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军长征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改组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各路红军密切配合；忠实履行人民军队的宗旨，赢得了少数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实行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的策略，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以减少红军压力和损失；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制定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和后勤工作，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保障和力所能及的物质保障；红军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政治学院“十二五”计划2014-2015年度课题“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的历史考察”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ZY01-0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在两年中，红军浴血转战14个省，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长征极大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使全国革命重心转移到西北地区，为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高潮的掀起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改组了“左”倾领导班子，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踏上万里征程，从客观方面来看，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及反革命力量的异常强大，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不断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围剿”，是由于地处偏僻农村、容量有限的苏区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物质条件难以为继。但是，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难辞其咎。
历史表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反之只能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湘江战役之后，如果按照“左”倾领导人的意图，执行既定的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实际上是自投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的方针，最后走向失败甚至全军覆没是难以避免的。在这危急关头，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需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能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领导人。
长征初期，由于迭遭失败，红军官兵心中“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①。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被“左”倾领导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并被排挤在中央核心领导之外，但他仍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主动承担起了历史责任，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挽救危局的合理建议。通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工作，部分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对革命的挫折和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从“左”倾冒险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转向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表达了对李德、博古在“当时军事指挥上错误的忧虑，他认为博古等人这样下去就不行了”②，他提议，“开一个会，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集中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此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开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方针，这为夺取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新的中共中央根据敌我态势变化发展和北上抗日需要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
红军向何处进军、到何处落脚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事关能否保留革命火种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
中央红军突围后，原准备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这一意图很快被蒋介石识破，蒋在红军前进道路上张网以待。在此紧急时刻，毛泽东建议立即放弃原定前往湘西的计划，转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根据地。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在随后18日的黎平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决定到川黔边创建新苏区，使红军暂时避免了可能覆没的危险，也为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根据新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于12月31日占领贵州瓮安县猴场镇，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祝，改变了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又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了这一战略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苏区。在红军南渡乌江后，中央又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并顺利实现这一企图。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多次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红军始终不忘抗日救国问题。特别是新的中央，在红军危急处境稍有缓解的时候，就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于6月15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阐明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持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④，并把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与“北上抗日”的任务结合起来。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川西北地区在人口、地理、经济、民族等方面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以汉族居民为主，又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地区，并且邻近华北抗日前线。因此决定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实行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战略方针。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这一战略计划一时未能实现。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后改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此从国民党发行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于是提出了去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意见。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根据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
总之，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新的中央将红军的战略退却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最终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这一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使长征由战略退却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进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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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红军长征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改组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各路红军密切配合；忠实履行人民军队的宗旨，赢得了少数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实行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的策略，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以减少红军压力和损失；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制定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和后勤工作，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保障和力所能及的物质保障；红军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政治学院“十二五”计划2014-2015年度课题“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的历史考察”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ZY01-0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在两年中，红军浴血转战14个省，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长征极大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使全国革命重心转移到西北地区，为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高潮的掀起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改组了“左”倾领导班子，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踏上万里征程，从客观方面来看，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及反革命力量的异常强大，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不断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围剿”，是由于地处偏僻农村、容量有限的苏区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物质条件难以为继。但是，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难辞其咎。
历史表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反之只能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湘江战役之后，如果按照“左”倾领导人的意图，执行既定的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实际上是自投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的方针，最后走向失败甚至全军覆没是难以避免的。在这危急关头，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需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能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领导人。
长征初期，由于迭遭失败，红军官兵心中“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①。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被“左”倾领导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并被排挤在中央核心领导之外，但他仍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主动承担起了历史责任，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挽救危局的合理建议。通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工作，部分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对革命的挫折和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从“左”倾冒险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转向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表达了对李德、博古在“当时军事指挥上错误的忧虑，他认为博古等人这样下去就不行了”②，他提议，“开一个会，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集中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此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开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方针，这为夺取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新的中共中央根据敌我态势变化发展和北上抗日需要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
红军向何处进军、到何处落脚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事关能否保留革命火种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
中央红军突围后，原准备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这一意图很快被蒋介石识破，蒋在红军前进道路上张网以待。在此紧急时刻，毛泽东建议立即放弃原定前往湘西的计划，转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根据地。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在随后18日的黎平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决定到川黔边创建新苏区，使红军暂时避免了可能覆没的危险，也为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根据新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于12月31日占领贵州瓮安县猴场镇，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祝，改变了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又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了这一战略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苏区。在红军南渡乌江后，中央又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并顺利实现这一企图。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多次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红军始终不忘抗日救国问题。特别是新的中央，在红军危急处境稍有缓解的时候，就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于6月15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阐明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持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④，并把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与“北上抗日”的任务结合起来。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川西北地区在人口、地理、经济、民族等方面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以汉族居民为主，又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地区，并且邻近华北抗日前线。因此决定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实行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战略方针。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这一战略计划一时未能实现。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后改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此从国民党发行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于是提出了去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意见。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根据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
总之，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新的中央将红军的战略退却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最终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这一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使长征由战略退却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进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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