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是民众监督政府,不是政府监管民众(新快报 2011-5-29)

是民众监督政府,不是政府监管民众

2011年05月29日 08:51来源:新快报

■港府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立法会,一旦立法会觉得账目不对,还可以进行质询与问责。

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信息公开

政府花钱需要市民同意

港府治理三公消费的第一招就是信息公开,把钱袋子放在阳光下,让全港市民都知道钱是怎么用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是所有人的共识之一。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建立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任。

类似于香港特首差旅费这种信息公开,早已习以为常,因为港府每年都会定期公布政府开支账单。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表示,这种信息公开,是香港政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法。他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政府是相当乐意公开类似的信息的,“因为香港的反贪、廉洁和高效,在国际上是非常出名的,公布这一类信息,对于塑造政府形象非常有利。”

市民普遍认为,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除了特首、三司司长及一众高官的薪酬福利不是秘密之外,香港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征求市民的意见,同时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详细收支记载,制作成为小册子、网页,方便市民查询。香港市民认为,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建立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任,一旦形成机制,市民便不会随便怀疑官员借公务机会用公款旅游。

制度设计

预算细到“一张桌椅的维修”

港府治理三公消费的第二招就是用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每一位公务员的行为,让人很难找到钻空子的空间。

在香港,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基本不可能,因为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透明举世皆知,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竟然能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你想滥用公款吃喝,门儿都没有。

香港政府的财政制度对官员的开支向来要求严格。比如香港审计署曾公开批评个人资料私隐公署办公室有浪费之举。按香港政府的标准,公署办公室55名员工的办公面积应该是732平方米,当时的面积却高达1154平方米。审计署认为这不符合香港财政“适度和保守”原则,让个人资料私隐公署办公室让出了多余的面积。

像公车的使用,物流服务署车辆管理科有一套先进的电脑管理系统,对所有公车每日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始发地点、到达地点,行车线路、行程公里数等等都记录在案,每台车辆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也有详细记录。

监督体系

从立法会到媒体层层把关

港府治理三公消费的最后一招就是监督体系,即使逃过了层层的制度管理,也逃不过立法会的质询和媒体的监督。

港府各种公务活动的开支,香港立法会切实起到了监督的功能。比如这次吃喝账公开就是议员要求政府公布四大节庆的公务宴会的开销,而政府官员就得如实交代,一点都马虎不得。可以想见,如果公务宴请超标严重,或者出现奢侈性开支,官员是不可能过得了关的。

即使立法会不找官员的麻烦,还有审计署等着他们,到底请的是什么人?多少人参与吃饭?一笔笔账是否经得起推敲?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审计署会洞察秋毫。如果被揭出问题,那官员还得到立法会接受质询,不交代清楚是下不来台的。

就算立法会、审计署都不追究,香港无孔不入的媒体也不依不饶。在舆论压力面前,官员如果在这种事上说不清楚,仕途基本上完了,弄不好会马上引咎辞职。就算是最高级官员公车车号媒体都掌握,随时随地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实际上公车私用受到无形的制约。任何配置在部门的公车都不能成为首长的专车,公车私用的特权随级别下降而递减。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1-05/29/content_1123546.htm

另一面

香港的“私”与内地的“公”

2011年05月29日 08:51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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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用”替代“私家”,反映了内地社会占据公共资源的个人或组织的特殊心态,即不愿意用“私”字来表示他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而宁愿用含糊其词的“专用”来指称实际的私用。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正门口,有一条进门道路,长约100米,连接中文大学与大埔公路。在这条道路的入口处,立有一告示:“私家道路,请勿擅入”。告示的目的是提醒来往的驾车人:此乃中文大学专用道路,非本校师生员工,或受本校邀请,请勿使用。

同样,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宿舍旁边立的告示牌是:“私人领地,非请勿入”。学生宿舍是大学的“公物”,学生交租住宿,公物变成私人专用,故在使用权上属“私家领地”。然而,内地高校宿舍入口的告示牌却不会这样写,而是改为“宿舍区域,非请勿入”。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香港和内地在公私观念上的差别。在香港,“私”(private)的涵义较宽,不仅指私人所有权,而且包括在使用权上不对公众开放、仅属个人或团体专用的公物私用,所以,中文大学的专用道路也即“私家道路”,学生租用的宿舍也即“私家领地”。在内地,“私”的涵义较窄,主要指私人所有,公物私用一般不称为“私”。

以“专用”替代“私家”,不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反映了内地社会占据公共资源的个人或组织的特殊心态,即不愿意用“私”字来表示他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而宁愿用含糊其词的“专用”来指称实际的私用。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既有社会对“私”的贬义评价,也有某些占据公共资源的行为不那么光明磊落,不便于直白说出。

例如,内地许多政府机构都在风景优美之地建有疗养院(或曰“培训中心”),专供一定级别的官员疗养度假之用。这类疗养院是用公款建造,属“公有之物”,但在使用权上,却由某些个人或行政机构专用,不对公众开放,属“公物私用”。显然,风景区的疗养院非行政办公所必需,有滥用公款、假公济私之嫌,若公开在大门口挂上“私家领地,非请勿入”,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了,想瞒也瞒不住。对于这类不太合法的、或合法不合理的公物私用,就需要在语言上刻意掩盖私人使用权的事实,因此,我们在疗养院门口常常见到的告示是:“单位重地,闲人免入”。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29/6693739_0.shtml

是民众监督政府,不是政府监管民众

2011年05月29日 08:51来源:新快报

■港府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立法会,一旦立法会觉得账目不对,还可以进行质询与问责。

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信息公开

政府花钱需要市民同意

港府治理三公消费的第一招就是信息公开,把钱袋子放在阳光下,让全港市民都知道钱是怎么用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是所有人的共识之一。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建立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任。

类似于香港特首差旅费这种信息公开,早已习以为常,因为港府每年都会定期公布政府开支账单。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表示,这种信息公开,是香港政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法。他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政府是相当乐意公开类似的信息的,“因为香港的反贪、廉洁和高效,在国际上是非常出名的,公布这一类信息,对于塑造政府形象非常有利。”

市民普遍认为,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除了特首、三司司长及一众高官的薪酬福利不是秘密之外,香港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征求市民的意见,同时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详细收支记载,制作成为小册子、网页,方便市民查询。香港市民认为,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建立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任,一旦形成机制,市民便不会随便怀疑官员借公务机会用公款旅游。

制度设计

预算细到“一张桌椅的维修”

港府治理三公消费的第二招就是用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每一位公务员的行为,让人很难找到钻空子的空间。

在香港,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基本不可能,因为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透明举世皆知,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竟然能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你想滥用公款吃喝,门儿都没有。

香港政府的财政制度对官员的开支向来要求严格。比如香港审计署曾公开批评个人资料私隐公署办公室有浪费之举。按香港政府的标准,公署办公室55名员工的办公面积应该是732平方米,当时的面积却高达1154平方米。审计署认为这不符合香港财政“适度和保守”原则,让个人资料私隐公署办公室让出了多余的面积。

像公车的使用,物流服务署车辆管理科有一套先进的电脑管理系统,对所有公车每日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始发地点、到达地点,行车线路、行程公里数等等都记录在案,每台车辆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也有详细记录。

监督体系

从立法会到媒体层层把关

港府治理三公消费的最后一招就是监督体系,即使逃过了层层的制度管理,也逃不过立法会的质询和媒体的监督。

港府各种公务活动的开支,香港立法会切实起到了监督的功能。比如这次吃喝账公开就是议员要求政府公布四大节庆的公务宴会的开销,而政府官员就得如实交代,一点都马虎不得。可以想见,如果公务宴请超标严重,或者出现奢侈性开支,官员是不可能过得了关的。

即使立法会不找官员的麻烦,还有审计署等着他们,到底请的是什么人?多少人参与吃饭?一笔笔账是否经得起推敲?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审计署会洞察秋毫。如果被揭出问题,那官员还得到立法会接受质询,不交代清楚是下不来台的。

就算立法会、审计署都不追究,香港无孔不入的媒体也不依不饶。在舆论压力面前,官员如果在这种事上说不清楚,仕途基本上完了,弄不好会马上引咎辞职。就算是最高级官员公车车号媒体都掌握,随时随地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实际上公车私用受到无形的制约。任何配置在部门的公车都不能成为首长的专车,公车私用的特权随级别下降而递减。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1-05/29/content_1123546.htm

另一面

香港的“私”与内地的“公”

2011年05月29日 08:51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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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用”替代“私家”,反映了内地社会占据公共资源的个人或组织的特殊心态,即不愿意用“私”字来表示他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而宁愿用含糊其词的“专用”来指称实际的私用。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正门口,有一条进门道路,长约100米,连接中文大学与大埔公路。在这条道路的入口处,立有一告示:“私家道路,请勿擅入”。告示的目的是提醒来往的驾车人:此乃中文大学专用道路,非本校师生员工,或受本校邀请,请勿使用。

同样,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宿舍旁边立的告示牌是:“私人领地,非请勿入”。学生宿舍是大学的“公物”,学生交租住宿,公物变成私人专用,故在使用权上属“私家领地”。然而,内地高校宿舍入口的告示牌却不会这样写,而是改为“宿舍区域,非请勿入”。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香港和内地在公私观念上的差别。在香港,“私”(private)的涵义较宽,不仅指私人所有权,而且包括在使用权上不对公众开放、仅属个人或团体专用的公物私用,所以,中文大学的专用道路也即“私家道路”,学生租用的宿舍也即“私家领地”。在内地,“私”的涵义较窄,主要指私人所有,公物私用一般不称为“私”。

以“专用”替代“私家”,不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反映了内地社会占据公共资源的个人或组织的特殊心态,即不愿意用“私”字来表示他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而宁愿用含糊其词的“专用”来指称实际的私用。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既有社会对“私”的贬义评价,也有某些占据公共资源的行为不那么光明磊落,不便于直白说出。

例如,内地许多政府机构都在风景优美之地建有疗养院(或曰“培训中心”),专供一定级别的官员疗养度假之用。这类疗养院是用公款建造,属“公有之物”,但在使用权上,却由某些个人或行政机构专用,不对公众开放,属“公物私用”。显然,风景区的疗养院非行政办公所必需,有滥用公款、假公济私之嫌,若公开在大门口挂上“私家领地,非请勿入”,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了,想瞒也瞒不住。对于这类不太合法的、或合法不合理的公物私用,就需要在语言上刻意掩盖私人使用权的事实,因此,我们在疗养院门口常常见到的告示是:“单位重地,闲人免入”。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29/669373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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