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环境”和“刻板印象”的交响曲
——读李普曼《公众舆论》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19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清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漱和整理而是打开房门，捡起牛奶瓶和报纸，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李普曼当天在报纸的专栏上是怎么评论这个世界的。作为政治专栏作家，他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伟大的美国记者，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一万四千篇专栏。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结交了地球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要，他让记者成为一项“仅次于总统的职业”，有人甚至认为，他的素养足以担任美国总统。如果说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那么李普曼便是新闻记者行业中了不起的大师。
初次阅读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发现其中有很多妙趣横生的比喻，我想李普曼应该是想让读者更加精准的理解他的阐述吧。比如说：
第十章第八节：“它们对我的作用就是让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分类取样是多么的困难，而我们又是多么地喜欢用一小块黄油去涂抹整个宇宙。” 第十四章第一节：“因为象征本身不特指任何事务，可供选择的象征总是数量众多，如果我们面对竞相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象征时完全犹豫不决，就会像那头等距离站在两捆干草之间的驴子一样，最后饥饿而死。”
这些比喻确实增添了我们读者的趣味，但举例中的比喻却加大
了距离。适得其反，通过这些比喻我们没有能更好的把握李普曼想传递给我们的概念或者思想, 而是陷入了更大的谜团之中。同时因为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原因，为了准确的理解，对于书本中每一词句，我总是喜欢斟酌几番。可是却发现用这种方式阅读《公众舆论》似乎成了徒劳。所以我认为阅读《公众舆论》应该一气呵成，先把握好主线思路，建构好理论框架。种种都使我感觉到很吃力，一度停止了阅读的进度。更加费劲的是，不知是翻译的原因，还是西方作家的思维原因，本书的很多叙述上下是不连贯的，常常前一句说这个事情，下一句就跳到另外的意思上去了，而且指代经常不明，需要我花很多时间回头看和辨认。举一个例子：
第九章第一节：“事实上，任何学科的专门知识都在成倍地增加我们打算发现的东西，使我们降低期望值的习惯。在昏昏噩噩之辈看来，什么事情都是如出一辙，生活不过是一本流水账，而在专业人员看来，事物全都各具特色。”
后来初略翻看了一些李普曼传之类的读物，发现李普曼实际上是学习政治出生，之后在新闻报纸上的专栏作品和记者工作大多也与政治相关。所以在《公众舆论》中它也侧面的传达了民主政治不可靠的思想，书本的时代性和空间性使得后来的读者无法正确的把握李普曼引用的关于选举、战争、议会、领导人的例子。
当然，这不影响本书的传播学价值。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 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 公众舆论是什么意
思? 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 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而这些都是从舆论的形成过程说起的，李普曼给予舆论这样的定义：“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 从全书来看，我觉得李普曼定义的舆论更多的是从个人角度来研究对事件的看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用公众的概念进行研究，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说的“舆论”替换成“意见”。全书从政府，个人，新闻媒介的角度分析了个人意见的形成因素。作者想表达的是，各方均带着不可避免的成见，使我们无法接近于事实。
对于“公众舆论”李普曼的着眼点有两个——刻板成见和拟态环境，全书的章节也是围绕者两个关键词展开的。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 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对于刻板陈见，李普曼经典论述：“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先看东西，后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后看东西”，“对于外界的混乱嘈杂，我们总会先套用我们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解读，我们倾向于用我们已有的文化形式来感受外面的世界。” “刻板成见”就是“将彼此独立
的人归入为我们所定义的种类中去”，它常常是歧视的根源。那么“刻板成见”何以形成？李普曼说，“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让我们将彼此独立的人归入为我们所定义的种类中去，因为分类对人很有好处，它可以在繁忙的生活中为我们节省时间，使我们远离那些因认识世界时令人困惑的结果。“刻板成见”的常见形式之一就是对复杂人群按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加以分类，如说美国黑人长期以来是种族歧视的最大受害者，女性形象被人们刻板陈见为私人领域形象等等。但“刻板成见”显然阻碍着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接受。李普曼在开出“处方”时告诉我们，对策是“以新鲜的视角、从细节上看一切事情，杜绝将所有问题一般化、模式化”。 而这“处方”的制造者是谁呢？到底应该有谁为“刻板成见”买单呢？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当大众媒介时代到来之后，大众媒介使得社会信息的传递更加丰富和广泛。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使得我们的认知范围和观察事物的范围无限的放大，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亲身经历，通过大众媒介就已经了解了。所以大众媒介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思想、观点，就融会到了我们的头脑中，当我们真的经历到这种现象时，头脑中就会自动生成关于这种现象的看法或者处理的方式。似乎是大众媒介本身在影响着“刻板成见”的产生。但是我们发现在大众传媒的身后其实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因素——受众。
首先，大众传媒的受众观表明了受众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切大众媒介选择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标准首先就是受众的需要，任何传媒都要以受众的需要为基础，为依据。如果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得不到受众的认同，不能为受众所接受，那么媒介本身的存在也就没了必要，也就不会有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所以说，受众的“刻板成见”的需要某些信息或者对某些信息的固定的认知，就决定了媒介在选择信息传播和对某些现象的认知上就要根据受众的“刻板成见”。 其次，大众媒介的记者、编辑和“把关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众，是真实事件的受众。他们在采访新闻、选择新闻和编辑新闻时，必要会参杂进自己的思想情感，会根据自己头脑中的“刻板成见”选择新闻的一个角度，他们也不可能把真实的世界完全真实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牵涉到了李普曼的“虚拟环境”理论。所以在李普曼所举的一个例子即假面舞会上的打架事件上，40位观察者中仅仅有6位是接近真实的，还不可能是完全的真实。他们看到的是他们头脑中关于这样吵架的固定的成见。
在“刻板成见”的形成过程中，受众本身的成见才是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媒介只是把每个受众的成见整合并放大而已。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都在渴求真相，我们想知道事情之所以发生的真实原因。而那些被我们捧在手心、津津乐道的“真实”其实与真正的真相相去甚远。“通过源头上的检查与保密，通过另一端的物质与社会障碍，通过飘忽的注意力，通过贫乏的语言，通过涣散的精神，通过无意识的情感丛，通过损耗、暴力和千篇一律。这是一些妨碍我们进入环境的限制因素, 此外还有事实本身的朦胧与复杂”[1]。同时要知道世界何其之大，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要遇到很多状况，而我们不可能等到遇到这一件件事情之后才习得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在遇到之前我们除了做好能做的准备，也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这是一种对环境的“重
构”，而这种“重构”运用的是简单的手法。“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因此我们接近的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真相，而是我们所认为的真相。
加之公众舆论的产生不是说在同一时期、对于同一件事，人们瞬间就产生了同一种观点，而是从结果来看，在经过许许多多个性的讨论之后得出的相似之处。公众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实也是可以被细分的，而每一个细分的部分又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正如书中所举的美国选举的例子，人们思考的过程及选举的理由都不相同，但最后我们是通过选举结果来概括舆论的导向的。所以，李普曼认为“去探讨公民做为个体本身是否具有能够理性的做出判断的能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徒劳的”，即使个人是理性的，但是面对着价值观、偏见和虚拟环境的影响，用理性的方式来对付这样一个非理性思维德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读这本书时，我觉得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是有一点悲观色彩的，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了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即使公众舆论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但是它无疑是由无数弱势、无力又易被操控的意见所组成。
如今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在蓬勃发展，没人能够百分之百预知它的未来会发展成何种样子。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观点验证了互联网一种消极的状态，由于是无名制，人们可以在上面发表任何言论，而且不用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所以互联网上充斥着谎言与假相。就如今年10月份发生的“艾滋女”事件，“艾滋女”闫德利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279名曾与自己发生关系的男性手机号码，并称自己身染艾滋病：“我的人生既然已经烂了，那就要烂出名气！”这一消息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所谓的“性接触者号码”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各大论坛。此时舆论的矛头一同指向这位“艾滋女”，指责其道德败坏，不顾礼义廉耻，甚至对其进行不堪入耳的辱骂。可就在人们感叹世风日下时，“艾滋女”事件出现转机，闫德利原来是遭前男友诽谤污蔑，博客也是其前男友炮制出来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于是又开始了对其前男友的众多批判。将这件事情推向风口浪尖的其实就是公众舆论，从我们所认为的事实的源头开始，一传十、十传百的蔓延开来。事后，好多人对这件事进行反思的时候都责备公众不经思考就轻信，使低级玩笑、恶意报复被“炒”的沸沸扬扬，导致对当事人的伤害、对女性的伤害甚至是对社会的伤害。
但依照李普曼的意思，这一切是不应该怪罪于公众头上的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网络上，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个男人说其女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并说出“烂也要烂出名气”这样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轻易的就相信这样低级的玩笑，你也许会对那个男人说一句“有病”然后离去。但是，这件事情的源头离我们太远，严重损害了事情的清晰度。首先它在源头上就是一种给制造出来的假相，那个炮制的博客上有闫德利的全家福何其真实的个人资料，增加了其真实性，使人容易信以为真；其次，是人们获知这件事情的渠道也并非都源于那个博客，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及评论比比皆是，人们在获知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既定的观点或成见；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很难去查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们没有有利的手段和充足的精力、时间。
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却展示出公众舆论积极地一面，那就是杭州的“70码飙车案”事件。事情发生后，警方企图将此事低调处理，而此时网民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许多人自称是目击者
看见被害人被“撞飞20多米、5米之高”，还有网民称胡斌拥有有钱有势的家庭背景，这对官方产生很大压力，不得不对胡斌进行公开审判；可是，后来网友又通过人肉搜索指出出席审判的竟是替身而非胡斌本人，一时间替身事件又成争议冲突的焦点。整件事情都凸显出了公众舆论的强大力量。“我不想在5米的高度看风景”和“70码速度，来杭州感受天堂”这样的语句已成不少网友的签名。网上有人上传以“70码”为主题的设计图，以供网友用作头像与签名，并准备做成车贴与T 恤。甚至有网友数次发帖征集司机，准备戴好护具亲身体验70码速度带来的撞击效果，以此证明70码绝对不能造成5米高20米远的效果。百度出现“胡斌吧”，自称胡斌女友的陶宏迅大晒照片，并称“给你们穷鬼看看什么是上流社会的生活”，遭到网友反击，其百度主页很快被黑。肇事者同伴江银和翁振华的QQ 号码等信息被网友公布，网友表示将继续“人肉”，准备将酷爱市区飙车的肇事者群体全部公布。自此，这件事情激发起人们强烈的“仇富”心理，一时间“富人”成为众矢之的。可见，虽然公众获得的是经过了多重处理及各种障碍的信息，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接近真相，并通过挖掘使公众舆论进一步理性化。
在这本书最后的两章，是李普曼理论在实践中的验证，一个是报纸，一个是情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报纸那一章，也纠正了我对报道真实性的错误理解以及对如今报道娱乐化的体谅与理解。李普曼说：“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我们在学习新闻报道方法的时候，经常会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学习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使新闻更贴近事实。在此之前我错误的理解新闻可以做到完全的公正与客观，这也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经常以此来指摘评价各个报纸的标准，但是新闻报道永远只能更接近事实，却永远无法展现出事情的真实面目。“他对真相的说法只是他自己的说法。他如何证明他所见的就是真相呢？他无法证明”[4]。其次，我们其实更应该用批判的思维方式去对待报纸的娱乐化和庸俗化。那些丑闻与犯罪、明星八卦，其实并不是编辑的水平越来越低下，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找到某个途径，牢牢抓住满怀热诚的读者”[5]，与其说是俗不可耐，不如说是无奈的哗众取宠，毕竟报纸要靠发行量赢得广告商从而有碗饭吃
“虚拟环境”和“刻板印象”的交响曲
——读李普曼《公众舆论》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19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清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漱和整理而是打开房门，捡起牛奶瓶和报纸，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李普曼当天在报纸的专栏上是怎么评论这个世界的。作为政治专栏作家，他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伟大的美国记者，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一万四千篇专栏。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结交了地球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要，他让记者成为一项“仅次于总统的职业”，有人甚至认为，他的素养足以担任美国总统。如果说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那么李普曼便是新闻记者行业中了不起的大师。
初次阅读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发现其中有很多妙趣横生的比喻，我想李普曼应该是想让读者更加精准的理解他的阐述吧。比如说：
第十章第八节：“它们对我的作用就是让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分类取样是多么的困难，而我们又是多么地喜欢用一小块黄油去涂抹整个宇宙。” 第十四章第一节：“因为象征本身不特指任何事务，可供选择的象征总是数量众多，如果我们面对竞相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象征时完全犹豫不决，就会像那头等距离站在两捆干草之间的驴子一样，最后饥饿而死。”
这些比喻确实增添了我们读者的趣味，但举例中的比喻却加大
了距离。适得其反，通过这些比喻我们没有能更好的把握李普曼想传递给我们的概念或者思想, 而是陷入了更大的谜团之中。同时因为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原因，为了准确的理解，对于书本中每一词句，我总是喜欢斟酌几番。可是却发现用这种方式阅读《公众舆论》似乎成了徒劳。所以我认为阅读《公众舆论》应该一气呵成，先把握好主线思路，建构好理论框架。种种都使我感觉到很吃力，一度停止了阅读的进度。更加费劲的是，不知是翻译的原因，还是西方作家的思维原因，本书的很多叙述上下是不连贯的，常常前一句说这个事情，下一句就跳到另外的意思上去了，而且指代经常不明，需要我花很多时间回头看和辨认。举一个例子：
第九章第一节：“事实上，任何学科的专门知识都在成倍地增加我们打算发现的东西，使我们降低期望值的习惯。在昏昏噩噩之辈看来，什么事情都是如出一辙，生活不过是一本流水账，而在专业人员看来，事物全都各具特色。”
后来初略翻看了一些李普曼传之类的读物，发现李普曼实际上是学习政治出生，之后在新闻报纸上的专栏作品和记者工作大多也与政治相关。所以在《公众舆论》中它也侧面的传达了民主政治不可靠的思想，书本的时代性和空间性使得后来的读者无法正确的把握李普曼引用的关于选举、战争、议会、领导人的例子。
当然，这不影响本书的传播学价值。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 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 公众舆论是什么意
思? 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 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而这些都是从舆论的形成过程说起的，李普曼给予舆论这样的定义：“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 从全书来看，我觉得李普曼定义的舆论更多的是从个人角度来研究对事件的看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用公众的概念进行研究，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说的“舆论”替换成“意见”。全书从政府，个人，新闻媒介的角度分析了个人意见的形成因素。作者想表达的是，各方均带着不可避免的成见，使我们无法接近于事实。
对于“公众舆论”李普曼的着眼点有两个——刻板成见和拟态环境，全书的章节也是围绕者两个关键词展开的。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 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对于刻板陈见，李普曼经典论述：“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先看东西，后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后看东西”，“对于外界的混乱嘈杂，我们总会先套用我们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解读，我们倾向于用我们已有的文化形式来感受外面的世界。” “刻板成见”就是“将彼此独立
的人归入为我们所定义的种类中去”，它常常是歧视的根源。那么“刻板成见”何以形成？李普曼说，“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让我们将彼此独立的人归入为我们所定义的种类中去，因为分类对人很有好处，它可以在繁忙的生活中为我们节省时间，使我们远离那些因认识世界时令人困惑的结果。“刻板成见”的常见形式之一就是对复杂人群按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加以分类，如说美国黑人长期以来是种族歧视的最大受害者，女性形象被人们刻板陈见为私人领域形象等等。但“刻板成见”显然阻碍着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接受。李普曼在开出“处方”时告诉我们，对策是“以新鲜的视角、从细节上看一切事情，杜绝将所有问题一般化、模式化”。 而这“处方”的制造者是谁呢？到底应该有谁为“刻板成见”买单呢？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当大众媒介时代到来之后，大众媒介使得社会信息的传递更加丰富和广泛。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使得我们的认知范围和观察事物的范围无限的放大，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亲身经历，通过大众媒介就已经了解了。所以大众媒介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思想、观点，就融会到了我们的头脑中，当我们真的经历到这种现象时，头脑中就会自动生成关于这种现象的看法或者处理的方式。似乎是大众媒介本身在影响着“刻板成见”的产生。但是我们发现在大众传媒的身后其实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因素——受众。
首先，大众传媒的受众观表明了受众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切大众媒介选择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标准首先就是受众的需要，任何传媒都要以受众的需要为基础，为依据。如果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得不到受众的认同，不能为受众所接受，那么媒介本身的存在也就没了必要，也就不会有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所以说，受众的“刻板成见”的需要某些信息或者对某些信息的固定的认知，就决定了媒介在选择信息传播和对某些现象的认知上就要根据受众的“刻板成见”。 其次，大众媒介的记者、编辑和“把关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众，是真实事件的受众。他们在采访新闻、选择新闻和编辑新闻时，必要会参杂进自己的思想情感，会根据自己头脑中的“刻板成见”选择新闻的一个角度，他们也不可能把真实的世界完全真实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牵涉到了李普曼的“虚拟环境”理论。所以在李普曼所举的一个例子即假面舞会上的打架事件上，40位观察者中仅仅有6位是接近真实的，还不可能是完全的真实。他们看到的是他们头脑中关于这样吵架的固定的成见。
在“刻板成见”的形成过程中，受众本身的成见才是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媒介只是把每个受众的成见整合并放大而已。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都在渴求真相，我们想知道事情之所以发生的真实原因。而那些被我们捧在手心、津津乐道的“真实”其实与真正的真相相去甚远。“通过源头上的检查与保密，通过另一端的物质与社会障碍，通过飘忽的注意力，通过贫乏的语言，通过涣散的精神，通过无意识的情感丛，通过损耗、暴力和千篇一律。这是一些妨碍我们进入环境的限制因素, 此外还有事实本身的朦胧与复杂”[1]。同时要知道世界何其之大，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要遇到很多状况，而我们不可能等到遇到这一件件事情之后才习得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在遇到之前我们除了做好能做的准备，也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这是一种对环境的“重
构”，而这种“重构”运用的是简单的手法。“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因此我们接近的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真相，而是我们所认为的真相。
加之公众舆论的产生不是说在同一时期、对于同一件事，人们瞬间就产生了同一种观点，而是从结果来看，在经过许许多多个性的讨论之后得出的相似之处。公众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实也是可以被细分的，而每一个细分的部分又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正如书中所举的美国选举的例子，人们思考的过程及选举的理由都不相同，但最后我们是通过选举结果来概括舆论的导向的。所以，李普曼认为“去探讨公民做为个体本身是否具有能够理性的做出判断的能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徒劳的”，即使个人是理性的，但是面对着价值观、偏见和虚拟环境的影响，用理性的方式来对付这样一个非理性思维德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读这本书时，我觉得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是有一点悲观色彩的，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了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即使公众舆论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但是它无疑是由无数弱势、无力又易被操控的意见所组成。
如今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在蓬勃发展，没人能够百分之百预知它的未来会发展成何种样子。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观点验证了互联网一种消极的状态，由于是无名制，人们可以在上面发表任何言论，而且不用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所以互联网上充斥着谎言与假相。就如今年10月份发生的“艾滋女”事件，“艾滋女”闫德利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279名曾与自己发生关系的男性手机号码，并称自己身染艾滋病：“我的人生既然已经烂了，那就要烂出名气！”这一消息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所谓的“性接触者号码”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各大论坛。此时舆论的矛头一同指向这位“艾滋女”，指责其道德败坏，不顾礼义廉耻，甚至对其进行不堪入耳的辱骂。可就在人们感叹世风日下时，“艾滋女”事件出现转机，闫德利原来是遭前男友诽谤污蔑，博客也是其前男友炮制出来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于是又开始了对其前男友的众多批判。将这件事情推向风口浪尖的其实就是公众舆论，从我们所认为的事实的源头开始，一传十、十传百的蔓延开来。事后，好多人对这件事进行反思的时候都责备公众不经思考就轻信，使低级玩笑、恶意报复被“炒”的沸沸扬扬，导致对当事人的伤害、对女性的伤害甚至是对社会的伤害。
但依照李普曼的意思，这一切是不应该怪罪于公众头上的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网络上，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个男人说其女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并说出“烂也要烂出名气”这样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轻易的就相信这样低级的玩笑，你也许会对那个男人说一句“有病”然后离去。但是，这件事情的源头离我们太远，严重损害了事情的清晰度。首先它在源头上就是一种给制造出来的假相，那个炮制的博客上有闫德利的全家福何其真实的个人资料，增加了其真实性，使人容易信以为真；其次，是人们获知这件事情的渠道也并非都源于那个博客，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及评论比比皆是，人们在获知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既定的观点或成见；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很难去查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们没有有利的手段和充足的精力、时间。
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却展示出公众舆论积极地一面，那就是杭州的“70码飙车案”事件。事情发生后，警方企图将此事低调处理，而此时网民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许多人自称是目击者
看见被害人被“撞飞20多米、5米之高”，还有网民称胡斌拥有有钱有势的家庭背景，这对官方产生很大压力，不得不对胡斌进行公开审判；可是，后来网友又通过人肉搜索指出出席审判的竟是替身而非胡斌本人，一时间替身事件又成争议冲突的焦点。整件事情都凸显出了公众舆论的强大力量。“我不想在5米的高度看风景”和“70码速度，来杭州感受天堂”这样的语句已成不少网友的签名。网上有人上传以“70码”为主题的设计图，以供网友用作头像与签名，并准备做成车贴与T 恤。甚至有网友数次发帖征集司机，准备戴好护具亲身体验70码速度带来的撞击效果，以此证明70码绝对不能造成5米高20米远的效果。百度出现“胡斌吧”，自称胡斌女友的陶宏迅大晒照片，并称“给你们穷鬼看看什么是上流社会的生活”，遭到网友反击，其百度主页很快被黑。肇事者同伴江银和翁振华的QQ 号码等信息被网友公布，网友表示将继续“人肉”，准备将酷爱市区飙车的肇事者群体全部公布。自此，这件事情激发起人们强烈的“仇富”心理，一时间“富人”成为众矢之的。可见，虽然公众获得的是经过了多重处理及各种障碍的信息，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接近真相，并通过挖掘使公众舆论进一步理性化。
在这本书最后的两章，是李普曼理论在实践中的验证，一个是报纸，一个是情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报纸那一章，也纠正了我对报道真实性的错误理解以及对如今报道娱乐化的体谅与理解。李普曼说：“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我们在学习新闻报道方法的时候，经常会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学习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使新闻更贴近事实。在此之前我错误的理解新闻可以做到完全的公正与客观，这也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经常以此来指摘评价各个报纸的标准，但是新闻报道永远只能更接近事实，却永远无法展现出事情的真实面目。“他对真相的说法只是他自己的说法。他如何证明他所见的就是真相呢？他无法证明”[4]。其次，我们其实更应该用批判的思维方式去对待报纸的娱乐化和庸俗化。那些丑闻与犯罪、明星八卦，其实并不是编辑的水平越来越低下，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找到某个途径，牢牢抓住满怀热诚的读者”[5]，与其说是俗不可耐，不如说是无奈的哗众取宠，毕竟报纸要靠发行量赢得广告商从而有碗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