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体育
11月27日，第16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军团揽获199枚金牌。毫无疑问，此届亚运会成为又一届具有里程碑式的亚洲盛会。
以往，中国军团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总会使得国民豪情万丈，但此届亚运会中国军团“一骑绝尘”式的摘金速度以及毫无悬念的奖牌榜似乎让国民产生了“审美疲劳”。
激情褪色的背后，理性的思考开始蔓延。民众开始反思体育荣誉背后的成本以及竞技体育对社会的影响，群众体育亦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关注的焦点。
回归人本，真正享受体育之美，反思体育本质，从而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由金牌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也许是此届亚运会留给我们比金牌更珍贵的遗产。
1936年8月1日，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拉开大幕。尽管当时中国积弱已久，腐败无能的民国政府拒绝提供赴欧费用，但却难以打消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向往，140多人的代表队历尽艰难到达柏林。
然而，令人抱憾的是，除符保卢一人通过撑杆跳高及格赛之外，其余中国选手均在预赛中惨遭淘汰。
颗粒无收的中国军团被洋人形容为“看客”，甚至有外媒在《奥运会战果赫赫，中国队饱吃鸭蛋》的标题下画了个大大的“0”。在洋人眼中，中国人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
那届奥运会结束不久，《德华日报》上一则题为《奥运会闭幕式》的评论透露了当时国人的心声：“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进一步努力训练。”
中国人用行动证明了一点。48年后，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27岁的许海峰一举射落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对于中国来说，此枚金牌意义非凡。它的诞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此后，中国运动员的身影开始活跃于各大体育赛事中，并屡创骄人成绩，广揽金牌。金牌，由“胜者”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承载国人民族情感并兼具政治意义的符号。
时光荏苒，今天中国已由西方人眼中不名一文的“东亚病夫”迅速成长为金牌大国。2008年，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军团，一举囊获51枚金牌，傲居金牌榜榜首；2010年，第1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以每日揽金10余块的速度，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金牌榜的后面。
“疯狂”夺金使得人们对金牌的争议开始出现。
早在2004年，一篇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该文披露了有关奥运金牌的巨额成本，并引发了人们关于金牌的讨论。广州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的一篇《“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再次将有关金牌的争议引爆。
金牌的意义是什么？金牌大国是否等同于体育大国？我们离健康而成熟的金牌观还有多远？
一个个问号背后是中国体育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乎中国体育的走向与未来。
举国体制下的金牌狂欢
2009年7月29日，中国选手张琳在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表现出色，勇夺冠军，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为了训练曾往返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中国小伙儿，在领奖台上露出了喜悦而腼腆的笑容。
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张琳说了这样一句话：“感谢中国的纳税人”。相比国内其他运动员千篇一律的获奖感言，张琳的回答有些另类，但却更加真实。
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中国体育的制度特点――举国体制。
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是指以世界大赛冠军为最高目标，动员、调配全国有关力量（包括精神与物质），为夺取优异比赛成绩的工作体系与运行机制。
体育是社会的一个维度，它亦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有其历史因素。
建国初期，国内百废待兴，体育比赛遂成为国人扬我国威的少数途径之一。但如仅凭体育力量的自然生发，需经历漫长的时间和等待，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过于煎熬。于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启发，被称为“金牌流水线”的举国体制登上了中国体育的历史舞台。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运动员的选拨采取了层层淘汰的精英模式，更加强调专业运动员的培养；资金由政府筹集，主要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财政逐级拨款的体育经费，一部分来自体育彩票经费；奖牌数也成为各级体育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即所谓的“体育GDP”。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举国体制使得中国短时间内在世界体育史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军团创造了15枚金牌的骄人战绩。
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中国已经成为奥运会金牌榜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凭借东道主的独有优势以51块金牌打败美国成为金牌榜上的新霸主。
从0的突破到51块金牌，中国仅用了26年，而与我国人口规模相仿的印度至今却鲜有金牌入囊。
举国体制下主导的中国军团上演了一幕让世界惊叹的金牌狂欢，金牌在一些人眼中显然已成为国富民强的独特注解。
然而，金牌狂欢却难掩其背后的痛与惑。
金牌背后的痛与惑
刘菲，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1988年曾获得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2000年退役，至今无正式工作。早已褪去冠军光环的刘菲困惑而无助。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走上体育这条路。当我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基本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刘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刘菲在中国并非个案，运动员退役后疾病缠身乃至生活陷入困境的报道时而见诸报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选拔制度开始受到责疑。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业余运动员已难觅踪影，专业运动员渐居主导。选拔专业运动员的衡量标准之一便是是否具备一定的天赋。天赋极具偶然性的特点使得挑选一名精英运动员往往需要淘汰大量运动员作为牺牲，而过于强调训练成果的训练制度无形之中放大了退役运动员的生存风险，即使最终夺冠，非热门项目的冠军运动员仍有可能面临生活困境，刘菲便是后者。
此外，“体育GDP”成为中国体育界尽人皆知的秘密，体育官员的乌纱帽与金牌联系十分密切。1988年兵败汉城，时任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成为全世界被撤掉的两位体委主任之一。
正因为金牌与乌纱帽的微妙联系，使得体育官员们对竞技体育倾其热情。据体育界一位资深人士透露，各级体委投入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经费比例大约为100 ：1。为了奖牌指标，有些体育官员更是不择手段。业界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术类项目靠钞票。体育界似乎正在成为一个乌烟瘴气的名利场。
在前东德，举国体制下的“惟金牌论”曾有过将人异化为金牌附庸的惨痛教训。有资料显示，“东德有至少10000名运动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为青少年运动员，在东德体育机构的指使下，有计划地长期服用各类禁药，并且造成至少100名运动员的死亡。”
我们现在不得不面临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体育金牌一直在增长而国民体质却一直在下降，特别是我国青少年体质持续20年下降。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女子800米和男子1000米的测试，甚至有学生在测试中猝死。
用我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的话来说，中国正在从原来面黄肌瘦的“东亚病夫”变成白白胖胖的“东亚病夫”。
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一文中也提出了相关质疑：“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褪去金牌的光环，置于我们眼前的现实不能不让我们感觉心痛与困惑，金牌背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回归人本，享受体育
海因茨是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一名德国人，酷爱足球的他几乎每隔半个月都要组织公司的中国员工踢一次球。虽然海因茨已年过四十，但依然动作敏捷，颇有职业球员的范儿。
据海因茨介绍，他所生活的小镇奥特劳位于德国诺伊基兴市附近，尽管只有500多人，却拥有两个开阔的足球场地，当地人自发根据不同年龄段组织球队并开展比赛。在此环境下长大的海因茨对足球有一种独特的情感，享受足球乐趣成为这名德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基于良好的群众基础，德国足球一直在世界足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于1954年、1974年、1990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德国的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并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却难以达到和谐共赢的局面，甚至成为顾此失彼的矛盾体。
多年来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卢元镇教授在谈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中国的现状时颇为担忧，“如果搞不好群众基础，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质下降之后，中国体育可能面对体育人才匮乏的困境，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惟金牌论不但违背竞技体育的本质，而且极有可能将中国的竞技体育推向死胡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金牌至上的观念同样使得中国运动员难以享受运动所带来的乐趣，我国著名羽毛球选手林丹曾坦言，很难像印尼老对手陶菲克那样享受比赛。陶菲克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虽以0：2负于林丹，却依然称 “享受”比赛，没有任何压力。
李鸿文在《“惟金牌论”的根在体育GDP主义》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惟金牌论’根在‘体育GDP’，‘体育GDP’根在举国体制。真正的强者不需要用符号来‘证明’”。
在体育界，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我们是不是赋予金牌太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文化而忽略了体育的真正意义？
举国体制存在几十年后，我们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真正实现由金牌大国向体育大国的转变，这是千千万万国人心中的问号，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曾提出“我们只留少数专业运动员，多数人都要进入社会体育”的发展理念。在卢元镇看来，周总理当年的体育发展理念颇有远见，也是当前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变政府的有形之手为市场的无形之手。
“我认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不是搞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卢元镇认为，虽然政府投入很大，但因为缺少社会与家庭的投入，总体来看，我国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我们应该提倡社会与家庭去投入，要高度社会化，让竞技体育更健康的发展，让群众体育更好的发展。”卢元镇说。
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体育总局大会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一题词从体育的最本质特点和功能出发，确立了全民体育思想。掐指算来58年已过，“增强人民体质”似乎还有些遥远。也许我们走得太快，以至于忘记了最初的愿望。现在是时候慢下来想一想中国体育的未来方向了，回归人本，才能享受真正的体育之美。
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张琳说了这样一句话：“感谢中国的纳税人”。相比国内其他运动员千篇一律的获奖感言，张琳的回答有些另类，但却更加真实。
唯金牌论不但违背竞技体育的本质，而且极有可能将中国的竞技体育推向死胡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体育
11月27日，第16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军团揽获199枚金牌。毫无疑问，此届亚运会成为又一届具有里程碑式的亚洲盛会。
以往，中国军团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总会使得国民豪情万丈，但此届亚运会中国军团“一骑绝尘”式的摘金速度以及毫无悬念的奖牌榜似乎让国民产生了“审美疲劳”。
激情褪色的背后，理性的思考开始蔓延。民众开始反思体育荣誉背后的成本以及竞技体育对社会的影响，群众体育亦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关注的焦点。
回归人本，真正享受体育之美，反思体育本质，从而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由金牌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也许是此届亚运会留给我们比金牌更珍贵的遗产。
1936年8月1日，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拉开大幕。尽管当时中国积弱已久，腐败无能的民国政府拒绝提供赴欧费用，但却难以打消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向往，140多人的代表队历尽艰难到达柏林。
然而，令人抱憾的是，除符保卢一人通过撑杆跳高及格赛之外，其余中国选手均在预赛中惨遭淘汰。
颗粒无收的中国军团被洋人形容为“看客”，甚至有外媒在《奥运会战果赫赫，中国队饱吃鸭蛋》的标题下画了个大大的“0”。在洋人眼中，中国人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
那届奥运会结束不久，《德华日报》上一则题为《奥运会闭幕式》的评论透露了当时国人的心声：“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进一步努力训练。”
中国人用行动证明了一点。48年后，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27岁的许海峰一举射落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对于中国来说，此枚金牌意义非凡。它的诞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此后，中国运动员的身影开始活跃于各大体育赛事中，并屡创骄人成绩，广揽金牌。金牌，由“胜者”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承载国人民族情感并兼具政治意义的符号。
时光荏苒，今天中国已由西方人眼中不名一文的“东亚病夫”迅速成长为金牌大国。2008年，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军团，一举囊获51枚金牌，傲居金牌榜榜首；2010年，第1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以每日揽金10余块的速度，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金牌榜的后面。
“疯狂”夺金使得人们对金牌的争议开始出现。
早在2004年，一篇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该文披露了有关奥运金牌的巨额成本，并引发了人们关于金牌的讨论。广州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的一篇《“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再次将有关金牌的争议引爆。
金牌的意义是什么？金牌大国是否等同于体育大国？我们离健康而成熟的金牌观还有多远？
一个个问号背后是中国体育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乎中国体育的走向与未来。
举国体制下的金牌狂欢
2009年7月29日，中国选手张琳在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表现出色，勇夺冠军，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为了训练曾往返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中国小伙儿，在领奖台上露出了喜悦而腼腆的笑容。
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张琳说了这样一句话：“感谢中国的纳税人”。相比国内其他运动员千篇一律的获奖感言，张琳的回答有些另类，但却更加真实。
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中国体育的制度特点――举国体制。
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是指以世界大赛冠军为最高目标，动员、调配全国有关力量（包括精神与物质），为夺取优异比赛成绩的工作体系与运行机制。
体育是社会的一个维度，它亦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有其历史因素。
建国初期，国内百废待兴，体育比赛遂成为国人扬我国威的少数途径之一。但如仅凭体育力量的自然生发，需经历漫长的时间和等待，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过于煎熬。于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启发，被称为“金牌流水线”的举国体制登上了中国体育的历史舞台。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运动员的选拨采取了层层淘汰的精英模式，更加强调专业运动员的培养；资金由政府筹集，主要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财政逐级拨款的体育经费，一部分来自体育彩票经费；奖牌数也成为各级体育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即所谓的“体育GDP”。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举国体制使得中国短时间内在世界体育史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军团创造了15枚金牌的骄人战绩。
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中国已经成为奥运会金牌榜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凭借东道主的独有优势以51块金牌打败美国成为金牌榜上的新霸主。
从0的突破到51块金牌，中国仅用了26年，而与我国人口规模相仿的印度至今却鲜有金牌入囊。
举国体制下主导的中国军团上演了一幕让世界惊叹的金牌狂欢，金牌在一些人眼中显然已成为国富民强的独特注解。
然而，金牌狂欢却难掩其背后的痛与惑。
金牌背后的痛与惑
刘菲，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1988年曾获得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2000年退役，至今无正式工作。早已褪去冠军光环的刘菲困惑而无助。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走上体育这条路。当我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基本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刘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刘菲在中国并非个案，运动员退役后疾病缠身乃至生活陷入困境的报道时而见诸报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选拔制度开始受到责疑。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业余运动员已难觅踪影，专业运动员渐居主导。选拔专业运动员的衡量标准之一便是是否具备一定的天赋。天赋极具偶然性的特点使得挑选一名精英运动员往往需要淘汰大量运动员作为牺牲，而过于强调训练成果的训练制度无形之中放大了退役运动员的生存风险，即使最终夺冠，非热门项目的冠军运动员仍有可能面临生活困境，刘菲便是后者。
此外，“体育GDP”成为中国体育界尽人皆知的秘密，体育官员的乌纱帽与金牌联系十分密切。1988年兵败汉城，时任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成为全世界被撤掉的两位体委主任之一。
正因为金牌与乌纱帽的微妙联系，使得体育官员们对竞技体育倾其热情。据体育界一位资深人士透露，各级体委投入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经费比例大约为100 ：1。为了奖牌指标，有些体育官员更是不择手段。业界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术类项目靠钞票。体育界似乎正在成为一个乌烟瘴气的名利场。
在前东德，举国体制下的“惟金牌论”曾有过将人异化为金牌附庸的惨痛教训。有资料显示，“东德有至少10000名运动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为青少年运动员，在东德体育机构的指使下，有计划地长期服用各类禁药，并且造成至少100名运动员的死亡。”
我们现在不得不面临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体育金牌一直在增长而国民体质却一直在下降，特别是我国青少年体质持续20年下降。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女子800米和男子1000米的测试，甚至有学生在测试中猝死。
用我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的话来说，中国正在从原来面黄肌瘦的“东亚病夫”变成白白胖胖的“东亚病夫”。
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一文中也提出了相关质疑：“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褪去金牌的光环，置于我们眼前的现实不能不让我们感觉心痛与困惑，金牌背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回归人本，享受体育
海因茨是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一名德国人，酷爱足球的他几乎每隔半个月都要组织公司的中国员工踢一次球。虽然海因茨已年过四十，但依然动作敏捷，颇有职业球员的范儿。
据海因茨介绍，他所生活的小镇奥特劳位于德国诺伊基兴市附近，尽管只有500多人，却拥有两个开阔的足球场地，当地人自发根据不同年龄段组织球队并开展比赛。在此环境下长大的海因茨对足球有一种独特的情感，享受足球乐趣成为这名德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基于良好的群众基础，德国足球一直在世界足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于1954年、1974年、1990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德国的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并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却难以达到和谐共赢的局面，甚至成为顾此失彼的矛盾体。
多年来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卢元镇教授在谈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中国的现状时颇为担忧，“如果搞不好群众基础，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质下降之后，中国体育可能面对体育人才匮乏的困境，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惟金牌论不但违背竞技体育的本质，而且极有可能将中国的竞技体育推向死胡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金牌至上的观念同样使得中国运动员难以享受运动所带来的乐趣，我国著名羽毛球选手林丹曾坦言，很难像印尼老对手陶菲克那样享受比赛。陶菲克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虽以0：2负于林丹，却依然称 “享受”比赛，没有任何压力。
李鸿文在《“惟金牌论”的根在体育GDP主义》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惟金牌论’根在‘体育GDP’，‘体育GDP’根在举国体制。真正的强者不需要用符号来‘证明’”。
在体育界，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我们是不是赋予金牌太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文化而忽略了体育的真正意义？
举国体制存在几十年后，我们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真正实现由金牌大国向体育大国的转变，这是千千万万国人心中的问号，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曾提出“我们只留少数专业运动员，多数人都要进入社会体育”的发展理念。在卢元镇看来，周总理当年的体育发展理念颇有远见，也是当前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变政府的有形之手为市场的无形之手。
“我认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不是搞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卢元镇认为，虽然政府投入很大，但因为缺少社会与家庭的投入，总体来看，我国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我们应该提倡社会与家庭去投入，要高度社会化，让竞技体育更健康的发展，让群众体育更好的发展。”卢元镇说。
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体育总局大会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一题词从体育的最本质特点和功能出发，确立了全民体育思想。掐指算来58年已过，“增强人民体质”似乎还有些遥远。也许我们走得太快，以至于忘记了最初的愿望。现在是时候慢下来想一想中国体育的未来方向了，回归人本，才能享受真正的体育之美。
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张琳说了这样一句话：“感谢中国的纳税人”。相比国内其他运动员千篇一律的获奖感言，张琳的回答有些另类，但却更加真实。
唯金牌论不但违背竞技体育的本质，而且极有可能将中国的竞技体育推向死胡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