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论述政治哲学的主要作品发表于350年前，一种观点认为，他的遗产依旧占据着当代政治思想的中心。我们要提出两点质疑。首先，霍布斯的遗产是否确实、应当或者能够处于那种地位；其次，这种描述是否精确表达了我们当前最一致的核心思考，抑或表达了我们未来政治理解的发展方向。
霍布斯生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晚期，死于17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那个时代。霍布斯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主张现代世界主义政治情感的流派认为，去政治化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双重灾难，他们把霍布斯视为最终的敌人，因为霍布斯把去政治化视为一项永久性的、迫切的政治任务和一项（充其量而言）危险的政治成就；里根和布什时代，全球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大量有效的去政治化措施一度成就斐然，霍布斯虚幻有害的影响难辞其咎，即便它不需要为此承担哪怕非常偶然的责任。历史上的霍布斯不是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家。不过，我们可以把他视为类似政治团体的理论家，这么做并非毫无意义。
霍布斯理论遗产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了公平对待这位令人敬畏的捐赠人，他的继承人还需要做其他什么事情。这种公平不仅仅是指对霍布斯这个已经去世的人给予合乎历史的公正对待，也指对霍布斯这位思想和政治预言家依旧鲜活的力量给予哲学和人道意义上的公正对待。正是在这里，当代学术劳动分工的无能为力变得无比明显。今天，仅凭某门学科无法对霍布斯给予公正对待。
霍布斯的政治作品之所以值得我们予以仔细的关注，并不是由于渗透其间的明晰而精确的修辞，而是由于它对如下问题的高超判断：什么是政治，它为何出现，以及人类在有效处理政治问题上是多么无助（也就是说，人类在有效处理大量人口共存这个问题上，显得无计可施）。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合理连贯的观点阐发了人类在共存问题上如何无能为力，以及为何如此，不过，霍布斯的立场或许最具有政治含义。他采取的是一种简约的方案。他始终持这种观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清晰地认识到了政治困境本身。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些术语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因为在1640年和当今之间漫长的文化斗争中，霍布斯的观点已经深入到人类的许多背景之中，而亚里士多德修辞更优美、功能更和谐的观点已经遭到失败。如果需要为语义学转向找一个替罪羊（或表扬对象）的话，那必定是资本主义（广义而言）而不是霍布斯。
有一种观点认同霍布斯在国际关系方面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市民社会内部事务上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当中比较常见）。这种观点抛弃了霍布斯智力结构中的解释支点，完全改变了他试图表述的东西。同样，当前一种缺乏远见的意识形态认为，霍布斯的理论指向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密尔、托克维尔甚至达尔的理论指向的是经合组织内部的日常政治事务，这种看法并不是基于霍布斯的各种假定的完美思考。当然，国际关系的一些因素（尤其是国家之间相互的战略威胁）迫使我们惶惶不安地关注霍布斯的论证思路，世界范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崩溃同样如此。霍布斯的理论对应的是科索沃、摩加迪沙市中心以及卢旺达，而洛克到达尔等人的理论对应的是布鲁塞尔、卢森堡、华盛顿和渥太华等，这种论证就像相应的国际关系一样不可靠或不深刻。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渴求成为伊拉克或北朝鲜与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那种关系，就好像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不希望种族清洗一样。霍布斯就最糟糕的事态提出的看法，并不是误导性的，而是完全开放的。
霍布斯政治作品的绝大多数读者依然认为，霍布斯最明显的论题，就是强调合理的政治判断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建构和稳固在一个（唯一的）简单而强烈的直觉之上：人类在一定年龄之后会互相残杀，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所有人都有充分理由去杀人，所有人不但惧怕死亡的景象，更担心暴死的过程。
霍布斯就这种事情谈论了很多。他所说的并不始终是连贯一致的。不过，他的论证倾向本质上相同；许多人十分谨慎地重建他的政治思想（不管在风格或起源上是历史的还是哲学的重建），他们都发现有必要对他的这种论证予以某种程度的关注。当然，这种强调本身并没有指明霍布斯政治思想的结构、他的契约论方法以及他大量的政治结论，甚至也没有指明霍布斯明白无误地优先考虑恐惧的现实必然性。霍布斯是最不坦率的契约论者，认为承诺无法作为依据来预测人们的遵守情况。他推崇恐惧的可靠性，在这么做时，他所推崇的只不过是恐惧的动力。在某些情况下，霍布斯关于理性存在于何处的概念非常现代；不过，他所做的，也仅仅是赞同以一种理性的选择模式来解释人类绝大多数行为。霍布斯解释模式的心理学基础，对任何实体而言都不是最佳形式。更确切而言，它是一种不合理性的（至少是非理性的）强制模式，通过一种离奇古怪的判断过程来执行。
对死亡和易受攻击的强调非常有影响力，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霍布斯由此得出了明晰和确定的结论。保存个人生命以及为此目的采取必要之措施的权利，是一股绝对的力量，它很可能扰乱了任何明晰的政治推论，破坏了要求政治权威的一切假定的合理主张，而不是证明所有或任何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这种二元的选择——一方面是显然错误的、始终可能造成死亡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驯服地接受和支持现存有效的政治权力——根本没有穷尽选择方案。
它无法约束形形色色奇怪的现实判断，在霍布斯看来，这些判断完全掩盖了和平需求在我们现实选择中的突出地位。就霍布斯的理论结构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市民社会中稳定的动力来自何处，而是创造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趋同性判断如何才有可能出现，或者说如何维持这种判断。《利维坦》就是这种趋同性判断的替代物；由于《利维坦》的力量完全是我们所积累的力量，由于这些力量在需要时（我们的一些判断如此引导它们）才积累，因此，人们并不清楚契约论思想最后是否能够取得稳固的发展。对死亡和易受攻击性的强调，表明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是极其严肃的，也使得他的整个思想超越时空，永久有效。这是其他基于文化特性之上的思想体系无法企及的。人类都是凡夫俗子。他们始终是脆弱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心自己可能成为同胞谋杀倾向的受害者。这些想法尽管引人关注，却根本没有阐明霍布斯的思想方法，更没有阐明这种方法后来在当代学术活动中的调整。如果这就是霍布斯事业的思想和政治重要性之所在，那么这一事业最终所能留下来的理论遗产无非就是一次全然的失败：一种勇敢的（即便轻率的）冒险，它将以可以预测到的挫败而告终。
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持久影响力，并不在于他努力把人类必死的命运与证明方法的明晰性和力度联系在一起，也不是他思想生涯中他觉得能够提供的结论，而是由于他对所有人类面临的政治困境之基本特征的分析。毫无疑问，这种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易受攻击、死亡、相互之间丝毫没有信任感等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是自然状态（始终是战争状态）下最熟悉不过的情形；同样也是由于人类现实判断的反复无常，这种判断与上述令人不安的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
自霍布斯生活的时代以来，思想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那时以来的一切负责任的政治思想史，都需要考虑过去3个多世纪以来稳定的全球史促发的各种变化多端的政治探究。尤其需要公正地对待各种努力，它们探究合理而稳定的判断，经由这种判断来建立和证明集体经济和政治生活结构。人们在这种结构内可以合理地期待自己的恐惧实现最小化，在相容性前提下扩大自己的权限，在自然和历史许可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通过回顾这段漫长的历史，霍布斯成为阐释现代自由最主要的理论家：一个世界的精神先驱，贡斯当曾经赞美这个世界的到来和确立，它现在也天真地自视为历史的终结。霍布斯很少对这些发展进程的制度载体作出预见，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预见到那些现在尽其所能把全球资本主义危险地汇合在一起的制度结构。霍布斯完全没有想到政党和庞大的公共或商业官僚机构，更别提期货市场或自以为是的非政府组织了。
如果我们今天力图透过模糊不清的历史空间来评价霍布斯的理论遗产，只能感到一片茫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询问这个空间发生了什么，也不是询问霍布斯本人的作品（更不是霍布斯的思想）如何穿越这个空间，并且改变了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判断所发生的众多杂乱事情现在是如何显露出来的：当前的后果又是什么。
霍布斯的决定性贡献在于，他坚持认为，在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中并不存在秩序所需要的明显而稳定的基础，相反，我们发现人类明确而迫切地渴求良好秩序和可靠性，这种渴求至少源自人类的某些特征。解决之法（在职业生涯的某些时刻，霍布斯认为自己发现了它）完全是人为的：一种智力创造物，他希望能够将之用于现实的组织和控制结构中。人们在接下来3个多世纪所做的，就是观察这种智力创造物本身（以及它早期的对应物和后来的扩展或竞争对手）在多大程度上曾经以及目前是合理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者不能成功地转化为现实的组织和控制结构，以及人造之物——人类最强大的自然力量的体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人类从他们的自然力量和其他自然特性造成的威胁中解救出来。毫不奇怪，答案很快就会揭晓，原因正如霍布斯本人明确认识到的：较之拯救人类于苦难，人造之物更容易加剧这些威胁。
由于霍布斯以如此丰富而引人关注的术语看待这种困境，因此，他的这种建构始终会衍生出一系列可能具有启发性的推论。这种推论没有权利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或者是最好的（最具启发性、历史曲解程度最小、概念最明晰）。它仅仅是从霍布斯明确的思想关怀以及深信不疑的事物中推导出来的，在进行推论时，受关注的问题也是霍布斯在17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所关注的，就霍布斯写作时代以及今天而言，这些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在霍布斯看来，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人类的必死性，也不在于人类的虚荣或争论不休，这些都是自然事实，只能承认和忍受。根本的问题在于人类的现实判断及其强烈的离心倾向。任何政治或社会秩序的乐观主义理论（承认人类的虚荣和争吵本性），任何把乐观主义和最低程度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它对人们的上述倾向持一种乐观主义态度），都需要把人类的判断视为可能是向心的，至少在适当的条件下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是，亚里士多德至少认识到，在慎重的民众之中，大家公开讨论如何相处时，判断有可能达到一种令人愉快的趋同。即便在最纯粹的公民团体中，所有为民主选择（作为一种决策程序）进行的连贯一致的辩护，也需要做出如下解释，即人们为何能够合理地期待它的判断能够基于美好的事物而不是糟糕的事物。事实上，当代为民主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体制还是决策程度——做出的辩护，基本上都把协商的认知力（探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需要考虑的事情）寄托在名义上的主权者（即人民）的思考过程之外。作为一种认知理论和政治上的劳动分工，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协商民主的今日倡导者就其终极政治理论而言，是否比现在公开或隐秘的官僚寡头政治的最温和的辩护士更加民主。毫无疑问，霍布斯不是民主党人。不过，他对人民主权者这个概念的敌视程度，远远不及他对协商民主——就需要完成之事形成可靠而良好的公共判断的理论——的敌视，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他的政治作品之所以依旧具有如此相关性，原因在于，他一概否定把人类的判断交付于任何可能的中心，而这种中心有可能把认识权威和有效控制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困难在于认识权威，而不是有效控制。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国家无疑渴望取得有效控制。不过，它并不是通过愚蠢地伪称自己拥有认识权威来这么做，而是通过排斥所有国民的主张——即声称自己有某种特殊的认识见解，从而有资格决定做什么——来实现有效控制。对他来说，国家首先是一种人为设计，旨在从有约束力的大众决定过程中消除认识论主张：事实上，旨在从我们所谓的政治中消除亚里士多德（或者他的幽灵）所谓的政治。当然，就政治而言，这并不是我们的终结之所。不过，它确实表明霍布斯解决之法的完全失败，自他的作品出版以来，这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么说并不是否定霍布斯在分析人类政治问题上的基本有效性。如果我们今天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在于探究他的方法怎样以及为何失败了，那么我们无疑需要关注他对国家进行的概念分析需要决定国家最终存在于何处，它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为何没有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我们认为它解决了他的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弄清楚，国家作为一种现实的结构（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它今天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下），今天在多大程度上更加没有准备好（与1642年或1651年的国家相比）把那种方法付诸实践。
由于霍布斯把人类的实际判断视为绝对个人的和离心的，也由于他正确认识到人类相互之间如此巨大的威胁性，因此，在他看来，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如何协调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让渡判断的实用主义需求，另一方面是人们在自己深切关注的所有问题上不愿意让渡自己的判断。霍布斯为取得这种和谐而提出的策略大家都很熟悉，即最大化拒绝让渡判断（或者考虑在多大程度上让渡判断）所具有的危险性，以及最小化让渡判断的风险，不过，这种策略从心理学上而言从来就不具有说服力。后来的评论家几乎都不信服它的逻辑合理性。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史没有遵循霍布斯主张的方向，而是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政治权威并没有通过强化明确的权力中心、完全控制讨论和形成舆论的公共媒介来驱散公开的敌意，或镇压难以驾驭的精英，而是完全接受霍布斯的逻辑，即主权源自全体民众最终的合理选择（主权民主起源说），并且绝对接受主权者民众的言论、思想以及（即便是间或性的）独立选择的权利。与查理一世、查理二世以及克伦威尔相比，今天的政府是否更加真诚地重视公民对公共决定做出的贡献呢，人们可以对此持一种怀疑态度。不过，不管他们实际上多么独裁和残忍，几乎没有哪个现代统治者愿意公开宣称统治者与国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今天，优雅的政治演讲几乎全部从一个前提开始：即，就需要做什么这类问题而言，有一个优良可靠的判断，它唾手可得；不过，就它具体存在何处以及如何找到它而言，自然会存在广泛的意见分歧。在霍布斯看来，现代政治的内容无非就是人类基本的政治困境，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概莫能外。他马上予以关注的（他也作出了预测），就是愉快而自信的判断与围绕其内容而来的无休止的、激烈的冲突结合在一起。人类世界碰巧成为现在这样，但是，对他以及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并不那么明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在关注和理解这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人类世界或许不必如此。或许，人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显然更加合理的基础上，就实际选择等问题作出稳定的公共判断，并且依据这种判断行动，因为他们确信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一系列思想的政治实践（约翰·罗尔斯晚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究）中包含的明确的政治说服力，是一个有待考察的富有教益的例子。 17世纪，相互竞争的基督教会各分支尝试就大众选择问题作出稳定的政治判断，它们是这种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这些分支持续增长，由于会众们碰巧达成的结论并不具有可靠的说服力，因此，各种教会就其试图平息和解决现实判断的冲突而言，最终完全失败了。正如霍布斯和洛克从不同视角所指出的，如果教会有所成效的话，那就是它们到处煽风点火而不是消灭武力冲突倾向。因此，不管在其他方面存在什么差异，对霍布斯和洛克来说，国家是促进和平的方式，而基督教会就其结构而言完全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过，国家决断同样存在形式主义和专横性，从而往往导致人们强烈反对仲裁者以他们的权威做出明确规定，一旦这种权威被证明是攻击性的话。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活在国家之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胜过生活在国家之外，不过，就政治上而言，这种看法并不充分，无法要求人们接受国家事实上会制定的无孔不入的法令。政治信念的要点迟早都归结到一个判断之上：正在谈论的国家曾经是或者不是一种合适类型的国家（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国家，愈益民主和促进繁荣的国家，而不是专制的、失去繁荣的国家）。不过，这么做无非是在重新嵌入个人判断，把它视为个体或团体决定的关键时刻，无视被讨论的国家是否值得这种遵从，这种做法本质上没有触及霍布斯指出的政治困境的主要状况。
自1700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提炼稳定的政治判断的其他几个基础。其一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既定人口中成年公民至少形式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相容性权利；这种安排必然为如下主张提供了更大可信度，即，相对于自然状态而言，这种国家是相对可靠的改善和重要的改进。第二种基础就是对各种利益结构进行理论化。这些利益体现在既定人口的生活世界中，或通过政党（政党被认为能够阐释和捍卫这些利益），或通过经济和公共官僚机构的各种制度表达出来。自霍布斯的伟大政治作品出版以来的350年，在不同时刻，这些完全冲突的概念——它们关心的是，大众判断如何才能可靠地稳定下来，如何才能够完全符合公民个体和团体的希望和需求——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会表现出更美好的前景。不过，归根结底，所有的基础都要接受批判性考察，因为人们似乎无法认同某些人最初的判断，这些人确信，从他们的权威出发，就可以得出宪法权利、政治经济学或合理的行政等等具体的制度。
霍布斯所认识到的就是，让渡判断这个决定本身就需要判断，就心理学以及政治而言，人们不可能无视自身判断内容上的主要变化而自我约束。这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作为自然生物的人类在不受强制时无法遵守承诺。作为提供承诺者和接受承诺者，以及作为承诺的遵守者及其背弃者，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自然生物：事实上，他们在不断变成历史生物。人类的可信性依据时空、环境以及个人经历和社会政治经验的不同而截然有别。确切而言，政治，作为经验问题和经验领域，完全不适合通过承诺活动来建构。它所处理的对象始终是一系列对之无法作出准确预测的未来事件，最具有远见的人也无法作出精准的预判。如果我们确实希望通过相互承诺来预先建构它，并且也遵守这些承诺，那么我们最后会发现，我们所有人只不过是那些不真诚地做出承诺之人的玩偶，并且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些人做出承诺只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有利。如果我们打算通过相互承诺而不是实际清醒的方式来建构政治，我们将会发现，在很多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协议，从而也发现我们其实很接近自然状态。
不过，就如何阐明和深化大众的实际判断而言，我们并非没有从政治、社会或经济层面得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就宪政、经济、官僚体制甚至（在某些方面）社会层面而言，与几个世纪之前他们祖先只得居住其中的环境相比，许多现代人生活的制度环境显然更加有利，危险性更小。不过，这些制度所能做的，无非就是限制各种奇思怪想，或者缓和人们作出的激烈冲突的判断；事实上，它们完全通过不断作出自我判断来运作。政治从头到尾就是判断。政治内部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有效的认识论诉求——对存在于政治之外的某种知识的诉求。只存在我们对彼此判断之得当性作出的十分直率的判断，只存在一种关于明确的实践活动的框架，直率的评价通常就是在这种框架之内或依据这种框架作出的。这种实践活动框架本身就反映了（并且有赖于）一系列模糊的、涵盖很长时期的判断，这些判断永远都向修正行为开放，归根结底，它们可靠的基础无非也就是判断本身。这就是霍布斯认识到并且力图予以解释和矫正的困境之本质。他的治疗方法，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成为一场引人瞩目的运动；不过，它一直是不完全的，并且也有点华而不实。在霍布斯之前和之后的时代，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困境，或者说没有人比他更出色地解释这一困境。就霍布斯以来的政治思想史而言，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我们没有充分理由相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刘耀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 来源日期：2012年第4期 | 责任编辑：王科力
霍布斯论述政治哲学的主要作品发表于350年前，一种观点认为，他的遗产依旧占据着当代政治思想的中心。我们要提出两点质疑。首先，霍布斯的遗产是否确实、应当或者能够处于那种地位；其次，这种描述是否精确表达了我们当前最一致的核心思考，抑或表达了我们未来政治理解的发展方向。
霍布斯生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晚期，死于17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那个时代。霍布斯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主张现代世界主义政治情感的流派认为，去政治化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双重灾难，他们把霍布斯视为最终的敌人，因为霍布斯把去政治化视为一项永久性的、迫切的政治任务和一项（充其量而言）危险的政治成就；里根和布什时代，全球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大量有效的去政治化措施一度成就斐然，霍布斯虚幻有害的影响难辞其咎，即便它不需要为此承担哪怕非常偶然的责任。历史上的霍布斯不是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家。不过，我们可以把他视为类似政治团体的理论家，这么做并非毫无意义。
霍布斯理论遗产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了公平对待这位令人敬畏的捐赠人，他的继承人还需要做其他什么事情。这种公平不仅仅是指对霍布斯这个已经去世的人给予合乎历史的公正对待，也指对霍布斯这位思想和政治预言家依旧鲜活的力量给予哲学和人道意义上的公正对待。正是在这里，当代学术劳动分工的无能为力变得无比明显。今天，仅凭某门学科无法对霍布斯给予公正对待。
霍布斯的政治作品之所以值得我们予以仔细的关注，并不是由于渗透其间的明晰而精确的修辞，而是由于它对如下问题的高超判断：什么是政治，它为何出现，以及人类在有效处理政治问题上是多么无助（也就是说，人类在有效处理大量人口共存这个问题上，显得无计可施）。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合理连贯的观点阐发了人类在共存问题上如何无能为力，以及为何如此，不过，霍布斯的立场或许最具有政治含义。他采取的是一种简约的方案。他始终持这种观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清晰地认识到了政治困境本身。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些术语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因为在1640年和当今之间漫长的文化斗争中，霍布斯的观点已经深入到人类的许多背景之中，而亚里士多德修辞更优美、功能更和谐的观点已经遭到失败。如果需要为语义学转向找一个替罪羊（或表扬对象）的话，那必定是资本主义（广义而言）而不是霍布斯。
有一种观点认同霍布斯在国际关系方面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市民社会内部事务上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当中比较常见）。这种观点抛弃了霍布斯智力结构中的解释支点，完全改变了他试图表述的东西。同样，当前一种缺乏远见的意识形态认为，霍布斯的理论指向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密尔、托克维尔甚至达尔的理论指向的是经合组织内部的日常政治事务，这种看法并不是基于霍布斯的各种假定的完美思考。当然，国际关系的一些因素（尤其是国家之间相互的战略威胁）迫使我们惶惶不安地关注霍布斯的论证思路，世界范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崩溃同样如此。霍布斯的理论对应的是科索沃、摩加迪沙市中心以及卢旺达，而洛克到达尔等人的理论对应的是布鲁塞尔、卢森堡、华盛顿和渥太华等，这种论证就像相应的国际关系一样不可靠或不深刻。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渴求成为伊拉克或北朝鲜与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那种关系，就好像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不希望种族清洗一样。霍布斯就最糟糕的事态提出的看法，并不是误导性的，而是完全开放的。
霍布斯政治作品的绝大多数读者依然认为，霍布斯最明显的论题，就是强调合理的政治判断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建构和稳固在一个（唯一的）简单而强烈的直觉之上：人类在一定年龄之后会互相残杀，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所有人都有充分理由去杀人，所有人不但惧怕死亡的景象，更担心暴死的过程。
霍布斯就这种事情谈论了很多。他所说的并不始终是连贯一致的。不过，他的论证倾向本质上相同；许多人十分谨慎地重建他的政治思想（不管在风格或起源上是历史的还是哲学的重建），他们都发现有必要对他的这种论证予以某种程度的关注。当然，这种强调本身并没有指明霍布斯政治思想的结构、他的契约论方法以及他大量的政治结论，甚至也没有指明霍布斯明白无误地优先考虑恐惧的现实必然性。霍布斯是最不坦率的契约论者，认为承诺无法作为依据来预测人们的遵守情况。他推崇恐惧的可靠性，在这么做时，他所推崇的只不过是恐惧的动力。在某些情况下，霍布斯关于理性存在于何处的概念非常现代；不过，他所做的，也仅仅是赞同以一种理性的选择模式来解释人类绝大多数行为。霍布斯解释模式的心理学基础，对任何实体而言都不是最佳形式。更确切而言，它是一种不合理性的（至少是非理性的）强制模式，通过一种离奇古怪的判断过程来执行。
对死亡和易受攻击的强调非常有影响力，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霍布斯由此得出了明晰和确定的结论。保存个人生命以及为此目的采取必要之措施的权利，是一股绝对的力量，它很可能扰乱了任何明晰的政治推论，破坏了要求政治权威的一切假定的合理主张，而不是证明所有或任何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这种二元的选择——一方面是显然错误的、始终可能造成死亡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驯服地接受和支持现存有效的政治权力——根本没有穷尽选择方案。
它无法约束形形色色奇怪的现实判断，在霍布斯看来，这些判断完全掩盖了和平需求在我们现实选择中的突出地位。就霍布斯的理论结构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市民社会中稳定的动力来自何处，而是创造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趋同性判断如何才有可能出现，或者说如何维持这种判断。《利维坦》就是这种趋同性判断的替代物；由于《利维坦》的力量完全是我们所积累的力量，由于这些力量在需要时（我们的一些判断如此引导它们）才积累，因此，人们并不清楚契约论思想最后是否能够取得稳固的发展。对死亡和易受攻击性的强调，表明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是极其严肃的，也使得他的整个思想超越时空，永久有效。这是其他基于文化特性之上的思想体系无法企及的。人类都是凡夫俗子。他们始终是脆弱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心自己可能成为同胞谋杀倾向的受害者。这些想法尽管引人关注，却根本没有阐明霍布斯的思想方法，更没有阐明这种方法后来在当代学术活动中的调整。如果这就是霍布斯事业的思想和政治重要性之所在，那么这一事业最终所能留下来的理论遗产无非就是一次全然的失败：一种勇敢的（即便轻率的）冒险，它将以可以预测到的挫败而告终。
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持久影响力，并不在于他努力把人类必死的命运与证明方法的明晰性和力度联系在一起，也不是他思想生涯中他觉得能够提供的结论，而是由于他对所有人类面临的政治困境之基本特征的分析。毫无疑问，这种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易受攻击、死亡、相互之间丝毫没有信任感等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是自然状态（始终是战争状态）下最熟悉不过的情形；同样也是由于人类现实判断的反复无常，这种判断与上述令人不安的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
自霍布斯生活的时代以来，思想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那时以来的一切负责任的政治思想史，都需要考虑过去3个多世纪以来稳定的全球史促发的各种变化多端的政治探究。尤其需要公正地对待各种努力，它们探究合理而稳定的判断，经由这种判断来建立和证明集体经济和政治生活结构。人们在这种结构内可以合理地期待自己的恐惧实现最小化，在相容性前提下扩大自己的权限，在自然和历史许可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通过回顾这段漫长的历史，霍布斯成为阐释现代自由最主要的理论家：一个世界的精神先驱，贡斯当曾经赞美这个世界的到来和确立，它现在也天真地自视为历史的终结。霍布斯很少对这些发展进程的制度载体作出预见，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预见到那些现在尽其所能把全球资本主义危险地汇合在一起的制度结构。霍布斯完全没有想到政党和庞大的公共或商业官僚机构，更别提期货市场或自以为是的非政府组织了。
如果我们今天力图透过模糊不清的历史空间来评价霍布斯的理论遗产，只能感到一片茫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询问这个空间发生了什么，也不是询问霍布斯本人的作品（更不是霍布斯的思想）如何穿越这个空间，并且改变了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判断所发生的众多杂乱事情现在是如何显露出来的：当前的后果又是什么。
霍布斯的决定性贡献在于，他坚持认为，在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中并不存在秩序所需要的明显而稳定的基础，相反，我们发现人类明确而迫切地渴求良好秩序和可靠性，这种渴求至少源自人类的某些特征。解决之法（在职业生涯的某些时刻，霍布斯认为自己发现了它）完全是人为的：一种智力创造物，他希望能够将之用于现实的组织和控制结构中。人们在接下来3个多世纪所做的，就是观察这种智力创造物本身（以及它早期的对应物和后来的扩展或竞争对手）在多大程度上曾经以及目前是合理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者不能成功地转化为现实的组织和控制结构，以及人造之物——人类最强大的自然力量的体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人类从他们的自然力量和其他自然特性造成的威胁中解救出来。毫不奇怪，答案很快就会揭晓，原因正如霍布斯本人明确认识到的：较之拯救人类于苦难，人造之物更容易加剧这些威胁。
由于霍布斯以如此丰富而引人关注的术语看待这种困境，因此，他的这种建构始终会衍生出一系列可能具有启发性的推论。这种推论没有权利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或者是最好的（最具启发性、历史曲解程度最小、概念最明晰）。它仅仅是从霍布斯明确的思想关怀以及深信不疑的事物中推导出来的，在进行推论时，受关注的问题也是霍布斯在17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所关注的，就霍布斯写作时代以及今天而言，这些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在霍布斯看来，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人类的必死性，也不在于人类的虚荣或争论不休，这些都是自然事实，只能承认和忍受。根本的问题在于人类的现实判断及其强烈的离心倾向。任何政治或社会秩序的乐观主义理论（承认人类的虚荣和争吵本性），任何把乐观主义和最低程度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它对人们的上述倾向持一种乐观主义态度），都需要把人类的判断视为可能是向心的，至少在适当的条件下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是，亚里士多德至少认识到，在慎重的民众之中，大家公开讨论如何相处时，判断有可能达到一种令人愉快的趋同。即便在最纯粹的公民团体中，所有为民主选择（作为一种决策程序）进行的连贯一致的辩护，也需要做出如下解释，即人们为何能够合理地期待它的判断能够基于美好的事物而不是糟糕的事物。事实上，当代为民主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体制还是决策程度——做出的辩护，基本上都把协商的认知力（探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需要考虑的事情）寄托在名义上的主权者（即人民）的思考过程之外。作为一种认知理论和政治上的劳动分工，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协商民主的今日倡导者就其终极政治理论而言，是否比现在公开或隐秘的官僚寡头政治的最温和的辩护士更加民主。毫无疑问，霍布斯不是民主党人。不过，他对人民主权者这个概念的敌视程度，远远不及他对协商民主——就需要完成之事形成可靠而良好的公共判断的理论——的敌视，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他的政治作品之所以依旧具有如此相关性，原因在于，他一概否定把人类的判断交付于任何可能的中心，而这种中心有可能把认识权威和有效控制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困难在于认识权威，而不是有效控制。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国家无疑渴望取得有效控制。不过，它并不是通过愚蠢地伪称自己拥有认识权威来这么做，而是通过排斥所有国民的主张——即声称自己有某种特殊的认识见解，从而有资格决定做什么——来实现有效控制。对他来说，国家首先是一种人为设计，旨在从有约束力的大众决定过程中消除认识论主张：事实上，旨在从我们所谓的政治中消除亚里士多德（或者他的幽灵）所谓的政治。当然，就政治而言，这并不是我们的终结之所。不过，它确实表明霍布斯解决之法的完全失败，自他的作品出版以来，这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么说并不是否定霍布斯在分析人类政治问题上的基本有效性。如果我们今天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在于探究他的方法怎样以及为何失败了，那么我们无疑需要关注他对国家进行的概念分析需要决定国家最终存在于何处，它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为何没有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我们认为它解决了他的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弄清楚，国家作为一种现实的结构（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它今天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下），今天在多大程度上更加没有准备好（与1642年或1651年的国家相比）把那种方法付诸实践。
由于霍布斯把人类的实际判断视为绝对个人的和离心的，也由于他正确认识到人类相互之间如此巨大的威胁性，因此，在他看来，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如何协调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让渡判断的实用主义需求，另一方面是人们在自己深切关注的所有问题上不愿意让渡自己的判断。霍布斯为取得这种和谐而提出的策略大家都很熟悉，即最大化拒绝让渡判断（或者考虑在多大程度上让渡判断）所具有的危险性，以及最小化让渡判断的风险，不过，这种策略从心理学上而言从来就不具有说服力。后来的评论家几乎都不信服它的逻辑合理性。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史没有遵循霍布斯主张的方向，而是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政治权威并没有通过强化明确的权力中心、完全控制讨论和形成舆论的公共媒介来驱散公开的敌意，或镇压难以驾驭的精英，而是完全接受霍布斯的逻辑，即主权源自全体民众最终的合理选择（主权民主起源说），并且绝对接受主权者民众的言论、思想以及（即便是间或性的）独立选择的权利。与查理一世、查理二世以及克伦威尔相比，今天的政府是否更加真诚地重视公民对公共决定做出的贡献呢，人们可以对此持一种怀疑态度。不过，不管他们实际上多么独裁和残忍，几乎没有哪个现代统治者愿意公开宣称统治者与国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今天，优雅的政治演讲几乎全部从一个前提开始：即，就需要做什么这类问题而言，有一个优良可靠的判断，它唾手可得；不过，就它具体存在何处以及如何找到它而言，自然会存在广泛的意见分歧。在霍布斯看来，现代政治的内容无非就是人类基本的政治困境，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概莫能外。他马上予以关注的（他也作出了预测），就是愉快而自信的判断与围绕其内容而来的无休止的、激烈的冲突结合在一起。人类世界碰巧成为现在这样，但是，对他以及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并不那么明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在关注和理解这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人类世界或许不必如此。或许，人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显然更加合理的基础上，就实际选择等问题作出稳定的公共判断，并且依据这种判断行动，因为他们确信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一系列思想的政治实践（约翰·罗尔斯晚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究）中包含的明确的政治说服力，是一个有待考察的富有教益的例子。 17世纪，相互竞争的基督教会各分支尝试就大众选择问题作出稳定的政治判断，它们是这种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这些分支持续增长，由于会众们碰巧达成的结论并不具有可靠的说服力，因此，各种教会就其试图平息和解决现实判断的冲突而言，最终完全失败了。正如霍布斯和洛克从不同视角所指出的，如果教会有所成效的话，那就是它们到处煽风点火而不是消灭武力冲突倾向。因此，不管在其他方面存在什么差异，对霍布斯和洛克来说，国家是促进和平的方式，而基督教会就其结构而言完全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过，国家决断同样存在形式主义和专横性，从而往往导致人们强烈反对仲裁者以他们的权威做出明确规定，一旦这种权威被证明是攻击性的话。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活在国家之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胜过生活在国家之外，不过，就政治上而言，这种看法并不充分，无法要求人们接受国家事实上会制定的无孔不入的法令。政治信念的要点迟早都归结到一个判断之上：正在谈论的国家曾经是或者不是一种合适类型的国家（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国家，愈益民主和促进繁荣的国家，而不是专制的、失去繁荣的国家）。不过，这么做无非是在重新嵌入个人判断，把它视为个体或团体决定的关键时刻，无视被讨论的国家是否值得这种遵从，这种做法本质上没有触及霍布斯指出的政治困境的主要状况。
自1700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提炼稳定的政治判断的其他几个基础。其一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既定人口中成年公民至少形式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相容性权利；这种安排必然为如下主张提供了更大可信度，即，相对于自然状态而言，这种国家是相对可靠的改善和重要的改进。第二种基础就是对各种利益结构进行理论化。这些利益体现在既定人口的生活世界中，或通过政党（政党被认为能够阐释和捍卫这些利益），或通过经济和公共官僚机构的各种制度表达出来。自霍布斯的伟大政治作品出版以来的350年，在不同时刻，这些完全冲突的概念——它们关心的是，大众判断如何才能可靠地稳定下来，如何才能够完全符合公民个体和团体的希望和需求——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会表现出更美好的前景。不过，归根结底，所有的基础都要接受批判性考察，因为人们似乎无法认同某些人最初的判断，这些人确信，从他们的权威出发，就可以得出宪法权利、政治经济学或合理的行政等等具体的制度。
霍布斯所认识到的就是，让渡判断这个决定本身就需要判断，就心理学以及政治而言，人们不可能无视自身判断内容上的主要变化而自我约束。这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作为自然生物的人类在不受强制时无法遵守承诺。作为提供承诺者和接受承诺者，以及作为承诺的遵守者及其背弃者，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自然生物：事实上，他们在不断变成历史生物。人类的可信性依据时空、环境以及个人经历和社会政治经验的不同而截然有别。确切而言，政治，作为经验问题和经验领域，完全不适合通过承诺活动来建构。它所处理的对象始终是一系列对之无法作出准确预测的未来事件，最具有远见的人也无法作出精准的预判。如果我们确实希望通过相互承诺来预先建构它，并且也遵守这些承诺，那么我们最后会发现，我们所有人只不过是那些不真诚地做出承诺之人的玩偶，并且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些人做出承诺只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有利。如果我们打算通过相互承诺而不是实际清醒的方式来建构政治，我们将会发现，在很多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协议，从而也发现我们其实很接近自然状态。
不过，就如何阐明和深化大众的实际判断而言，我们并非没有从政治、社会或经济层面得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就宪政、经济、官僚体制甚至（在某些方面）社会层面而言，与几个世纪之前他们祖先只得居住其中的环境相比，许多现代人生活的制度环境显然更加有利，危险性更小。不过，这些制度所能做的，无非就是限制各种奇思怪想，或者缓和人们作出的激烈冲突的判断；事实上，它们完全通过不断作出自我判断来运作。政治从头到尾就是判断。政治内部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有效的认识论诉求——对存在于政治之外的某种知识的诉求。只存在我们对彼此判断之得当性作出的十分直率的判断，只存在一种关于明确的实践活动的框架，直率的评价通常就是在这种框架之内或依据这种框架作出的。这种实践活动框架本身就反映了（并且有赖于）一系列模糊的、涵盖很长时期的判断，这些判断永远都向修正行为开放，归根结底，它们可靠的基础无非也就是判断本身。这就是霍布斯认识到并且力图予以解释和矫正的困境之本质。他的治疗方法，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成为一场引人瞩目的运动；不过，它一直是不完全的，并且也有点华而不实。在霍布斯之前和之后的时代，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困境，或者说没有人比他更出色地解释这一困境。就霍布斯以来的政治思想史而言，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我们没有充分理由相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刘耀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 来源日期：2012年第4期 | 责任编辑：王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