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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作者：周旻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02期
摘 ;要：本文以1906年由周作人主导、鲁迅参与完成的翻译小说《红星佚史》为对象，通过处理此文本在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性，以展现周作人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面貌。周作人之所以翻译《红星佚史》，一方面受到晚清林纾译哈葛德的风潮与出版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掺杂着他自身的阅读趣味。论文从此入手，通过细致地还原翻译过程中的每一步，清晰地呈现周作人的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这种与私人阅读和文学品味相关的翻译取向，同时也折射出“新生甲编”中周作人早期文学观念的影子。
关键词：周作人翻译; 《红星佚史》; 林纾; 哈葛德; 安特路朗
1920年，周作人在《〈点滴〉序》中回忆自己从事“翻译胜业”的历史：
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六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一九○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才用口语体……{1}
1917年前的这条以古文译西方小说的路子，被周作人自己称为“复古的第一支路”{2}。他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开启他与鲁迅晚清文学革命思路的章太炎，其在翻译层面给予周氏兄弟“趋古”的提示造就了《域外小说集》“词质朴讷”③的面貌; 而另一位则是林纾。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人钱玄同以“桐城谬种”贬斥林纾不同，在周作人的很多叙述中，林译小说一直承担着“吾师”的角色。1901年8月，周作人到南京进入水师学堂，与哥哥鲁迅一起读书{4}。此时，他的书单中出现了新式书报和译作的身影。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当时翻译界的三派——“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皆有所涉猎{5}。在梁启超、严复的译作之外，兄弟二人关于西洋小说的阅读绝大部分来自林纾的翻译。1906年周作人赴日以后，只要林纾小说印出一部，他和鲁迅就会特地跑去神田的中国书林购买，阅完后还要小心地“改装硬纸板书面”，用“青灰洋布”重装书脊⑥，珍重程度可见一斑。大约到1910年前后，以《黑太子南征录》为标志，林译小说开始逐渐退出了对周作人的“垄断”。日后回忆起这近十年的时光，周作人以“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7}的说法，肯定了林译对于他早年文学实践的重要影响。1924年，林纾去世后，周作人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题为《林琴南与罗振玉》的文章，说到一辈古人与五四新青年复杂的关系，曾言：“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曾经还模仿过他的译文。”{1}而1906年底开始翻译、1907年出版的《红星佚史》，正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产生的一部近乎模仿林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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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作者：周旻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02期
摘 ;要：本文以1906年由周作人主导、鲁迅参与完成的翻译小说《红星佚史》为对象，通过处理此文本在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性，以展现周作人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面貌。周作人之所以翻译《红星佚史》，一方面受到晚清林纾译哈葛德的风潮与出版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掺杂着他自身的阅读趣味。论文从此入手，通过细致地还原翻译过程中的每一步，清晰地呈现周作人的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这种与私人阅读和文学品味相关的翻译取向，同时也折射出“新生甲编”中周作人早期文学观念的影子。
关键词：周作人翻译; 《红星佚史》; 林纾; 哈葛德; 安特路朗
1920年，周作人在《〈点滴〉序》中回忆自己从事“翻译胜业”的历史：
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六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一九○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才用口语体……{1}
1917年前的这条以古文译西方小说的路子，被周作人自己称为“复古的第一支路”{2}。他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开启他与鲁迅晚清文学革命思路的章太炎，其在翻译层面给予周氏兄弟“趋古”的提示造就了《域外小说集》“词质朴讷”③的面貌; 而另一位则是林纾。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人钱玄同以“桐城谬种”贬斥林纾不同，在周作人的很多叙述中，林译小说一直承担着“吾师”的角色。1901年8月，周作人到南京进入水师学堂，与哥哥鲁迅一起读书{4}。此时，他的书单中出现了新式书报和译作的身影。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当时翻译界的三派——“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皆有所涉猎{5}。在梁启超、严复的译作之外，兄弟二人关于西洋小说的阅读绝大部分来自林纾的翻译。1906年周作人赴日以后，只要林纾小说印出一部，他和鲁迅就会特地跑去神田的中国书林购买，阅完后还要小心地“改装硬纸板书面”，用“青灰洋布”重装书脊⑥，珍重程度可见一斑。大约到1910年前后，以《黑太子南征录》为标志，林译小说开始逐渐退出了对周作人的“垄断”。日后回忆起这近十年的时光，周作人以“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7}的说法，肯定了林译对于他早年文学实践的重要影响。1924年，林纾去世后，周作人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题为《林琴南与罗振玉》的文章，说到一辈古人与五四新青年复杂的关系，曾言：“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曾经还模仿过他的译文。”{1}而1906年底开始翻译、1907年出版的《红星佚史》，正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产生的一部近乎模仿林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