江潮、珠玑罗绮、十万人家等景物特征，描写西湖的壮丽繁华，景象如画，不着一色，用白描手法，层层铺叙，写的淋漓尽致，开阔清新。相传金主完颜洪亮听此词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柳永词中这些有关于世俗化市民生活情调的思想内容，迎合、满足了市民大众的审美要求，这无不与其长期被排斥于官场之外，穷困潦倒，辗转流浪于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有关。
而苏轼之词走的则纯粹是“雅”的道路。他写词时所用的是传统的雅言，但其中所表达的题材内容却较柳永要宽泛得多，包括有政治、历史、禅理、玄理、山水等。他用词怀古、咏物、悼亡、抒发报国壮志、描写农村风光、表现贬谪情怀、探索人生哲理，几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重要的是，他习惯于在描写这些内容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情感和人生态度，而不是空泛地款款而谈。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糅合在一起，气势磅礴，成为千古绝唱。
另外，哪怕是在处理言情题材上，苏轼词也呈现出有别于柳永词的“传统艳情”风格，他不是单纯停留在男女爱情相思的描写上，而是常常有所寄托。最为出名的是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首词写对亡妻王弗的悼念，感情真挚，悱恻动人，表现了词人重情重义的真性情。“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忧愤，包括苍老衰败之中。既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见，苏轼运用雅言，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着意于开拓词境，将词之“缘情”与诗之“言志”相结合的做法，正是促使其词作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审美内涵与趣味的重要原因。而这也与其家庭熏陶和生活经历有关。
在总体风格上，世论苏词，多认为他气势豪迈奔放，题材广阔，文笔工巧隽永，开豪放之先河，对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苏词当中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并不相互排斥。他的许多交口称誉之佳作反而表现出一种刚柔并济、清旷放达的味道。而对于柳永，他虽沉缅于追欢买笑，曾写下不少艳情萎靡的词。但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他于文字中所倾注的感情是相当真实的。他是风流，而非下流。因而其不少名篇，如《蝶恋花》《雨霖铃》等，都显得委婉凄恻却又没有矫揉造作之感，让人读后不禁为之而动容。柳永笔下亦并非没有气势豪迈、笔力刚健的词作，如《望海潮》《鹤冲天》等，与其众多以“婉约”为特征的词中可谓别具神韵，气魄之宏大可与东坡词一论高低。
自宋代到清末，士大夫们对柳永的词风评价都不高。这一点在上面幕士的话中，已有体现。因而在文学史上，柳永的名声并不好，被称之为“腻柳”，历来被上流社会鄙视、排斥和打击。许多文学评论家们虽肯定柳永词的成就，但也仍认为柳永的词过于香软，不及苏轼词之大气豪放。甚至一些学者认为苏轼创作豪放高雅的词是对柳永的否定。称他开创的“豪放”一派词风冲破了“艳科”的藩篱革新了柳永词的缠绵婉约香软，抒情言志、治国忧民、旷达豪放，谓词之正统。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二者在词史上的地位不应以其词风格不同来判高低优劣。我们应在二者的联系中怀着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心态，像欣赏两道不同的风景一样去欣赏他们的美，肯定他们的作用。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传统观用“婉约”“豪放”来比较区分柳永词和苏轼词的艺术风格过于简单，应从选材上敢于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心态；语言和题材上的雅俗去比较分析他们艺术风格的异同。在分析柳永词和苏轼词对词发展的影响上，本文认为不应把苏轼创作“豪放”词看作对柳词的否定，也不应以其风格的不同来判断二人在词史地位上的高低优劣，应以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心态再联系与区别中去欣赏他们的美丽，肯定他们的作用。此次研究柳词和苏词的目的，是想对宋代文化进行一次透视，加深对宋词的了解。学习这些民族文化，追随文化精髓，既丰富我的视野，又充实我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教学水平。
【关键词】 艺术风格；婉约；豪放；
一、前言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句话形象地点出了这些朝代中占主体地位和成就最高的文体。在中国灿若星河的古代文化长廊中，宋词以其独特的魅力，经久不衰地流传于古今中外的词坛上。而柳永和苏轼，就是宋代词坛上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笔者认为他们能够在宋代词坛上独放异彩，就在于他们开创了新的词风，给我们带来了两种独特的文化风景。
二、柳永词与苏轼词艺术风格的异同
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的一件趣事：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因有一个幕士非常的擅长歌咏。于是问他：“我的词和柳永比怎么样？”这个幕士回答说：“柳永的词，只适合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芊芊玉指里拿着红牙板，莺啼般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大学士你的词，必须得关东大汉手执铜琵琶、铁绰板，声如洪钟般唱‘大江东去’才行。”苏东坡听后“为之倾倒”。从这件逸事中足可窥见柳永和苏轼已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他们分属与“婉约”和“豪放”派。
但是笔者认为，柳永词和苏轼词之间的异同并非用“婉约”“豪放”这简单二词便能加以区别。为何这样说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二者的生平经历。
柳永（987？――1052？），原名三变，字耆卿。少年时就很聪颖，尤其精通音律。起初到汴京应试，因为擅长写作歌词，作了许多绮艳之词，流传很广，因而被上流社会的文人歧视。后来两次应考都不中，于是流落京师。当时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增长，舞榭歌楼很多，朝庭和民间都非常热衷歌赋。柳永曾漫游汴京、临安、苏州等繁华城市，出入烟花柳巷，与妓女乐工为友。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妇女生活愿望和男女恋情，记述胜景与描写风光的佳作。如果他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应该是娱乐圈或艺术届中的大腕，绝不至于穷困而死。可惜他生在了一个埋没与压制人才的封建社会。约中年以后，柳永开始穷困潦倒，为谋求生活出路，改名为柳永，又参加进士考试。中试后，作过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但政绩并不明显。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出生于一个诗书门第之家，父亲苏洵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极富教养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养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苏轼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的影响，早年就立下用世之志，以身报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亲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和弟弟苏辙同科及第。当时其父也深受重视，父子三人一时轰动京城，成为街头巷尾的佳谈。但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先是因变法思想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而被排挤，后又被弹劾入狱（乌台诗案），出狱后几经贬谪，最后竟成为朝廷党争的牺牲品，病死于赦还途中。
从以上两人的生平经历来看，如果说仕途不顺、怀才不遇、落魄底层、穷困潦倒是柳永一生的概括，那么积极入世、宦海沉浮、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则是苏轼一生的写照。不同的人生背景，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两人的词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仕途不顺这一点，使二人在创作上有一个共同点，即二人都是非常注重表现自我独特的的人生体验、情感。晚唐五代中大多是表现离愁恨别、男欢女爱等内容和题材，但柳永却能抛开五代宋初的“烂醉花阴，徘徊香径”，能以自己的独特感受写出真情实感。如表达他对游宦生涯的厌倦的《风归云》：“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愤怨伤感之情冲口而出，反映了他的仕途失意。柳永的这类词，通过他个人悲苦情绪的自述，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埋没与压抑。苏轼更是进一步开拓深化了这种抒情自我化方向。他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如同诗一样可充分体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人性。
然而，由于两人的家庭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在创作方向上，二人表现出很大的区别。柳永改变了过往词作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这首先表现于柳永在词作中对于浅近俚俗语言的运用上。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他对市井中常用的俗语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如现实生活中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和俚语“怎”“自家”“都来”“抵死”等都在柳永词中被多次重复使用。因柳词的语言不用典故，不讲典雅，不避俚俗，全是市井浅语，却能状难写之景，达难叙之情。因而柳永词在当时流传极广，获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声誉。其次，柳永词的“俗”还表现在题材内容选择上。柳永词多吟咏男女之情，描写世俗下层女子的体态姿色、情感愿望以及表现北宋繁华富裕、缤纷多彩的都市生活、市井风情。这类作品如描写妓女的绮罗香泽、柳腰花态的《斗百花》之三；写她们期望摆脱烟花巷陌的《迷仙引》等。柳永词中记述胜景和风光之作也很多，最为人传诵的是《望海潮》。此词抓住西湖烟柳、钱塘江潮、珠玑罗绮、十万人家等景物特征，描写西湖的壮丽繁华，景象如画，不着一色，用白描手法，层层铺叙，写的淋漓尽致，开阔清新。相传金主完颜洪亮听此词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柳永词中这些有关于世俗化市民生活情调的思想内容，迎合、满足了市民大众的审美要求，这无不与其长期被排斥于官场之外，穷困潦倒，辗转流浪于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有关。
而苏轼之词走的则纯粹是“雅”的道路。他写词时所用的是传统的雅言，但其中所表达的题材内容却较柳永要宽泛得多，包括有政治、历史、禅理、玄理、山水等。他用词怀古、咏物、悼亡、抒发报国壮志、描写农村风光、表现贬谪情怀、探索人生哲理，几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重要的是，他习惯于在描写这些内容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情感和人生态度，而不是空泛地款款而谈。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糅合在一起，气势磅礴，成为千古绝唱。
另外，哪怕是在处理言情题材上，苏轼词也呈现出有别于柳永词的“传统艳情”风格，他不是单纯停留在男女爱情相思的描写上，而是常常有所寄托。最为出名的是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首词写对亡妻王弗的悼念，感情真挚，悱恻动人，表现了词人重情重义的真性情。“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忧愤，包括苍老衰败之中。既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见，苏轼运用雅言，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着意于开拓词境，将词之“缘情”与诗之“言志”相结合的做法，正是促使其词作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审美内涵与趣味的重要原因。而这也与其家庭熏陶和生活经历有关。
在总体风格上，世论苏词，多认为他气势豪迈奔放，题材广阔，文笔工巧隽永，开豪放之先河，对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苏词当中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并不相互排斥。他的许多交口称誉之佳作反而表现出一种刚柔并济、清旷放达的味道。而对于柳永，他虽沉缅于追欢买笑，曾写下不少艳情萎靡的词。但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他于文字中所倾注的感情是相当真实的。他是风流，而非下流。因而其不少名篇，如《蝶恋花》《雨霖铃》等，都显得委婉凄恻却又没有矫揉造作之感，让人读后不禁为之而动容。柳永笔下亦并非没有气势豪迈、笔力刚健的词作，如《望海潮》《鹤冲天》等，与其众多以“婉约”为特征的词中可谓别具神韵，气魄之宏大可与东坡词一论高低。
自宋代到清末，士大夫们对柳永的词风评价都不高。这一点在上面幕士的话中，已有体现。因而在文学史上，柳永的名声并不好，被称之为“腻柳”，历来被上流社会鄙视、排斥和打击。许多文学评论家们虽肯定柳永词的成就，但也仍认为柳永的词过于香软，不及苏轼词之大气豪放。甚至一些学者认为苏轼创作豪放高雅的词是对柳永的否定。称他开创的“豪放”一派词风冲破了“艳科”的藩篱革新了柳永词的缠绵婉约香软，抒情言志、治国忧民、旷达豪放，谓词之正统。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二者在词史上的地位不应以其词风格不同来判高低优劣。我们应在二者的联系中怀着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心态，像欣赏两道不同的风景一样去欣赏他们的美，肯定他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