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汉朝灭亡的原因在制度创新滞后1959年2月，郭沫若借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提出了重新全面评价曹操历史功绩的观点，此为该年全国学界热衷于替曹操翻案之滥觞○1。郭氏“拨乱反正”、“翻案” 之遗风流披学界，以致群起竞相仿效，愈演愈烈，至今不衰。而这种翻案风的流弊，则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固然不免会败坏史学之精神。有人专替历史罪人翻案，譬如隋炀帝、汪精卫，评价他们功大于过；有人常以打倒英雄人物为能事，否定其历史功绩。某些翻案文章的作者，或能名噪一时，但终将会被后人当作小丑而钉上耻辱柱的。曹操头上的奸臣 “高帽子”被摘掉，并被现代学术界尊为一代枭雄，首先还得归功于陈寅恪先生。1956年，《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刊登有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2一文，早就一反前人陈说，表彰曹操为“旷世之枭杰”，远在郭沫若之前。旧史家尊刘汉为“正统”，因曹魏革汉鼎，取而代之，属于“篡”位，是“大逆不道”。曹操逝世后，儿子曹丕做了皇帝，父因子贵，于是被追封武帝。又因曹魏国祚日短，还来不及包装政权的 “正统”性，即被司马氏晋所取代，所以后世诅骂曹魏的人遍地皆是，不足为怪。汉代末年，政治腐败，体制崩溃，社会失序，民不聊生，动乱不断，盗贼蜂起。是什么原因使得汉朝体制失去鲜活的生机呢？说到底，是制度创新滞后，跟不上时代形势，即汉代察举制度已经失去了更新体制的能力，沦丧为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社会的工具。汉代的察举制度，在汉文帝至武帝期间初步形成。有人说是“选举”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推荐制度，即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考察、选拔人才，按照一定的科目如孝廉、贤良方正、秀才等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政府推荐合乎相应标准的人才，经过适当的考核，授予官职。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与后代的科举制度相比，汉代察举制度没有与学校教育紧密起来；察举为主，考试为辅，先选拔后考核，即使经过策试也只有高下之别；没有设立选官的专门机构和专职官员；入仕、铨选、升迁、考课等常常混为一体。它似乎很缺乏现实客观操作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流弊，譬如出现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滥用职权等现象。这样一来，必将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进而发展为各种门阀士族集团。所有的这些弊端都危害到汉代选官制度本身的、原初的相对开放性和相对公正性，使面向一切吏民中贤者的察举制度制度最终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3儒家思想是察举制度得以施行的指导思想。
察举制度实行的初期，通过它获得官职的士人，或许还可能真具有高尚的品德或真才实学。但发展到后来，尤其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察举制度的实施，所“选举”出来的士人，往往名不副实。正如《抱朴子·审举》所批评的：“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士人弄虚作假，“高蹈”儒家仁义，即可获得官职实现价值。也许是一种嘲讽，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卑鄙无耻，竟然都以儒家仁义来标榜自己。当然，这种现象引起了有志之士的集体反抗。东汉时期，士林出现了一股超越世俗、不求入仕的清议风气。“东汉尚名节”，它是对当时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察举制度的反动。据陈寅恪先生说法，清议的要旨是人伦鉴识○4。这种风气中洋溢着一种近乎教条的理想主义，士人高悬绝对的非实用的价值观，以此来来抗拒世俗社会的侵蚀，批判世俗社会非文化的倾向，独占思想与知识话语的权威，并与邪恶的既得利益集团划清界限○5。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当时士人不但在对自己人格甚为苛求，对他人也异常苛求，激扬名声，评论是非得失，斥骂权势和奸佞，追求正义与公正。于是，士林上下，“婞直之风”愈演愈烈。先是有人近乎洁癖地标榜仁义不求“显名”和获利，坚持“以义取是”， 反对“同志” ○6，追求个性主义，甚至于拒绝推举征辟○7。而到后来，士人们如张芝、郭太、赵晔等人持“不合作主义”，干脆拒绝朝廷的“有道”等名目的表彰和推举，一时被士林称为“有道”○8。士林清议风气最终还是引起了朝廷的镇压。东汉桓帝延熹九年（西元166），清议之风遇到第一次党锢之祸，不少清议士人被逮捕和遭到迫害。几年之后，士林又以若干名士为中心，重整旗鼓，以理想主义评价人伦，推戴出自己的领袖人物，并以这些知识阶层自己的精神权威来对抗世俗社会的政治权威○9。于是，汉灵帝建宁三年（西元169），清议士人们又一次遭遇镇压与逮捕。士人“清议”人伦，不但无法救治当时的社会弊病，反而遭来杀身之祸。看来，只有逃避现实，归本老庄，转入山林讨论抽象的玄理，做“清谈”家了。要真想救治社会弊病，惟有采用极为反动的手段，起义推翻旧政权，打倒既得利益集团，重新分割利益和制定游戏规则。东汉末年出现的《太平清领书》，正是某些士人假托神灵，挽救统治危机的改良主义著作。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提倡“道义”
，正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一种反动。而太平道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起义，则不失为一种极端的反动。据陈寅恪先生说法，魏晋以来清谈的风气，郭泰开其端绪，阮籍成其风派。魏晋两朝清谈一般分作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的后期。前期的清谈是当时政治上的实际事情，与其时的士人的出处进退关系甚为密切，即士人藉此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问题。后期的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除可作语言文字学的材料外，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意义，是当时士人换取名士身份的谈资，以致最终误国误民族。前期的清谈是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纯为实际性质，是当时政治党系之消长的体现。“四本论”当时的大问题。《世说新语·文学类》中说：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笔者注：嵇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11刘注云：《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12陈寅恪先生说，《世说新语·文学类》此条刘注是前期清谈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充他早年撰写《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东汉中晚期，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的阉宦（太监），一为外廷的士大夫。阉宦的出身大多为寒族，又不信仰儒家，即所谓“乞匄携养”之类○13。而主要的士大夫，他们的出身多数为地方豪族，间或也有小族，绝大多数是儒家的信徒。因此，这些人想求学的话，则跟从硕儒学习经书；或者游学京师，从学太学的博士。他们的为人处世，则因有孝友礼法的美名被宗族乡里的同人称颂。然后再被州郡牧守京师公卿“选举”出来，最终仕途通达，名声显赫一时。士大夫信仰儒家思想，那么他们的行为自然合乎儒家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事实上，《小戴礼记》里的《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的学说，就是东汉中晚期士大夫自命为他们的生活实际的表现。阅读《后汉书·党锢传》及有关资料，即发现许多的例证。在西汉初中期，《大学》里所的，不过是当时儒生的理想，并非现实境界。但到东汉末期，士大夫推尊儒家经义，贵仁孝；而阉宦则崇尚文学辞赋，重智术。可能是二者渊源已异，其演变所致，当然大相径庭。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的代表，晋则是外廷士大夫阶级的代表。所以魏晋的兴亡递嬗本是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的竞争胜败问题。史学家如果仅
以曹魏、司马晋两姓的关系描述这段历史，那么则无法阐明史事的真相。东汉末年士大夫阶级的代表袁绍，凭资历和门望，远超过阉宦阶级的代表曹操。但在官渡一战中，曹操打败袁绍。于是士大夫阶级不得不委曲求全，暂时与曹操合作，但他们时刻想着要乘机恢复过去的地位。司马懿老寿久存，一家人都坚韧阴毒， 才能又胜于东汉末年迂腐无能的儒家信徒。因此，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司马氏家族，又从阉宦阶级手中夺回了政权。这是曹操始未料及的事情。陈寅恪先生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自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14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西元155），逝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西元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祖父曹腾是中常侍，阉宦，父亲是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即所谓“乞匄携养”。曹操从小就很机警，喜欢玩弄权术和使诈，“任侠放荡，不治行业”○15，“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16等，表明他并不以儒学为务，与士大夫阶级服膺儒教不同。阉宦阶级的代表曹操，执政时实行的政策，多为摧破汉代儒家的传统和纠正社会的流弊。或者说，如果曹操想重建社会秩序的话，必须实行一对汉代的“反动”政策。东汉儒家豪族尚奢侈，败坏士风。曹操强调“务以俭率人”○17，即使亲信宠贵也不敢不以励行廉节。曹操的后宫也甚为节约○18，据说，他曾看见儿子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以违反制度规定为由赐死了她○19。汉代“选举”人才是以儒家道德教义为标准的，而曹操一反其陈制，颁布求才三令——提倡唯才是举，这实际是对察举制度的一大反动。《三国志》一《武帝纪》云：（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
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裴注引《魏书》曰：）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东汉外廷之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农杨氏之类，则他们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也可用来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而这些道德方法都出于儒家的教义，所谓“禹贡治水”，“春秋决狱”，以及“通经致用”，“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者，无不是对儒家道德来说的。凡是士大夫一生的为人处世，是不得志，还是仕途得意，他们的所说所行都不能违反逃离这些范围，或违反这些标准。这些范围即家族乡里，这些标准即仁孝廉让。用这些范围标准为本为体，推广至治民治军，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也。曹操求才三令，大意是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背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这是明白宣告既得利益集团的儒家豪族自古以来所遵率的金科玉律已经完全破产。由此推之，则东汉以来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汉代察举制度的标准儒学，也失去依据了。所以曹操的求才三令，并非仅仅是一时求才的意思，实际上标明了他的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变革。陈寅恪先生说，顾炎武议论到曹操这些问题，虽然极为骇叹，但他还是没有明白曹操当时之隐秘。盖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的地位。如果不对此不两立的教义，摧毁廓清，从理论上找不到他立足的合法依据，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的袁氏等相竞争。这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与此相同的，即是曹党，与此相异的，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前面已经讲到，弊病丛生的察举制度下“选举”出来的人才名不副实。而在地方官征辟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某些人可能采用种种不法手段，使地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而背负污秽之名。这种庸劣驱逐贤良的行为，导致最终通过制度“选举”出来的人才全是庸劣，人才素质整体下降，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儒家豪族虽
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裴注引《魏书》曰：）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东汉外廷之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农杨氏之类，则他们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也可用来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而这些道德方法都出于儒家的教义，所谓“禹贡治水”，“春秋决狱”，以及“通经致用”，“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者，无不是对儒家道德来说的。凡是士大夫一生的为人处世，是不得志，还是仕途得意，他们的所说所行都不能违反逃离这些范围，或违反这些标准。这些范围即家族乡里，这些标准即仁孝廉让。用这些范围标准为本为体，推广至治民治军，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也。曹操求才三令，大意是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背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这是明白宣告既得利益集团的儒家豪族自古以来所遵率的金科玉律已经完全破产。由此推之，则东汉以来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汉代察举制度的标准儒学，也失去依据了。所以曹操的求才三令，并非仅仅是一时求才的意思，实际上标明了他的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变革。陈寅恪先生说，顾炎武议论到曹操这些问题，虽然极为骇叹，但他还是没有明白曹操当时之隐秘。盖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的地位。如果不对此不两立的教义，摧毁廓清，从理论上找不到他立足的合法依据，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的袁氏等相竞争。这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与此相同的，即是曹党，与此相异的，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前面已经讲到，弊病丛生的察举制度下“选举”出来的人才名不副实。而在地方官征辟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某些人可能采用种种不法手段，使地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而背负污秽之名。这种庸劣驱逐贤良的行为，导致最终通过制度“选举”出来的人才全是庸劣，人才素质整体下降，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儒家豪族虽
虽然口称仁孝廉让，实际上尽是庸劣迂腐之辈，无任何真才实学。可那些真有才华的寒族士大夫，却察举制度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无法进身仕途，实现自己的价值。曹操或许看到了这种局面，革新制度，扶植寒族士大夫。用今天的话说来，叫“制度创新”。 浅谈汉朝灭亡（上）——西汉 以前码过有关明朝和秦朝灭亡的帖子，又对于各个朝代灭亡的原因特别感兴趣，继续对于下面的朝代灭亡的原因探讨一二。因为个人志大才疏，水平有限，其中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其他人扔砖头批评指正。以期抛砖引玉，不胜感激之至！ 先从古风一篇说起，如下：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中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哀哉献帝绍海宇，红轮西坠咸池傍！何进无谋中贵乱，凉州董卓居朝堂。 王允定计诛逆党，李傕郭汜兴刀枪；四方盗贼如蚁聚，六合奸雄皆鹰扬。 孙坚孙策起江左，袁绍袁术兴河梁；刘焉父子据巴蜀，刘表军旅屯荆襄。 张燕张鲁霸南郑，马腾韩遂守西凉；陶谦张绣公孙瓒，各逞雄才占一方。 曹操专权居相府，牢笼英俊用文武；威挟天子令诸侯，总领貔貅镇中土。 楼桑玄德本皇孙，义结关张愿扶主；东西奔走恨无家，将寡兵微作羁旅。 南阳三顾情何深，卧龙一见分寰宇；先取荆州后取川，霸业图王在天府。 呜呼三载逝升遐，白帝托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 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 钟会邓艾分兵进，汉室江山尽属曹。丕睿芳髦才及奂，司马又将天下交。 受禅台前云雾起，石头城下无波涛；陈留归命与安乐，王侯公爵从根苗。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上，最值得国人自豪的朝代应该有两个：汉朝和唐朝，雄魂气魄，在当时无论是科技文明和军事武功无一不领先世界水平。所以现在许多中国人多以“汉唐盛世”为骄傲。然而象这样的辉煌盛世却没有逃脱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顽疾绝症，一个王朝灭亡首先是从政治上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说是取决于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问题，皇帝贤明与否决定一个王朝的气数和存亡时间长短；历朝历代概莫能外。一个名君较多的朝代往往国运长久，反之一个再强盛的朝代经不过连续几个昏君的瞎胡闹，天下基本上也在胡闹的过程中丢
失了。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剑开创了汉朝的基业，亲眼目睹了起义军颠覆秦朝的强大力量。（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借鉴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废除了秦朝的苛政，实行黄老清净无为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下面的惠帝萧规曹随，在施政上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后来的文帝和景帝更是开创了历史上有名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武帝在前几代人的综合国力积累下军事扬威异域，大败匈奴。一般说来“富不过三代”同理也是如此，连续出现三代名君的机会很少。历史上只有出现2次这样的机会，其中第一次就出现在西汉——文帝、景帝、武帝。另一次出现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而其他多数则是老子英雄儿子熊蛋，象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等等无一例外；后代的才能与前辈相差太远。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直接是个白痴，居然以后也即位做了皇帝。这样的朝廷不亡的话简直就是没天理了。而西汉从元帝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元帝刘奭由于自己优柔寡断、柔弱无能，对朝中的奸佞小人无可奈何，再加上他体弱多病，不能亲政，因此，被所宠信重用的宦官弘恭、石显和奸臣史高利用，导致朝政腐败、奸佞当道，贤能忠臣遭受迫害。可以说，汉元帝开了西汉末年宦官专政的恶例。不但如此，汉元帝即位后封王政君为皇后，又大封王氏族人为侯，结果皇后王氏家族有10人封侯，5人当大司马，势力极度膨胀，又为后来外戚专政篡位种下了祸根。 王政君就是最终篡夺西汉政权的王莽的姑母。西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与它的外戚政治有莫大关系。外戚在西汉长期专政，是皇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就在高祖死后专权，几乎要让江山改姓，若不是被意外铲除，西汉的历史，也许比秦朝长不了多少。以后景帝时的窦婴，武帝时的田蚡、卫青、霍去病，昭帝时的上官桀、霍光，宣帝时的史高，元帝时的许嘉，莫不如此专权。 元帝死后，成帝即位，由于成帝只知追求淫乐，朝政大权遂逐渐被外戚太后王氏一家掌握。当时王氏国舅五人同日封侯，老大王凤官居大司马大将军，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也是从这时开始跻身朝廷并逐渐跻身统治阶级上层。成帝在位期间，不纳忠言，专听奸佞，结果导致朝政腐败，民怨载道。饿死于道者数以百万计。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 等哀帝即位时，王莽任大司马录尚书事，从此取得最高行政实权。至哀帝末年，王莽更成为权倾天下的重臣。汉哀帝死后无子，皇位便由汉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刘衎继承，此即汉平帝。汉平帝刘衎继位时
年仅9岁，只是个傀儡皇帝，一切朝政大权均由外戚大司马王莽控制。西汉王朝已名存实亡。 王莽是个极有野心而又长于权术的人物，他执政之初很注意谦让、公正、廉洁，以此争取民心，因此在当时搏得了很高的声望。为了篡位方便，王莽将平帝母子分开，并杀尽平帝舅家卫氏，以防与他争权。公元5年，平帝已经14岁了。这位少年皇帝看穿了王莽伪君子的真面目，又知道了卫氏家族受害的实情，故而对王莽心生怨恨。王莽担心平帝成人之后难以对付，便于十二月将平帝刘衎在酒中下毒毒死。 王莽毒杀平帝后，见篡位时机尚未成熟，又于公元6年春拥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少帝，此即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孺子婴。 孺子婴是汉宣帝的玄孙，广成侯刘显的儿子。他即位时，由王莽摄政，改年号为"居摄"。不久，王莽自称"假皇帝"，就是代理皇帝的意思。 两年之后，也即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暴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公然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新"，废少帝刘婴为安定公。西汉厚重的历史帷幕终于闭幕了。西汉灭亡的重要责任，其实就是最后元帝、成帝、哀帝连续几代人昏庸无道的“杰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汉王朝皇权慢慢旁落到外戚的手里，最后在外戚手里完成了改朝换代。当王莽篡位的时候，曾经向他的姑母元帝皇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玉玺，在这个时候元帝皇后后悔也已经晚了，没想到自己辛苦栽培的侄子居然篡了汉朝的位。玉玺当时不舍得交出来，推辞要给自己陪葬，最后还是被迫交出来了；把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玉玺狠狠的扔在地上，玉玺被崩去了一个角。汉朝天下舍得送给自己的侄子，而玉玺却舍不得，真是妇人之见啊！ 王莽篡夺西汉政权之后，由于施政改革失误，不切合当时的社会形式。很快民心丧尽，西汉皇室成员刘秀趁机起兵，在绿林、赤眉起义军的协助下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朝，夺得帝位。建都洛阳，年号建武，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朝，洛阳在西安的东边，因此史家称之为东汉。这就是所谓的：“光武中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西汉后期，政局动荡。外戚 王莽 在 8年 夺取政权，建立 新朝 ，西汉灭亡。我国有句古话“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这就说明了不少问题，另外还有一句话“天下未叛，而士大夫先叛”这也是说汉朝灭亡的原因。 汉朝的灭亡主要因素是内在的。他的统治走向末路主要是因为，统治的基础被统治集团自身破坏了。自己赖以建立的价值观被自己否定了。东汉，亡国还需要战略。中国任何一个
朝代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愿意自己亡国，可偏偏每一个王朝都 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 立国的君主能够精励图治，反省前朝的策略失误，制定合适的政策，他们的国 家出现过一段时期内的安定和繁荣。在天下安定的时候，说以后的君主毫无觉悟执 行灭亡自己国家的战略，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尤其是像东汉这样有着相当完善政治体制的朝代。 然而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中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君主们的"不懈努 力"。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权力制度。 汉朝任用人才制度很特别，可以说是"以德治国"。基本上是由地方上推荐"孝廉 "、"贤良方正"、"至孝"、"有道"等等道德典范做官。（唐朝的科举制也是如此，科 举制考的是八股文，学的是孔子。孔子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仁"，国家选取的都是 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才作为官员，不也是"以德治国"吗？） 然而治国需要的是有治国才能的人，而不是道德专家。尽管这样的人才录用制 度虽然有偏差，却也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机会。一方面避免人才将聪明才智发挥到不 利于国家的地方，另一方面使国家集中了大量的才智之士，也可算是精英政治。 但是，权力分配是封建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各个权力集团为了利益内讧，将 人才的智慧都浪费在了勾心斗角上面，治国早已无从谈起，齐心协力也成了空话。 留给老百姓的只是无尽的悲惨命运。 东汉13个皇帝中，只有2个是以成年继位。其余的不是小孩就是婴儿（难以 想象中国人竟然能认同这样的最高统治者）。 这个时候，朝中以皇太后最有发言权，很自然的，皇太后就找自己的亲戚帮忙 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汉朝为患巨大的"外戚"成因。 皇帝总是要长大的，长大了之后就要拿回权力。而"外戚"把持朝政，掌握兵权， 不可一世。皇帝又能信任谁？自己的亲戚都靠不住了，当然只能是身边的"宦官"。 于是，"外戚"和"宦官"交替斗争，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打击对手。富国强 民的事情，根本就没在考虑之中。 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皇帝看不到这一点，很相 信宦官是为了自己。（人们总是习惯于信任自己愿意信任的人，而不是值得信任的 人。） 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亲信的任用制度，他们相互之间争夺利益，使得对国家的危 害加剧。后世各朝各代亡国原因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治国不是靠亲信就能治得 好的。 可笑的是，外戚和宦官离开皇权，根本就是无水之鱼。他们的确可以凭借天子 的支持、可以假借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他们往往自以为大权在握，得意
形。却 不知道天子一旦失势或者死去，他们就权力尽失。中国历史上不乏气焰嚣张、权倾 一时的宦官，可是他们离开皇帝这个后台，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被杀掉了。 外戚和宦官之争，至少还使得权力集中在了中央。但是在多年的天灾人祸，导 致了黄巾之乱的爆发，中央政府无力应对，不得不号召各地豪强自行组织武装力量 平乱。 于是，各地豪强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权力慢慢从中央转到了地方。隐患因此 埋下。 在各地诸侯的努力下，误国的宦官已经被整肃，黄巾之乱也差不多平息，挟天 子的枭雄董卓也被杀死。按道理应该是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到来。 然而这才是乱世的开始。 很快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汉室从此陷入万丈深渊，永远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汉朝就这样的走向了灭亡。 权力制度在中国很奇特，不能说没有制约。其实权力无论是在外戚还是在宦官， 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 一种相互制约的方式。只是这种"权力制约"的出发点 与今天的"权力平衡"完全不同，前者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后者是建立在人权和 平等的基础上，所造成的结果自然谬以千里。汉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从以上也可以窥一斑而思全豹。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是汉末皇帝被佞臣蒙蔽，不了解天下实情，也无实权。二是政以贿成，有权者卖官鬻爵，贪污索贿，买官者得逞后更是变本加厉，致使谬种流传。三是公道正义难寻，无权者，无论你有多大功劳，多么德才兼备，如果没有靠山可仪仗，没有金钱去贿赂，就不要争公道，要正义。除非你有改天换地的能力与魄力,否则,等待你的只能是南下北漂,东躲西逃。四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百姓涂炭，民不聊生。据有关资料：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和瘟疫流行，全国人口竟然减少了3/4，中国大地只剩1100万人口。前二条是因，后二条是果。由此看来,在汉末,公道正义已不复存在,汉朝不亡,天理难容。是否可以这样说：汉朝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灭亡的原因在于腐败，至少，腐败是造成汉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汉代的灭亡公元168 年的危机汉灵帝的统治（公元168—189 年）一开始就遇着危机。宦官们感到因前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丧失了权力，他们拚命地要想夺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们骄狂自信，反应过于缓慢。灵帝的选择公元168 年1 月25 日，桓帝（公元146—168 年在位）驾崩，无指定的继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窦后（死于
于公元172 年）被尊为皇太后，这就表明她有宣布敕令的权力，这时她不过20 岁左右。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应付这种局势。皇太后秘密地就询于她娘家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在这时就是他的父亲窦武，死于公元168 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条件选择一位皇位候选人。这位继承人应该是皇家刘氏的男性青年；可从章帝（公元75—88 年在位）的血裔中选出一人；因为章帝一系是刘家嫡系宗支。为了确保候选人获得支持，窦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韪，召集了一个至少有八人的会议：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团的利益。窦家的代表有窦武本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儿。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约死于公元180 年），即尊贵的袁家的最资深的代表；官僚阶层的代表是周景（死于公元168 年），此人为太尉，官居百僚之长。宫廷方面的代表为刘儵（死于公元168 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记载，或为郎中，或为侍中。最后一人为宦者曹节（死于公元181 年），在此以前此人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无疑他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据记载，是刘儵曾提议以解渎亭第三代侯刘宏继位：他是章帝的玄孙，其时只有十一、二岁。解渎亭在首都洛阳东北约500 英里处，自公元132 年以来解渎亭侯家居此地已36 年。刘儵即出身于此地，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议的原故。解渎亭侯不大可能到过京师，也不大可能与窦武有旧。刘儵的提议被窦武所接受，后者便据之以上奏皇太后。窦太后同意之后就发布了一道诏旨，其文曰：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之质??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①刘宏即历史上的汉灵帝。曹节——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刘儵随带千余宦者和先皇禁军被派往解渎奉迎当选嗣君来京师。路上往返约需时半月有余，其间，即在1 月30 日，窦武已被他的女儿晋封为大将军。这个职位通常授与太后家中的长者，但并无军事实权。 也正是在这个君位出缺期间，发生了一些有关已故皇帝的后宫的事件。②皇太后原来并不得桓帝之宠，她是高级官员们强迫桓帝立为皇后的。桓帝有九个宠幸贵人，现在当然要听太后的摆布了。她杀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因两个太监的强烈说情而贷其一死。这八名贵人和后宫其余诸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她们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几名妃子或许是到了窦武的家中，不过无论如何，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一些流言就是这样说的。2 月16 日，当选皇帝的扈从到达洛阳城门，在这里遇上了
窦武。①窦武和曹节把这个男童新皇帝介绍给了朝臣，第二天便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典礼中发布了两道国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时代起即已成为窦武政治斗争中老盟友的陈蕃（约公元90—168 年）被授予太傅之职。其二，陈蕃、窦武和另一有过光辉经历的政治家胡广（公元91—172 年）集体地“参录尚书事”，因而他们成了摄政上的三驾马车；这在汉代是屡见不鲜的。权力的争夺这种种安排似乎对有关各方都是满意的，在2 月余下的日子，3 月、4月、5 月及6 月初都无大事可记，只有仪礼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极和告庙（分别到前汉和后汉宗庙祭告）。可是，各种相互敌对的力量已分别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响。年轻的皇帝从解渎带来了他的乳母和几名贴身随侍，这些人被他称为女尚书。这个集团和宦官们希望得到恩赏和官职，但窦武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显然，解渎亭集团和宦官们在最初时期比窦武所获更多，因为据说中常侍曹节与上乳母赵娆求谄于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谏，不许。”②可是，窦武和陈蕃所激烈抱怨的关于封赏偏于一方之言，并无事实证据。我们只知道刘儵的情况，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来被一名宦官侯览（死于172 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这是得到皇帝默许的。①6 月10 日，新皇帝的祖父、祖母和父亲都追尊有皇位称号；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渎亭的母亲，既未迎养于京师，也未给予尊号。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太后插了一手，因为她不愿意处在一个宫廷内有两位皇太后的尴尬境地。窦武和陈蕃开始讨论他们所耽心的事，而陈蕃建议采取断然手段。在他看来，所有宦官应予剿灭。他显然费了一点时间使窦武同意这个方案，而且与此同时，后者获准了几起重要的任命来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亲附被任命为尚书令，并能指望卫戍京师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诚拥护。或许作为对宦官的一种威胁姿态，他指定在桓帝时代的斗争中一些受过宦官之害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从。 6 月13 日日蚀，陈蕃抓住了这个有灾异的征兆催促窦武见机行事。③他不满解渎亭集团和宦官的势力。窦武决定行动起来：他上疏朝廷请尽诛宦者，控诉他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绝了斩尽杀绝一切宦官的意见；反之，她却交出了那两名在年初曾劝阻她不要杀害那八名先帝后宫贵人的宦官。现在已经摊了牌，看来窦武在最初占有优势。8 月8 日，无疑地是期待已久的封赏给予了窦武父子、窦武的诸侄、袁逢、
曹节以及其他四名因拥立新帝有功的人。窦武的一个侄子负责统率一部常备军，使站在窦武一边的军队增加到两部。但是陈蕃尚未满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压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强烈地上疏指责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览和曹节，——和解渎亭集团共为叛逆。朝廷为之震动，而太后又一次拒绝交出这些罪犯。结果发生了对峙的僵局，窦武也动摇了。熟于灾祥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这又是催促着行动起来的讯号。刘瑜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宦官们说的。太白星之变异大约发生在8 月份或10 月初。①窦武和陈蕃必然已得出结论，即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们想另辟门径试一试。如果宦官们被指控犯有具体罪行，要拘捕他们就不会很困难。为此目的，窦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进了京师的民政和司法机构，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为要害部门的黄门令（即宦官的头头），因此在宫内取得了立足点。到了10 月底的时候，事情急转直下。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新的黄门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讯，直到他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于公元179 年）才罢休。这时值得注意的是，窦武和陈蕃显然各有自己的盘算。陈蕃要立即处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窦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词，免了他一死。危机黄门令山冰马上写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10 月24—25 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这奏疏送进了宫内。不论是窦武也不论是陈蕃，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事情发生了使他们吃惊的大转变。当奏疏带进宫内时（无疑地是为了赶上早朝的时间），宦官们在稍事迟疑之后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份奏疏；他们很震惊，因为要点名拘捕这么多宦官。于是，有17 名宦官对天起誓要诛杀窦武。他们“歃血为盟”，并向上苍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①曹节其时已经醒来；他把年轻的皇帝护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一柄剑，让他的乳母陪伴着他。曹节关闭了宫门之后，强迫尚书台的官员们在刺 灵帝时代（公元168—189 年）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官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
时期。公元189 年5 月的宫廷在汉灵帝末年，即公元189 年5 月，宫廷里最令人生畏的两个女人是皇帝的母亲和妻子，而这两个女人之间又颇生龃龉。当窦武的危机过去以后，太后被幽禁于南宫，新皇帝马上派人去把他母亲迎到洛阳来住。他在公元169年初给了她正式的皇家称号，而她作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 年）也恢复了对她儿子的巨大影响。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 年）本为屠夫之女，被买进了后宫；公元176 年她生了她的第一个皇子，名刘辩（公元176—190 年）。①这使她在公元181 年被封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嫔也生了一个儿子，她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稳，所以惊惶万分。这第二个儿子及其母亲王美人（死于公元181 年）便构成了对皇后母子的威胁。因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废后而立王美人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这第二个儿子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做刘协（公元181—234 年），意即“此子似我”。为了先发制人，皇后鸩杀了王美人。但是，这个孩子摆脱了皇后的掌握，而由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抚养。当愤怒的灵帝准备废黜皇后时，太监们劝阻了他。②于是，这两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统。如果是长子继承大位，皇后就会自动地变成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就使她会在未来年代中继续掌权。如果是幼子登极，皇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继续过若干年有权有势的生活。可是事实上，直到他在公元189 年5 月13 日死去的那一天，灵帝也未能决定究竟立谁为太子，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了起来。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此人已任票骑将军之职，统率约千余人的兵力。何皇后则倚仗她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 年）；从公元184 年起他即官拜大将军。这个职位使他在国家紧急时拥有政治大权，但没有实际的兵可带。皇后的另一异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 年）也位至车骑将军，官阶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确实有部队的。①灵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时不很得人心。他从公元159 年起过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当官的和想当官的人的不满；这些人都自视比宦官及其盟友们“清高”，骂他们为“恶浊下流”。反对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飞来，又发生了几件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们生死存亡的问题 上朝廷已被认为无能为力。公元167 年，太学的学生们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官吏们竟然骚动到使朝廷认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可。在政治哲学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
程度抨击当时的秕政。在灵帝时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进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称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192年）说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公元190 年，灵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说成“无功德”而除了庙号；②至于灵帝，则自始就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个庙号。他在位期间，至少人们有一次策划要以刘家其他成员来替换他，而且他必须忍受目睹在中国各地有四个人先后称帝对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 年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 年在洛阳本地；一次是公元187 年在北方；一次是公元188 年在西部地区）。③公元184 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千百万农民群众相信：汉朝的气数已尽，农民应该拿起武器来推翻汉王朝，开创一个幸福康乐的新纪元。这就是头裹黄布为号的黄巾军叛乱：它虽早在公元185 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烬，至公元189 年5 月间犹历历在目。军事组织黄巾叛乱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军事组织方面。第一，汉朝有正式常备军五营，此即公元168 年拒绝援助窦武的那支部队。现在不清楚的是，189 年5月这支部队是怎样部署的；它可能有几支人马已派往叛军起事的各处。所有这些叛乱多多少少地无一不是公元184 年黄巾起事的结果。 ①当黄巾叛乱爆发时，朝廷匆忙地给派往战场平定叛乱的军人创造新的名号。在那5 年战乱期间，有些封号废除了，但在189 年5 月间还有许多封号和人物并不适应常备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便是。他的封号几乎是黄巾起事的消息到达京师的那天给予他的。虽然他在平叛中并未起过作用，但叛乱平息之后这封号仍未收回。还有一个“票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帝母亲的侄子。车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后的另一个异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189 年5 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将军。其一是册封的后将军表隗（死于190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②另外两人为前将军和左将军：他们都被派往帝国的东部去平叛。这六个将军封号都偏离了常规做法，而且有几种封号自150年前的光武复辟战争以后一直未曾启用。它们之得以恢复不仅是对于无休无止的叛乱的反应，也是为了满足那两位外戚家属成员的野心。大将军的头衔曾在公元168 年给窦武封过短暂的几个月，它倒是屡见不鲜的事。在何进之前曾有六名官员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 余都在与宫廷的斗争中死于非命。①显然，有几位大将军同皇帝之间有利害冲突，这在何进也不例外。公元188 年以前，大将军
军事实上是给予平民的最高头衔（太傅除外），而何进在危急时期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制服朝廷和宦官。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故，灵帝于公元188 年9 月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即任命了一名宦官来做一支崭新的军队的上军校尉。这位上军校尉蹇硕（死于公元189 年）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大将军亦被置于其麾下。②这支新部队被称为西园军，表面上是说皇帝因害怕黄巾才建立的。在这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其中有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阴谋搞垮窦武的曹节在公元169 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180 年又出任此职达五个月。另一名宦者在186 年也做了四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军校尉。公元188 年11 月21 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①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公元188 年12 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它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公元189 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对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钱来买动。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实的软弱无能。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董卓被召回京师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 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② 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169—184 年）灵帝在位20 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
组织中去的。 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宫里取得地位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经过考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①公元189 年5 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侯览已在公元172 年自裁，王甫在179 年死于狱中，曹节在181 年以寿终。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189 年）；一为在公元186 年做过4 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189 年）；一为张让（死于公元189 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灵帝称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179 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②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给他们的义子干儿。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公元126 年，19 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125—144 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 年，5 名宦官（另有7 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 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168 年，18 名宦官因帮忙翦除窦武和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 年，12 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而受勋；公元185 年，12 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 年这12 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③公元175 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也都交由宦官担任。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元175 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自公元175 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①可是，比起因为公元169—184 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 年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这个冲突此时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
。有8 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不利于皇帝，而当这8 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锢，永不录用。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 外。②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166—167 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公元176 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公元179 年随着侯览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184 年黄巾军起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①可是与此同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14 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胀至2000 人。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另一方的宦官之间。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185 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立。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责对方。最后那12 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公元171 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184 年告诉皇帝：由于那12 名宦官的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彼此斗法。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12 名活着的宦官身上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们看到，那12 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②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
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权力。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 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172 年，王甫伺机报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12 名宦者受封。①公元179 年，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4 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181 年，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 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②公元189 年5 月官僚体制的状况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 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180 年新建了三处皇家苑囿，181 年建立了御厩，183 年建立了圃囿署。③这些新机构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172 年，未任命继任人选。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168 年10 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171 年已经到了法定年龄。①因此，在189 年5 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178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
②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70 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③在从前，即在公元109 年和161 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元178 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 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钱1000 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 万；而在约100 个左右的郡守中，一个职位得花2000 万钱。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185 年，崔烈（死于公元192 年）以五百万买得了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公元187 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185 年为了建宫殿以每亩（约0.113 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184 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元182 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
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194 年）在公元188 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②做汉朝三公之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原因。一个是从公元169 年直到184 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长期的空缺。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176 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 178 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172 年，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 年曾经让一位朝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 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
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者。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 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①不管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 年5 月13 日停止呼吸时，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 英里处。叛乱与战争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 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②这特别是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 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他们。③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 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长城里面。④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177 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①羌人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 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汉
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公元185 年和187 年）。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地区，但在公元189 年3 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强赢得了一次胜利。②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 年后才把他赶走。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 至181 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 年和187 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①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 汉朝会掌权吗？②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③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
建立以后，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公元132 年。①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 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 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145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148、150、154、165、166、172、187 和188 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②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反侧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 年、161 年、178 年和188 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一个是在公元145 年，一个是在148 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③公元145 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 年有一位“太初皇帝”；165 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 年有一位“太上皇”：172 年有一位“阳明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 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死于公元184 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及身取代汉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 年起事，
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始之年。①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 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②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 年4 月3 日——于这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①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16 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必定爆发于公元184 年3 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 年4月1 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 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②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年2 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础。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③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 他自己的亲兵进行讨伐，因为朝廷自己的军队显然已无能为力了。黄巾叛乱对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影响已如上所述。公元188 年在今四川境内又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事，但是，虽然它的领袖自称黄巾，并且自封天子，西边的这一起叛乱同华东真正的黄巾军似无任何关联。①西川的叛乱也是靠私人军队去对付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促使朝廷改变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权资格的
州牧。如果不是这一次叛乱，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长的叛乱使得朝廷下决心任命州牧。公元187 年，一名汉人卸职官员使乌桓族几个头目相信汉人对待他们态度恶劣，因此劝他们起来造反，而让他本人来充当其领袖。这个前官员也自称天子，这时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 年4 月平息了事件，其时至灵帝之死只有几个星期。②汉灵帝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灵帝时期还有许多细情可谈。那时有地震、水旱之灾、蝗患、虫灾、疫疠以及雹灾。朝廷的对策就是实行大赦，减征税项，施药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现了日、月蚀和彗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变异：一匹马下了一个人婴；一名少女生了一个两头四臂的幼儿；植物忽然变为动物形象；雏鸡变成了公鸡；蛇、老虎和疯子潜身出入宫门。③在围绕着汉朝灭亡而出现的民间故事中，这些非常变异都当做汉王朝即将倾覆的预兆而被一一列举出来。建筑活动也不乏记载，虽然我们也同样经常地听到大火烧了宫殿，宫墙陡然倒塌。建了观象台；铸了四个铜人和四个铜钟；发行了新的钱币。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奇菌生，凤凰至，在黄巾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有材科说曾获得大丰收。有几个周边的外国来向中国的天子朝贡，以此证明他的教化对世界的影响。①可是，据说皇帝本人却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爱他们衣食、音乐、舞蹈和陈设。灵帝朝最重要的学者或许就是蔡邕（公元133—192 年），而最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在京师刻成和竖立了石经。这工程于公元175 年下令实施，183年完成，蔡邕是这一大项目的主要执行人。汉石经的残片至今仍然存在。②如果我们是比较地注意灵帝的世界，那是因为他的统治是汉朝治下最后的稳定时期。就是灵帝的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尚有所留恋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当灵帝在公元189 年5 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 王朝权力的崩溃使得汉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说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们屠杀了宦官，但丢掉了皇帝。董卓那时操纵着皇位继承权，但在东部则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由于这个压力，汉帝和董卓被迫西迁，但是，东方的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了七人。与此同时，董卓死了之后，汉帝飘泊无家，直到后来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手，后来他的儿子取代汉帝，自立为魏帝。他的两个对手也起而效尤称帝，
从此中国有40 年之久成为三国鼎峙之局。何氏掌权灵帝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化的时期，因此当他在公元189 年5 月死的时候，他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政府。不论由谁来继位，他都会成为各种权势利害冲突的焦点：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在这同时，人民中间对王朝的合法性疑虑丛生，因为这在宗教叛乱里面，特别是在黄巾叛乱之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谁应该继承灵帝？这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他的长子刘辩，13 岁；一个是他的幼子刘协，8 岁。前者为后党要立的对象，后者是灵帝之母的宠孙，而且上军校尉蹇硕有灵帝的付托之重。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 月15 日终由刘辩即皇帝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并且摄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 年），他与何太后之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一起共同掌握了尚书台。刘协被与蹇硕隔离开来，也封了王。蹇硕对形势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园军队的上军校尉，他试图把宦官们联合起来反对何进。此事泄了密；蹇硕被捕，并于5 月27 日被处死。他的军队统由何进归并指挥。①何氏家族这时控制了局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妇人先是丧失了她在宫内的居住权：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骑将军，在何进的压力下自杀了；最后是她丢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 月7 日忽然以忧愤卒。①虽然清除了政治对手，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宦官们的下场究竟怎样呢？在夏季这出戏拉开的时候，主要的参加者为四个人：一为袁绍（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园八校尉中的一个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员和宦官的敌人；二为何进，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虑皇太后——他的异母妹——的愿望，因此犹疑不定，延误了时日；三为太后本人，她不愿牺牲宦官，因为那样就会使她和皇帝两人成为何进和袁绍的实际上的俘虏；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们没有什么本钱，只有依靠他们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隐隐可见地还有徘徊不进的董卓，他正带着他的部队安营扎寨于京城西北80 英里之处。 公元168 年的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时窦武也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也同样地摇摆不定，也因此丢了性命。袁绍决定不让事态重演，他总是催促何进下手，要他记住窦武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失去时机。何进就来向太后进言，而他总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复，即对于宦官应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何进之弟何
苗及其母亲都接受了宦官的贿赂而帮他们说话；这便加强了太后不向何进让步的决心。①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杀宦官直到此时为止，情况就好像是窦武危机的重演，但正是这个时候，袁绍搬进了一个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认为必须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碍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变主意，就需要有军队。得到何进的同意，袁绍召唤了几支私人军队的指挥官向京城进发。何进自己却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召调驻守在京师东北80 英里的前将军董卓开进洛阳。②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马前往京畿乡村，下令烧杀抢掠。城内已能望见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罢斥宦官。何进的兄弟甚至劝他应该与宦官讲和；因为难道何家的显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者才使他们的异母妹最初当上了皇后，而现在又当上了皇太后吗？何进又是举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进的军队，但董卓勉强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准了袁绍在京城内假节，专命立断；而袁绍则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军将轮番上奏以反对宦官。这种心理战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皇太后也确曾一度罢斥过宦官，但是，他们利用何家其他成员的影响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这就是公元189 年9 月22 日凌晨的局势。那天的早朝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使宦官们紧张不安：即本来称病在家的何进忽然上朝求见。太后与何进之间的谈话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线偷听了去，当他们得悉这和21 年前窦武上奏的内容一样，即何进要求处死一切宦官时，他们也和当年的宦官同样感到震惊。这一回也和21 年前一样，宦官又是依靠他们的临机应变之才、全体协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决定了事变的结局。太后坚决拒绝了何进的请求，而当何进离开皇宫的时候宦官们又叫他转来，说太后还有话要跟他谈。与此同时，他们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员和器械。当何进坐在地上等待其异母妹召见的时候，那位主要宦官张让，即帮助灵帝出点子敛钱的那个宦官，①马上为自己和全体宦官最后开脱罪责。他说，第一，帝国搞得乱七八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第二，在灵帝要于公元181 年废太后时是宦官挽救了她；总此以上原因，何氏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这是何进最后听到的一句话，因为他正在此时被砍下了头。接着，宦官们就撰旨罢黜袁绍。尚书们拒不奉诏，开始要求会见大将军。他们抛出了何进的头颅作答，显然是意在要他们屈服。现在大将军已死，但还有一个问题。与21 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师已无忠于宦官的将军和部队了。这或许是公元168 年和189 年之间最大的不同，因
此它对宦官来说是致命的。当何进的死讯传到袁家时，袁绍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杀掉那个被宦官任命来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军开向北宫。正在此时，袁绍的从弟袁术（死于公元199 年）已统兵向南宫，他便和守卫宫门的宦官发生了战斗。这一仗直打得夕阳西下，但袁术纵火烧宫门，企图用烟把宦官薰出来。①这一把火的效力比预期者大。不仅宦官们经由两宫之间的甬道逃往北宫，他们甚至带了他们仅有的保护伞：即他们带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异母弟刘协。可是，太后在混战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几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异母兄、并且据说是受雇于宦官的车骑将军刚在北宫的前面被杀，这是袁绍所默许的。这样，何氏家族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被灵帝称为“母亲”的赵忠作为太后之异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②战斗场面现在移到了北宫，宦官在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 月25 日，袁绍攻入宫中大院内，他叫他的士兵见宦官就斩尽杀绝，据说其数逾2000人。但是，他们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即宦官张让——却逃逸不见：张让挟带新皇帝两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黄河而去。另一队人马对张让穷追不舍。他们相遇于黄河岸边，最后张让纵身跳入黄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远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了。 ③董卓其人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9 月25 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然地回答他的问题。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①这个故事后来被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
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 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186—226 年）的 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190 年4 月4 日，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虽然它已有约150 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②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①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种能力，当皇帝在5 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②汉朝廷的消蚀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 年5 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③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
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 年5 月结了婚。 在这一年8 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196 年8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①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灵帝时（公元168—189 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是袁术（死于公元199 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144—208 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人孙策（公元175—200 年）。②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223 年），他的父亲在公元188 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184 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元125—144 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①在公元196 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190—215 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 年）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
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②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 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统治。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 年8 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196 年10 月16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在公元197 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199 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①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200 年在袁曹双方领土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②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25 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①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
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 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曹操的巩固（公元200—208 年）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在公元202 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206 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207 年，曹操甚至冒险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 将要中兴。①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可是公元203 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公元208 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俘虏朝廷的影响。公元212 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臣的殊荣。213 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 年他又得到了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195 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子。215 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 年又给他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于220 年3 月15 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②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214 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219 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①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211 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他拿了下来；在214 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215 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
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50余年。②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218 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219 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的美梦。③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220 年11—12 月）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 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①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213 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在11 月的下半月和12 月10 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220 年12月11 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②直接的后果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181—234 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221 年5 月15 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
兼论汉朝灭亡的原因在制度创新滞后1959年2月，郭沫若借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提出了重新全面评价曹操历史功绩的观点，此为该年全国学界热衷于替曹操翻案之滥觞○1。郭氏“拨乱反正”、“翻案” 之遗风流披学界，以致群起竞相仿效，愈演愈烈，至今不衰。而这种翻案风的流弊，则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固然不免会败坏史学之精神。有人专替历史罪人翻案，譬如隋炀帝、汪精卫，评价他们功大于过；有人常以打倒英雄人物为能事，否定其历史功绩。某些翻案文章的作者，或能名噪一时，但终将会被后人当作小丑而钉上耻辱柱的。曹操头上的奸臣 “高帽子”被摘掉，并被现代学术界尊为一代枭雄，首先还得归功于陈寅恪先生。1956年，《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刊登有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2一文，早就一反前人陈说，表彰曹操为“旷世之枭杰”，远在郭沫若之前。旧史家尊刘汉为“正统”，因曹魏革汉鼎，取而代之，属于“篡”位，是“大逆不道”。曹操逝世后，儿子曹丕做了皇帝，父因子贵，于是被追封武帝。又因曹魏国祚日短，还来不及包装政权的 “正统”性，即被司马氏晋所取代，所以后世诅骂曹魏的人遍地皆是，不足为怪。汉代末年，政治腐败，体制崩溃，社会失序，民不聊生，动乱不断，盗贼蜂起。是什么原因使得汉朝体制失去鲜活的生机呢？说到底，是制度创新滞后，跟不上时代形势，即汉代察举制度已经失去了更新体制的能力，沦丧为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社会的工具。汉代的察举制度，在汉文帝至武帝期间初步形成。有人说是“选举”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推荐制度，即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考察、选拔人才，按照一定的科目如孝廉、贤良方正、秀才等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政府推荐合乎相应标准的人才，经过适当的考核，授予官职。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与后代的科举制度相比，汉代察举制度没有与学校教育紧密起来；察举为主，考试为辅，先选拔后考核，即使经过策试也只有高下之别；没有设立选官的专门机构和专职官员；入仕、铨选、升迁、考课等常常混为一体。它似乎很缺乏现实客观操作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流弊，譬如出现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滥用职权等现象。这样一来，必将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进而发展为各种门阀士族集团。所有的这些弊端都危害到汉代选官制度本身的、原初的相对开放性和相对公正性，使面向一切吏民中贤者的察举制度制度最终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3儒家思想是察举制度得以施行的指导思想。
察举制度实行的初期，通过它获得官职的士人，或许还可能真具有高尚的品德或真才实学。但发展到后来，尤其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察举制度的实施，所“选举”出来的士人，往往名不副实。正如《抱朴子·审举》所批评的：“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士人弄虚作假，“高蹈”儒家仁义，即可获得官职实现价值。也许是一种嘲讽，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卑鄙无耻，竟然都以儒家仁义来标榜自己。当然，这种现象引起了有志之士的集体反抗。东汉时期，士林出现了一股超越世俗、不求入仕的清议风气。“东汉尚名节”，它是对当时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察举制度的反动。据陈寅恪先生说法，清议的要旨是人伦鉴识○4。这种风气中洋溢着一种近乎教条的理想主义，士人高悬绝对的非实用的价值观，以此来来抗拒世俗社会的侵蚀，批判世俗社会非文化的倾向，独占思想与知识话语的权威，并与邪恶的既得利益集团划清界限○5。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当时士人不但在对自己人格甚为苛求，对他人也异常苛求，激扬名声，评论是非得失，斥骂权势和奸佞，追求正义与公正。于是，士林上下，“婞直之风”愈演愈烈。先是有人近乎洁癖地标榜仁义不求“显名”和获利，坚持“以义取是”， 反对“同志” ○6，追求个性主义，甚至于拒绝推举征辟○7。而到后来，士人们如张芝、郭太、赵晔等人持“不合作主义”，干脆拒绝朝廷的“有道”等名目的表彰和推举，一时被士林称为“有道”○8。士林清议风气最终还是引起了朝廷的镇压。东汉桓帝延熹九年（西元166），清议之风遇到第一次党锢之祸，不少清议士人被逮捕和遭到迫害。几年之后，士林又以若干名士为中心，重整旗鼓，以理想主义评价人伦，推戴出自己的领袖人物，并以这些知识阶层自己的精神权威来对抗世俗社会的政治权威○9。于是，汉灵帝建宁三年（西元169），清议士人们又一次遭遇镇压与逮捕。士人“清议”人伦，不但无法救治当时的社会弊病，反而遭来杀身之祸。看来，只有逃避现实，归本老庄，转入山林讨论抽象的玄理，做“清谈”家了。要真想救治社会弊病，惟有采用极为反动的手段，起义推翻旧政权，打倒既得利益集团，重新分割利益和制定游戏规则。东汉末年出现的《太平清领书》，正是某些士人假托神灵，挽救统治危机的改良主义著作。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提倡“道义”
，正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一种反动。而太平道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起义，则不失为一种极端的反动。据陈寅恪先生说法，魏晋以来清谈的风气，郭泰开其端绪，阮籍成其风派。魏晋两朝清谈一般分作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的后期。前期的清谈是当时政治上的实际事情，与其时的士人的出处进退关系甚为密切，即士人藉此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问题。后期的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除可作语言文字学的材料外，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意义，是当时士人换取名士身份的谈资，以致最终误国误民族。前期的清谈是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纯为实际性质，是当时政治党系之消长的体现。“四本论”当时的大问题。《世说新语·文学类》中说：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笔者注：嵇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11刘注云：《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12陈寅恪先生说，《世说新语·文学类》此条刘注是前期清谈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充他早年撰写《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东汉中晚期，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的阉宦（太监），一为外廷的士大夫。阉宦的出身大多为寒族，又不信仰儒家，即所谓“乞匄携养”之类○13。而主要的士大夫，他们的出身多数为地方豪族，间或也有小族，绝大多数是儒家的信徒。因此，这些人想求学的话，则跟从硕儒学习经书；或者游学京师，从学太学的博士。他们的为人处世，则因有孝友礼法的美名被宗族乡里的同人称颂。然后再被州郡牧守京师公卿“选举”出来，最终仕途通达，名声显赫一时。士大夫信仰儒家思想，那么他们的行为自然合乎儒家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事实上，《小戴礼记》里的《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的学说，就是东汉中晚期士大夫自命为他们的生活实际的表现。阅读《后汉书·党锢传》及有关资料，即发现许多的例证。在西汉初中期，《大学》里所的，不过是当时儒生的理想，并非现实境界。但到东汉末期，士大夫推尊儒家经义，贵仁孝；而阉宦则崇尚文学辞赋，重智术。可能是二者渊源已异，其演变所致，当然大相径庭。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的代表，晋则是外廷士大夫阶级的代表。所以魏晋的兴亡递嬗本是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的竞争胜败问题。史学家如果仅
以曹魏、司马晋两姓的关系描述这段历史，那么则无法阐明史事的真相。东汉末年士大夫阶级的代表袁绍，凭资历和门望，远超过阉宦阶级的代表曹操。但在官渡一战中，曹操打败袁绍。于是士大夫阶级不得不委曲求全，暂时与曹操合作，但他们时刻想着要乘机恢复过去的地位。司马懿老寿久存，一家人都坚韧阴毒， 才能又胜于东汉末年迂腐无能的儒家信徒。因此，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司马氏家族，又从阉宦阶级手中夺回了政权。这是曹操始未料及的事情。陈寅恪先生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自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14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西元155），逝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西元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祖父曹腾是中常侍，阉宦，父亲是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即所谓“乞匄携养”。曹操从小就很机警，喜欢玩弄权术和使诈，“任侠放荡，不治行业”○15，“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16等，表明他并不以儒学为务，与士大夫阶级服膺儒教不同。阉宦阶级的代表曹操，执政时实行的政策，多为摧破汉代儒家的传统和纠正社会的流弊。或者说，如果曹操想重建社会秩序的话，必须实行一对汉代的“反动”政策。东汉儒家豪族尚奢侈，败坏士风。曹操强调“务以俭率人”○17，即使亲信宠贵也不敢不以励行廉节。曹操的后宫也甚为节约○18，据说，他曾看见儿子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以违反制度规定为由赐死了她○19。汉代“选举”人才是以儒家道德教义为标准的，而曹操一反其陈制，颁布求才三令——提倡唯才是举，这实际是对察举制度的一大反动。《三国志》一《武帝纪》云：（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
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裴注引《魏书》曰：）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东汉外廷之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农杨氏之类，则他们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也可用来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而这些道德方法都出于儒家的教义，所谓“禹贡治水”，“春秋决狱”，以及“通经致用”，“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者，无不是对儒家道德来说的。凡是士大夫一生的为人处世，是不得志，还是仕途得意，他们的所说所行都不能违反逃离这些范围，或违反这些标准。这些范围即家族乡里，这些标准即仁孝廉让。用这些范围标准为本为体，推广至治民治军，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也。曹操求才三令，大意是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背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这是明白宣告既得利益集团的儒家豪族自古以来所遵率的金科玉律已经完全破产。由此推之，则东汉以来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汉代察举制度的标准儒学，也失去依据了。所以曹操的求才三令，并非仅仅是一时求才的意思，实际上标明了他的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变革。陈寅恪先生说，顾炎武议论到曹操这些问题，虽然极为骇叹，但他还是没有明白曹操当时之隐秘。盖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的地位。如果不对此不两立的教义，摧毁廓清，从理论上找不到他立足的合法依据，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的袁氏等相竞争。这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与此相同的，即是曹党，与此相异的，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前面已经讲到，弊病丛生的察举制度下“选举”出来的人才名不副实。而在地方官征辟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某些人可能采用种种不法手段，使地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而背负污秽之名。这种庸劣驱逐贤良的行为，导致最终通过制度“选举”出来的人才全是庸劣，人才素质整体下降，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儒家豪族虽
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裴注引《魏书》曰：）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东汉外廷之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农杨氏之类，则他们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也可用来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而这些道德方法都出于儒家的教义，所谓“禹贡治水”，“春秋决狱”，以及“通经致用”，“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者，无不是对儒家道德来说的。凡是士大夫一生的为人处世，是不得志，还是仕途得意，他们的所说所行都不能违反逃离这些范围，或违反这些标准。这些范围即家族乡里，这些标准即仁孝廉让。用这些范围标准为本为体，推广至治民治军，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也。曹操求才三令，大意是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背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这是明白宣告既得利益集团的儒家豪族自古以来所遵率的金科玉律已经完全破产。由此推之，则东汉以来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汉代察举制度的标准儒学，也失去依据了。所以曹操的求才三令，并非仅仅是一时求才的意思，实际上标明了他的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变革。陈寅恪先生说，顾炎武议论到曹操这些问题，虽然极为骇叹，但他还是没有明白曹操当时之隐秘。盖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的地位。如果不对此不两立的教义，摧毁廓清，从理论上找不到他立足的合法依据，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的袁氏等相竞争。这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与此相同的，即是曹党，与此相异的，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前面已经讲到，弊病丛生的察举制度下“选举”出来的人才名不副实。而在地方官征辟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某些人可能采用种种不法手段，使地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而背负污秽之名。这种庸劣驱逐贤良的行为，导致最终通过制度“选举”出来的人才全是庸劣，人才素质整体下降，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儒家豪族虽
虽然口称仁孝廉让，实际上尽是庸劣迂腐之辈，无任何真才实学。可那些真有才华的寒族士大夫，却察举制度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无法进身仕途，实现自己的价值。曹操或许看到了这种局面，革新制度，扶植寒族士大夫。用今天的话说来，叫“制度创新”。 浅谈汉朝灭亡（上）——西汉 以前码过有关明朝和秦朝灭亡的帖子，又对于各个朝代灭亡的原因特别感兴趣，继续对于下面的朝代灭亡的原因探讨一二。因为个人志大才疏，水平有限，其中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其他人扔砖头批评指正。以期抛砖引玉，不胜感激之至！ 先从古风一篇说起，如下：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中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哀哉献帝绍海宇，红轮西坠咸池傍！何进无谋中贵乱，凉州董卓居朝堂。 王允定计诛逆党，李傕郭汜兴刀枪；四方盗贼如蚁聚，六合奸雄皆鹰扬。 孙坚孙策起江左，袁绍袁术兴河梁；刘焉父子据巴蜀，刘表军旅屯荆襄。 张燕张鲁霸南郑，马腾韩遂守西凉；陶谦张绣公孙瓒，各逞雄才占一方。 曹操专权居相府，牢笼英俊用文武；威挟天子令诸侯，总领貔貅镇中土。 楼桑玄德本皇孙，义结关张愿扶主；东西奔走恨无家，将寡兵微作羁旅。 南阳三顾情何深，卧龙一见分寰宇；先取荆州后取川，霸业图王在天府。 呜呼三载逝升遐，白帝托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 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 钟会邓艾分兵进，汉室江山尽属曹。丕睿芳髦才及奂，司马又将天下交。 受禅台前云雾起，石头城下无波涛；陈留归命与安乐，王侯公爵从根苗。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上，最值得国人自豪的朝代应该有两个：汉朝和唐朝，雄魂气魄，在当时无论是科技文明和军事武功无一不领先世界水平。所以现在许多中国人多以“汉唐盛世”为骄傲。然而象这样的辉煌盛世却没有逃脱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顽疾绝症，一个王朝灭亡首先是从政治上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说是取决于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问题，皇帝贤明与否决定一个王朝的气数和存亡时间长短；历朝历代概莫能外。一个名君较多的朝代往往国运长久，反之一个再强盛的朝代经不过连续几个昏君的瞎胡闹，天下基本上也在胡闹的过程中丢
失了。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剑开创了汉朝的基业，亲眼目睹了起义军颠覆秦朝的强大力量。（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借鉴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废除了秦朝的苛政，实行黄老清净无为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下面的惠帝萧规曹随，在施政上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后来的文帝和景帝更是开创了历史上有名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武帝在前几代人的综合国力积累下军事扬威异域，大败匈奴。一般说来“富不过三代”同理也是如此，连续出现三代名君的机会很少。历史上只有出现2次这样的机会，其中第一次就出现在西汉——文帝、景帝、武帝。另一次出现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而其他多数则是老子英雄儿子熊蛋，象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等等无一例外；后代的才能与前辈相差太远。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直接是个白痴，居然以后也即位做了皇帝。这样的朝廷不亡的话简直就是没天理了。而西汉从元帝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元帝刘奭由于自己优柔寡断、柔弱无能，对朝中的奸佞小人无可奈何，再加上他体弱多病，不能亲政，因此，被所宠信重用的宦官弘恭、石显和奸臣史高利用，导致朝政腐败、奸佞当道，贤能忠臣遭受迫害。可以说，汉元帝开了西汉末年宦官专政的恶例。不但如此，汉元帝即位后封王政君为皇后，又大封王氏族人为侯，结果皇后王氏家族有10人封侯，5人当大司马，势力极度膨胀，又为后来外戚专政篡位种下了祸根。 王政君就是最终篡夺西汉政权的王莽的姑母。西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与它的外戚政治有莫大关系。外戚在西汉长期专政，是皇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就在高祖死后专权，几乎要让江山改姓，若不是被意外铲除，西汉的历史，也许比秦朝长不了多少。以后景帝时的窦婴，武帝时的田蚡、卫青、霍去病，昭帝时的上官桀、霍光，宣帝时的史高，元帝时的许嘉，莫不如此专权。 元帝死后，成帝即位，由于成帝只知追求淫乐，朝政大权遂逐渐被外戚太后王氏一家掌握。当时王氏国舅五人同日封侯，老大王凤官居大司马大将军，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也是从这时开始跻身朝廷并逐渐跻身统治阶级上层。成帝在位期间，不纳忠言，专听奸佞，结果导致朝政腐败，民怨载道。饿死于道者数以百万计。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 等哀帝即位时，王莽任大司马录尚书事，从此取得最高行政实权。至哀帝末年，王莽更成为权倾天下的重臣。汉哀帝死后无子，皇位便由汉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刘衎继承，此即汉平帝。汉平帝刘衎继位时
年仅9岁，只是个傀儡皇帝，一切朝政大权均由外戚大司马王莽控制。西汉王朝已名存实亡。 王莽是个极有野心而又长于权术的人物，他执政之初很注意谦让、公正、廉洁，以此争取民心，因此在当时搏得了很高的声望。为了篡位方便，王莽将平帝母子分开，并杀尽平帝舅家卫氏，以防与他争权。公元5年，平帝已经14岁了。这位少年皇帝看穿了王莽伪君子的真面目，又知道了卫氏家族受害的实情，故而对王莽心生怨恨。王莽担心平帝成人之后难以对付，便于十二月将平帝刘衎在酒中下毒毒死。 王莽毒杀平帝后，见篡位时机尚未成熟，又于公元6年春拥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少帝，此即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孺子婴。 孺子婴是汉宣帝的玄孙，广成侯刘显的儿子。他即位时，由王莽摄政，改年号为"居摄"。不久，王莽自称"假皇帝"，就是代理皇帝的意思。 两年之后，也即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暴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公然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新"，废少帝刘婴为安定公。西汉厚重的历史帷幕终于闭幕了。西汉灭亡的重要责任，其实就是最后元帝、成帝、哀帝连续几代人昏庸无道的“杰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汉王朝皇权慢慢旁落到外戚的手里，最后在外戚手里完成了改朝换代。当王莽篡位的时候，曾经向他的姑母元帝皇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玉玺，在这个时候元帝皇后后悔也已经晚了，没想到自己辛苦栽培的侄子居然篡了汉朝的位。玉玺当时不舍得交出来，推辞要给自己陪葬，最后还是被迫交出来了；把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玉玺狠狠的扔在地上，玉玺被崩去了一个角。汉朝天下舍得送给自己的侄子，而玉玺却舍不得，真是妇人之见啊！ 王莽篡夺西汉政权之后，由于施政改革失误，不切合当时的社会形式。很快民心丧尽，西汉皇室成员刘秀趁机起兵，在绿林、赤眉起义军的协助下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朝，夺得帝位。建都洛阳，年号建武，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朝，洛阳在西安的东边，因此史家称之为东汉。这就是所谓的：“光武中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西汉后期，政局动荡。外戚 王莽 在 8年 夺取政权，建立 新朝 ，西汉灭亡。我国有句古话“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这就说明了不少问题，另外还有一句话“天下未叛，而士大夫先叛”这也是说汉朝灭亡的原因。 汉朝的灭亡主要因素是内在的。他的统治走向末路主要是因为，统治的基础被统治集团自身破坏了。自己赖以建立的价值观被自己否定了。东汉，亡国还需要战略。中国任何一个
朝代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愿意自己亡国，可偏偏每一个王朝都 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 立国的君主能够精励图治，反省前朝的策略失误，制定合适的政策，他们的国 家出现过一段时期内的安定和繁荣。在天下安定的时候，说以后的君主毫无觉悟执 行灭亡自己国家的战略，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尤其是像东汉这样有着相当完善政治体制的朝代。 然而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中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君主们的"不懈努 力"。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权力制度。 汉朝任用人才制度很特别，可以说是"以德治国"。基本上是由地方上推荐"孝廉 "、"贤良方正"、"至孝"、"有道"等等道德典范做官。（唐朝的科举制也是如此，科 举制考的是八股文，学的是孔子。孔子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仁"，国家选取的都是 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才作为官员，不也是"以德治国"吗？） 然而治国需要的是有治国才能的人，而不是道德专家。尽管这样的人才录用制 度虽然有偏差，却也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机会。一方面避免人才将聪明才智发挥到不 利于国家的地方，另一方面使国家集中了大量的才智之士，也可算是精英政治。 但是，权力分配是封建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各个权力集团为了利益内讧，将 人才的智慧都浪费在了勾心斗角上面，治国早已无从谈起，齐心协力也成了空话。 留给老百姓的只是无尽的悲惨命运。 东汉13个皇帝中，只有2个是以成年继位。其余的不是小孩就是婴儿（难以 想象中国人竟然能认同这样的最高统治者）。 这个时候，朝中以皇太后最有发言权，很自然的，皇太后就找自己的亲戚帮忙 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汉朝为患巨大的"外戚"成因。 皇帝总是要长大的，长大了之后就要拿回权力。而"外戚"把持朝政，掌握兵权， 不可一世。皇帝又能信任谁？自己的亲戚都靠不住了，当然只能是身边的"宦官"。 于是，"外戚"和"宦官"交替斗争，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打击对手。富国强 民的事情，根本就没在考虑之中。 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皇帝看不到这一点，很相 信宦官是为了自己。（人们总是习惯于信任自己愿意信任的人，而不是值得信任的 人。） 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亲信的任用制度，他们相互之间争夺利益，使得对国家的危 害加剧。后世各朝各代亡国原因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治国不是靠亲信就能治得 好的。 可笑的是，外戚和宦官离开皇权，根本就是无水之鱼。他们的确可以凭借天子 的支持、可以假借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他们往往自以为大权在握，得意
形。却 不知道天子一旦失势或者死去，他们就权力尽失。中国历史上不乏气焰嚣张、权倾 一时的宦官，可是他们离开皇帝这个后台，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被杀掉了。 外戚和宦官之争，至少还使得权力集中在了中央。但是在多年的天灾人祸，导 致了黄巾之乱的爆发，中央政府无力应对，不得不号召各地豪强自行组织武装力量 平乱。 于是，各地豪强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权力慢慢从中央转到了地方。隐患因此 埋下。 在各地诸侯的努力下，误国的宦官已经被整肃，黄巾之乱也差不多平息，挟天 子的枭雄董卓也被杀死。按道理应该是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到来。 然而这才是乱世的开始。 很快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汉室从此陷入万丈深渊，永远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汉朝就这样的走向了灭亡。 权力制度在中国很奇特，不能说没有制约。其实权力无论是在外戚还是在宦官， 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 一种相互制约的方式。只是这种"权力制约"的出发点 与今天的"权力平衡"完全不同，前者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后者是建立在人权和 平等的基础上，所造成的结果自然谬以千里。汉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从以上也可以窥一斑而思全豹。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是汉末皇帝被佞臣蒙蔽，不了解天下实情，也无实权。二是政以贿成，有权者卖官鬻爵，贪污索贿，买官者得逞后更是变本加厉，致使谬种流传。三是公道正义难寻，无权者，无论你有多大功劳，多么德才兼备，如果没有靠山可仪仗，没有金钱去贿赂，就不要争公道，要正义。除非你有改天换地的能力与魄力,否则,等待你的只能是南下北漂,东躲西逃。四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百姓涂炭，民不聊生。据有关资料：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和瘟疫流行，全国人口竟然减少了3/4，中国大地只剩1100万人口。前二条是因，后二条是果。由此看来,在汉末,公道正义已不复存在,汉朝不亡,天理难容。是否可以这样说：汉朝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灭亡的原因在于腐败，至少，腐败是造成汉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汉代的灭亡公元168 年的危机汉灵帝的统治（公元168—189 年）一开始就遇着危机。宦官们感到因前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丧失了权力，他们拚命地要想夺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们骄狂自信，反应过于缓慢。灵帝的选择公元168 年1 月25 日，桓帝（公元146—168 年在位）驾崩，无指定的继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窦后（死于
于公元172 年）被尊为皇太后，这就表明她有宣布敕令的权力，这时她不过20 岁左右。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应付这种局势。皇太后秘密地就询于她娘家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在这时就是他的父亲窦武，死于公元168 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条件选择一位皇位候选人。这位继承人应该是皇家刘氏的男性青年；可从章帝（公元75—88 年在位）的血裔中选出一人；因为章帝一系是刘家嫡系宗支。为了确保候选人获得支持，窦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韪，召集了一个至少有八人的会议：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团的利益。窦家的代表有窦武本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儿。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约死于公元180 年），即尊贵的袁家的最资深的代表；官僚阶层的代表是周景（死于公元168 年），此人为太尉，官居百僚之长。宫廷方面的代表为刘儵（死于公元168 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记载，或为郎中，或为侍中。最后一人为宦者曹节（死于公元181 年），在此以前此人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无疑他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据记载，是刘儵曾提议以解渎亭第三代侯刘宏继位：他是章帝的玄孙，其时只有十一、二岁。解渎亭在首都洛阳东北约500 英里处，自公元132 年以来解渎亭侯家居此地已36 年。刘儵即出身于此地，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议的原故。解渎亭侯不大可能到过京师，也不大可能与窦武有旧。刘儵的提议被窦武所接受，后者便据之以上奏皇太后。窦太后同意之后就发布了一道诏旨，其文曰：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之质??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①刘宏即历史上的汉灵帝。曹节——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刘儵随带千余宦者和先皇禁军被派往解渎奉迎当选嗣君来京师。路上往返约需时半月有余，其间，即在1 月30 日，窦武已被他的女儿晋封为大将军。这个职位通常授与太后家中的长者，但并无军事实权。 也正是在这个君位出缺期间，发生了一些有关已故皇帝的后宫的事件。②皇太后原来并不得桓帝之宠，她是高级官员们强迫桓帝立为皇后的。桓帝有九个宠幸贵人，现在当然要听太后的摆布了。她杀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因两个太监的强烈说情而贷其一死。这八名贵人和后宫其余诸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她们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几名妃子或许是到了窦武的家中，不过无论如何，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一些流言就是这样说的。2 月16 日，当选皇帝的扈从到达洛阳城门，在这里遇上了
窦武。①窦武和曹节把这个男童新皇帝介绍给了朝臣，第二天便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典礼中发布了两道国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时代起即已成为窦武政治斗争中老盟友的陈蕃（约公元90—168 年）被授予太傅之职。其二，陈蕃、窦武和另一有过光辉经历的政治家胡广（公元91—172 年）集体地“参录尚书事”，因而他们成了摄政上的三驾马车；这在汉代是屡见不鲜的。权力的争夺这种种安排似乎对有关各方都是满意的，在2 月余下的日子，3 月、4月、5 月及6 月初都无大事可记，只有仪礼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极和告庙（分别到前汉和后汉宗庙祭告）。可是，各种相互敌对的力量已分别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响。年轻的皇帝从解渎带来了他的乳母和几名贴身随侍，这些人被他称为女尚书。这个集团和宦官们希望得到恩赏和官职，但窦武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显然，解渎亭集团和宦官们在最初时期比窦武所获更多，因为据说中常侍曹节与上乳母赵娆求谄于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谏，不许。”②可是，窦武和陈蕃所激烈抱怨的关于封赏偏于一方之言，并无事实证据。我们只知道刘儵的情况，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来被一名宦官侯览（死于172 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这是得到皇帝默许的。①6 月10 日，新皇帝的祖父、祖母和父亲都追尊有皇位称号；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渎亭的母亲，既未迎养于京师，也未给予尊号。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太后插了一手，因为她不愿意处在一个宫廷内有两位皇太后的尴尬境地。窦武和陈蕃开始讨论他们所耽心的事，而陈蕃建议采取断然手段。在他看来，所有宦官应予剿灭。他显然费了一点时间使窦武同意这个方案，而且与此同时，后者获准了几起重要的任命来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亲附被任命为尚书令，并能指望卫戍京师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诚拥护。或许作为对宦官的一种威胁姿态，他指定在桓帝时代的斗争中一些受过宦官之害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从。 6 月13 日日蚀，陈蕃抓住了这个有灾异的征兆催促窦武见机行事。③他不满解渎亭集团和宦官的势力。窦武决定行动起来：他上疏朝廷请尽诛宦者，控诉他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绝了斩尽杀绝一切宦官的意见；反之，她却交出了那两名在年初曾劝阻她不要杀害那八名先帝后宫贵人的宦官。现在已经摊了牌，看来窦武在最初占有优势。8 月8 日，无疑地是期待已久的封赏给予了窦武父子、窦武的诸侄、袁逢、
曹节以及其他四名因拥立新帝有功的人。窦武的一个侄子负责统率一部常备军，使站在窦武一边的军队增加到两部。但是陈蕃尚未满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压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强烈地上疏指责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览和曹节，——和解渎亭集团共为叛逆。朝廷为之震动，而太后又一次拒绝交出这些罪犯。结果发生了对峙的僵局，窦武也动摇了。熟于灾祥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这又是催促着行动起来的讯号。刘瑜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宦官们说的。太白星之变异大约发生在8 月份或10 月初。①窦武和陈蕃必然已得出结论，即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们想另辟门径试一试。如果宦官们被指控犯有具体罪行，要拘捕他们就不会很困难。为此目的，窦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进了京师的民政和司法机构，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为要害部门的黄门令（即宦官的头头），因此在宫内取得了立足点。到了10 月底的时候，事情急转直下。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新的黄门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讯，直到他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于公元179 年）才罢休。这时值得注意的是，窦武和陈蕃显然各有自己的盘算。陈蕃要立即处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窦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词，免了他一死。危机黄门令山冰马上写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10 月24—25 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这奏疏送进了宫内。不论是窦武也不论是陈蕃，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事情发生了使他们吃惊的大转变。当奏疏带进宫内时（无疑地是为了赶上早朝的时间），宦官们在稍事迟疑之后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份奏疏；他们很震惊，因为要点名拘捕这么多宦官。于是，有17 名宦官对天起誓要诛杀窦武。他们“歃血为盟”，并向上苍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①曹节其时已经醒来；他把年轻的皇帝护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一柄剑，让他的乳母陪伴着他。曹节关闭了宫门之后，强迫尚书台的官员们在刺 灵帝时代（公元168—189 年）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官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
时期。公元189 年5 月的宫廷在汉灵帝末年，即公元189 年5 月，宫廷里最令人生畏的两个女人是皇帝的母亲和妻子，而这两个女人之间又颇生龃龉。当窦武的危机过去以后，太后被幽禁于南宫，新皇帝马上派人去把他母亲迎到洛阳来住。他在公元169年初给了她正式的皇家称号，而她作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 年）也恢复了对她儿子的巨大影响。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 年）本为屠夫之女，被买进了后宫；公元176 年她生了她的第一个皇子，名刘辩（公元176—190 年）。①这使她在公元181 年被封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嫔也生了一个儿子，她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稳，所以惊惶万分。这第二个儿子及其母亲王美人（死于公元181 年）便构成了对皇后母子的威胁。因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废后而立王美人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这第二个儿子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做刘协（公元181—234 年），意即“此子似我”。为了先发制人，皇后鸩杀了王美人。但是，这个孩子摆脱了皇后的掌握，而由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抚养。当愤怒的灵帝准备废黜皇后时，太监们劝阻了他。②于是，这两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统。如果是长子继承大位，皇后就会自动地变成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就使她会在未来年代中继续掌权。如果是幼子登极，皇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继续过若干年有权有势的生活。可是事实上，直到他在公元189 年5 月13 日死去的那一天，灵帝也未能决定究竟立谁为太子，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了起来。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此人已任票骑将军之职，统率约千余人的兵力。何皇后则倚仗她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 年）；从公元184 年起他即官拜大将军。这个职位使他在国家紧急时拥有政治大权，但没有实际的兵可带。皇后的另一异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 年）也位至车骑将军，官阶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确实有部队的。①灵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时不很得人心。他从公元159 年起过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当官的和想当官的人的不满；这些人都自视比宦官及其盟友们“清高”，骂他们为“恶浊下流”。反对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飞来，又发生了几件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们生死存亡的问题 上朝廷已被认为无能为力。公元167 年，太学的学生们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官吏们竟然骚动到使朝廷认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可。在政治哲学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
程度抨击当时的秕政。在灵帝时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进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称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192年）说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公元190 年，灵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说成“无功德”而除了庙号；②至于灵帝，则自始就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个庙号。他在位期间，至少人们有一次策划要以刘家其他成员来替换他，而且他必须忍受目睹在中国各地有四个人先后称帝对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 年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 年在洛阳本地；一次是公元187 年在北方；一次是公元188 年在西部地区）。③公元184 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千百万农民群众相信：汉朝的气数已尽，农民应该拿起武器来推翻汉王朝，开创一个幸福康乐的新纪元。这就是头裹黄布为号的黄巾军叛乱：它虽早在公元185 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烬，至公元189 年5 月间犹历历在目。军事组织黄巾叛乱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军事组织方面。第一，汉朝有正式常备军五营，此即公元168 年拒绝援助窦武的那支部队。现在不清楚的是，189 年5月这支部队是怎样部署的；它可能有几支人马已派往叛军起事的各处。所有这些叛乱多多少少地无一不是公元184 年黄巾起事的结果。 ①当黄巾叛乱爆发时，朝廷匆忙地给派往战场平定叛乱的军人创造新的名号。在那5 年战乱期间，有些封号废除了，但在189 年5 月间还有许多封号和人物并不适应常备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便是。他的封号几乎是黄巾起事的消息到达京师的那天给予他的。虽然他在平叛中并未起过作用，但叛乱平息之后这封号仍未收回。还有一个“票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帝母亲的侄子。车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后的另一个异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189 年5 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将军。其一是册封的后将军表隗（死于190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②另外两人为前将军和左将军：他们都被派往帝国的东部去平叛。这六个将军封号都偏离了常规做法，而且有几种封号自150年前的光武复辟战争以后一直未曾启用。它们之得以恢复不仅是对于无休无止的叛乱的反应，也是为了满足那两位外戚家属成员的野心。大将军的头衔曾在公元168 年给窦武封过短暂的几个月，它倒是屡见不鲜的事。在何进之前曾有六名官员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 余都在与宫廷的斗争中死于非命。①显然，有几位大将军同皇帝之间有利害冲突，这在何进也不例外。公元188 年以前，大将军
军事实上是给予平民的最高头衔（太傅除外），而何进在危急时期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制服朝廷和宦官。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故，灵帝于公元188 年9 月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即任命了一名宦官来做一支崭新的军队的上军校尉。这位上军校尉蹇硕（死于公元189 年）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大将军亦被置于其麾下。②这支新部队被称为西园军，表面上是说皇帝因害怕黄巾才建立的。在这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其中有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阴谋搞垮窦武的曹节在公元169 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180 年又出任此职达五个月。另一名宦者在186 年也做了四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军校尉。公元188 年11 月21 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①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公元188 年12 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它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公元189 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对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钱来买动。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实的软弱无能。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董卓被召回京师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 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② 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169—184 年）灵帝在位20 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
组织中去的。 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宫里取得地位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经过考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①公元189 年5 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侯览已在公元172 年自裁，王甫在179 年死于狱中，曹节在181 年以寿终。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189 年）；一为在公元186 年做过4 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189 年）；一为张让（死于公元189 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灵帝称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179 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②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给他们的义子干儿。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公元126 年，19 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125—144 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 年，5 名宦官（另有7 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 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168 年，18 名宦官因帮忙翦除窦武和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 年，12 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而受勋；公元185 年，12 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 年这12 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③公元175 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也都交由宦官担任。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元175 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自公元175 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①可是，比起因为公元169—184 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 年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这个冲突此时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
。有8 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不利于皇帝，而当这8 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锢，永不录用。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 外。②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166—167 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公元176 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公元179 年随着侯览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184 年黄巾军起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①可是与此同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14 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胀至2000 人。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另一方的宦官之间。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185 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立。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责对方。最后那12 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公元171 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184 年告诉皇帝：由于那12 名宦官的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彼此斗法。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12 名活着的宦官身上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们看到，那12 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②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
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权力。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 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172 年，王甫伺机报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12 名宦者受封。①公元179 年，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4 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181 年，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 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②公元189 年5 月官僚体制的状况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 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180 年新建了三处皇家苑囿，181 年建立了御厩，183 年建立了圃囿署。③这些新机构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172 年，未任命继任人选。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168 年10 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171 年已经到了法定年龄。①因此，在189 年5 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178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
②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70 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③在从前，即在公元109 年和161 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元178 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 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钱1000 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 万；而在约100 个左右的郡守中，一个职位得花2000 万钱。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185 年，崔烈（死于公元192 年）以五百万买得了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公元187 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185 年为了建宫殿以每亩（约0.113 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184 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元182 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
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194 年）在公元188 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②做汉朝三公之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原因。一个是从公元169 年直到184 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长期的空缺。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176 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 178 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172 年，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 年曾经让一位朝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 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
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者。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 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①不管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 年5 月13 日停止呼吸时，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 英里处。叛乱与战争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 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②这特别是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 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他们。③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 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长城里面。④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177 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①羌人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 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汉
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公元185 年和187 年）。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地区，但在公元189 年3 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强赢得了一次胜利。②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 年后才把他赶走。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 至181 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 年和187 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①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 汉朝会掌权吗？②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③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
建立以后，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公元132 年。①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 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 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145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148、150、154、165、166、172、187 和188 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②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反侧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 年、161 年、178 年和188 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一个是在公元145 年，一个是在148 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③公元145 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 年有一位“太初皇帝”；165 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 年有一位“太上皇”：172 年有一位“阳明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 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死于公元184 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及身取代汉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 年起事，
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始之年。①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 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②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 年4 月3 日——于这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①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16 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必定爆发于公元184 年3 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 年4月1 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 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②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年2 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础。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③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 他自己的亲兵进行讨伐，因为朝廷自己的军队显然已无能为力了。黄巾叛乱对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影响已如上所述。公元188 年在今四川境内又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事，但是，虽然它的领袖自称黄巾，并且自封天子，西边的这一起叛乱同华东真正的黄巾军似无任何关联。①西川的叛乱也是靠私人军队去对付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促使朝廷改变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权资格的
州牧。如果不是这一次叛乱，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长的叛乱使得朝廷下决心任命州牧。公元187 年，一名汉人卸职官员使乌桓族几个头目相信汉人对待他们态度恶劣，因此劝他们起来造反，而让他本人来充当其领袖。这个前官员也自称天子，这时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 年4 月平息了事件，其时至灵帝之死只有几个星期。②汉灵帝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灵帝时期还有许多细情可谈。那时有地震、水旱之灾、蝗患、虫灾、疫疠以及雹灾。朝廷的对策就是实行大赦，减征税项，施药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现了日、月蚀和彗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变异：一匹马下了一个人婴；一名少女生了一个两头四臂的幼儿；植物忽然变为动物形象；雏鸡变成了公鸡；蛇、老虎和疯子潜身出入宫门。③在围绕着汉朝灭亡而出现的民间故事中，这些非常变异都当做汉王朝即将倾覆的预兆而被一一列举出来。建筑活动也不乏记载，虽然我们也同样经常地听到大火烧了宫殿，宫墙陡然倒塌。建了观象台；铸了四个铜人和四个铜钟；发行了新的钱币。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奇菌生，凤凰至，在黄巾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有材科说曾获得大丰收。有几个周边的外国来向中国的天子朝贡，以此证明他的教化对世界的影响。①可是，据说皇帝本人却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爱他们衣食、音乐、舞蹈和陈设。灵帝朝最重要的学者或许就是蔡邕（公元133—192 年），而最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在京师刻成和竖立了石经。这工程于公元175 年下令实施，183年完成，蔡邕是这一大项目的主要执行人。汉石经的残片至今仍然存在。②如果我们是比较地注意灵帝的世界，那是因为他的统治是汉朝治下最后的稳定时期。就是灵帝的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尚有所留恋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当灵帝在公元189 年5 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 王朝权力的崩溃使得汉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说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们屠杀了宦官，但丢掉了皇帝。董卓那时操纵着皇位继承权，但在东部则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由于这个压力，汉帝和董卓被迫西迁，但是，东方的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了七人。与此同时，董卓死了之后，汉帝飘泊无家，直到后来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手，后来他的儿子取代汉帝，自立为魏帝。他的两个对手也起而效尤称帝，
从此中国有40 年之久成为三国鼎峙之局。何氏掌权灵帝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化的时期，因此当他在公元189 年5 月死的时候，他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政府。不论由谁来继位，他都会成为各种权势利害冲突的焦点：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在这同时，人民中间对王朝的合法性疑虑丛生，因为这在宗教叛乱里面，特别是在黄巾叛乱之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谁应该继承灵帝？这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他的长子刘辩，13 岁；一个是他的幼子刘协，8 岁。前者为后党要立的对象，后者是灵帝之母的宠孙，而且上军校尉蹇硕有灵帝的付托之重。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 月15 日终由刘辩即皇帝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并且摄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 年），他与何太后之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一起共同掌握了尚书台。刘协被与蹇硕隔离开来，也封了王。蹇硕对形势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园军队的上军校尉，他试图把宦官们联合起来反对何进。此事泄了密；蹇硕被捕，并于5 月27 日被处死。他的军队统由何进归并指挥。①何氏家族这时控制了局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妇人先是丧失了她在宫内的居住权：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骑将军，在何进的压力下自杀了；最后是她丢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 月7 日忽然以忧愤卒。①虽然清除了政治对手，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宦官们的下场究竟怎样呢？在夏季这出戏拉开的时候，主要的参加者为四个人：一为袁绍（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园八校尉中的一个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员和宦官的敌人；二为何进，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虑皇太后——他的异母妹——的愿望，因此犹疑不定，延误了时日；三为太后本人，她不愿牺牲宦官，因为那样就会使她和皇帝两人成为何进和袁绍的实际上的俘虏；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们没有什么本钱，只有依靠他们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隐隐可见地还有徘徊不进的董卓，他正带着他的部队安营扎寨于京城西北80 英里之处。 公元168 年的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时窦武也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也同样地摇摆不定，也因此丢了性命。袁绍决定不让事态重演，他总是催促何进下手，要他记住窦武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失去时机。何进就来向太后进言，而他总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复，即对于宦官应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何进之弟何
苗及其母亲都接受了宦官的贿赂而帮他们说话；这便加强了太后不向何进让步的决心。①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杀宦官直到此时为止，情况就好像是窦武危机的重演，但正是这个时候，袁绍搬进了一个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认为必须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碍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变主意，就需要有军队。得到何进的同意，袁绍召唤了几支私人军队的指挥官向京城进发。何进自己却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召调驻守在京师东北80 英里的前将军董卓开进洛阳。②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马前往京畿乡村，下令烧杀抢掠。城内已能望见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罢斥宦官。何进的兄弟甚至劝他应该与宦官讲和；因为难道何家的显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者才使他们的异母妹最初当上了皇后，而现在又当上了皇太后吗？何进又是举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进的军队，但董卓勉强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准了袁绍在京城内假节，专命立断；而袁绍则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军将轮番上奏以反对宦官。这种心理战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皇太后也确曾一度罢斥过宦官，但是，他们利用何家其他成员的影响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这就是公元189 年9 月22 日凌晨的局势。那天的早朝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使宦官们紧张不安：即本来称病在家的何进忽然上朝求见。太后与何进之间的谈话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线偷听了去，当他们得悉这和21 年前窦武上奏的内容一样，即何进要求处死一切宦官时，他们也和当年的宦官同样感到震惊。这一回也和21 年前一样，宦官又是依靠他们的临机应变之才、全体协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决定了事变的结局。太后坚决拒绝了何进的请求，而当何进离开皇宫的时候宦官们又叫他转来，说太后还有话要跟他谈。与此同时，他们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员和器械。当何进坐在地上等待其异母妹召见的时候，那位主要宦官张让，即帮助灵帝出点子敛钱的那个宦官，①马上为自己和全体宦官最后开脱罪责。他说，第一，帝国搞得乱七八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第二，在灵帝要于公元181 年废太后时是宦官挽救了她；总此以上原因，何氏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这是何进最后听到的一句话，因为他正在此时被砍下了头。接着，宦官们就撰旨罢黜袁绍。尚书们拒不奉诏，开始要求会见大将军。他们抛出了何进的头颅作答，显然是意在要他们屈服。现在大将军已死，但还有一个问题。与21 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师已无忠于宦官的将军和部队了。这或许是公元168 年和189 年之间最大的不同，因
此它对宦官来说是致命的。当何进的死讯传到袁家时，袁绍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杀掉那个被宦官任命来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军开向北宫。正在此时，袁绍的从弟袁术（死于公元199 年）已统兵向南宫，他便和守卫宫门的宦官发生了战斗。这一仗直打得夕阳西下，但袁术纵火烧宫门，企图用烟把宦官薰出来。①这一把火的效力比预期者大。不仅宦官们经由两宫之间的甬道逃往北宫，他们甚至带了他们仅有的保护伞：即他们带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异母弟刘协。可是，太后在混战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几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异母兄、并且据说是受雇于宦官的车骑将军刚在北宫的前面被杀，这是袁绍所默许的。这样，何氏家族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被灵帝称为“母亲”的赵忠作为太后之异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②战斗场面现在移到了北宫，宦官在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 月25 日，袁绍攻入宫中大院内，他叫他的士兵见宦官就斩尽杀绝，据说其数逾2000人。但是，他们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即宦官张让——却逃逸不见：张让挟带新皇帝两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黄河而去。另一队人马对张让穷追不舍。他们相遇于黄河岸边，最后张让纵身跳入黄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远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了。 ③董卓其人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9 月25 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然地回答他的问题。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①这个故事后来被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
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 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186—226 年）的 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190 年4 月4 日，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虽然它已有约150 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②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①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种能力，当皇帝在5 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②汉朝廷的消蚀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 年5 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③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
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 年5 月结了婚。 在这一年8 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196 年8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①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灵帝时（公元168—189 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是袁术（死于公元199 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144—208 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人孙策（公元175—200 年）。②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223 年），他的父亲在公元188 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184 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元125—144 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①在公元196 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190—215 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 年）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
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②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 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统治。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 年8 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196 年10 月16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在公元197 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199 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①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200 年在袁曹双方领土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②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25 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①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
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 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曹操的巩固（公元200—208 年）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在公元202 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206 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207 年，曹操甚至冒险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 将要中兴。①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可是公元203 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公元208 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俘虏朝廷的影响。公元212 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臣的殊荣。213 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 年他又得到了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195 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子。215 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 年又给他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于220 年3 月15 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②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214 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219 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①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211 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他拿了下来；在214 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215 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
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50余年。②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218 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219 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的美梦。③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220 年11—12 月）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 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①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213 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在11 月的下半月和12 月10 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220 年12月11 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②直接的后果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181—234 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221 年5 月15 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