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03 21:12:24
大中小
“改革创新”与“执法必严”劲飚
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时也处于法制建设的时代。在实际生活中，从某个角度来看，对于从事司法工作的人来说，似乎处在某种矛盾之中：改革开放要求人们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敢于创新；而法制建设则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强调“依法办事”，在依照法律执行法律的问题上，没有“创新”可言（除非通过立法程序由立法机关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补充立法）。如何看待这一“矛盾”，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从根本上说，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矛盾，而是矛盾的辨证统一。“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是时代的总要求，没有创新，社会就不能发展前进。然而，创新必须是在法制框架内有序地进行的。火车头可以从蒸汽机车“创新”为内燃机车、电力机车，但它必须在钢轨上行驶，火车如果飞上了天，就变成了飞行器，就脱离了“火车”、“铁路”的范畴，成为另一类事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普法讲座的开场白，即使没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对此也应该是明白无疑的。
法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立法权与司法权是决不能混用的。即使在司法系统内，侦查、检察、审判三项权力也是由各专职机构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地运作着。如果法官去侦破案件，警察制作判决书，那不是乱了方寸？如果司法者行使起立法权，想怎么判就立什么法，这还能是法制国家吗？
从报刊、电视上，已经看到过多件某些司法机关对现行法律“大胆突破，勇于创新”的事例：如所谓“诉讼交易”、“依据判例”、“暂缓不起诉”、“消灭前科”等等，有的高级法院作出对13种案件依法应该受理却“暂时不予受理”的规定；上海法院系统也有不顾法律规定而依照“习惯做法”判案的现象。到最近2006年底，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颁布了《关于办理盗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以翻窗、撬门、开锁等手段入户行窃的，可以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追究刑事责任。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1979年我国刑法修改时，第三条已经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再搞“类推定罪”。“盗窃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虽然都是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但在犯罪要件构成上，无论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或者侵害的客体来看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打扮”法律，那就非但不能增加法律的尊严，反而是对法律的亵渎。
法院行使的是司法权，没有立法权；即使是司法解释，也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具有司法解释权，省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没有权力修改（或者解释）法律。浙江省的这个所谓“意见”，实际上是一种越权行为，违反了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即使由于对现行法律有意见或者司法实践的需要，也应该通过修改法律或者报请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来进行。浙江省为了“打击犯罪”而去违反法律，却恰恰是很不妥的做法。
法律界的学术讨论可以（而且应该）更加热烈、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若要付诸实践，却不能不格外小心谨慎，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命运和社会的法律秩序做“实验”，更不能在“改革”时把法律丢在一边。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决不允许产生“诸侯割据，各搞一套”的现象。中国这么大，如果开了这样的口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各部门都可以在立法上“大胆尝试，勇于创新”，这局面将会是什么样？“依法治国”能不能真正实现？
司法部门的改革创新，应当着眼于自身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水平，努力做到严格依法执法。只有先做好法律规定内应该做的事情，才能进一步考虑改革创新的问题。
2007年2月3日
2007-02-03 21:12:24
大中小
“改革创新”与“执法必严”劲飚
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时也处于法制建设的时代。在实际生活中，从某个角度来看，对于从事司法工作的人来说，似乎处在某种矛盾之中：改革开放要求人们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敢于创新；而法制建设则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强调“依法办事”，在依照法律执行法律的问题上，没有“创新”可言（除非通过立法程序由立法机关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补充立法）。如何看待这一“矛盾”，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从根本上说，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矛盾，而是矛盾的辨证统一。“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是时代的总要求，没有创新，社会就不能发展前进。然而，创新必须是在法制框架内有序地进行的。火车头可以从蒸汽机车“创新”为内燃机车、电力机车，但它必须在钢轨上行驶，火车如果飞上了天，就变成了飞行器，就脱离了“火车”、“铁路”的范畴，成为另一类事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普法讲座的开场白，即使没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对此也应该是明白无疑的。
法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立法权与司法权是决不能混用的。即使在司法系统内，侦查、检察、审判三项权力也是由各专职机构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地运作着。如果法官去侦破案件，警察制作判决书，那不是乱了方寸？如果司法者行使起立法权，想怎么判就立什么法，这还能是法制国家吗？
从报刊、电视上，已经看到过多件某些司法机关对现行法律“大胆突破，勇于创新”的事例：如所谓“诉讼交易”、“依据判例”、“暂缓不起诉”、“消灭前科”等等，有的高级法院作出对13种案件依法应该受理却“暂时不予受理”的规定；上海法院系统也有不顾法律规定而依照“习惯做法”判案的现象。到最近2006年底，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颁布了《关于办理盗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以翻窗、撬门、开锁等手段入户行窃的，可以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追究刑事责任。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1979年我国刑法修改时，第三条已经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再搞“类推定罪”。“盗窃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虽然都是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但在犯罪要件构成上，无论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或者侵害的客体来看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打扮”法律，那就非但不能增加法律的尊严，反而是对法律的亵渎。
法院行使的是司法权，没有立法权；即使是司法解释，也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具有司法解释权，省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没有权力修改（或者解释）法律。浙江省的这个所谓“意见”，实际上是一种越权行为，违反了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即使由于对现行法律有意见或者司法实践的需要，也应该通过修改法律或者报请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来进行。浙江省为了“打击犯罪”而去违反法律，却恰恰是很不妥的做法。
法律界的学术讨论可以（而且应该）更加热烈、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若要付诸实践，却不能不格外小心谨慎，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命运和社会的法律秩序做“实验”，更不能在“改革”时把法律丢在一边。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决不允许产生“诸侯割据，各搞一套”的现象。中国这么大，如果开了这样的口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各部门都可以在立法上“大胆尝试，勇于创新”，这局面将会是什么样？“依法治国”能不能真正实现？
司法部门的改革创新，应当着眼于自身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水平，努力做到严格依法执法。只有先做好法律规定内应该做的事情，才能进一步考虑改革创新的问题。
2007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