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 《论语》为政第二：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百姓才会拥护你？”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拥护；把邪恶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拥护。” 大概公元前480年前后，在列国周游的孔子在弟子们的运作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鲁国。这时，已经七十岁左右的孔子，已成为各国君主所尊崇的“国老”，可谓功成名就。同时，鲁国当权者大量使用孔子的学生担任国家重要的公务员岗位，也使得孔子名声大噪，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来求学。此时，鲁国国内却由于当权者苛捐杂税过多，且连续四年发生了蝗灾、旱灾和饥荒，导致鲁国境内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所以，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年轻的君主――鲁哀公姬蒋，向孔子请教了这个问题。 要注意这个“服”字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服从，心里不服但不敢反抗，这是表面服从，其结果很可能是阳奉阴违；第二种是心里绝对接受，心甘情愿地服从，这是重点。以鲁国的国君，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大笑话，根据当时鲁国的国政，估计鲁哀公希望问孔子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听话。但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服是自然顺服，才是王道。王道也好，霸道也好，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人们看到的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所做的事情能否让大家觉得公正和公平，若是，自然心悦诚服；若不是，自然怨声载道。所以当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本来想问关于“术”的问题，孔子却直接的从“道”的层面告诉了他一个可操作性极强的方案，还没有伤鲁哀公的面子。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选拔、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问题而来。举直，就是提拔正直而坦荡直行的人，包括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邪恶的人安置下去，即让“直”管理“枉”，这个“直”绝不仅仅是正直，还包括能力，要德才兼备，才能够管理住光有才而没有德的人。连恶人都管住了，老百姓自然心服口服。相反的，“举枉错诸直”，把有才无德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却不管此人是否胜任与否，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只会如武大郎开店――高我者不用。长此以往，不公平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积怨越来越大，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不服，就要反抗，就要造反，这就是鲁哀公害怕的事情。在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观点，真正的坏人，都是有才能的，甚至才能很厉害，只是缺德而已。翻开历史，凡是史书留名的奸臣坏蛋，基本都是惊才艳艳。 现在让我们看一个案例：明朝成化年间，成化皇帝朱见深命令大太监钱能镇守云南。这是明朝的一大特色，皇帝不相信官员，于是派身边熟悉的人―太监去监视官员。钱能到了地方以后，据史书记载其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当地官员还不敢管。但是就这样一个满肚子坏水的反派太监，后来当了南京守备（即南京军区政委）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王恕则是当时朝中最著名的大忠臣。王恕的才干足以克制钱能，在王恕的威慑下，钱能表现的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其他人说：“王公，天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由此看来，如此贪赃枉法的反派人物，仍然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 以史为鉴 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什么人找什么人的意思。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当了管理者，他肯定会按照他的道德及价值观选拔人才充实他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风气就会比较好，投机取巧的人在这样的队伍里就不太好生存，要么离开，要么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坏毛病隐藏起来，向正直的人学习。那么，如果是一个邪恶的人成了管理者，结果是恰恰相反，他肯定会选择投他脾性的人来共事，其结果是这个团队的风气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大至国家，小至企业乃至一个组织，要想使团队成员拥护你，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那就是如何能使团队成员拥护一种理想和信念。 在20世纪初期以前，高露洁一直是一家杰出的公司。在1806年创立后，高露洁获得一个世纪的稳定成长，规模大致和宝洁相当。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高露洁已经衰落，公司规模不到宝洁的一半，获利能力不到宝洁的1/4，而且在其后的40年里，大致保持这样的比率，公司也逐渐脱离强烈的核心理念，自我认同感远不及宝洁公司。 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在于高露洁的继承人规划不当、经营管理的不连贯。当时合并后公司的执行长皮尔斯在“扩张狂热”的驱使下，一心试图推动一连串不成功的并购，想把高露洁和其它类似的公司合并，成为庞大的集团企业。因为分心，皮尔斯纯粹只追求扩大公司规模，却忽略了高露洁的业务和基本价值观的根基，他甚至把公司总部从新泽西州搬到芝加哥。他严重违反了高露洁的核心价值，尤其是违反公司公平对待零售商、顾客和员工的核心价值观，使得零售商群起而反抗。最后高露洁家族“从昏睡中振作起来，震惊地检视皮尔斯造成的损害”，由36岁的拜尔・高露洁接任执行长。但由于皮尔斯在位期间造成的损害太大了，他也不得不在5年后把职位再次让了出去。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首先需要一个能够让大家从逻辑上接受和信服的核心理念，这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是靠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来体现和演绎。作为这个企业的创始人或者这个理念的创建者，你不但要以身作则，还要感召一批这样的人来帮助你一同传播这种理念。这些人如何选择才能够让大家信服，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信服你一个人容易，信服一种理念也容易，可如何创立一个组织让大家来信服，难度就大得多。所以孔子就指出了一个方法―举直错诸枉。企业的掌舵人需要寻找一个个能让人信服的人来担任，企业的各个高级管理职位也需要寻找好的继承人，中级乃至低级管理职位也是一样的。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组织管理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积累成大问题，所以人的问题是关键，继承人的问题更大。 通用电气为什么成功？归根结底，是人家的继承人计划的成功，是人家的人才培养计划成功。只有通过一代代优秀的、各个岗位上的、合格的管理者的传承，才能够把企业的核心理念不发生衰减并且不走调地延续下去。国内的很多企业，纷纷打出学习通用的旗号，学习500强的旗号，却又扑通扑通地落马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学习到人家的核心精髓，或者说做不到人家的高标准。 唐朝的历史记载中，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同样的道理，我们批判历史容易，批评别人容易，可当我们身处局中，你知道谁是正直的人？我们往往把自己身边的、听话的、会恭维你的人看作是有能力的人，这恰恰是管理的错误。 |责任编辑：宋欣 [email protected]
引经据典 《论语》为政第二：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百姓才会拥护你？”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拥护；把邪恶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拥护。” 大概公元前480年前后，在列国周游的孔子在弟子们的运作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鲁国。这时，已经七十岁左右的孔子，已成为各国君主所尊崇的“国老”，可谓功成名就。同时，鲁国当权者大量使用孔子的学生担任国家重要的公务员岗位，也使得孔子名声大噪，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来求学。此时，鲁国国内却由于当权者苛捐杂税过多，且连续四年发生了蝗灾、旱灾和饥荒，导致鲁国境内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所以，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年轻的君主――鲁哀公姬蒋，向孔子请教了这个问题。 要注意这个“服”字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服从，心里不服但不敢反抗，这是表面服从，其结果很可能是阳奉阴违；第二种是心里绝对接受，心甘情愿地服从，这是重点。以鲁国的国君，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大笑话，根据当时鲁国的国政，估计鲁哀公希望问孔子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听话。但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服是自然顺服，才是王道。王道也好，霸道也好，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人们看到的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所做的事情能否让大家觉得公正和公平，若是，自然心悦诚服；若不是，自然怨声载道。所以当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本来想问关于“术”的问题，孔子却直接的从“道”的层面告诉了他一个可操作性极强的方案，还没有伤鲁哀公的面子。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选拔、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问题而来。举直，就是提拔正直而坦荡直行的人，包括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邪恶的人安置下去，即让“直”管理“枉”，这个“直”绝不仅仅是正直，还包括能力，要德才兼备，才能够管理住光有才而没有德的人。连恶人都管住了，老百姓自然心服口服。相反的，“举枉错诸直”，把有才无德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却不管此人是否胜任与否，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只会如武大郎开店――高我者不用。长此以往，不公平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积怨越来越大，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不服，就要反抗，就要造反，这就是鲁哀公害怕的事情。在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观点，真正的坏人，都是有才能的，甚至才能很厉害，只是缺德而已。翻开历史，凡是史书留名的奸臣坏蛋，基本都是惊才艳艳。 现在让我们看一个案例：明朝成化年间，成化皇帝朱见深命令大太监钱能镇守云南。这是明朝的一大特色，皇帝不相信官员，于是派身边熟悉的人―太监去监视官员。钱能到了地方以后，据史书记载其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当地官员还不敢管。但是就这样一个满肚子坏水的反派太监，后来当了南京守备（即南京军区政委）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王恕则是当时朝中最著名的大忠臣。王恕的才干足以克制钱能，在王恕的威慑下，钱能表现的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其他人说：“王公，天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由此看来，如此贪赃枉法的反派人物，仍然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 以史为鉴 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什么人找什么人的意思。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当了管理者，他肯定会按照他的道德及价值观选拔人才充实他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风气就会比较好，投机取巧的人在这样的队伍里就不太好生存，要么离开，要么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坏毛病隐藏起来，向正直的人学习。那么，如果是一个邪恶的人成了管理者，结果是恰恰相反，他肯定会选择投他脾性的人来共事，其结果是这个团队的风气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大至国家，小至企业乃至一个组织，要想使团队成员拥护你，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那就是如何能使团队成员拥护一种理想和信念。 在20世纪初期以前，高露洁一直是一家杰出的公司。在1806年创立后，高露洁获得一个世纪的稳定成长，规模大致和宝洁相当。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高露洁已经衰落，公司规模不到宝洁的一半，获利能力不到宝洁的1/4，而且在其后的40年里，大致保持这样的比率，公司也逐渐脱离强烈的核心理念，自我认同感远不及宝洁公司。 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在于高露洁的继承人规划不当、经营管理的不连贯。当时合并后公司的执行长皮尔斯在“扩张狂热”的驱使下，一心试图推动一连串不成功的并购，想把高露洁和其它类似的公司合并，成为庞大的集团企业。因为分心，皮尔斯纯粹只追求扩大公司规模，却忽略了高露洁的业务和基本价值观的根基，他甚至把公司总部从新泽西州搬到芝加哥。他严重违反了高露洁的核心价值，尤其是违反公司公平对待零售商、顾客和员工的核心价值观，使得零售商群起而反抗。最后高露洁家族“从昏睡中振作起来，震惊地检视皮尔斯造成的损害”，由36岁的拜尔・高露洁接任执行长。但由于皮尔斯在位期间造成的损害太大了，他也不得不在5年后把职位再次让了出去。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首先需要一个能够让大家从逻辑上接受和信服的核心理念，这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是靠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来体现和演绎。作为这个企业的创始人或者这个理念的创建者，你不但要以身作则，还要感召一批这样的人来帮助你一同传播这种理念。这些人如何选择才能够让大家信服，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信服你一个人容易，信服一种理念也容易，可如何创立一个组织让大家来信服，难度就大得多。所以孔子就指出了一个方法―举直错诸枉。企业的掌舵人需要寻找一个个能让人信服的人来担任，企业的各个高级管理职位也需要寻找好的继承人，中级乃至低级管理职位也是一样的。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组织管理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积累成大问题，所以人的问题是关键，继承人的问题更大。 通用电气为什么成功？归根结底，是人家的继承人计划的成功，是人家的人才培养计划成功。只有通过一代代优秀的、各个岗位上的、合格的管理者的传承，才能够把企业的核心理念不发生衰减并且不走调地延续下去。国内的很多企业，纷纷打出学习通用的旗号，学习500强的旗号，却又扑通扑通地落马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学习到人家的核心精髓，或者说做不到人家的高标准。 唐朝的历史记载中，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同样的道理，我们批判历史容易，批评别人容易，可当我们身处局中，你知道谁是正直的人？我们往往把自己身边的、听话的、会恭维你的人看作是有能力的人，这恰恰是管理的错误。 |责任编辑：宋欣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