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卷 第2期 零陵学院学报 Vol. 25 No.2 2004年3月 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Mar. 2004
柳宗元寓言的特色及成就说略
王一民
（《柳州日报》编辑部，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
摘 要：寓言在先秦就已经很发达，汉以后，最善于写作寓言的，就要推柳宗元了，柳宗元寓言内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寓意蕴藉，可说千古独步，集寓言之大成，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柳宗元；寓言；特色；成就＊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６９７（２００４）０２－０００１－０２ 寓言在先秦就已经很发达，因为那个时期多游说之士，为了说服游说对象，在说话和写文章中就大量使用比喻，以求能通俗明白地说清问题。“能近取譬”就成了游说之士的必修功课。比喻还不是寓言，但寓言必以比喻为构件，比喻加以润色和故事化就成为寓言。先秦诸子如孔孟荀墨庄老，都擅长使用比喻，春秋三传、《国语》、离骚都比喻丰富。特别是庄子不但长于比喻且不乏成篇寓言，《逍遥游》中比喻纷呈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有人评论说，他的著述十余万言，大抵为寓言。他还把寓言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写作了《寓言》一篇，用比喻说明寓言的作用。例如说父亲不能替儿子做媒，因为自己称赞自己的儿子，总不如别人称赞使人相信。所以寓言就是寄托的话，借别人别事别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使人信服。
汉以后，最善于写作寓言的，就要推柳宗元了，可说千古独步，集寓言之大成。因为先秦诸子的比喻多片言只语，柳宗元的寓言形成短篇故事，更有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柳宗元寓言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也如其他文章一样，源于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柳宗元曾把他的世界观表达为：“块然趣定，至于旬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之谓真常”（《龙安海禅师碑》）。这一认识虽说不十分完备，但加上人的生活体验和勤于思考，基本上也能反映事物本质，用之于为文之道则可表述为：“相对稳定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说文》：‘旬，遍也’），故可以认识可以具体描写；流动不羁发展变化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绝对性，所以又必须不拘一格，抓住特点如实描写才能正确反映。”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所以有了象《永州八记》那样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姿多彩的作品，被后人誉为游记之祖。同样，柳宗元的寓言也情志高远精深，风格活泼多样，被誉为开创了寓言的新纪元、新境界。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１１－１１ 作者简介：王一民（１９３８－），广西人，编审，柳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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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经说过，柳宗元寓言《捕蛇者说》推衍《礼记檀弓》“孔子过泰山侧”，但笔者以为，《捕蛇者说》的情志更为高远，也就是站在更高的观察点来刻划“苛政猛于虎”这一当时的社会现实，青胜于蓝多多矣。如果说孔子门人所记，阐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人性，而柳宗元所记则是捕蛇者把异蛇视为恩物、宠物的变态心理和扭曲了的人性。孔子门人所记是妇人为其舅、夫、子相继死于虎的呼天抢地的悲痛，柳宗元所记捕蛇者的“大戚，汪然出涕”则并非因为他的祖、父死于蛇和自己“几死者数矣”，而是害怕被剥夺了捕蛇专业。听其娓娓而谈乡人之穷蹙和自己的熙熙而乐，几近于沾沾自喜自得其乐，情感麻木不仁，可悲而又值得同情。更突出了主题思想的深刻意义，更能触动读者的心灵深处，使读者感到揪心的沉痛，因而作品的艺术效果也就得以体现和升华。
《文心雕龙》所说的“情志”或“道”都是指作品的主题或中心思想，并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道法自然在古代应当是比较正确的文学理论。柳宗元更进了一步，认为“辅时及物之谓道”，“文以明道”。文章不但要自然，还要贴近现实，于现实有益有用。这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观察事物和反映事物的主观能动性，不但符合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而又能使自然之物上升为观念之物，化平淡为神奇，隐括了更多的社会内容。柳宗元寓言就有这样的特点，这一方面也因为他谪居永州，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和观察社会生活，较之孔子门人对民间疾苦有更深刻的体验。
无独有偶，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描绘了一个身体畸形而心灵善美的人物，与捕蛇者形成强烈对比。柳宗元的世界观是乐观的，道法自然也就是承认自然的形式和本质都是美的。春花秋月、美女帅男都有形式之美，但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内在美更重于外在美。柳宗元不因为世上有种种丑恶现象而对人失去信心。郭橐驼虽然形体残废，但他本性善良崇尚自然。他虽不长于知识言谈，短短的平实的几句话却道出了为政为人为文的真谛，与捕蛇者异曲同工，反映了柳宗元朴实辩证的美学观。
柳宗元读书很多，五经之外兼及诸子百家及佛学，文章力求创意求新，在寓言中表现更为明显。柳宗元寓言的题材广泛，除人物外，飞禽走兽猫鼠昆虫无所不及，有《鹘说》、《捕蛇者说》、《谪龙说》、《罴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蝜蝂传》、《三戒》、《东海若》、《鞭贾》能独立成篇的散文寓言１０篇。如果不计文体，则《憎王孙文》、《哀溺
文》、《招海贾文》等骚体文，《瓶赋》、《牛赋》等赋也可说是广义的寓言。事实上，柳宗元一些议论文如《说车赠杨诲之》等许多文中都有寓言成分。以主题分：《捕蛇》、《种树》、《梓人》讽喻政理；《鹘说》、《谪龙说》揭示世态人情；《罴说》、《三戒》、《鞭贾》告诫人为人处事要踏实认真，不可投机取巧背离自然之理；《蝜蝂传》讥评贪婪无厌，《东海若》议论人之心性修养。但除了主题相近和都是散文这两点外，其他内容（题材、情节）、形式（章法、结构）都不雷同，且各有新意。
由此可知，柳宗元选择题材也是极具匠心的，所谓选择不单指在书斋中冥思苦想，而是从阅历和实践积累起来的丰富素材中去提炼。
因为柳宗元仕途坎坷，文多有感而发，后人因之对他寓言的取材多有猜测比附。如《鹘说》被认为是写曾受柳宗元恩泽而显贵后忘恩负义不施援手之人，有人甚至锁定为程异。又如认为《蝜蝂传》是为王涯写照，《谪龙说》是柳宗元自况等等。以笔者浅见这些臆测都难成立。唐代那时，还没有那么多“骗稿费”的机会，一般文章多是有激而发那是不错的，但有激只是说明文章有真情实感基础，不能就此把文章局限于对某人某事。柳宗元洞明世事，发而为文章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的恩怨情仇。他有悲天悯人之情怀而无怨天尤人之意气，他要以文章传世不是要以文章泄私愤于一时。如《鹘说》揭示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本来是普遍现象，一经柳宗元抓住特征，选择一猛禽作为喻体，就成了形象生动的典型，更能概括和突出主题思想。这正如鲁迅文章中所说，他写作《阿Ｑ正传》之后，常有人问他：“你在骂谁？”使鲁迅异常感慨，自认尚不致如此卑劣；又说他所创作的人物常是眼睛在东，肢体在西，即“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对柳宗元的寓言也应作如是观。
进而探讨柳宗元寓言的写作手法和辞采。古代文学理论，重为情造文薄为文造情。也就是以内容决定形式，为文首先要有真实的情感、相应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然后发为文章，才是内容充实的好文章。那种“为填新词强说愁”式的为文造情，必然内容空洞，只好用华丽辞藻铺张扬厉来替代现实生活，作品终不免苍白无力。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创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把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奢靡文风一扫而空。柳宗元认为，为文之难在于“得知为难，知之愈难耳”（《与友人论为文书》）。所以于五经之外“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寓言形式灵活，是柳宗元实践其所学的好载体。所以虽是三两百字的短小寓言，在柳宗元笔下也能推陈出新，情文并茂。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称赞柳宗元善为文，文有理，于柳文中独独大段摘引了《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
《捕蛇》、《种树》、《梓人》的主题思想都以讽喻政理治道为主，但写法各有千秋。《捕蛇》、《种树》都详写喻体，但《捕蛇》为反写，以捕蛇者所言反证讲究治道之重要；《种树》为正写，郭驼所言正面阐述比喻政理。《梓人》喻体、本体合写，梓人、宰相都现身说法。三篇寓言正反对照成文。变化多端又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真神采之笔。造句修辞也活泼动人，有声有色，写悍吏“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与捕蛇者“恂恂而起，弛然而卧”，情态如画且对比强烈，给人印象深刻。写郭驼“隆然伏行”自谓橐驼（骆驼），涉笔成趣。《梓人》前半段祥写梓人道貌岸然俨然大臣风度，后段详写宰相处处引梓人相互印证，前后文丝丝入扣。文章的情志风骨辞采浑然一体，自然成文，抒情状物完全没有矫揉造作之态，写作技巧也是很高的。
写作技巧高超从《蝜蝂传》、《三戒》也可看出，柳宗元不单善于写人，也善于拟人。蝜蝂即俗称屎克郎者，对它的描写细致入微，想见柳宗元是经过认真观察才动笔的。《三戒》写麋写驴写鼠同样灵动如生。特别是黔之驴，活画出徒有其表徒托空言而无真实本领者的狼狈像及必然失败之结果，与《罴说》、《鞭贾》“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同一机杼。
因为《三戒》寓意深远而又摹写工巧，宋代大文豪苏轼十分喜爱，曾用河豚、乌贼模仿作了两篇寓言，以东坡之文名，能坦然承认师法柳宗元，诚属不易。苏轼又喜爱《东海若》一文，甚至亲自书写后刻石自警。不过，笔者窃以为，《东海若》文长，主题思想又不十分明朗，与其他各篇寓言相比似较逊色。这或许由于笔者学养不足对柳文精要尚未能完全体会；也或许由于今人与古人思想感情意趣有不同及对此文的写作背景了解不深所致。
司马光、苏轼二人在哲理、政见上与柳宗元多有不同，而二人又都赞赏柳的寓言，足见柳的寓言成就不俗。
韩愈也有很好的寓言，如《毛颖传》，柳宗元誉之为“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但笔者认为二人寓言的风格是大不相同的。韩愈寓言诚如柳宗元所言“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气势很盛，使人读后痛快淋漓。柳宗元寓言则更重含蓄深沉。韩愈《杂说四》有“秪辱于奴隶人之手”的慷慨激昂，柳宗元《谪龙说》则只有“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頩尔怒，众恐而退”，比较平和冲淡以静制动。其他许多篇寓言的叙事记人，笔调都富于幽默，时时令人会心微笑，兴味盎然。
总之，柳宗元寓言内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寓意蕴藉深得诗人风咏之旨，感人之深当远在针对某事怒斥唾骂之上。于柳文中相对而言，文字也较通俗流畅。又且内涵、外延均极阔大，读者无论学力高低、阅历深浅、地位尊卑，读来皆可以有不同领会而各有所得，是柳文中的一枝奇葩，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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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 第2期 零陵学院学报 Vol. 25 No.2 2004年3月 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Mar. 2004
柳宗元寓言的特色及成就说略
王一民
（《柳州日报》编辑部，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
摘 要：寓言在先秦就已经很发达，汉以后，最善于写作寓言的，就要推柳宗元了，柳宗元寓言内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寓意蕴藉，可说千古独步，集寓言之大成，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柳宗元；寓言；特色；成就＊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６９７（２００４）０２－０００１－０２ 寓言在先秦就已经很发达，因为那个时期多游说之士，为了说服游说对象，在说话和写文章中就大量使用比喻，以求能通俗明白地说清问题。“能近取譬”就成了游说之士的必修功课。比喻还不是寓言，但寓言必以比喻为构件，比喻加以润色和故事化就成为寓言。先秦诸子如孔孟荀墨庄老，都擅长使用比喻，春秋三传、《国语》、离骚都比喻丰富。特别是庄子不但长于比喻且不乏成篇寓言，《逍遥游》中比喻纷呈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有人评论说，他的著述十余万言，大抵为寓言。他还把寓言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写作了《寓言》一篇，用比喻说明寓言的作用。例如说父亲不能替儿子做媒，因为自己称赞自己的儿子，总不如别人称赞使人相信。所以寓言就是寄托的话，借别人别事别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使人信服。
汉以后，最善于写作寓言的，就要推柳宗元了，可说千古独步，集寓言之大成。因为先秦诸子的比喻多片言只语，柳宗元的寓言形成短篇故事，更有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柳宗元寓言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也如其他文章一样，源于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柳宗元曾把他的世界观表达为：“块然趣定，至于旬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之谓真常”（《龙安海禅师碑》）。这一认识虽说不十分完备，但加上人的生活体验和勤于思考，基本上也能反映事物本质，用之于为文之道则可表述为：“相对稳定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说文》：‘旬，遍也’），故可以认识可以具体描写；流动不羁发展变化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绝对性，所以又必须不拘一格，抓住特点如实描写才能正确反映。”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所以有了象《永州八记》那样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姿多彩的作品，被后人誉为游记之祖。同样，柳宗元的寓言也情志高远精深，风格活泼多样，被誉为开创了寓言的新纪元、新境界。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１１－１１ 作者简介：王一民（１９３８－），广西人，编审，柳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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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经说过，柳宗元寓言《捕蛇者说》推衍《礼记檀弓》“孔子过泰山侧”，但笔者以为，《捕蛇者说》的情志更为高远，也就是站在更高的观察点来刻划“苛政猛于虎”这一当时的社会现实，青胜于蓝多多矣。如果说孔子门人所记，阐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人性，而柳宗元所记则是捕蛇者把异蛇视为恩物、宠物的变态心理和扭曲了的人性。孔子门人所记是妇人为其舅、夫、子相继死于虎的呼天抢地的悲痛，柳宗元所记捕蛇者的“大戚，汪然出涕”则并非因为他的祖、父死于蛇和自己“几死者数矣”，而是害怕被剥夺了捕蛇专业。听其娓娓而谈乡人之穷蹙和自己的熙熙而乐，几近于沾沾自喜自得其乐，情感麻木不仁，可悲而又值得同情。更突出了主题思想的深刻意义，更能触动读者的心灵深处，使读者感到揪心的沉痛，因而作品的艺术效果也就得以体现和升华。
《文心雕龙》所说的“情志”或“道”都是指作品的主题或中心思想，并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道法自然在古代应当是比较正确的文学理论。柳宗元更进了一步，认为“辅时及物之谓道”，“文以明道”。文章不但要自然，还要贴近现实，于现实有益有用。这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观察事物和反映事物的主观能动性，不但符合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而又能使自然之物上升为观念之物，化平淡为神奇，隐括了更多的社会内容。柳宗元寓言就有这样的特点，这一方面也因为他谪居永州，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和观察社会生活，较之孔子门人对民间疾苦有更深刻的体验。
无独有偶，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描绘了一个身体畸形而心灵善美的人物，与捕蛇者形成强烈对比。柳宗元的世界观是乐观的，道法自然也就是承认自然的形式和本质都是美的。春花秋月、美女帅男都有形式之美，但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内在美更重于外在美。柳宗元不因为世上有种种丑恶现象而对人失去信心。郭橐驼虽然形体残废，但他本性善良崇尚自然。他虽不长于知识言谈，短短的平实的几句话却道出了为政为人为文的真谛，与捕蛇者异曲同工，反映了柳宗元朴实辩证的美学观。
柳宗元读书很多，五经之外兼及诸子百家及佛学，文章力求创意求新，在寓言中表现更为明显。柳宗元寓言的题材广泛，除人物外，飞禽走兽猫鼠昆虫无所不及，有《鹘说》、《捕蛇者说》、《谪龙说》、《罴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蝜蝂传》、《三戒》、《东海若》、《鞭贾》能独立成篇的散文寓言１０篇。如果不计文体，则《憎王孙文》、《哀溺
文》、《招海贾文》等骚体文，《瓶赋》、《牛赋》等赋也可说是广义的寓言。事实上，柳宗元一些议论文如《说车赠杨诲之》等许多文中都有寓言成分。以主题分：《捕蛇》、《种树》、《梓人》讽喻政理；《鹘说》、《谪龙说》揭示世态人情；《罴说》、《三戒》、《鞭贾》告诫人为人处事要踏实认真，不可投机取巧背离自然之理；《蝜蝂传》讥评贪婪无厌，《东海若》议论人之心性修养。但除了主题相近和都是散文这两点外，其他内容（题材、情节）、形式（章法、结构）都不雷同，且各有新意。
由此可知，柳宗元选择题材也是极具匠心的，所谓选择不单指在书斋中冥思苦想，而是从阅历和实践积累起来的丰富素材中去提炼。
因为柳宗元仕途坎坷，文多有感而发，后人因之对他寓言的取材多有猜测比附。如《鹘说》被认为是写曾受柳宗元恩泽而显贵后忘恩负义不施援手之人，有人甚至锁定为程异。又如认为《蝜蝂传》是为王涯写照，《谪龙说》是柳宗元自况等等。以笔者浅见这些臆测都难成立。唐代那时，还没有那么多“骗稿费”的机会，一般文章多是有激而发那是不错的，但有激只是说明文章有真情实感基础，不能就此把文章局限于对某人某事。柳宗元洞明世事，发而为文章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的恩怨情仇。他有悲天悯人之情怀而无怨天尤人之意气，他要以文章传世不是要以文章泄私愤于一时。如《鹘说》揭示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本来是普遍现象，一经柳宗元抓住特征，选择一猛禽作为喻体，就成了形象生动的典型，更能概括和突出主题思想。这正如鲁迅文章中所说，他写作《阿Ｑ正传》之后，常有人问他：“你在骂谁？”使鲁迅异常感慨，自认尚不致如此卑劣；又说他所创作的人物常是眼睛在东，肢体在西，即“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对柳宗元的寓言也应作如是观。
进而探讨柳宗元寓言的写作手法和辞采。古代文学理论，重为情造文薄为文造情。也就是以内容决定形式，为文首先要有真实的情感、相应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然后发为文章，才是内容充实的好文章。那种“为填新词强说愁”式的为文造情，必然内容空洞，只好用华丽辞藻铺张扬厉来替代现实生活，作品终不免苍白无力。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创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把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奢靡文风一扫而空。柳宗元认为，为文之难在于“得知为难，知之愈难耳”（《与友人论为文书》）。所以于五经之外“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寓言形式灵活，是柳宗元实践其所学的好载体。所以虽是三两百字的短小寓言，在柳宗元笔下也能推陈出新，情文并茂。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称赞柳宗元善为文，文有理，于柳文中独独大段摘引了《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
《捕蛇》、《种树》、《梓人》的主题思想都以讽喻政理治道为主，但写法各有千秋。《捕蛇》、《种树》都详写喻体，但《捕蛇》为反写，以捕蛇者所言反证讲究治道之重要；《种树》为正写，郭驼所言正面阐述比喻政理。《梓人》喻体、本体合写，梓人、宰相都现身说法。三篇寓言正反对照成文。变化多端又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真神采之笔。造句修辞也活泼动人，有声有色，写悍吏“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与捕蛇者“恂恂而起，弛然而卧”，情态如画且对比强烈，给人印象深刻。写郭驼“隆然伏行”自谓橐驼（骆驼），涉笔成趣。《梓人》前半段祥写梓人道貌岸然俨然大臣风度，后段详写宰相处处引梓人相互印证，前后文丝丝入扣。文章的情志风骨辞采浑然一体，自然成文，抒情状物完全没有矫揉造作之态，写作技巧也是很高的。
写作技巧高超从《蝜蝂传》、《三戒》也可看出，柳宗元不单善于写人，也善于拟人。蝜蝂即俗称屎克郎者，对它的描写细致入微，想见柳宗元是经过认真观察才动笔的。《三戒》写麋写驴写鼠同样灵动如生。特别是黔之驴，活画出徒有其表徒托空言而无真实本领者的狼狈像及必然失败之结果，与《罴说》、《鞭贾》“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同一机杼。
因为《三戒》寓意深远而又摹写工巧，宋代大文豪苏轼十分喜爱，曾用河豚、乌贼模仿作了两篇寓言，以东坡之文名，能坦然承认师法柳宗元，诚属不易。苏轼又喜爱《东海若》一文，甚至亲自书写后刻石自警。不过，笔者窃以为，《东海若》文长，主题思想又不十分明朗，与其他各篇寓言相比似较逊色。这或许由于笔者学养不足对柳文精要尚未能完全体会；也或许由于今人与古人思想感情意趣有不同及对此文的写作背景了解不深所致。
司马光、苏轼二人在哲理、政见上与柳宗元多有不同，而二人又都赞赏柳的寓言，足见柳的寓言成就不俗。
韩愈也有很好的寓言，如《毛颖传》，柳宗元誉之为“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但笔者认为二人寓言的风格是大不相同的。韩愈寓言诚如柳宗元所言“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气势很盛，使人读后痛快淋漓。柳宗元寓言则更重含蓄深沉。韩愈《杂说四》有“秪辱于奴隶人之手”的慷慨激昂，柳宗元《谪龙说》则只有“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頩尔怒，众恐而退”，比较平和冲淡以静制动。其他许多篇寓言的叙事记人，笔调都富于幽默，时时令人会心微笑，兴味盎然。
总之，柳宗元寓言内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寓意蕴藉深得诗人风咏之旨，感人之深当远在针对某事怒斥唾骂之上。于柳文中相对而言，文字也较通俗流畅。又且内涵、外延均极阔大，读者无论学力高低、阅历深浅、地位尊卑，读来皆可以有不同领会而各有所得，是柳文中的一枝奇葩，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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