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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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是又要抗震，又要批邓，又要反“右倾”翻案风，这是一个当时的理由，第一很少报道唐山大地震的报道量很少，第二严格规定不报道死亡人数，不报道灾情的严重性、残酷性，第三报道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四面八方支援抗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泰山压顶不弯腰，人定胜天。
凤凰卫视11月1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这个关于一块手表的小故事，有着不可思议的结尾，但它来自真实的人性，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能看到平时整齐划一的人性就好像是万花筒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虽然并不都那么美好，但它无疑能带给我们最多的思考。
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故事是不会进入媒体宣传的重点，甚至不会被人提及，更多的报道的重点还是放在唐山人民坚强的意志上，如何战胜灾难，如何恢复生产，尽管这个时候人们最关心的地震强烈程度、死亡人数都仍然是个谜，这使得远离唐山的人们在读报或者听广播的时候，始终无法预想到这场地震到底给唐山人带给了多大的灾难。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是又要抗震，又要批邓，又要反“右倾”翻案风，这是一个当时的理由，第一很少报道唐山大地震的报道量很少，第二严格规定不报道死亡人数，不报道灾情的严重性、残酷性，第三报道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四面八方支援抗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泰山压顶不弯腰，人定胜天。
所以唐山报道本来就量很少，从里面听不到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财产的损失有多大，听不到，全是那种豪言壮语，四面八方的豪言壮语。
解说：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一直在关注着这场大地震，因为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伤亡情况、损失一概不予报道。
杨正泉：所以那时候的一种报道，就像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候多次强调这个内容，他跟外宾讲我们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在唐山这样的大地震期间，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了阶级斗争，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了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解说：时任新影摄影师的赵话，地震发生时正远在非洲的博茨瓦纳，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文革”依然有着影响。
赵化（原中央新影摄影师）：我去了之后，因为在那儿工作，拍片子，也要跟大使馆同志学习，你们也来参加学习吧，因为这是规定啊，所以去学习，在那个使馆的保密室里，因为使馆专门有一个屋子里头，说话传不出去的保密室，开会议室，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念文件，念什么邓小平的文件，说邓小平是什么唯生产力论什么，反正是把旧帐拿出来，念了文件，念文件念完了，让大家批判，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不发言，开始有的就说话了，我水平太低，怎么看不出来问题呢，结果旁边的人又说，我水平也是也太低，怎么这水平觉察不出来问题来，就这样弄弄弄就散会了。
解说：完成博茨瓦纳的拍摄后，赵化接到了一个任务，马上回国开始一个新电影的拍摄。
赵化：我把《博茨瓦纳共和国在前进》这部影片完成了之后，后来我又接到任务，让我去拍开滦煤矿的恢复情况，让我去拍这个片子。
解说：开滦煤矿在当时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地震前也是一直受到党中央重视的企业，每个开滦煤矿的工人，都以自己的工作为荣，地震之后他们也是最快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的工厂之一。
李玉林（唐山大地震亲历者）：煤矿，那时候我们在工会宣传鼓动的时候就讲煤矿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国家需要煤炭了，有的时候在电话会议上讲，袁宝华主任讲，中南海和大使馆的暖气都不热了，好多煤矿的老工人听了以后都掉眼泪，我们煤矿的工人没尽到责任，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解说：不久之后，赵化来到了开滦煤矿，开始拍摄这部反映开滦人、唐山人的纪录电影，面对这样一些接近疯狂工作的工人们，不被感动是不可能的。
赵化：我所见到的，包括那些个医生，你像那个女工，我拍那个片子里也有，那个井筒几百米，掉下去几百米深的井筒，就在那井筒上，因为你要顶水，上千米井下的水抽出来，把井底下的水抽出来，得要管子，这个管子得电焊，咱们那个女电工，共产党员走在前头就在悬空中间，我们在拍她的时候，她在那时候我在这儿拍，拍的时候咱们说起来那个井筒越往下，那个顶上的水越多，顶上就得淋着水就跟下暴雨一样，她那儿一焊我们这块儿就麻，因为这个电传过来，我跟你说就在那种情况下，包括他们那些矿工，那些共产党员要走在前头，真是不假。
所以这些工人伟大，工人阶级伟大，真是这样，所以我在那儿很受教育，作为一个搞新闻工作的，搞上层建筑的，当然现在老了，最应该歌颂他们，要崇敬他们，所以工人阶级确实是伟大，不要看他们不大识字，识字的不多，但是他们的灵魂真是高尚。
解说：尽管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就因为有这些高尚的灵魂，才支撑起唐山这座被夷平过的城市，而正是因为有着这些辛苦记录的记者，才留下这些真实完整的回忆，让人们不会忘记这段珍贵的历史。
黎枫：但是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是欠人家的，做的不够，有些文章应该做的，做的不够，欠债户，我承认。
记者：这是个特殊的年代，您做的已经够多了。
黎枫：做的不够，反正一提到那个时代，我的心里就觉得不好受，有些你可以做的，但是你不能做，你做了就是所谓错误，所谓的错误，那你怎么着，当时你如果认为它不是错误，你试试看，不是错误一个错误的帽子给你戴上，你敢吗，那你还停车呢，话说停车好呢，还是推着车好，那你停了车以后并不好，也尽量的能做的尽量多做一点，这是当时的精神状态，能够做你尽量去做一点，那你停了车以后怎么办，你不那一件事就让你停了车，停了车还不要紧，还说不定涉及到别人，涉及到同志，那个历史条件下真是，怎么说了不容易。
陈晓楠：直到1979年11月的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来自新华社的记者徐学江，才力排众议报道出了唐山大地震的真实死亡人数242769人，三年之后全国人民才知道唐山大地震究竟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为什么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却要在几年之后才能被人们知晓呢，这不得不归咎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无论是普通的民众，还是从事新闻报道的工作者，他们都身处于时代的洪流当中，身不由己。
在地震发生四十多天之后，所有在地震现场进行报道工作的记者们，相继回到了北京，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地震灾情结束了，而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地震，这一次的地震并不仅仅影响到唐山，而是整个中国，毛泽东逝世了。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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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是又要抗震，又要批邓，又要反“右倾”翻案风，这是一个当时的理由，第一很少报道唐山大地震的报道量很少，第二严格规定不报道死亡人数，不报道灾情的严重性、残酷性，第三报道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四面八方支援抗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泰山压顶不弯腰，人定胜天。
凤凰卫视11月1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这个关于一块手表的小故事，有着不可思议的结尾，但它来自真实的人性，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能看到平时整齐划一的人性就好像是万花筒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虽然并不都那么美好，但它无疑能带给我们最多的思考。
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故事是不会进入媒体宣传的重点，甚至不会被人提及，更多的报道的重点还是放在唐山人民坚强的意志上，如何战胜灾难，如何恢复生产，尽管这个时候人们最关心的地震强烈程度、死亡人数都仍然是个谜，这使得远离唐山的人们在读报或者听广播的时候，始终无法预想到这场地震到底给唐山人带给了多大的灾难。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是又要抗震，又要批邓，又要反“右倾”翻案风，这是一个当时的理由，第一很少报道唐山大地震的报道量很少，第二严格规定不报道死亡人数，不报道灾情的严重性、残酷性，第三报道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四面八方支援抗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泰山压顶不弯腰，人定胜天。
所以唐山报道本来就量很少，从里面听不到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财产的损失有多大，听不到，全是那种豪言壮语，四面八方的豪言壮语。
解说：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一直在关注着这场大地震，因为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伤亡情况、损失一概不予报道。
杨正泉：所以那时候的一种报道，就像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候多次强调这个内容，他跟外宾讲我们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在唐山这样的大地震期间，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了阶级斗争，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了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解说：时任新影摄影师的赵话，地震发生时正远在非洲的博茨瓦纳，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文革”依然有着影响。
赵化（原中央新影摄影师）：我去了之后，因为在那儿工作，拍片子，也要跟大使馆同志学习，你们也来参加学习吧，因为这是规定啊，所以去学习，在那个使馆的保密室里，因为使馆专门有一个屋子里头，说话传不出去的保密室，开会议室，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念文件，念什么邓小平的文件，说邓小平是什么唯生产力论什么，反正是把旧帐拿出来，念了文件，念文件念完了，让大家批判，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不发言，开始有的就说话了，我水平太低，怎么看不出来问题呢，结果旁边的人又说，我水平也是也太低，怎么这水平觉察不出来问题来，就这样弄弄弄就散会了。
解说：完成博茨瓦纳的拍摄后，赵化接到了一个任务，马上回国开始一个新电影的拍摄。
赵化：我把《博茨瓦纳共和国在前进》这部影片完成了之后，后来我又接到任务，让我去拍开滦煤矿的恢复情况，让我去拍这个片子。
解说：开滦煤矿在当时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地震前也是一直受到党中央重视的企业，每个开滦煤矿的工人，都以自己的工作为荣，地震之后他们也是最快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的工厂之一。
李玉林（唐山大地震亲历者）：煤矿，那时候我们在工会宣传鼓动的时候就讲煤矿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国家需要煤炭了，有的时候在电话会议上讲，袁宝华主任讲，中南海和大使馆的暖气都不热了，好多煤矿的老工人听了以后都掉眼泪，我们煤矿的工人没尽到责任，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解说：不久之后，赵化来到了开滦煤矿，开始拍摄这部反映开滦人、唐山人的纪录电影，面对这样一些接近疯狂工作的工人们，不被感动是不可能的。
赵化：我所见到的，包括那些个医生，你像那个女工，我拍那个片子里也有，那个井筒几百米，掉下去几百米深的井筒，就在那井筒上，因为你要顶水，上千米井下的水抽出来，把井底下的水抽出来，得要管子，这个管子得电焊，咱们那个女电工，共产党员走在前头就在悬空中间，我们在拍她的时候，她在那时候我在这儿拍，拍的时候咱们说起来那个井筒越往下，那个顶上的水越多，顶上就得淋着水就跟下暴雨一样，她那儿一焊我们这块儿就麻，因为这个电传过来，我跟你说就在那种情况下，包括他们那些矿工，那些共产党员要走在前头，真是不假。
所以这些工人伟大，工人阶级伟大，真是这样，所以我在那儿很受教育，作为一个搞新闻工作的，搞上层建筑的，当然现在老了，最应该歌颂他们，要崇敬他们，所以工人阶级确实是伟大，不要看他们不大识字，识字的不多，但是他们的灵魂真是高尚。
解说：尽管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就因为有这些高尚的灵魂，才支撑起唐山这座被夷平过的城市，而正是因为有着这些辛苦记录的记者，才留下这些真实完整的回忆，让人们不会忘记这段珍贵的历史。
黎枫：但是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是欠人家的，做的不够，有些文章应该做的，做的不够，欠债户，我承认。
记者：这是个特殊的年代，您做的已经够多了。
黎枫：做的不够，反正一提到那个时代，我的心里就觉得不好受，有些你可以做的，但是你不能做，你做了就是所谓错误，所谓的错误，那你怎么着，当时你如果认为它不是错误，你试试看，不是错误一个错误的帽子给你戴上，你敢吗，那你还停车呢，话说停车好呢，还是推着车好，那你停了车以后并不好，也尽量的能做的尽量多做一点，这是当时的精神状态，能够做你尽量去做一点，那你停了车以后怎么办，你不那一件事就让你停了车，停了车还不要紧，还说不定涉及到别人，涉及到同志，那个历史条件下真是，怎么说了不容易。
陈晓楠：直到1979年11月的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来自新华社的记者徐学江，才力排众议报道出了唐山大地震的真实死亡人数242769人，三年之后全国人民才知道唐山大地震究竟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为什么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却要在几年之后才能被人们知晓呢，这不得不归咎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无论是普通的民众，还是从事新闻报道的工作者，他们都身处于时代的洪流当中，身不由己。
在地震发生四十多天之后，所有在地震现场进行报道工作的记者们，相继回到了北京，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地震灾情结束了，而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地震，这一次的地震并不仅仅影响到唐山，而是整个中国，毛泽东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