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教授曾在自己博客上发表过这样一段话：“第一，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没有政治目的；第二，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秘密，光明正大地做一切事情；第三，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不搞联名之类的行动，做一个独立的人，只发表自己的观点。”
想必于教授发表这段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于教授给自己判定的身份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政客。所以，于教授以孔夫子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原则，遵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道德操守，表明自己做事光明磊落，不拉帮结派，有文人当有的骨气品格。
对于于建嵘教授的所作所行，我由衷的感到佩服，因为，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属于书斋型的学者，很少有亲自深入社会去做学问的，而于教授能够放下身段，从每一个人体出发，脚踏实地的去表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尽到一个知识分子应用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在这里，只是就事论事，说一些自己的浅薄之见。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句话被读书人奉为至理名言是经过惨痛的教训得来的，在封建时代，帝王最担心的就是读书人结帮拉伙，威胁自己的专制统治，所以帝王宁愿看到宦官、贪官横行妄为，残害百姓，都不愿看到读书人走到一起，议论朝政，为民请命。无论是东汉的“党锢之祸”还是明朝的“朋党之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无遭到血洗。
并且，“党”字在古时也不是一个褒义词，上尚下黑，有偏袒之意。在古人眼中，只有小人才会拉帮结伙，而拉帮结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自己谋取私利。而帝王们自然也抓住了读书人的这一心理弱点，无时不在敲打读书人，只要你们走在一起，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导致的后果就是，朝廷中，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帝王们不受约束的肆意而为，等有一天掩盖的矛盾撑不住了，突然喷发，就没辙了，只能怪自己命不好，对不起列祖列宗，自挂东南枝了。
在这些帝王的眼里，他们对不起的只有祖宗。因为，在她们看来，天下只是他们的，国家和百姓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垄断一切权力，想的只是如何确保自己手中的专制权力不被人夺去，永久的传给自己的后人，或者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保障自己的利益团体能够永远凌驾他人之上，攫取他人和国家的利益。
而英国的民主革命为何能够成功，原因恰恰就在于，议会中形成了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强有力反对派，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反对派，所以，英国逐渐从一个专制帝国过渡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伴随英国的崛起，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民主的曙光渐渐驱散专制的黑暗，人类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当今世界，从台湾、韩国转型到中东的民主风暴，到最近的缅甸改革，处处都能看到反对派的影子。
而在当今中国，为何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我认为很大一个一原因就是中国缺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反对派。反对派存在的意义就相当于一个车既拥有油门，又拥有刹车，而反对派就是那个刹车，可以保障车子行的安稳和安全。如果，当年中共没有背信弃义的遵守“共同纲领”的话，那“大跃进”和“文革”的悲剧就会避免，而现在的中国社会也不会积重难返，陷入两难的境地。
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既然要以天下为己任，自诩自己为“君子”，就不应该再明哲保身。挑战一个垄断行业，就要冒着破产的风险，而挑战一个专制政府，就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这笔帐想必每个人都算的很清楚，所以，知识分子们只能用“君子群而不党”作为挡箭牌，只要不形成党派，不对中共形成威胁，反而可以靠一张嘴博取名声，何乐何不为呢？毕竟，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没人真的想去玩命。
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分子，既然以天下为己任，就应该摒弃私见走到一起。任何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靠知识分子单打独斗换来的。中国今天走到今天这一步，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责任，知识分子们太爱惜自己的名声，又自视清高，始终不肯走在一起，形成不了合力，推动不了这个社会的前进。
一个垄断的企业可以毁掉一个行业的良性发展，而一个垄断政权的政党则会毁了一个国家。兵者，凶器也，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就看在什么人手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我相信，他们不会过于看重自己的名声和生命，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使身处囹圄，也难掩其志。
于建嵘教授曾在自己博客上发表过这样一段话：“第一，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没有政治目的；第二，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秘密，光明正大地做一切事情；第三，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不搞联名之类的行动，做一个独立的人，只发表自己的观点。”
想必于教授发表这段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于教授给自己判定的身份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政客。所以，于教授以孔夫子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原则，遵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道德操守，表明自己做事光明磊落，不拉帮结派，有文人当有的骨气品格。
对于于建嵘教授的所作所行，我由衷的感到佩服，因为，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属于书斋型的学者，很少有亲自深入社会去做学问的，而于教授能够放下身段，从每一个人体出发，脚踏实地的去表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尽到一个知识分子应用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在这里，只是就事论事，说一些自己的浅薄之见。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句话被读书人奉为至理名言是经过惨痛的教训得来的，在封建时代，帝王最担心的就是读书人结帮拉伙，威胁自己的专制统治，所以帝王宁愿看到宦官、贪官横行妄为，残害百姓，都不愿看到读书人走到一起，议论朝政，为民请命。无论是东汉的“党锢之祸”还是明朝的“朋党之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无遭到血洗。
并且，“党”字在古时也不是一个褒义词，上尚下黑，有偏袒之意。在古人眼中，只有小人才会拉帮结伙，而拉帮结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自己谋取私利。而帝王们自然也抓住了读书人的这一心理弱点，无时不在敲打读书人，只要你们走在一起，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导致的后果就是，朝廷中，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帝王们不受约束的肆意而为，等有一天掩盖的矛盾撑不住了，突然喷发，就没辙了，只能怪自己命不好，对不起列祖列宗，自挂东南枝了。
在这些帝王的眼里，他们对不起的只有祖宗。因为，在她们看来，天下只是他们的，国家和百姓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垄断一切权力，想的只是如何确保自己手中的专制权力不被人夺去，永久的传给自己的后人，或者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保障自己的利益团体能够永远凌驾他人之上，攫取他人和国家的利益。
而英国的民主革命为何能够成功，原因恰恰就在于，议会中形成了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强有力反对派，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反对派，所以，英国逐渐从一个专制帝国过渡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伴随英国的崛起，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民主的曙光渐渐驱散专制的黑暗，人类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当今世界，从台湾、韩国转型到中东的民主风暴，到最近的缅甸改革，处处都能看到反对派的影子。
而在当今中国，为何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我认为很大一个一原因就是中国缺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反对派。反对派存在的意义就相当于一个车既拥有油门，又拥有刹车，而反对派就是那个刹车，可以保障车子行的安稳和安全。如果，当年中共没有背信弃义的遵守“共同纲领”的话，那“大跃进”和“文革”的悲剧就会避免，而现在的中国社会也不会积重难返，陷入两难的境地。
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既然要以天下为己任，自诩自己为“君子”，就不应该再明哲保身。挑战一个垄断行业，就要冒着破产的风险，而挑战一个专制政府，就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这笔帐想必每个人都算的很清楚，所以，知识分子们只能用“君子群而不党”作为挡箭牌，只要不形成党派，不对中共形成威胁，反而可以靠一张嘴博取名声，何乐何不为呢？毕竟，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没人真的想去玩命。
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分子，既然以天下为己任，就应该摒弃私见走到一起。任何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靠知识分子单打独斗换来的。中国今天走到今天这一步，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责任，知识分子们太爱惜自己的名声，又自视清高，始终不肯走在一起，形成不了合力，推动不了这个社会的前进。
一个垄断的企业可以毁掉一个行业的良性发展，而一个垄断政权的政党则会毁了一个国家。兵者，凶器也，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就看在什么人手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我相信，他们不会过于看重自己的名声和生命，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使身处囹圄，也难掩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