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前的1959年12月9日，作为战争罪犯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同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共四人，被第一批特赦释放了。他们于当天离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对这四位极富新闻色彩的人物，中宣部决定分别派记者进行采访，写出访问记，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公报》发表。后三位新公民的采访，由新华社总社记者负责，而采访溥仪的任务则落实到大公报社。大公报社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原任《晋绥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派我前去采访溥仪。 对待这次采访，我格外认真，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翻阅了一些资料。当然，我也很感兴趣，这主要是出于对这位清王朝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的好奇心。从北京市公安部门得知，溥仪已于12月10日从抚顺来到北京，暂住北城其五妹夫万嘉熙家中。中宣部派新华社摄影记者吕厚民同志(后调人中南海，专为毛泽东拍照，是著名的摄影家)陪同我前去采访。我们决定11日就去采访溥仪。我们原想请派出所提前通知溥仪一声，后来考虑到这位特殊人物刚从战犯管理所释放出来，由公安部门出面约定时间，可能会增加他的疑虑，所以事先未通知。我们于11日清晨驱车直接来到他的住所。 可巧，当我们跨进大门时，溥仪正要迈步出门。我出示记者证件，说明我和厚民同志都是《大公报》记者，专程前来访问。他寻思片刻，无可奈何地同意了采访要求。他让我们先进屋落座。开始谈话时，他有些拘束；厚民同志前后左右拍摄照片，更使他有些紧张。经我反复说明意图，打通他的思想，消除了顾虑，谈话才畅快些。经过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我们和他握手道别。 我回到报社，即着手写稿。溥仪的口才不算好，谈话有点零乱，但看得出，他的思想感情是真挚的，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是情真意切的。因此，我写作这篇稿件，并未感到困难。在编辑部素有“快手”称谓的我，4000字左右，当晚即成稿，打出小样，送请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审阅。芝青同志阅后，立即请吴冷西同志(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审定。 我原以为稿件次日就可见报了，谁知出现梗阻。第二天上午，芝青同志找我，严肃地说稿子没写好，不能用，必须修改。稿子究竟有什么问题，他未讲明。我反复揣摩，才领悟到，原来是叙述“分寸”掌握得不好。 溥仪于1945年在东北解放时被俘，到1959年被释放，在战犯管理所经历了十多年的学习和劳动改造，他究竟被改造得怎么样了?他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一些情况是读者所要了解的，这篇访问记理所应当地向读者一一作出介绍。 我认识到，溥仪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是相当复杂的，从认贼(日寇)作父、满身罪恶的皇帝，一下子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转折变化太大。采访这样一个人物，如果怀着猎奇的心理，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宫廷生活，或者只去收集一些昔日的繁文缛节，追求趣味性，写出来的访问记将不能体现党和政府对罪犯的改造政策，也不能反映出像溥仪这样冥顽不化的人，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也可以得到教育和改造。从这篇稿子可以看出，我的采访和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稿子的主要篇幅是写溥仪的改造生活和对一些事物的认识，通过溥仪的叙述和一些具体事实，有力地反映了党和政府“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政策的伟大，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这篇访问记写作的难点在于，既要写出党的政策感召力和对犯人改造的成效，又不能把他写成改造得很好了，思想认识已经很高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溥仪不是一般的犯人，而是罪大恶极的伪“满洲国”皇帝。领导认为，溥仪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他说的话不能轻信，不能“和盘托出”。 但我以为，此时此地记者同溥仪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因其有罪恶的过去而藐视对方；所写稿件应满腔热情地欢迎他改恶从善，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而不能对他的谈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在行文中更不能用教训的口吻；稿件应按照溥仪的口述，以及被采访时的表情加以描述，而不能在遣词造句时继续使用批判的语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所写的访问记自然就不符合当时领导的要求。也就是说，我把当时的溥仪写得“太好”了。 1959年底，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中宣部以及新闻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好宣传这一关，不使宣传报道产生副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常芝青总编辑亲自动手，字斟句酌地删改这篇稿件，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常芝青同志几乎用了十多天时间修改我的稿件，将大部分所谓美化溥仪的内容加以删除，稿件改得“体无完肤”，还增加了“我打断了他的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这类居高临下式的问句，以示记者的高度警惕性。稿件经过压缩后，只剩下2000余字，经领导审定，终于在12月25日见了报。吕厚民同志所摄照片并未刊出，据说是由于“战犯的形象不能披露在报端”。 为了提高报社人员的认识水平，作为“业务研究”，事后报社还将我的原稿和改写后见报稿加以对照，印发编辑记者。我的原稿由此得以保留至今。 时隔47年，今天回首我的原稿，不禁使我又一次忆及那次和溥仪的谈话情景。溥仪获释后，在新社会只活了8年，于1967年离开了人世。他的8年生活实践，印证了他当年对记者的谈话是诚恳、认真的，他并未有意无意间美化自己。他当年提供的一些史料，至今也还有参考价值。基于此，我愿将这篇未能见报的原稿捡出，发表于后，以公诸同好。 附：感激人民的宽恕 决心向人民赎罪 ――被特赦的伪满州国战犯溥仪访问记 12月11日早晨，我们去访问最近被特赦释放的战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他是9日从东北到北京的，现在暂时住在他妹妹家里。我们跨进了一所北京旧式的院落，他正迎了出来。一见到我们，他就倾诉自己的悔罪的心情，连连感激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处理。 溥仪说：“这次特赦真是我作梦也没想到的。我对祖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实在是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也抵不过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杀我已经是宽大了，现在又给我重新作人的光明前途，我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于万一。……”这时，他的语声哽咽，说不下去了，眼眶里滚动着忏悔、感恩的泪水。 谈话从他的充满罪恶的过去开始。他生于清朝摇摇欲坠的1906年，三岁就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抱着登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被迫退位，但是清室逊位的“优待条件”保护着他，在紫禁城的小天地里，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小朝廷”生活。他说：“我从小生长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里，满脑子‘敬天法祖’、‘奉天承运’的腐朽的封建思想，一直在做着‘朕即天
下’、‘恢复祖业’的迷梦。可是，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我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到1924年，冯玉祥把我赶出了皇宫，我并不甘心下台，为了‘东山再起’，我丧心病狂地倒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想靠帝国主义的力量继续统治中国人民。” 在日寇的策划下，他果然从北京逃到天津，过了七年醉生梦死的“寓公”生活，终于在1932年偷偷由上海潜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又当上了卖国求荣的“皇帝”。溥仪说：“在伪满统治东北人民的十四年中，我丧失人性，认贼作父，替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各种侵略政策。我签署过亡国灭种的买卖鸦片的法令；帮助过日寇向东北大批移民；把日本‘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奉为‘建国元神’，来麻痹人心；还极力推行‘粮谷出荷’，强迫农民交献粮食，榨取人民的血汗。此外，由我签署、发布了‘国兵法’，给敌人搜罗炮灰，打中国人；又以日本语作为‘国语’，实行奴化教育……我的罪恶太大了。我是罪在不赦的。” 他接着说：“谈起改造，几天几夜也是谈不完的。我能有今天，就活生生地说明党的政策真是太伟大啦!且不用说我的顽固思想起了变化，就是我这糟踏坏了的多灾多病的身体，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来救我，怕早已作了九泉之鬼了。旧社会，监狱把好人变成鬼；新中国，监狱把我这块坏透了顽石改造成新人。我的生命和灵魂都是党给的，共产党就是我的重生父母!”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哽咽了。 我们问他：“你的这些认识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是不是解放初期就有了呢?” 他摇摇头说：“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才真正低头认罪的，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后，我的罪恶生活结束了，但是我的反动思想没有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毫无认识。1950年，当苏联政府要把伪满战犯交给中国时，像是一声晴天霹雳，我吓得浑身发抖，心想，完了!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高官显宦都难免一死，何况我是个‘皇帝’。我曾经梦想找个机会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寄生的生活，可见我的反动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后来，经过党的长期的耐心的教育、改造，我才慢慢地懂得了一些真理，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我从苏联回到东北，政府不但不杀我，还循循善诱地让我改造，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纳闷：为什么还让我这个该死的战犯‘改造’呢?我觉得，虽然党和政府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可是宽大怎么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改造不改造都是一死。那时，我对于改造是心怀抵触的。后来，在党的耐心教育下，我半信半疑地参加了学习，逐步学习了《中国近百年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等，书上那些至理明言给我开了窍，使我认识到‘皇帝’并不是什么‘奉天承运’的‘神人’，而是罪大恶极的地主大头子；也使我认识到中国过去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更主要的，我开始懂得了共产党能够改造世界、改造全人类的真理，我这才开始了真正人生的一课。” 溥仪说：“要说我的改造是一帆风顺的，那是骗人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的心里又敲起了小鼓。我寻思，世界不过是几个列强的世界，德、意、日被打败了，美国成了第一号强国。中国共产党虽然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可是美国究竟不是蒋介石所能比的。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美国较量，是‘烧香引鬼’，‘自不量力’。抗美援朝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刚开始，我还是不大相信；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硬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还有什么话说?真叫人五体投地。从此，自己才知道战争原来还有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最使我感动的是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烈士的壮烈事迹。他们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朝鲜的父老兄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自己，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多么自私，多么无耻!有一次，战犯管理所请志愿军代表来给我们作报告。最可爱的人和我这个最可恨的人见面了，我真没脸见人啊!” 他说，还有一些事情使他最受感动。1957年末，他的七叔载涛带着他的两个妹妹来到战犯管理所看他。“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呀!像我这样的大战犯，不杀已经是够宽大的了，还允许亲属来看望，这不是说明党和政府决心要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吗?”那一次见面，他知道所有的亲人都很好，都已有了自己的工作；载涛还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年已七旬，精神却越来越年轻了。这些使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还有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党和政府为了帮助我们改造，还组织我们到外面参观。您们想想，让罪犯外出参观，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以外，世界上还能有这样的事情么?我们参观了东北的工厂、矿山和农村，亲眼看到了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我总以为东北的工业大概还是用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旧机器，参观时发现我们早把日本人的那些破烂丢在一边了。现在用的都是苏联制造和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现代化自动化的新式机器。伪满时，我到过抚顺龙凤煤矿，那时的井下是人间地狱。坑道低矮，煤气熏人，瓦斯爆炸、冒顶、火灾、水害不断发生，一出事故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白白丧命。我那时只想着巴结日寇，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哪里还管工人的死活?现在的井下，简直是地下街道，直溜平整，空气新鲜，事故绝迹。井下还有服务部，水果、糖果、点心都有。现在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而过去，工人老了只能等死，有病也得干活，日本人常说：‘脑袋瓜子硬不硬?硬的就得干活!’看看今天，想想以前，不能不切齿痛恨自己的过去!” 我们又问他在监狱中参加劳动的情形。他刚刚到管理所时是不愿意劳动也不会劳动的。几十年来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没有任何技能的人，甚至连手帕也不会洗。他说：“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和灵魂，也给了我一双有用的劳动的手。”十年来，他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养过猪，种过菜，也在战犯管理所的机械厂里干过活。后来，又把他编到中医学习组。他先后学了《内经知要》、《中医学概论》、《中药理与应用》等书，能够帮助医生做一般的护理工作。 12月4日，他被特赦释放了，刚刚听到所长说这句话时，他连连摇头说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这是作梦。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又感激，又惭愧，又忏悔，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在他们离开战犯管理所时，全体犯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为他们演出了节目。被释放的战犯也集体唱了两支歌：《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最后，全场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每一个战犯都更加看清楚了：只要改恶从善，就有光明前途。 四天以后，溥仪坐上了来北京的快车。火车上的所见所闻，使他恍如隔世。他第一次坐在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中间，亲眼看到车上服务员给乘客斟茶送水，亲切照顾，旅客之间素不相识，也互相关怀。在火车上那一夜，他怎么也合不上眼，他说那时的心情是：负罪的人回到了人民的队伍，满心高兴，可是想起过去的作威作福，残害和奴役人民的罪过，又悔恨难当；列车飞快地奔驰，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他十分兴奋，然而想起从前宫廷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又无地自容；想到很快就要和家族团聚，真是万分畅快，转念多少家庭被他害得骨肉分离，不能团圆，心里又像压了铅块般地沉重起来。这一切，就好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交织在一起。 “北京的十年，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新道路网、新建筑群、新的人民、新的风气、新的生活，看也看不过来。只恨少生了几只眼睛。来到北京三天，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下来。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啊!”他兴奋地说。 我们最后问他今后有些什么打算。他说：“我是个有罪的人，党和人民宽恕了我，我应当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全国人民!今后一定要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工作和劳动中，用我新生的后半世，为我的已经死去的前半生赎罪!” (责任编辑 汪文庆)
47年前的1959年12月9日，作为战争罪犯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同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共四人，被第一批特赦释放了。他们于当天离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对这四位极富新闻色彩的人物，中宣部决定分别派记者进行采访，写出访问记，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公报》发表。后三位新公民的采访，由新华社总社记者负责，而采访溥仪的任务则落实到大公报社。大公报社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原任《晋绥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派我前去采访溥仪。 对待这次采访，我格外认真，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翻阅了一些资料。当然，我也很感兴趣，这主要是出于对这位清王朝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的好奇心。从北京市公安部门得知，溥仪已于12月10日从抚顺来到北京，暂住北城其五妹夫万嘉熙家中。中宣部派新华社摄影记者吕厚民同志(后调人中南海，专为毛泽东拍照，是著名的摄影家)陪同我前去采访。我们决定11日就去采访溥仪。我们原想请派出所提前通知溥仪一声，后来考虑到这位特殊人物刚从战犯管理所释放出来，由公安部门出面约定时间，可能会增加他的疑虑，所以事先未通知。我们于11日清晨驱车直接来到他的住所。 可巧，当我们跨进大门时，溥仪正要迈步出门。我出示记者证件，说明我和厚民同志都是《大公报》记者，专程前来访问。他寻思片刻，无可奈何地同意了采访要求。他让我们先进屋落座。开始谈话时，他有些拘束；厚民同志前后左右拍摄照片，更使他有些紧张。经我反复说明意图，打通他的思想，消除了顾虑，谈话才畅快些。经过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我们和他握手道别。 我回到报社，即着手写稿。溥仪的口才不算好，谈话有点零乱，但看得出，他的思想感情是真挚的，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是情真意切的。因此，我写作这篇稿件，并未感到困难。在编辑部素有“快手”称谓的我，4000字左右，当晚即成稿，打出小样，送请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审阅。芝青同志阅后，立即请吴冷西同志(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审定。 我原以为稿件次日就可见报了，谁知出现梗阻。第二天上午，芝青同志找我，严肃地说稿子没写好，不能用，必须修改。稿子究竟有什么问题，他未讲明。我反复揣摩，才领悟到，原来是叙述“分寸”掌握得不好。 溥仪于1945年在东北解放时被俘，到1959年被释放，在战犯管理所经历了十多年的学习和劳动改造，他究竟被改造得怎么样了?他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一些情况是读者所要了解的，这篇访问记理所应当地向读者一一作出介绍。 我认识到，溥仪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是相当复杂的，从认贼(日寇)作父、满身罪恶的皇帝，一下子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转折变化太大。采访这样一个人物，如果怀着猎奇的心理，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宫廷生活，或者只去收集一些昔日的繁文缛节，追求趣味性，写出来的访问记将不能体现党和政府对罪犯的改造政策，也不能反映出像溥仪这样冥顽不化的人，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也可以得到教育和改造。从这篇稿子可以看出，我的采访和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稿子的主要篇幅是写溥仪的改造生活和对一些事物的认识，通过溥仪的叙述和一些具体事实，有力地反映了党和政府“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政策的伟大，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这篇访问记写作的难点在于，既要写出党的政策感召力和对犯人改造的成效，又不能把他写成改造得很好了，思想认识已经很高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溥仪不是一般的犯人，而是罪大恶极的伪“满洲国”皇帝。领导认为，溥仪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他说的话不能轻信，不能“和盘托出”。 但我以为，此时此地记者同溥仪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因其有罪恶的过去而藐视对方；所写稿件应满腔热情地欢迎他改恶从善，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而不能对他的谈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在行文中更不能用教训的口吻；稿件应按照溥仪的口述，以及被采访时的表情加以描述，而不能在遣词造句时继续使用批判的语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所写的访问记自然就不符合当时领导的要求。也就是说，我把当时的溥仪写得“太好”了。 1959年底，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中宣部以及新闻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好宣传这一关，不使宣传报道产生副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常芝青总编辑亲自动手，字斟句酌地删改这篇稿件，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常芝青同志几乎用了十多天时间修改我的稿件，将大部分所谓美化溥仪的内容加以删除，稿件改得“体无完肤”，还增加了“我打断了他的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这类居高临下式的问句，以示记者的高度警惕性。稿件经过压缩后，只剩下2000余字，经领导审定，终于在12月25日见了报。吕厚民同志所摄照片并未刊出，据说是由于“战犯的形象不能披露在报端”。 为了提高报社人员的认识水平，作为“业务研究”，事后报社还将我的原稿和改写后见报稿加以对照，印发编辑记者。我的原稿由此得以保留至今。 时隔47年，今天回首我的原稿，不禁使我又一次忆及那次和溥仪的谈话情景。溥仪获释后，在新社会只活了8年，于1967年离开了人世。他的8年生活实践，印证了他当年对记者的谈话是诚恳、认真的，他并未有意无意间美化自己。他当年提供的一些史料，至今也还有参考价值。基于此，我愿将这篇未能见报的原稿捡出，发表于后，以公诸同好。 附：感激人民的宽恕 决心向人民赎罪 ――被特赦的伪满州国战犯溥仪访问记 12月11日早晨，我们去访问最近被特赦释放的战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他是9日从东北到北京的，现在暂时住在他妹妹家里。我们跨进了一所北京旧式的院落，他正迎了出来。一见到我们，他就倾诉自己的悔罪的心情，连连感激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处理。 溥仪说：“这次特赦真是我作梦也没想到的。我对祖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实在是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也抵不过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杀我已经是宽大了，现在又给我重新作人的光明前途，我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于万一。……”这时，他的语声哽咽，说不下去了，眼眶里滚动着忏悔、感恩的泪水。 谈话从他的充满罪恶的过去开始。他生于清朝摇摇欲坠的1906年，三岁就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抱着登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被迫退位，但是清室逊位的“优待条件”保护着他，在紫禁城的小天地里，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小朝廷”生活。他说：“我从小生长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里，满脑子‘敬天法祖’、‘奉天承运’的腐朽的封建思想，一直在做着‘朕即天
下’、‘恢复祖业’的迷梦。可是，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我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到1924年，冯玉祥把我赶出了皇宫，我并不甘心下台，为了‘东山再起’，我丧心病狂地倒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想靠帝国主义的力量继续统治中国人民。” 在日寇的策划下，他果然从北京逃到天津，过了七年醉生梦死的“寓公”生活，终于在1932年偷偷由上海潜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又当上了卖国求荣的“皇帝”。溥仪说：“在伪满统治东北人民的十四年中，我丧失人性，认贼作父，替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各种侵略政策。我签署过亡国灭种的买卖鸦片的法令；帮助过日寇向东北大批移民；把日本‘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奉为‘建国元神’，来麻痹人心；还极力推行‘粮谷出荷’，强迫农民交献粮食，榨取人民的血汗。此外，由我签署、发布了‘国兵法’，给敌人搜罗炮灰，打中国人；又以日本语作为‘国语’，实行奴化教育……我的罪恶太大了。我是罪在不赦的。” 他接着说：“谈起改造，几天几夜也是谈不完的。我能有今天，就活生生地说明党的政策真是太伟大啦!且不用说我的顽固思想起了变化，就是我这糟踏坏了的多灾多病的身体，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来救我，怕早已作了九泉之鬼了。旧社会，监狱把好人变成鬼；新中国，监狱把我这块坏透了顽石改造成新人。我的生命和灵魂都是党给的，共产党就是我的重生父母!”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哽咽了。 我们问他：“你的这些认识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是不是解放初期就有了呢?” 他摇摇头说：“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才真正低头认罪的，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后，我的罪恶生活结束了，但是我的反动思想没有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毫无认识。1950年，当苏联政府要把伪满战犯交给中国时，像是一声晴天霹雳，我吓得浑身发抖，心想，完了!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高官显宦都难免一死，何况我是个‘皇帝’。我曾经梦想找个机会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寄生的生活，可见我的反动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后来，经过党的长期的耐心的教育、改造，我才慢慢地懂得了一些真理，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我从苏联回到东北，政府不但不杀我，还循循善诱地让我改造，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纳闷：为什么还让我这个该死的战犯‘改造’呢?我觉得，虽然党和政府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可是宽大怎么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改造不改造都是一死。那时，我对于改造是心怀抵触的。后来，在党的耐心教育下，我半信半疑地参加了学习，逐步学习了《中国近百年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等，书上那些至理明言给我开了窍，使我认识到‘皇帝’并不是什么‘奉天承运’的‘神人’，而是罪大恶极的地主大头子；也使我认识到中国过去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更主要的，我开始懂得了共产党能够改造世界、改造全人类的真理，我这才开始了真正人生的一课。” 溥仪说：“要说我的改造是一帆风顺的，那是骗人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的心里又敲起了小鼓。我寻思，世界不过是几个列强的世界，德、意、日被打败了，美国成了第一号强国。中国共产党虽然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可是美国究竟不是蒋介石所能比的。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美国较量，是‘烧香引鬼’，‘自不量力’。抗美援朝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刚开始，我还是不大相信；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硬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还有什么话说?真叫人五体投地。从此，自己才知道战争原来还有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最使我感动的是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烈士的壮烈事迹。他们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朝鲜的父老兄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自己，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多么自私，多么无耻!有一次，战犯管理所请志愿军代表来给我们作报告。最可爱的人和我这个最可恨的人见面了，我真没脸见人啊!” 他说，还有一些事情使他最受感动。1957年末，他的七叔载涛带着他的两个妹妹来到战犯管理所看他。“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呀!像我这样的大战犯，不杀已经是够宽大的了，还允许亲属来看望，这不是说明党和政府决心要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吗?”那一次见面，他知道所有的亲人都很好，都已有了自己的工作；载涛还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年已七旬，精神却越来越年轻了。这些使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还有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党和政府为了帮助我们改造，还组织我们到外面参观。您们想想，让罪犯外出参观，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以外，世界上还能有这样的事情么?我们参观了东北的工厂、矿山和农村，亲眼看到了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我总以为东北的工业大概还是用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旧机器，参观时发现我们早把日本人的那些破烂丢在一边了。现在用的都是苏联制造和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现代化自动化的新式机器。伪满时，我到过抚顺龙凤煤矿，那时的井下是人间地狱。坑道低矮，煤气熏人，瓦斯爆炸、冒顶、火灾、水害不断发生，一出事故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白白丧命。我那时只想着巴结日寇，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哪里还管工人的死活?现在的井下，简直是地下街道，直溜平整，空气新鲜，事故绝迹。井下还有服务部，水果、糖果、点心都有。现在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而过去，工人老了只能等死，有病也得干活，日本人常说：‘脑袋瓜子硬不硬?硬的就得干活!’看看今天，想想以前，不能不切齿痛恨自己的过去!” 我们又问他在监狱中参加劳动的情形。他刚刚到管理所时是不愿意劳动也不会劳动的。几十年来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没有任何技能的人，甚至连手帕也不会洗。他说：“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和灵魂，也给了我一双有用的劳动的手。”十年来，他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养过猪，种过菜，也在战犯管理所的机械厂里干过活。后来，又把他编到中医学习组。他先后学了《内经知要》、《中医学概论》、《中药理与应用》等书，能够帮助医生做一般的护理工作。 12月4日，他被特赦释放了，刚刚听到所长说这句话时，他连连摇头说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这是作梦。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又感激，又惭愧，又忏悔，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在他们离开战犯管理所时，全体犯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为他们演出了节目。被释放的战犯也集体唱了两支歌：《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最后，全场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每一个战犯都更加看清楚了：只要改恶从善，就有光明前途。 四天以后，溥仪坐上了来北京的快车。火车上的所见所闻，使他恍如隔世。他第一次坐在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中间，亲眼看到车上服务员给乘客斟茶送水，亲切照顾，旅客之间素不相识，也互相关怀。在火车上那一夜，他怎么也合不上眼，他说那时的心情是：负罪的人回到了人民的队伍，满心高兴，可是想起过去的作威作福，残害和奴役人民的罪过，又悔恨难当；列车飞快地奔驰，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他十分兴奋，然而想起从前宫廷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又无地自容；想到很快就要和家族团聚，真是万分畅快，转念多少家庭被他害得骨肉分离，不能团圆，心里又像压了铅块般地沉重起来。这一切，就好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交织在一起。 “北京的十年，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新道路网、新建筑群、新的人民、新的风气、新的生活，看也看不过来。只恨少生了几只眼睛。来到北京三天，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下来。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啊!”他兴奋地说。 我们最后问他今后有些什么打算。他说：“我是个有罪的人，党和人民宽恕了我，我应当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全国人民!今后一定要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工作和劳动中，用我新生的后半世，为我的已经死去的前半生赎罪!”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