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恒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6-3
本站发布时间：2010-6-3 8:23:43
阅读量：94次
当前人们很关注袁腾飞现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历史教学上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实际上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如何进行早就有争议，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引起争议，在3月1日又发表了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对该文进行反驳，但后续文章就很少了，好像当时的《冰点》周刊主编也遭到训诫，这事就不了了之。我后来就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找出来一看依然是有意义的。我是一个中学教师，但是教理科的，业余对历史比较喜欢，也常和教历史的教师谈一些看法。不少历史教师都是以能评上职称，能使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来组织教学。至于历史的真相，对历史的不同看法，都是次要的。这当然不能责怪教师，毕竟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来讲顺利领到工资是最大的事。正因为如此，袁老师能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能在“真”谈历史和做“吹鼓手”之间找到平衡，是值得赞扬的，作为同行，向他致敬。谎言总是要被戳穿的，就像泡沫一样，总是要破灭。真希望全国成千上万的历史教师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要耽误我们的后代。但也表示对沉默的理解。
这次贴出,我又做了较大修改：
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历史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在2006年1月11日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不到两个月，在2006年3月1日又发表了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下面简称《反帝》文)。该文评论前文“……其观点是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对青少年产生严重误导。”如此严肃批判一篇文章近年来是罕见的，但文章刊出后反响并不大。我没有看到1月11日的文章，仅就《反帝》文谈一下应该如何研究历史，又如何能做到以史为鉴。
记得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谈到：我们只是希望把过去的事情告诉大家，但道德家要用来规范社会风尚;政治家要用来巩固政权。(话的大意如此)我们分析一下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不难看出有这样两种出发点，一是对过去事情的考证与记录，也就是顾颉刚先生做的工作;二是由过去的事件(历史)“引申”出一种认识、一种看法、一种思想、一种意义……，较多的是给历史事件贴上“标签”，进行“归属”工作。前一种历史研究追求的是事件“真”与“伪”的区别，是就事论事，没有“对与错”、“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也没有历史的“意义”、“性质”等属性。而历史的“引申”涉及面极广，有对历史的认识，更多是将历史作为达到其它某种目的的“工具”。
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对历史真实情况的记述和考证也是十分困难的，同时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从历史事件中引申出任何结论都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而且这个结论是无法反驳倒的，也就是讲没有任何可证实性，对“引申”的争论可以无休止进行下去。《反帝》文写道“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国早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这一从历史中引出的结论有可证实的地方吗?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可以;或者是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都是指对历史的“引申”。人们研究历史，喋喋不休诉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从中引申出一些“东西”，并希望这些“东西”让别人接受，这可以讲是爱好历史人的常情。但一个严肃的历史工作者对历史事件应当认真记述和考证，而对于历史的“引申”应该保持低调，对别人的看法(“引申”)要“宽容”。一个历史教育工作者应该告诉青少年更多的历史事实，要把多种对历史的评价介绍给学生，全面多方位介绍历史，而不是对片面的东西肆意渲染，不负责任地拔高对历史的“引申”。真正的、严肃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更应该主要只是讲述、考证真实历史的工作，要认识到历史的“引申”已经谈不上是什么历史了，而是涉及到政治、哲学(认识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美国经历过内战，但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不是这段历史的意义，而是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处理态度。即：只有南北战争这段历史事实，而没有什么战争的“意义”，没有对胜利者的赞扬，也没有对失败者的批判。大家都可以对这段“历史”发表看法，可以赞扬、纪念战争中死去的任何一个人，而无须有什么“主流声音”，政府对这段历史事件只有遵守所签订合约的责任，而没有做出历史评价的权力，也没有让人们接受某种认识观的权力。
《反帝》文提到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主要谈了鸦片战争、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诸多条约的签订等。这部分历史并不是十分久远，对具体事件产生的争议是次要的，争议集中在对这件事的“引申”上。《反帝》文的题目直接就是一个历史“引申”问题。当年参加义和团的人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反帝”的革命行为，也不会意识到来中国的“洋人”代表了西方“帝国主义者”，打他们就是“反帝”。给义和团运动贴上“反帝”这样一个标签显然是对历史的“引申”，不贴这个标签为什么就是对青少年误导呢?对于历史“引申”的东西，正确与否的判断只有通过逻辑分析来看。例如义和团的行为如果认为是正义的，是值得赞赏的，那么今天是否可以效仿呢?我们赞美太平天国运动，是否今天解决农民问题也可以采取过激行动呢?我们现在是否要对当年入侵的“八国”抱敌视态度呢?如果认识到今天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强调给历史贴这个“标签”又有何意义呢?中国历史上“汉奸”极多，其中相当多的不过是贴“标签”罢了。李鸿章由于多次签订合约而被定为“汉奸”，试问在当时情况下不签和约，难道让社会一直动乱下去，牺牲更多生命就是“爱国者”了?
谈到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的“引申”比比皆是，而历史的考试更是体现了这一点。例如秦朝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秦帝国，我们知道这件历史就可以了，一定要冠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一标签，有什么意义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对历史的“引申”无论是什么，也不可能阻挡日月的流逝。如果我们希望“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就要让人们更多知道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让人们接受对历史的“引申”。要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只有先知道真实的历史事件，再通过个人的正确思维而做到。如果历史都由今天的人做出基本“结论”，再倒过去寻求“历史事实”，再用此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不是“以史为鉴”，也恰恰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做法。《反帝》文通篇用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诠释中国近代史，这就不是在谈历史，也不是希望“以史为鉴”了，此时也没有必要考证什么历史了，历史变成了打人的“棍子”。
历史事实和由历史“引申”的东西是两部分内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可以讲前一部分是“客观”，另一部分是“主观意识”。客观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来统一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要统一“主观意识”，强调对历史只有一种看法，不能有个人的见解，给历史贴满各种各样的“标签”，这种历史是没有价值的，它可以喧嚣一时，但不会持久。
我们的社会是否有值得我们重视和推广的“观点”,或是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呢?这又回到老问题上，即是否存在“普适价值”。人类社会是从野蛮时代走过来的，现实上的文明社会进程就是一个抛弃“胜者为王”的自然规律，建立起维护人权规则的过程。但野蛮的“胜者为王”的规律依然时不时兴盛起来，受到人们的赞捧。提倡“强者可以随意凌辱弱者”这种观点绝不会直接提出来，而最常用的就是用历史来证明。历史的这种作用早被政治家们看到，列宁的名言“社会现象极其复杂，随时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观点”。现实的社会现象如此，历史就更是如此。所以讲历史能证明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你究竟是宣扬了什么观点!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这里提出的教育应有的内容特别值得历史研究者注意，也就是说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在进行历史的“引申”时应当符合这些原则，而不是不顾简单的常识，编造一些讲不清道不明的“概念”来蛊惑人们。更不能直接或者间接鼓吹暴力，赞扬战争，挑起人们之间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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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很关注袁腾飞现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历史教学上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实际上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如何进行早就有争议，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引起争议，在3月1日又发表了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对该文进行反驳，但后续文章就很少了，好像当时的《冰点》周刊主编也遭到训诫，这事就不了了之。我后来就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找出来一看依然是有意义的。我是一个中学教师，但是教理科的，业余对历史比较喜欢，也常和教历史的教师谈一些看法。不少历史教师都是以能评上职称，能使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来组织教学。至于历史的真相，对历史的不同看法，都是次要的。这当然不能责怪教师，毕竟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来讲顺利领到工资是最大的事。正因为如此，袁老师能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能在“真”谈历史和做“吹鼓手”之间找到平衡，是值得赞扬的，作为同行，向他致敬。谎言总是要被戳穿的，就像泡沫一样，总是要破灭。真希望全国成千上万的历史教师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要耽误我们的后代。但也表示对沉默的理解。
这次贴出,我又做了较大修改：
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历史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在2006年1月11日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不到两个月，在2006年3月1日又发表了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下面简称《反帝》文)。该文评论前文“……其观点是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对青少年产生严重误导。”如此严肃批判一篇文章近年来是罕见的，但文章刊出后反响并不大。我没有看到1月11日的文章，仅就《反帝》文谈一下应该如何研究历史，又如何能做到以史为鉴。
记得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谈到：我们只是希望把过去的事情告诉大家，但道德家要用来规范社会风尚;政治家要用来巩固政权。(话的大意如此)我们分析一下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不难看出有这样两种出发点，一是对过去事情的考证与记录，也就是顾颉刚先生做的工作;二是由过去的事件(历史)“引申”出一种认识、一种看法、一种思想、一种意义……，较多的是给历史事件贴上“标签”，进行“归属”工作。前一种历史研究追求的是事件“真”与“伪”的区别，是就事论事，没有“对与错”、“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也没有历史的“意义”、“性质”等属性。而历史的“引申”涉及面极广，有对历史的认识，更多是将历史作为达到其它某种目的的“工具”。
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对历史真实情况的记述和考证也是十分困难的，同时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从历史事件中引申出任何结论都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而且这个结论是无法反驳倒的，也就是讲没有任何可证实性，对“引申”的争论可以无休止进行下去。《反帝》文写道“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国早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这一从历史中引出的结论有可证实的地方吗?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可以;或者是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都是指对历史的“引申”。人们研究历史，喋喋不休诉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从中引申出一些“东西”，并希望这些“东西”让别人接受，这可以讲是爱好历史人的常情。但一个严肃的历史工作者对历史事件应当认真记述和考证，而对于历史的“引申”应该保持低调，对别人的看法(“引申”)要“宽容”。一个历史教育工作者应该告诉青少年更多的历史事实，要把多种对历史的评价介绍给学生，全面多方位介绍历史，而不是对片面的东西肆意渲染，不负责任地拔高对历史的“引申”。真正的、严肃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更应该主要只是讲述、考证真实历史的工作，要认识到历史的“引申”已经谈不上是什么历史了，而是涉及到政治、哲学(认识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美国经历过内战，但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不是这段历史的意义，而是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处理态度。即：只有南北战争这段历史事实，而没有什么战争的“意义”，没有对胜利者的赞扬，也没有对失败者的批判。大家都可以对这段“历史”发表看法，可以赞扬、纪念战争中死去的任何一个人，而无须有什么“主流声音”，政府对这段历史事件只有遵守所签订合约的责任，而没有做出历史评价的权力，也没有让人们接受某种认识观的权力。
《反帝》文提到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主要谈了鸦片战争、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诸多条约的签订等。这部分历史并不是十分久远，对具体事件产生的争议是次要的，争议集中在对这件事的“引申”上。《反帝》文的题目直接就是一个历史“引申”问题。当年参加义和团的人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反帝”的革命行为，也不会意识到来中国的“洋人”代表了西方“帝国主义者”，打他们就是“反帝”。给义和团运动贴上“反帝”这样一个标签显然是对历史的“引申”，不贴这个标签为什么就是对青少年误导呢?对于历史“引申”的东西，正确与否的判断只有通过逻辑分析来看。例如义和团的行为如果认为是正义的，是值得赞赏的，那么今天是否可以效仿呢?我们赞美太平天国运动，是否今天解决农民问题也可以采取过激行动呢?我们现在是否要对当年入侵的“八国”抱敌视态度呢?如果认识到今天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强调给历史贴这个“标签”又有何意义呢?中国历史上“汉奸”极多，其中相当多的不过是贴“标签”罢了。李鸿章由于多次签订合约而被定为“汉奸”，试问在当时情况下不签和约，难道让社会一直动乱下去，牺牲更多生命就是“爱国者”了?
谈到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的“引申”比比皆是，而历史的考试更是体现了这一点。例如秦朝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秦帝国，我们知道这件历史就可以了，一定要冠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一标签，有什么意义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对历史的“引申”无论是什么，也不可能阻挡日月的流逝。如果我们希望“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就要让人们更多知道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让人们接受对历史的“引申”。要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只有先知道真实的历史事件，再通过个人的正确思维而做到。如果历史都由今天的人做出基本“结论”，再倒过去寻求“历史事实”，再用此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不是“以史为鉴”，也恰恰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做法。《反帝》文通篇用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诠释中国近代史，这就不是在谈历史，也不是希望“以史为鉴”了，此时也没有必要考证什么历史了，历史变成了打人的“棍子”。
历史事实和由历史“引申”的东西是两部分内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可以讲前一部分是“客观”，另一部分是“主观意识”。客观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来统一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要统一“主观意识”，强调对历史只有一种看法，不能有个人的见解，给历史贴满各种各样的“标签”，这种历史是没有价值的，它可以喧嚣一时，但不会持久。
我们的社会是否有值得我们重视和推广的“观点”,或是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呢?这又回到老问题上，即是否存在“普适价值”。人类社会是从野蛮时代走过来的，现实上的文明社会进程就是一个抛弃“胜者为王”的自然规律，建立起维护人权规则的过程。但野蛮的“胜者为王”的规律依然时不时兴盛起来，受到人们的赞捧。提倡“强者可以随意凌辱弱者”这种观点绝不会直接提出来，而最常用的就是用历史来证明。历史的这种作用早被政治家们看到，列宁的名言“社会现象极其复杂，随时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观点”。现实的社会现象如此，历史就更是如此。所以讲历史能证明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你究竟是宣扬了什么观点!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这里提出的教育应有的内容特别值得历史研究者注意，也就是说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在进行历史的“引申”时应当符合这些原则，而不是不顾简单的常识，编造一些讲不清道不明的“概念”来蛊惑人们。更不能直接或者间接鼓吹暴力，赞扬战争，挑起人们之间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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