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粮食与人数，首先我们从粮食和资源的方面来考证。三国时期蜀汉的具体具体的田亩总数已经很难考证了，其农业水平并不算高。在晋书食贷志载杜预疏有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其田亩总数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我们从 中国经济史中给出的图表中：
（qs注，原图已失效，下同）
得知当时的农田面积为3.85亿亩，而四川在清代嘉庆17年1812年为6674万亩（《乾隆实录》卷289），同时在成都地方志中描述其农田面积是万历年间的2.4倍。故此明代四川的农田面积不会超过2780万亩，四川占蜀汉总面积的70%，主要的耕地面积所占的比例应该更高。故此蜀汉的耕地总面积可想而知不会超过4000万亩。亩产根据：
大概为122斤。
蜀汉的粮食的主要来源为：税收和田租以及屯田。蜀袭汉制税收上采取什一税，而田租和屯田的记录并不多。三国职官表：「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老。」而田租更是稀少，第一与史无计，其次在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後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可知蜀汉的粮食主要来源为 ：税收。
那么蜀汉每年的粮食收入大体有：4000万亩*122斤*10%=488000000斤=244000吨。但是在拥有大量官吏的蜀汉政权，其中可以转为储备的比例并不大。同期粮食的支出相当的庞大，首先蜀汉的除去前线部队，其他军队是不屯田的。粮食是要靠军粮的，其次4万官吏的支出，然后徭役，工匠，宫廷仆役的支出，最后是赏赐。花去了绝大部分的粮食，可储藏的粮食并不多。
在姜维262年北伐失败到263年蜀灭亡，我们可以视为一个完全的财政年，至蜀灭亡时：府做有米四十馀万斛（27斤*40万）大约5400吨。从这里得出蜀国每年粮食净收入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而同时在234年到253年之间，费祎执政，蜀国的军事行动并不多，同时规模并不庞大（同期北伐兵力没有超过一万）。政治上也称得上清明，这19年可以说是蜀国的粮食得到了最大的储备状态。同时在《唐六典 司农寺》记载：“凡粟支九年，米及杂种三年”，规定了粮食的存储年限。这使得蜀汉的粮食存储极限不超过9年，而据《唐六典 司农寺 太仓署令》载称：“贮经三年，每斛所耗一升，五年以上二升”。当时十斗为一斛，故损耗率一般在1％～2％，但是考虑到古代蜀中储粮难度大大难于关中，组织结构和严密程度也大大劣于后世，故此损耗的程度也不会低于2%。在姜维第一次大规模北伐前，其粮食储备的上限为：5400吨*9*98%=47628吨。第一次战争因为姜维军粮尽而走，作战时间不超过10月。战争中作战部队消耗的粮食静态的总值为：数万（蜀亡前夕，姜维收缩北线兵力，拒守剑阁，有众“四五万人”（《以三国志 魏志 锺会传》），其北伐之兵从其量四万。四万*10个月*45斤（西汉时期，边疆士兵每月口粮是“三石三斗三升粟”，平均一天11升小米，而且还是没有脱壳的小米。这里的“升”是指汉朝小升，折合今天120毫升，11升无非也就1.32公升而已。约45斤脱壳小米）= 9000吨（未脱壳则是17928吨）。军粮尽退，意味着消耗了大部分的储备。如果是消耗了全部的储备，那么运输效率就必须高达26%。
根据资治通鉴中夷陵之战蜀军的战斗后勤比是1:1，那么此战蜀军的总动员人数就至少要8万。同时考量到船运的效率至少是陆运的数倍（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四五）内河航道的效率更加高，同期西方的内河航运效率为1:15，加上蜀中向外运所经山路甚多，故此其储备之粮的根本不够消耗所需。若兵力下减（至多减到两万）则所需粮食9864吨，运粮效率勉强达到了运输效率15%，这个效率难以到达。
然后在人口上，蜀汉的人口按照古籍是94万，吏员4万。算是个相当高的比例了，但是成年男子则只有35万左右，刨去官吏，贵族，工匠，商贾，矿工和士兵和徭役（35-4-10+5-X）。其男性农业人口不会超过20万，总农业人口不超过50万，平均每人80亩地。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自身耕作能力。
当然史学界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例如认为兵户和吏户的存在。但是从蜀汉吏员的任免方式（三老家中青年者可选为小吏）和中国通史中的论述，蜀汉并未采用了兵户和吏户。
同期西方的动员上限是总人口的3%，满清八旗的动员率接近7%（但是包衣奴隶和汉民不计入人口）。而此同期，蜀汉的人口动员率为10%。这相当的不合理，但是蜀汉的兵力有可能包含了后勤人员。同期我们要考虑到贱口和部曲，在乱世这个比例相当的高，以王育民先生的推算，当为自由民的两倍左右。这使得，总人口数上升到 近300万。
接着按照人口增长规律来看，在汉初成都有户7万户，人40万。蜀汉时期成都的人口并应该保持在60-120之间左右。同期蜀汉的领地多达131县，仅仅是按平均来算，成都的人口也不应该超过10万。
同时，在诸葛亮执政时代，蜀汉的人口为20万户左右，其中流亡至蜀中就至少达数万户。那么书中的户数仅仅是汉初成都一县的两倍左右。这是十分可疑的，我们知道益州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战乱。成都更是稍经战火，其民，户损失不应该如此的庞大。而与此同期的兵力据中国通史估计在14万左右，基本上达到了每户一兵。这种可能性很低，当然也有可能是蜀汉政权使用了大量的蛮族雇佣兵的原因，夷陵之战的中蜀军的兵力中蛮兵占了20%左右（沙摩柯数千，江南夷道2万）。即便如此蜀军的兵力比例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同样过大。
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产生呢？很有可能就是，蜀中的豪族已经提前完成了庄园经济。人口大部分依附一小批豪族，在刘焉入蜀地经历中开始甚至不能在成都建立治所。而击破黄巾的州从事已然有家兵数百了。而刘焉成功夺取益州大权之后也仅仅只是杀豪族王咸、李权等十余人，可见蜀中豪族力量之大。而之后的刘备集团和刘焉集团都是外来者，为蜀中大族所不喜。因而，蜀中的人口的大多数都是依附这豪族的荫户。而为了维持统治，蜀汉的征兵制很有可能把逃亡入蜀和蜀中的独立农民组成一个军事复合体，而对当地豪族进行威慑。即豪族出钱出粮出武器，蜀汉政权提供独立的士兵，来维持两方政治上的平衡。
那么蜀汉长期维持的兵力总数应该在15万到20万上下，诸葛亮北伐多次以十万兵出征。而蜀汉亡时更是姜维兵马四五万，蜀中甲士10余万。故此由蜀中兵力反推蜀汉人口，其人口总数可能在在500万上下。
三国时期的粮食与人数，首先我们从粮食和资源的方面来考证。三国时期蜀汉的具体具体的田亩总数已经很难考证了，其农业水平并不算高。在晋书食贷志载杜预疏有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其田亩总数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我们从 中国经济史中给出的图表中：
（qs注，原图已失效，下同）
得知当时的农田面积为3.85亿亩，而四川在清代嘉庆17年1812年为6674万亩（《乾隆实录》卷289），同时在成都地方志中描述其农田面积是万历年间的2.4倍。故此明代四川的农田面积不会超过2780万亩，四川占蜀汉总面积的70%，主要的耕地面积所占的比例应该更高。故此蜀汉的耕地总面积可想而知不会超过4000万亩。亩产根据：
大概为122斤。
蜀汉的粮食的主要来源为：税收和田租以及屯田。蜀袭汉制税收上采取什一税，而田租和屯田的记录并不多。三国职官表：「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老。」而田租更是稀少，第一与史无计，其次在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後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可知蜀汉的粮食主要来源为 ：税收。
那么蜀汉每年的粮食收入大体有：4000万亩*122斤*10%=488000000斤=244000吨。但是在拥有大量官吏的蜀汉政权，其中可以转为储备的比例并不大。同期粮食的支出相当的庞大，首先蜀汉的除去前线部队，其他军队是不屯田的。粮食是要靠军粮的，其次4万官吏的支出，然后徭役，工匠，宫廷仆役的支出，最后是赏赐。花去了绝大部分的粮食，可储藏的粮食并不多。
在姜维262年北伐失败到263年蜀灭亡，我们可以视为一个完全的财政年，至蜀灭亡时：府做有米四十馀万斛（27斤*40万）大约5400吨。从这里得出蜀国每年粮食净收入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而同时在234年到253年之间，费祎执政，蜀国的军事行动并不多，同时规模并不庞大（同期北伐兵力没有超过一万）。政治上也称得上清明，这19年可以说是蜀国的粮食得到了最大的储备状态。同时在《唐六典 司农寺》记载：“凡粟支九年，米及杂种三年”，规定了粮食的存储年限。这使得蜀汉的粮食存储极限不超过9年，而据《唐六典 司农寺 太仓署令》载称：“贮经三年，每斛所耗一升，五年以上二升”。当时十斗为一斛，故损耗率一般在1％～2％，但是考虑到古代蜀中储粮难度大大难于关中，组织结构和严密程度也大大劣于后世，故此损耗的程度也不会低于2%。在姜维第一次大规模北伐前，其粮食储备的上限为：5400吨*9*98%=47628吨。第一次战争因为姜维军粮尽而走，作战时间不超过10月。战争中作战部队消耗的粮食静态的总值为：数万（蜀亡前夕，姜维收缩北线兵力，拒守剑阁，有众“四五万人”（《以三国志 魏志 锺会传》），其北伐之兵从其量四万。四万*10个月*45斤（西汉时期，边疆士兵每月口粮是“三石三斗三升粟”，平均一天11升小米，而且还是没有脱壳的小米。这里的“升”是指汉朝小升，折合今天120毫升，11升无非也就1.32公升而已。约45斤脱壳小米）= 9000吨（未脱壳则是17928吨）。军粮尽退，意味着消耗了大部分的储备。如果是消耗了全部的储备，那么运输效率就必须高达26%。
根据资治通鉴中夷陵之战蜀军的战斗后勤比是1:1，那么此战蜀军的总动员人数就至少要8万。同时考量到船运的效率至少是陆运的数倍（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四五）内河航道的效率更加高，同期西方的内河航运效率为1:15，加上蜀中向外运所经山路甚多，故此其储备之粮的根本不够消耗所需。若兵力下减（至多减到两万）则所需粮食9864吨，运粮效率勉强达到了运输效率15%，这个效率难以到达。
然后在人口上，蜀汉的人口按照古籍是94万，吏员4万。算是个相当高的比例了，但是成年男子则只有35万左右，刨去官吏，贵族，工匠，商贾，矿工和士兵和徭役（35-4-10+5-X）。其男性农业人口不会超过20万，总农业人口不超过50万，平均每人80亩地。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自身耕作能力。
当然史学界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例如认为兵户和吏户的存在。但是从蜀汉吏员的任免方式（三老家中青年者可选为小吏）和中国通史中的论述，蜀汉并未采用了兵户和吏户。
同期西方的动员上限是总人口的3%，满清八旗的动员率接近7%（但是包衣奴隶和汉民不计入人口）。而此同期，蜀汉的人口动员率为10%。这相当的不合理，但是蜀汉的兵力有可能包含了后勤人员。同期我们要考虑到贱口和部曲，在乱世这个比例相当的高，以王育民先生的推算，当为自由民的两倍左右。这使得，总人口数上升到 近300万。
接着按照人口增长规律来看，在汉初成都有户7万户，人40万。蜀汉时期成都的人口并应该保持在60-120之间左右。同期蜀汉的领地多达131县，仅仅是按平均来算，成都的人口也不应该超过10万。
同时，在诸葛亮执政时代，蜀汉的人口为20万户左右，其中流亡至蜀中就至少达数万户。那么书中的户数仅仅是汉初成都一县的两倍左右。这是十分可疑的，我们知道益州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战乱。成都更是稍经战火，其民，户损失不应该如此的庞大。而与此同期的兵力据中国通史估计在14万左右，基本上达到了每户一兵。这种可能性很低，当然也有可能是蜀汉政权使用了大量的蛮族雇佣兵的原因，夷陵之战的中蜀军的兵力中蛮兵占了20%左右（沙摩柯数千，江南夷道2万）。即便如此蜀军的兵力比例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同样过大。
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产生呢？很有可能就是，蜀中的豪族已经提前完成了庄园经济。人口大部分依附一小批豪族，在刘焉入蜀地经历中开始甚至不能在成都建立治所。而击破黄巾的州从事已然有家兵数百了。而刘焉成功夺取益州大权之后也仅仅只是杀豪族王咸、李权等十余人，可见蜀中豪族力量之大。而之后的刘备集团和刘焉集团都是外来者，为蜀中大族所不喜。因而，蜀中的人口的大多数都是依附这豪族的荫户。而为了维持统治，蜀汉的征兵制很有可能把逃亡入蜀和蜀中的独立农民组成一个军事复合体，而对当地豪族进行威慑。即豪族出钱出粮出武器，蜀汉政权提供独立的士兵，来维持两方政治上的平衡。
那么蜀汉长期维持的兵力总数应该在15万到20万上下，诸葛亮北伐多次以十万兵出征。而蜀汉亡时更是姜维兵马四五万，蜀中甲士10余万。故此由蜀中兵力反推蜀汉人口，其人口总数可能在在500万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