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基层县级政权在废墟中如何恢复重建？1000多干部，这个劫后余生的特殊群体，又是怎样演绎“灾民”与“救助者”的双重角色？
汶川地震，“地下”震中虽然不在北川，但“地上”震中却非这个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莫属。
在这场特大灾难中，每4个死亡或失踪者之中，就有一个是北川人。
灾难也让北川县政府机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全县党政机构、事业单位1931名在职在编干部，436人遇难。其中，县级领导干部5人，科级领导干部80人。
县法院43人中仅幸存16人。民政局、教体局整个单位就各剩下一人，而县统战部、妇联无一幸存。震后，政府机构几乎完全瘫痪，无法运转。
但几万伤员需要救助，十几万灾民需要安置，成批的救灾队伍需要被分散带往几百个村庄，接踵而至的救灾物质需要接收、分发。
残缺的政府机构，面临着数倍于平时的工作任务。
这个县级政权在废墟中，如何恢复重建？这个1000多人的特殊群体，又是怎样演绎“灾民”与“救助者”的双重角色？
三天内，两次下文明确纪律
6月20日，张闪国盼来了两位新同事李远贤和杨敬钊。
这些天，作为北川县水务农机局惟一的高级工程师，为了尽快拿出全县水利重建规划方案，张闪国正带着几个人忙得没日没夜。新同事的到来，让急需人手的他们得到了补充。
李远贤、杨敬钊二人原来分别是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和眉山市水利局的工程师。此次，他们受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北川挂职，作为专业技术干部，支援水务农机局的工作。
与很多政府机构一样，北川县水务农机局在这次地震中损失惨重。全局54名在职职工，有20人遇难，十多人受伤，至今还有两人仍在医院治疗。
地震时剧烈的晃动，虽然没有震倒水务农机局的办公楼，但摧毁了它四周的所有建筑，并使它严重倾斜。至今，这座摇摇欲坠的危楼还鹤立鸡群般地矗立在废墟之中。
据水务农机局副局长汪勇回忆，当时，他们曾冒死上去抢了一些资料，“主要是财务资料和少量技术资料”。后来，“就再不敢进去了”。刨出了9个人,但由于缺乏大型器械，最后仍有50多名同事和家属埋在下面，“没有办法”。
“凡是幸存的党员干部，不许退后，都必须回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参加战斗。”水务农机局干部张闪国负责护送5名小学生向任家坪转移，在路上，他听到县委书记宋明对在场的干部大声吼道。
县委组织部部长王理效事后回忆说：“在(震后)最初的几天，原来的部门全被打乱了，我们只能把所有的干部集中起来，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调配。”
5月17日，北川县在擂鼓镇成立了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综合组、人力资源调度组、机动应急组等8个工作组，统一负责全县抗震救灾工作。
当时，全县1900多名干部，400多人遇难失踪，100多人重伤，近100人因家人受伤没法离开，实际能用的只有1200多人。
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了《关于加强抗震救灾期间机关干部管理的通知》的文件。
这份编号“北委震灾3号”的文件，对干部的管理进行了逐条规定：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早上7：30上班；实行轮休制，所有岗位每天必须有人在岗；实行请销假制度，请假必须到人力资源调度组备案；对不服从安排的，严肃处理……
宋明说，“我理解，地震就是一场战争，抗震救灾就和指挥战争一样，需要战争时期的一些特殊纪律和决策方式。”
但在那段特殊时期，“3号”文件似乎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5月26日，指挥部又发布了“北委震灾10号”文件《关于建立抗震救灾相关制度的通知》。
这份通知的内容与“北委震灾3号”基本相同，只是进一步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实行每日报告制度。汇报内容包括当日工作完成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建议、次日工作安排等。
“10号”文件还补充规定，每组每天轮休人员不得超过20%，其余人必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县级领导干部请假需县委书记批准，其他人员请假由各组组长掌握，正科级领导干部请假超过3天需经县委书记批准……
为什么在不到10天内，要连续下发两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
当地一些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救灾初期，确有少数党员干部脱岗，“人找不着，电话也打不通”，使本就缺少干部的救灾工作雪上加霜。
片口乡在北川有“小成都”之称，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重镇。地震发生后，乡党委书记母贤武为了照顾自己受重伤的孩子，一直没有向县里汇报当地灾情。
由于始终没有片口乡的消息，县里的领导“急得发跳”。5月23日，为了在大灾面前严明纪律，县委决定免去母贤武片口乡党委书记的职务。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干部。”宋明说，“为了孩子脱岗，平常可以理解，但在这种大灾面前，绝不能容忍。”
十天中，工作组变动4次
一直在任家坪维持秩序的张闪国，5月14日晚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大灾后的重逢，二人喜极而泣。
但遍体鳞伤的北川，使他们没有时间和心情讲述分别的经历。很快，张闪国就回到县抢险指挥部，负责带领绵阳市委组织部的调查组，前往远离县城的香泉乡调查灾情。
从香泉乡回来，张闪国接到了新的任务，到绵阳市水务局参加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接下来，在绵阳市的十几天，成为张闪国记忆中“最累、最难熬的日子”。
由于县里缺人，到了绵阳市，张闪国又陆续被安排了几项新任务：负责县指挥部项目争取组在绵阳的业务；负责县水务农机局与上级的联系；负责唐家山堰塞湖下游淹没区撤迁预案的制定。
这期间，张闪国每天要找无数的人、跑无数的路、准备无数的材料……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在经历了最初几天的抢救后，安置、防疫、重建、防汛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至。“那时，干部们的主要精力是担负指挥部工作组的工作，但各自部门的业务也需要恢复，只能加班加点干。”王理效说。
事实上，张闪国所在的项目争取组并不在最初所设的8个工作组之列，是5月19日才增设的。文件称，这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救灾政策和帮扶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翻看了县指挥部下发的所有15份“北委震灾”文件(第11号文件已经丢失)，发现在从5月17日到5月26日的十天里，下发了4份文件，调整工作组的安排。
从最初的8个组，到9个组，再到11个组，最后到12个组。不仅是数量上，在具体分工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7号”文件取消了机动应急组、交通运输组，增加了群众安置组、乡镇救灾组、灾后重建组和绵阳受灾群众服务组。
三天后，“北委震灾9号”文件又取消了项目争取组、乡镇救灾组、人力资源调度组，增设了道路交通组、社会事业组、对口支援联络组和农村救灾指导组。
据王理效介绍，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县委都要召开常委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布置次日的任务”。
“情况天天都在变，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也不一样，我们的工作所有需要随着改变，跟平时肯定不一样。”王理效说，在平时，县里发一份文件，可以管一两年，甚至更长，但在当时“一份文件可能只管两三天”。
除了文件中列出的工作组，王理效说，还临时安排了一些工作组。比如，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组，“在水利部、武警部队介入前，县里已经多次安排了人上去调查”。但这些工作组存在的时间太短，“根本没办法写进(文件里)去”。
通过忙碌的工作，排解内心苦痛
5月27日，汛期即将来临。张闪国回到北川。
每年6、7、8月是北川的雨季。这片年均降水量1300毫米的山区，今年很可能又是一个丰水年。
对全县河道最清楚的张闪国，终于有时间考虑此前一直担心的河道防洪设施了。
在地震中，北川共有55座重要桥梁被毁。全县的堤防工程因地震垮塌、断裂，全部损毁。除了唐家山外，还有15处堰塞湖。
担任局河道组组长的张闪国，回到北川后，白天深入处置现场，组织队伍实施堰塞湖排险和河道清理。
同时，作为水利重建规划组组长，晚上回到帐篷后，他还要作灾害损失评估、灾后重建基础数据和资料的整理。
但此时的他不会知道，县委组织部正在考虑提拔他担任局纪检组长。
县水务农机局局长邓跃明说，现在局里急缺张闪国这样的技术型领导干部。在邓跃明看来，尽管张闪国只是事业干部，但并不妨碍提拔他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地震后，北川县组织部一直在对在岗的1200多干部进行考察，希望从中提拔一批“填补因地震造成的领导岗位的空缺”。
6月11日，记者见到王理效时，他正和几位组织部副部长商量提拔干部的事。
当天，北川县拟提拔的78名干部的公示期即将结束。稍后，县委常委会将会对这份名单进行最后讨论。
据王理效介绍，这些干部都是各个部门推荐，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经组织部初步考核，筛选出来的。
事实上，这78名干部中大部分，都已经到新岗位工作了，只缺正式任命。“目前，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把领导班子配齐。”王理效说，“这样，各个部门才能有效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但最让王理效担心的是，北川的干部既要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又要承受失去亲人的心理痛苦。“群众有问题，可以找干部解决。干部又该找谁呢？”
王理效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件事。他曾让一个连着工作了几天的干部休息，可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跑来上班。询问原因，他说“我去哪休息呢？家已经没了，亲人也没下落。这里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现，不少干部都有意识地让自己忙忙碌碌，不让自己闲着，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排解内心的苦痛。记者曾几次看见一名干部只要闲下来，就会盯着电脑屏幕上，凝望震前北川县城的照片发呆。
新机构取代抗震救灾指挥部
5月31日和6月6日，张闪国所在的水务农机局迎来了两位新领导。
一位是省建设厅的尹久亮，另一位是绵阳市水务局的王明红。他们分别是四川省组织部和绵阳市组织部选派到北川挂职的干部。
尹久亮是5月28下午接到的通知，29日填报名表，30日省里开了一个欢送会。第二天，尹久亮就与省里其他78名处级干部，各自带着行李，奔赴6个重灾区了。
在北川挂职的一年中，尹久亮任县委常委，负责制定全县城乡建设规划。同时，分管水务农机局。
与尹久亮相比，王明红的北川之行，显得更加仓促。
6月6日上午11点，市里通知他到北川开会。“到了才知道是挂职动员会，开完会就留下了。”与这位水务农机局新任副局长一起到北川的，共有绵阳市的102名干部。
王理效说：“没有他们的加入，我们很多工作至今都无法展开。”
6月17日，绵阳市和北川县领导在安县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重建工作党工委、管委会”，取代原先的县指挥部，全面负责下一阶段北川的重建工作。
这一天，离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正好过去了一个月。
北川重建工作党工委成立翌日，召开了县灾后重建工作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新提拔78名干部，张闪国名列其中。
这个基层县级政权在废墟中如何恢复重建？1000多干部，这个劫后余生的特殊群体，又是怎样演绎“灾民”与“救助者”的双重角色？
汶川地震，“地下”震中虽然不在北川，但“地上”震中却非这个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莫属。
在这场特大灾难中，每4个死亡或失踪者之中，就有一个是北川人。
灾难也让北川县政府机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全县党政机构、事业单位1931名在职在编干部，436人遇难。其中，县级领导干部5人，科级领导干部80人。
县法院43人中仅幸存16人。民政局、教体局整个单位就各剩下一人，而县统战部、妇联无一幸存。震后，政府机构几乎完全瘫痪，无法运转。
但几万伤员需要救助，十几万灾民需要安置，成批的救灾队伍需要被分散带往几百个村庄，接踵而至的救灾物质需要接收、分发。
残缺的政府机构，面临着数倍于平时的工作任务。
这个县级政权在废墟中，如何恢复重建？这个1000多人的特殊群体，又是怎样演绎“灾民”与“救助者”的双重角色？
三天内，两次下文明确纪律
6月20日，张闪国盼来了两位新同事李远贤和杨敬钊。
这些天，作为北川县水务农机局惟一的高级工程师，为了尽快拿出全县水利重建规划方案，张闪国正带着几个人忙得没日没夜。新同事的到来，让急需人手的他们得到了补充。
李远贤、杨敬钊二人原来分别是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和眉山市水利局的工程师。此次，他们受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北川挂职，作为专业技术干部，支援水务农机局的工作。
与很多政府机构一样，北川县水务农机局在这次地震中损失惨重。全局54名在职职工，有20人遇难，十多人受伤，至今还有两人仍在医院治疗。
地震时剧烈的晃动，虽然没有震倒水务农机局的办公楼，但摧毁了它四周的所有建筑，并使它严重倾斜。至今，这座摇摇欲坠的危楼还鹤立鸡群般地矗立在废墟之中。
据水务农机局副局长汪勇回忆，当时，他们曾冒死上去抢了一些资料，“主要是财务资料和少量技术资料”。后来，“就再不敢进去了”。刨出了9个人,但由于缺乏大型器械，最后仍有50多名同事和家属埋在下面，“没有办法”。
“凡是幸存的党员干部，不许退后，都必须回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参加战斗。”水务农机局干部张闪国负责护送5名小学生向任家坪转移，在路上，他听到县委书记宋明对在场的干部大声吼道。
县委组织部部长王理效事后回忆说：“在(震后)最初的几天，原来的部门全被打乱了，我们只能把所有的干部集中起来，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调配。”
5月17日，北川县在擂鼓镇成立了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综合组、人力资源调度组、机动应急组等8个工作组，统一负责全县抗震救灾工作。
当时，全县1900多名干部，400多人遇难失踪，100多人重伤，近100人因家人受伤没法离开，实际能用的只有1200多人。
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了《关于加强抗震救灾期间机关干部管理的通知》的文件。
这份编号“北委震灾3号”的文件，对干部的管理进行了逐条规定：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早上7：30上班；实行轮休制，所有岗位每天必须有人在岗；实行请销假制度，请假必须到人力资源调度组备案；对不服从安排的，严肃处理……
宋明说，“我理解，地震就是一场战争，抗震救灾就和指挥战争一样，需要战争时期的一些特殊纪律和决策方式。”
但在那段特殊时期，“3号”文件似乎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5月26日，指挥部又发布了“北委震灾10号”文件《关于建立抗震救灾相关制度的通知》。
这份通知的内容与“北委震灾3号”基本相同，只是进一步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实行每日报告制度。汇报内容包括当日工作完成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建议、次日工作安排等。
“10号”文件还补充规定，每组每天轮休人员不得超过20%，其余人必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县级领导干部请假需县委书记批准，其他人员请假由各组组长掌握，正科级领导干部请假超过3天需经县委书记批准……
为什么在不到10天内，要连续下发两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
当地一些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救灾初期，确有少数党员干部脱岗，“人找不着，电话也打不通”，使本就缺少干部的救灾工作雪上加霜。
片口乡在北川有“小成都”之称，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重镇。地震发生后，乡党委书记母贤武为了照顾自己受重伤的孩子，一直没有向县里汇报当地灾情。
由于始终没有片口乡的消息，县里的领导“急得发跳”。5月23日，为了在大灾面前严明纪律，县委决定免去母贤武片口乡党委书记的职务。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干部。”宋明说，“为了孩子脱岗，平常可以理解，但在这种大灾面前，绝不能容忍。”
十天中，工作组变动4次
一直在任家坪维持秩序的张闪国，5月14日晚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大灾后的重逢，二人喜极而泣。
但遍体鳞伤的北川，使他们没有时间和心情讲述分别的经历。很快，张闪国就回到县抢险指挥部，负责带领绵阳市委组织部的调查组，前往远离县城的香泉乡调查灾情。
从香泉乡回来，张闪国接到了新的任务，到绵阳市水务局参加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接下来，在绵阳市的十几天，成为张闪国记忆中“最累、最难熬的日子”。
由于县里缺人，到了绵阳市，张闪国又陆续被安排了几项新任务：负责县指挥部项目争取组在绵阳的业务；负责县水务农机局与上级的联系；负责唐家山堰塞湖下游淹没区撤迁预案的制定。
这期间，张闪国每天要找无数的人、跑无数的路、准备无数的材料……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在经历了最初几天的抢救后，安置、防疫、重建、防汛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至。“那时，干部们的主要精力是担负指挥部工作组的工作，但各自部门的业务也需要恢复，只能加班加点干。”王理效说。
事实上，张闪国所在的项目争取组并不在最初所设的8个工作组之列，是5月19日才增设的。文件称，这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救灾政策和帮扶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翻看了县指挥部下发的所有15份“北委震灾”文件(第11号文件已经丢失)，发现在从5月17日到5月26日的十天里，下发了4份文件，调整工作组的安排。
从最初的8个组，到9个组，再到11个组，最后到12个组。不仅是数量上，在具体分工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7号”文件取消了机动应急组、交通运输组，增加了群众安置组、乡镇救灾组、灾后重建组和绵阳受灾群众服务组。
三天后，“北委震灾9号”文件又取消了项目争取组、乡镇救灾组、人力资源调度组，增设了道路交通组、社会事业组、对口支援联络组和农村救灾指导组。
据王理效介绍，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县委都要召开常委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布置次日的任务”。
“情况天天都在变，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也不一样，我们的工作所有需要随着改变，跟平时肯定不一样。”王理效说，在平时，县里发一份文件，可以管一两年，甚至更长，但在当时“一份文件可能只管两三天”。
除了文件中列出的工作组，王理效说，还临时安排了一些工作组。比如，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组，“在水利部、武警部队介入前，县里已经多次安排了人上去调查”。但这些工作组存在的时间太短，“根本没办法写进(文件里)去”。
通过忙碌的工作，排解内心苦痛
5月27日，汛期即将来临。张闪国回到北川。
每年6、7、8月是北川的雨季。这片年均降水量1300毫米的山区，今年很可能又是一个丰水年。
对全县河道最清楚的张闪国，终于有时间考虑此前一直担心的河道防洪设施了。
在地震中，北川共有55座重要桥梁被毁。全县的堤防工程因地震垮塌、断裂，全部损毁。除了唐家山外，还有15处堰塞湖。
担任局河道组组长的张闪国，回到北川后，白天深入处置现场，组织队伍实施堰塞湖排险和河道清理。
同时，作为水利重建规划组组长，晚上回到帐篷后，他还要作灾害损失评估、灾后重建基础数据和资料的整理。
但此时的他不会知道，县委组织部正在考虑提拔他担任局纪检组长。
县水务农机局局长邓跃明说，现在局里急缺张闪国这样的技术型领导干部。在邓跃明看来，尽管张闪国只是事业干部，但并不妨碍提拔他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地震后，北川县组织部一直在对在岗的1200多干部进行考察，希望从中提拔一批“填补因地震造成的领导岗位的空缺”。
6月11日，记者见到王理效时，他正和几位组织部副部长商量提拔干部的事。
当天，北川县拟提拔的78名干部的公示期即将结束。稍后，县委常委会将会对这份名单进行最后讨论。
据王理效介绍，这些干部都是各个部门推荐，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经组织部初步考核，筛选出来的。
事实上，这78名干部中大部分，都已经到新岗位工作了，只缺正式任命。“目前，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把领导班子配齐。”王理效说，“这样，各个部门才能有效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但最让王理效担心的是，北川的干部既要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又要承受失去亲人的心理痛苦。“群众有问题，可以找干部解决。干部又该找谁呢？”
王理效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件事。他曾让一个连着工作了几天的干部休息，可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跑来上班。询问原因，他说“我去哪休息呢？家已经没了，亲人也没下落。这里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现，不少干部都有意识地让自己忙忙碌碌，不让自己闲着，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排解内心的苦痛。记者曾几次看见一名干部只要闲下来，就会盯着电脑屏幕上，凝望震前北川县城的照片发呆。
新机构取代抗震救灾指挥部
5月31日和6月6日，张闪国所在的水务农机局迎来了两位新领导。
一位是省建设厅的尹久亮，另一位是绵阳市水务局的王明红。他们分别是四川省组织部和绵阳市组织部选派到北川挂职的干部。
尹久亮是5月28下午接到的通知，29日填报名表，30日省里开了一个欢送会。第二天，尹久亮就与省里其他78名处级干部，各自带着行李，奔赴6个重灾区了。
在北川挂职的一年中，尹久亮任县委常委，负责制定全县城乡建设规划。同时，分管水务农机局。
与尹久亮相比，王明红的北川之行，显得更加仓促。
6月6日上午11点，市里通知他到北川开会。“到了才知道是挂职动员会，开完会就留下了。”与这位水务农机局新任副局长一起到北川的，共有绵阳市的102名干部。
王理效说：“没有他们的加入，我们很多工作至今都无法展开。”
6月17日，绵阳市和北川县领导在安县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重建工作党工委、管委会”，取代原先的县指挥部，全面负责下一阶段北川的重建工作。
这一天，离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正好过去了一个月。
北川重建工作党工委成立翌日，召开了县灾后重建工作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新提拔78名干部，张闪国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