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简介：赵梅春(1964-)，女，湖南邵东人，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 第51-57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中国通史撰述的热潮，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①，其中出版于40年代初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的《国史大纲》②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力、主体，以及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E.H.卡尔曾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通过对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有关历史的认识，不仅根源于认识者的历史观，同时也是其对社会的认识和历史前途的期待的反映，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总是紧密地关联着。
一、关于历史发展进程
20世纪的新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因果联系的并且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的过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不仅是变化发展的，而且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规律及其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因此他们以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上，钱穆《国史大纲》与新史学家基本一致。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2]引论11其进步体现为“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朝此方向，则明白无可疑者”[2]引论20。其中，政治制度的演进表现得最为显著。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统一，由军人政府变为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争，是其进步的主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的时代，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秦汉时期，产生了大一统政府，代替了封建时代。汉高祖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汉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政府。东汉倾覆后，中国历史由统一走上分崩割据，魏晋南北朝是变相的封建时代，魏晋南北朝的门第为变相的封建贵族。然而，混乱之中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北方在五胡纷扰之后，渐渐找到了新机运，为全盛时期的来临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新的统一政府再次出现。隋代中央政令统一，社会阶级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消失。唐承隋制，而拥有一种新精神，建立了合理的制度，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唐中叶以后，这种合理的政治思想消失，各种合理的制度随之瓦解，唐之盛世亦不可保。安史之乱后，大时代没落了。两宋时期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觉醒，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这是中国史上第二次学术发展。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被蒙古贵族接受，社会处于混乱之中。朱元璋推翻蒙古统治之后，重建了传统政治。但其废宰相，实行君主独裁，以严刑酷法对待士大夫，又使传统政治恶化。清朝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学术脱离政治，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逐渐消沉。“清代中叶的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2]620正因为这样，清朝的统治也转向衰落。随着列强的入侵，为抵抗外侮，出现了变法自强活动。革新运动失败后，辛亥革命爆发，旧政权解体，其所遗留下的种种恶势力有待逐步清除，理想的新政权尚待逐步试验与磨练，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在这艰难的过程中，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2]659，故“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唯一路向”[2]660。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穆是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士大夫之沉浮来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勾勒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就是在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曲折地、绵延不断地、逐渐地向前发展的。
《中国通史简编》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时，“按照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3]。范文澜认为，这种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3]，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研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发展阶段。范文澜认为，殷商以前是原始社会，殷商为奴隶社会。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发展了，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奴隶制确立，但是依然保存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西周至秦统一，为初期封建社会。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是农奴而非奴隶，因此西周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自秦到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经济、文化、政治都获得了大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文化中心也由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到隋统一，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地扩大并加强了。隋唐至鸦片战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宋代开发了闽江流域，元、明时期，珠江流域也开发了。由于经济基础的扩大，文化也超过了前一阶段。中国的封建社会就这样螺旋式地发展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点，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皆是如此。如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殷商以前为原始公社制社会，殷商为奴隶制社会，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封建领主制向封建专制主义过渡，秦统一后进入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则运用这种认识具体地描绘了中国历史进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也是根据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进行过分析和批判，认为吕振羽的认识较为合理。他所撰写的《中国史纲》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与《简明中国通史》略同。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具体认识不尽相同，却都将其视为一个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
二、关于历史发展动因
无论是范文澜还是钱穆都关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但对历史动因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则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国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他指出，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夏禹以前，是原始公社制社会。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了，原始公社制不断崩溃。代夏而起的商朝在生产工具、牧畜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西周初年的主要劳动者有自己的一点小份地和小私有财产、自己的家庭，他们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因此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这说明经济结构的改变，必定引起社会制度相应的变革，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发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范文澜认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如自秦至南北朝，经济基础不断地扩大并加强，文化也大进一步。汉以前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至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得到了开发，到南朝时又得到了进一步开发，经济赶上了黄河流域，文化上也超过了北朝，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以来经济基础进一步扩大，闽江、珠江流域得到了开发，文化也明显超过了前一阶段，故而中国历史也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西周至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自秦至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范文澜还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如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统治，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封建领主统治，为建立强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隋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建立了更强大的唐皇朝；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推翻了蒙古贵族的野蛮统治，建立了盛大的明皇朝。在他看来，农民的革命斗争为社会前进扫清了障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对于范文澜所肯定的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钱穆则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下层人民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反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扰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2]引论11在他看来，“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2]引论11。对备受人们推崇的太平天国革命，他也予以否定，认为除了给国家社会以莫大的创伤以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2]引论11
钱穆认为，历史是一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其在行进过程中“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或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故历史上的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4]4，历史的连续与变化使其如同人的生命一样，生生不息，“起灭中有生命贯注，寂尽中有生机常在”[4]7。而在这一生命过程中，文化是其根本，起着决定作用。“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2]引论27因此，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2]引论10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朝代的兴亡，都系之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生命力的盛衰。所以，钱穆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之变迁，并从民族文化演变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之生命力。首先，他认为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论及中国在汉亡以后没有像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于黑暗时期之惨运，钱穆指出，这是因为“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2]引论16。正是这种具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着合理的方向前进。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分裂，又出现了盛大的隋唐统一皇朝。“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2]283这种渊源于先秦，递衍至于秦汉、隋唐一脉相沿的学术思想使中国社会绵延不断。其次，他指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决定历史的变化，朝代的盛衰、政治的成败皆系之于此。论及东汉政权毁灭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的出现时，钱穆认为，缺乏一种合理的观念或理论是其根本原因。他指出：“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法存在，必趋消失。”[2]154而一姓万世的观念使东汉王室与民众隔离，内朝、外朝的分别，使东汉王室与士大夫隔离，以致外戚、宦官得以寄生王室里边而促其腐化，走上黑暗的道路。所以，东汉政权的灭亡并不是被黄巾军和董卓等军阀所推翻，而是没有一种政治理想使士族支持统一政权的复兴。“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2]156“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2]156故而只能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又如南北朝时期北朝政治能逐渐走上正轨，为隋唐大一统盛运的来临奠定基础，是因为北方士大夫有合理的政治思想。“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源泉。北朝政治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的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2]249安史之乱后，唐朝所以由盛而衰，亦在于其政治背后的思想观念。其强盛是因为各项制度的背后有一个理想或观念为指导；其衰落，乃是这种精神的丧失。“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驰，其制度亦趋于腐化消失。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制度的建立。及此项新制度日趋崩溃，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2]300所以，“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2]299。在此，钱穆明确地指出，思想与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甚至认为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对传统文化过分蔑弃，终被以保全民族文化礼教和社会秩序相号召的湘军所败。“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2]634从这一认识出发，钱穆指出，民族文化是中国民族复兴和发展的生命力和源泉。“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2]引论27-28因此，“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2]引论28。他坚信中国重新崛起，有待于民族国家内部一种新生命力的成长发展。
可见，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的认识上，范文澜与钱穆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关于中国历史的主体
与对历史发展动力的不同看法相关联，钱穆与范文澜在中国历史主体问题上，也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只有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士大夫阶层才是中国历史的主体、中国历史发展的领导者，才能张扬民族精神，促进民族文化的进展。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休戚相关。士大夫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否则社会只有沉沦。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士大夫代替军人、商人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力量，汉代的文治政府由此造成。“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2]105又如，宋明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赖有地方士大夫的积极领导，社会得以稳定发展。“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重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力量。”[5]812所以他指出：“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支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项。”[5]561明确提出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复兴和发展仍然有待于新的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和领导。“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5]812对中国历史主体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他的精英史观。
与钱穆相反，范文澜要求颠覆以往以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为历史主人的作法，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并力图揭示出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论及《中国通史简编》的特点时，他指出，与以往的历史著作相比，《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3]。范文澜不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而且肯定和歌颂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他将历史上劳动人民争生存、争自由的反抗斗争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而肯定其合理性及作用。《中国通史简编》详细地记述了历次大规模的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自陈胜、吴广以后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表明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汉、唐、明三大强盛帝国的出现，是农民起义胜利的结果。“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3]当然，范文澜也看到了农民的不足，如论及西汉新市、平林、赤眉起义军时，便指出他们体现出的保守性、狭隘性、自私性。在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同时，范文澜还充分肯定了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期，人民群众表现出的强烈爱国情感。他指出，金兵南下时，以宋高宗为代表的大地主只知逃跑、求和，陷害忠良，是人民与爱国将领的英勇反抗才使得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免于灭亡。特别是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起义军，拒绝了金人的利诱，斩金使者，并转告宋岳州守官，也拒绝了宋朝的诱惑，大义凛然，光明磊落。因此人民群众不仅具有革命斗争传统，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正义精神。范文澜还肯定劳动人民对我国文化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指出，民间是艺术的源泉，一部中国文学史表明，“重要的文学多从民间创造出来，经文士采取，经过技术上的修整，始成高级的文学。例如汉清商乐府本是各地民谣，著名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书，原是民间话本”[6]838。这些表明，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的认识相适应，《国史大纲》与《中国通史简编》撰述的重心也各有侧重。学术文化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沉浮是钱穆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范文澜则将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的活动作为撰述的中心。范文澜批评以往的史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6]序。而他要写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历史。如有关两汉时期的历史，《国史大纲》记述的内容主要为第七章第四节平民政府的产生、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包括西汉初年之社会、西汉初年的政府、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开始、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士人政府之出现、汉儒之政治思想、王莽受禅与变化)、第九章统一政府之堕落(包括东汉诸帝及年历、东汉之王室、东汉之外戚与宦官、外戚参加王室之由来、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包括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太学清议、党锢之狱、门第之造成、东汉士族之风尚)、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包括两汉国力之比较、西汉与匈奴、东汉与西羌)。《中国通史简编》记述的内容主要为第二编第二章对外扩张时代——两汉，包括第一节两汉政治概况及农民生活、第二节两汉工商业、第三节疆域的扩大、第四节王莽变法、第五节西汉农民起义、第六节东汉的政治与党祸、第七节东汉农民起义等。可以看出，有关两汉的历史，钱穆关注的重点在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政治演进、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而范文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农民起义，予以了特别的重视。
四、关于中国与世界
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考察，是19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史学意识。20世纪前期，在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一些学者注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一致性，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既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论及原始公社制度时，他指出：“中国历史同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也就是说，依照历史一般的发展规律，在上古时代，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也称为原始共产制度)。从中国历史开端到‘禅让’制度崩溃，正是实行着这个制度的时代”[6]17。这说明，中国历史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性。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理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历史具有自身的特点，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必须了解人类历史的共性与中华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法则。“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这种认识，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些人以“中国国情特殊”为借口，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回击这种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人类历史的同一性，并努力证明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特殊和不同。30年代末，随着对唯物史观理解以及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从强调人类历史一般性到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等都提出要探讨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侯外庐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对此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范文澜有关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钱穆自始至终强调东方和西方的区别、中国历史的特殊面貌与特殊性。他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世界文化主要有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型和以地中海四周为主的西方型两种文化类型。西方型文化的特点为“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竞为四围之斗”；而东方型文化则“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2]引论20所以，不同民族的历史也各不相同。如中国历史如一首诗，常在“和平”中得到进展，欧洲历史如一幕剧，常在“斗争”中显现其精神，表现为波浪式的推进。[2]引论11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不是发展阶段的先后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西方历史为标准反观中国历史，要求从中国历史自身出发研究其民族精神。他说：“鄙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在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7]802，“研究中国史，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找求，更应在中国史前后的变动处找求”[7]803。这里所说的“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其矛头所指的正是梁启超等新史学家、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历史规律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钱穆认为，只有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才能将中国历史的真相展现在人们面前。他指出：“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2]引论8故而“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2]引论9。
范文澜、钱穆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态度，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认识：人类历史是否具有统一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属性，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完全适合于中国历史，史学家所要探索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钱穆则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环境”与“事业”，因而各具个性与精神，不存在共同性。因此，他坚决反对以西方概念笼罩中国历史，反对任何以西方历史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作法，主张在中国历史自身内部求得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命力。
五、史学研究与有关历史发展前途的认识
从上面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钱穆《国史大纲》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无论是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还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因、中国历史主体，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都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两种自成系统的中国历史观。一是将中国历史视为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在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发展，不断进步；一是强调经济基础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从低级社会形态不断地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他们研究、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异，也是因为他们在历史的巨变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应变态度不同。钱穆的中国通史观更多地体现出传统史学家、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对策，而范文澜所建构的中国通史体系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中国前途的认识，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8]。
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以历史教育民众，开发民智，培养国民爱国心，成为史学研究者的自觉意识。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史学家更加痛切地感觉到应该认真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以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感到，应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总结，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增强中国人民抗敌的勇气和对民族的信心。如邓之诚撰写《中华二千年史》，旨在以历史事实告诉人民，中华民族2000年来之所以能危而复安、弱而能存、亡而复兴之原因，从而使国人在艰难的处境之中，具有必胜的信心。张荫麟《中国史纲》要“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壮观”[9]，鼓励全民族努力创造一个新时代。钱穆认为，“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要唤起民众，必先认识历史。新通史的最主要任务，是将国史真态，传布本国人民，使其了解祖先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激发他们热爱、保护本国历史文化的热情”[10]。为解决现实问题指明方向，被钱穆视为通史撰述的重要职责。他曾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11]在《国史大纲》中，他告诉人们中国社会虽然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但其生力尚在。“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2]引论22中国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挫折。其所谓的“生力”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所获得其生机。”[2]引论27他满怀深情地写道：“值此创钜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2]引论27期待国人对中国历史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懂得在中国自身内部寻找社会改革之方案。为此，他批评科学派史学研究者沉溺于琐碎的考据，“与当身现实无预”，“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也批评革新派以历史为宣传改革现实的工具，对历史并没有真切的认识。钱穆力图通过对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命力的揭示，期望国人能从国家民族自身寻找到救亡和复兴的力量源泉，自然地将学术文化、士大夫的活动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予以研究，认为民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泉与推动力，而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士大夫则是抗战建国的根本力量。因此，他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士大夫身上。钱穆强调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而西方历史像一幕剧，中国历史常在和平状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以发展，而西方历史则在斗争中显示其生机与活力，竭力突出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差别，显然是要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式的革命，救弊纠偏式的改良才是正道。
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以历史教育人民，使人民从历史发展中看到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认清奋斗的目标。他指出：“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可见，他是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指示中华民族发展前途作为其《中国通史简编》的撰述旨趣。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既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昏愚贪暴，鸦片战争以来，引导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6]769“中国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永远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沦为殖民地奴隶不可，因而只有摆脱统治阶级的压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类应得的待遇。”[6]769历史上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都失败了，这是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只能推翻旧的地主政权，起而代之的依然还是地主政权，对农民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才能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6]118这是告诉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对中国社会和前途的这种看法，使范文澜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更多地关注劳动人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揭露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罪恶。
虽然《国史大纲》、《中国通史简编》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两书在当时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励着人们的民族爱国热情。1949年以后，这两部中国通史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中国通史简编》成为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体系，《国史大纲》则被排斥。然而，近十几年来，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史大纲》颇受欢迎，《中国通史简编》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战时史学”的代表而备受冷遇。这种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重新思索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思潮有关。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憧憬。
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40余种中国通史著作。
②《国史大纲》(上、下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延安1941-1942年出版。
原文参考文献：
[1]E.H.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5.
[2]钱穆.国史大纲[M]//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3]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J].新建设，1951，(2)：20-24.
[4]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C]//广东省东莞市政协.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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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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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J].近代史研究，1994，(1)：4-6.
[9]张荫撰，王家范导读.中国史纲·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张志哲.钱穆和《国史大纲》[J].文史哲，1986，(2)：69-71.
编者按
作者简介：赵梅春(1964-)，女，湖南邵东人，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 第51-57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中国通史撰述的热潮，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①，其中出版于40年代初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的《国史大纲》②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力、主体，以及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E.H.卡尔曾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通过对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有关历史的认识，不仅根源于认识者的历史观，同时也是其对社会的认识和历史前途的期待的反映，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总是紧密地关联着。
一、关于历史发展进程
20世纪的新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因果联系的并且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的过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不仅是变化发展的，而且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规律及其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因此他们以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上，钱穆《国史大纲》与新史学家基本一致。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2]引论11其进步体现为“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朝此方向，则明白无可疑者”[2]引论20。其中，政治制度的演进表现得最为显著。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统一，由军人政府变为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争，是其进步的主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的时代，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秦汉时期，产生了大一统政府，代替了封建时代。汉高祖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汉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政府。东汉倾覆后，中国历史由统一走上分崩割据，魏晋南北朝是变相的封建时代，魏晋南北朝的门第为变相的封建贵族。然而，混乱之中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北方在五胡纷扰之后，渐渐找到了新机运，为全盛时期的来临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新的统一政府再次出现。隋代中央政令统一，社会阶级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消失。唐承隋制，而拥有一种新精神，建立了合理的制度，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唐中叶以后，这种合理的政治思想消失，各种合理的制度随之瓦解，唐之盛世亦不可保。安史之乱后，大时代没落了。两宋时期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觉醒，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这是中国史上第二次学术发展。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被蒙古贵族接受，社会处于混乱之中。朱元璋推翻蒙古统治之后，重建了传统政治。但其废宰相，实行君主独裁，以严刑酷法对待士大夫，又使传统政治恶化。清朝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学术脱离政治，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逐渐消沉。“清代中叶的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2]620正因为这样，清朝的统治也转向衰落。随着列强的入侵，为抵抗外侮，出现了变法自强活动。革新运动失败后，辛亥革命爆发，旧政权解体，其所遗留下的种种恶势力有待逐步清除，理想的新政权尚待逐步试验与磨练，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在这艰难的过程中，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2]659，故“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唯一路向”[2]660。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穆是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士大夫之沉浮来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勾勒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就是在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曲折地、绵延不断地、逐渐地向前发展的。
《中国通史简编》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时，“按照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3]。范文澜认为，这种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3]，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研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发展阶段。范文澜认为，殷商以前是原始社会，殷商为奴隶社会。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发展了，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奴隶制确立，但是依然保存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西周至秦统一，为初期封建社会。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是农奴而非奴隶，因此西周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自秦到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经济、文化、政治都获得了大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文化中心也由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到隋统一，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地扩大并加强了。隋唐至鸦片战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宋代开发了闽江流域，元、明时期，珠江流域也开发了。由于经济基础的扩大，文化也超过了前一阶段。中国的封建社会就这样螺旋式地发展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点，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皆是如此。如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殷商以前为原始公社制社会，殷商为奴隶制社会，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封建领主制向封建专制主义过渡，秦统一后进入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则运用这种认识具体地描绘了中国历史进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也是根据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进行过分析和批判，认为吕振羽的认识较为合理。他所撰写的《中国史纲》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与《简明中国通史》略同。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具体认识不尽相同，却都将其视为一个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
二、关于历史发展动因
无论是范文澜还是钱穆都关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但对历史动因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则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国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他指出，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夏禹以前，是原始公社制社会。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了，原始公社制不断崩溃。代夏而起的商朝在生产工具、牧畜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西周初年的主要劳动者有自己的一点小份地和小私有财产、自己的家庭，他们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因此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这说明经济结构的改变，必定引起社会制度相应的变革，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发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范文澜认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如自秦至南北朝，经济基础不断地扩大并加强，文化也大进一步。汉以前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至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得到了开发，到南朝时又得到了进一步开发，经济赶上了黄河流域，文化上也超过了北朝，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以来经济基础进一步扩大，闽江、珠江流域得到了开发，文化也明显超过了前一阶段，故而中国历史也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西周至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自秦至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范文澜还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如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统治，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封建领主统治，为建立强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隋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建立了更强大的唐皇朝；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推翻了蒙古贵族的野蛮统治，建立了盛大的明皇朝。在他看来，农民的革命斗争为社会前进扫清了障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对于范文澜所肯定的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钱穆则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下层人民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反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扰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2]引论11在他看来，“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2]引论11。对备受人们推崇的太平天国革命，他也予以否定，认为除了给国家社会以莫大的创伤以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2]引论11
钱穆认为，历史是一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其在行进过程中“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或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故历史上的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4]4，历史的连续与变化使其如同人的生命一样，生生不息，“起灭中有生命贯注，寂尽中有生机常在”[4]7。而在这一生命过程中，文化是其根本，起着决定作用。“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2]引论27因此，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2]引论10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朝代的兴亡，都系之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生命力的盛衰。所以，钱穆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之变迁，并从民族文化演变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之生命力。首先，他认为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论及中国在汉亡以后没有像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于黑暗时期之惨运，钱穆指出，这是因为“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2]引论16。正是这种具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着合理的方向前进。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分裂，又出现了盛大的隋唐统一皇朝。“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2]283这种渊源于先秦，递衍至于秦汉、隋唐一脉相沿的学术思想使中国社会绵延不断。其次，他指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决定历史的变化，朝代的盛衰、政治的成败皆系之于此。论及东汉政权毁灭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的出现时，钱穆认为，缺乏一种合理的观念或理论是其根本原因。他指出：“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法存在，必趋消失。”[2]154而一姓万世的观念使东汉王室与民众隔离，内朝、外朝的分别，使东汉王室与士大夫隔离，以致外戚、宦官得以寄生王室里边而促其腐化，走上黑暗的道路。所以，东汉政权的灭亡并不是被黄巾军和董卓等军阀所推翻，而是没有一种政治理想使士族支持统一政权的复兴。“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2]156“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2]156故而只能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又如南北朝时期北朝政治能逐渐走上正轨，为隋唐大一统盛运的来临奠定基础，是因为北方士大夫有合理的政治思想。“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源泉。北朝政治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的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2]249安史之乱后，唐朝所以由盛而衰，亦在于其政治背后的思想观念。其强盛是因为各项制度的背后有一个理想或观念为指导；其衰落，乃是这种精神的丧失。“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驰，其制度亦趋于腐化消失。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制度的建立。及此项新制度日趋崩溃，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2]300所以，“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2]299。在此，钱穆明确地指出，思想与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甚至认为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对传统文化过分蔑弃，终被以保全民族文化礼教和社会秩序相号召的湘军所败。“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2]634从这一认识出发，钱穆指出，民族文化是中国民族复兴和发展的生命力和源泉。“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2]引论27-28因此，“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2]引论28。他坚信中国重新崛起，有待于民族国家内部一种新生命力的成长发展。
可见，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的认识上，范文澜与钱穆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关于中国历史的主体
与对历史发展动力的不同看法相关联，钱穆与范文澜在中国历史主体问题上，也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只有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士大夫阶层才是中国历史的主体、中国历史发展的领导者，才能张扬民族精神，促进民族文化的进展。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休戚相关。士大夫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否则社会只有沉沦。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士大夫代替军人、商人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力量，汉代的文治政府由此造成。“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2]105又如，宋明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赖有地方士大夫的积极领导，社会得以稳定发展。“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重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力量。”[5]812所以他指出：“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支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项。”[5]561明确提出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复兴和发展仍然有待于新的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和领导。“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5]812对中国历史主体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他的精英史观。
与钱穆相反，范文澜要求颠覆以往以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为历史主人的作法，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并力图揭示出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论及《中国通史简编》的特点时，他指出，与以往的历史著作相比，《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3]。范文澜不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而且肯定和歌颂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他将历史上劳动人民争生存、争自由的反抗斗争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而肯定其合理性及作用。《中国通史简编》详细地记述了历次大规模的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自陈胜、吴广以后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表明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汉、唐、明三大强盛帝国的出现，是农民起义胜利的结果。“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3]当然，范文澜也看到了农民的不足，如论及西汉新市、平林、赤眉起义军时，便指出他们体现出的保守性、狭隘性、自私性。在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同时，范文澜还充分肯定了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期，人民群众表现出的强烈爱国情感。他指出，金兵南下时，以宋高宗为代表的大地主只知逃跑、求和，陷害忠良，是人民与爱国将领的英勇反抗才使得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免于灭亡。特别是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起义军，拒绝了金人的利诱，斩金使者，并转告宋岳州守官，也拒绝了宋朝的诱惑，大义凛然，光明磊落。因此人民群众不仅具有革命斗争传统，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正义精神。范文澜还肯定劳动人民对我国文化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指出，民间是艺术的源泉，一部中国文学史表明，“重要的文学多从民间创造出来，经文士采取，经过技术上的修整，始成高级的文学。例如汉清商乐府本是各地民谣，著名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书，原是民间话本”[6]838。这些表明，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的认识相适应，《国史大纲》与《中国通史简编》撰述的重心也各有侧重。学术文化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沉浮是钱穆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范文澜则将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的活动作为撰述的中心。范文澜批评以往的史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6]序。而他要写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历史。如有关两汉时期的历史，《国史大纲》记述的内容主要为第七章第四节平民政府的产生、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包括西汉初年之社会、西汉初年的政府、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开始、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士人政府之出现、汉儒之政治思想、王莽受禅与变化)、第九章统一政府之堕落(包括东汉诸帝及年历、东汉之王室、东汉之外戚与宦官、外戚参加王室之由来、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包括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太学清议、党锢之狱、门第之造成、东汉士族之风尚)、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包括两汉国力之比较、西汉与匈奴、东汉与西羌)。《中国通史简编》记述的内容主要为第二编第二章对外扩张时代——两汉，包括第一节两汉政治概况及农民生活、第二节两汉工商业、第三节疆域的扩大、第四节王莽变法、第五节西汉农民起义、第六节东汉的政治与党祸、第七节东汉农民起义等。可以看出，有关两汉的历史，钱穆关注的重点在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政治演进、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而范文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农民起义，予以了特别的重视。
四、关于中国与世界
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考察，是19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史学意识。20世纪前期，在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一些学者注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一致性，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既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论及原始公社制度时，他指出：“中国历史同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也就是说，依照历史一般的发展规律，在上古时代，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也称为原始共产制度)。从中国历史开端到‘禅让’制度崩溃，正是实行着这个制度的时代”[6]17。这说明，中国历史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性。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理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历史具有自身的特点，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必须了解人类历史的共性与中华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法则。“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这种认识，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些人以“中国国情特殊”为借口，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回击这种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人类历史的同一性，并努力证明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特殊和不同。30年代末，随着对唯物史观理解以及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从强调人类历史一般性到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等都提出要探讨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侯外庐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对此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范文澜有关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钱穆自始至终强调东方和西方的区别、中国历史的特殊面貌与特殊性。他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世界文化主要有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型和以地中海四周为主的西方型两种文化类型。西方型文化的特点为“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竞为四围之斗”；而东方型文化则“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2]引论20所以，不同民族的历史也各不相同。如中国历史如一首诗，常在“和平”中得到进展，欧洲历史如一幕剧，常在“斗争”中显现其精神，表现为波浪式的推进。[2]引论11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不是发展阶段的先后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西方历史为标准反观中国历史，要求从中国历史自身出发研究其民族精神。他说：“鄙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在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7]802，“研究中国史，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找求，更应在中国史前后的变动处找求”[7]803。这里所说的“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其矛头所指的正是梁启超等新史学家、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历史规律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钱穆认为，只有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才能将中国历史的真相展现在人们面前。他指出：“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2]引论8故而“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2]引论9。
范文澜、钱穆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态度，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认识：人类历史是否具有统一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属性，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完全适合于中国历史，史学家所要探索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钱穆则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环境”与“事业”，因而各具个性与精神，不存在共同性。因此，他坚决反对以西方概念笼罩中国历史，反对任何以西方历史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作法，主张在中国历史自身内部求得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命力。
五、史学研究与有关历史发展前途的认识
从上面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钱穆《国史大纲》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无论是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还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因、中国历史主体，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都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两种自成系统的中国历史观。一是将中国历史视为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在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发展，不断进步；一是强调经济基础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从低级社会形态不断地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他们研究、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异，也是因为他们在历史的巨变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应变态度不同。钱穆的中国通史观更多地体现出传统史学家、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对策，而范文澜所建构的中国通史体系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中国前途的认识，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8]。
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以历史教育民众，开发民智，培养国民爱国心，成为史学研究者的自觉意识。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史学家更加痛切地感觉到应该认真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以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感到，应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总结，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增强中国人民抗敌的勇气和对民族的信心。如邓之诚撰写《中华二千年史》，旨在以历史事实告诉人民，中华民族2000年来之所以能危而复安、弱而能存、亡而复兴之原因，从而使国人在艰难的处境之中，具有必胜的信心。张荫麟《中国史纲》要“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壮观”[9]，鼓励全民族努力创造一个新时代。钱穆认为，“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要唤起民众，必先认识历史。新通史的最主要任务，是将国史真态，传布本国人民，使其了解祖先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激发他们热爱、保护本国历史文化的热情”[10]。为解决现实问题指明方向，被钱穆视为通史撰述的重要职责。他曾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11]在《国史大纲》中，他告诉人们中国社会虽然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但其生力尚在。“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2]引论22中国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挫折。其所谓的“生力”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所获得其生机。”[2]引论27他满怀深情地写道：“值此创钜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2]引论27期待国人对中国历史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懂得在中国自身内部寻找社会改革之方案。为此，他批评科学派史学研究者沉溺于琐碎的考据，“与当身现实无预”，“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也批评革新派以历史为宣传改革现实的工具，对历史并没有真切的认识。钱穆力图通过对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命力的揭示，期望国人能从国家民族自身寻找到救亡和复兴的力量源泉，自然地将学术文化、士大夫的活动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予以研究，认为民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泉与推动力，而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士大夫则是抗战建国的根本力量。因此，他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士大夫身上。钱穆强调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而西方历史像一幕剧，中国历史常在和平状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以发展，而西方历史则在斗争中显示其生机与活力，竭力突出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差别，显然是要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式的革命，救弊纠偏式的改良才是正道。
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以历史教育人民，使人民从历史发展中看到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认清奋斗的目标。他指出：“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可见，他是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指示中华民族发展前途作为其《中国通史简编》的撰述旨趣。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既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昏愚贪暴，鸦片战争以来，引导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6]769“中国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永远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沦为殖民地奴隶不可，因而只有摆脱统治阶级的压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类应得的待遇。”[6]769历史上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都失败了，这是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只能推翻旧的地主政权，起而代之的依然还是地主政权，对农民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才能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6]118这是告诉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对中国社会和前途的这种看法，使范文澜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更多地关注劳动人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揭露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罪恶。
虽然《国史大纲》、《中国通史简编》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两书在当时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励着人们的民族爱国热情。1949年以后，这两部中国通史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中国通史简编》成为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体系，《国史大纲》则被排斥。然而，近十几年来，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史大纲》颇受欢迎，《中国通史简编》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战时史学”的代表而备受冷遇。这种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重新思索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思潮有关。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憧憬。
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40余种中国通史著作。
②《国史大纲》(上、下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延安1941-1942年出版。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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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志哲.钱穆和《国史大纲》[J].文史哲，1986，(2)：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