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的民国李云飞
孙中山诞辰150年。中山先生的功劳，千言万语可汇总为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八个字使中国从“旧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从君主专制走向现代政治，从君权到民权。前四字实现起来比较容易，武昌城内一声炮响，268年的大清帝国就被革命了。所谓“鞑虏”，无非是一个满族寡妇一个儿皇帝和十几个迂腐的满人大臣。袁世凯看时机成熟，只一封通电就让宣统皇帝退位了。所以，“鞑虏”最容易驱除。“驱除鞑虏”无非就是革命夺权，中国人自春秋以来最善于此道。 后四字实现起来可就太难了。中山先生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真正的“民国”，政府要交出权力还政于民，要实行宪政，要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要限制、制约公权力，要把君权改造成民权。然而，大权在握的人，若不是孙公这类真正的爱国者和具备现代政治思想者，若无外力干涉，是绝不会自愿交出权力还政于民的。所以，袁世凯因前四字成就一世威名，又因后四字而遗臭青史。 中山先生说，西方的强大，“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中华要复兴，须从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主义跟进。孙公这“三民主义”不是完全照搬西方，而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国情，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所以，勿再言“国情不同”，勿再“摸着石头过河”！ “驱除鞑虏”实现了倾覆满洲专制政府之目的，然后把满、汉、蒙、回、藏五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国家。所以，“民族主义”这一目标我们早就实现了。“民生主义”，在当时就是图四万万人的生计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孙公在世时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未能实现，但今天，我们的铁路总里程已居于全球第二，高铁里程全球第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们没干别的，都用在吃饭、活着和物质享受上了。所以，民生主义我们也基本实现了。三个主义，我们实现了两个。这时谈“民权主义”，就会有人出来说你吃饱了撑的。某君就曾责问我：现在生活这么好，要民权做什么？我只好告诉他：人又不是畜生，给它一口吃的就别无他求了。 民权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建立民国的前提。中山先生说：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也就是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这样一来“共和”就实现了，民国也就建成了。 倘若没有民权，人民就是奴隶，奴隶是没有办法爱国的。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从广渠门外的下水道攻入城内，当他们爬上岸与清军战斗时，京城的百姓袖着手，抻着脖子，齐刷刷站在河沿儿上看热闹。这一幕被随军记者拍成照片，作为人类近代政治史上的奇特一幕，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内。国家是人家大清的，老百姓怎能不看热闹！当年袁世凯在满臣面前说“我大清”如何如之何时，醇亲王载沣立即纠正袁氏说：且慢！我大清？大清什么时候姓袁了？ 中山先生为了让人民行使民权，制定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渐进政治发展路线。建国之初，为消灭军阀土匪，采取军管，创建革命军以统一国家。国家统一后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为社会安定和向宪政过渡，国家可采取一党执政，这一时期政府的任务是教育人民行使民权。训政完成后进入宪政时期，制定宪法，结束党治，施行宪政，主权在民。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了。 这国家政治建设的三阶段，最终目标就是宪政，只有实行了宪政，才能使人民获得民权，完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政府要真心实行宪政，就必须教育人民行使民权。如果言论不自由，人民都不能讨论政治，不懂政治，人民就永远行使不了民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永远不能真正实现。若论强国，奴隶的国度是永远不会强大的。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必然是自由的人民。 至今，某些素质论者还在鼓吹中国人民没有能力行使民权。若政府不能尽到教育人民行使民权之责，也不愿还政于民，也不给人自由，那人民就只能永远不具备行使民权的素质了。但世界潮流又怎是这种奇谈怪论能够阻挡的！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从前反对民权，常常问我们革命党有什么力量，可以推翻满清皇帝呢？但是满清皇帝，在辛亥一推就倒了，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是有许多曲折，有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是阻止不住的。” 孙中山谢世前在病榻上说：“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总是遗憾。”时光荏苒，此时已过去九十年，若孙公再世，想必说的还是这句话。今天孙中山诞辰150年，其政治理想的提出也有100年了，鞑虏早被驱除，但我们是否建成了民国，犹未可知。
中山先生的民国李云飞
孙中山诞辰150年。中山先生的功劳，千言万语可汇总为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八个字使中国从“旧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从君主专制走向现代政治，从君权到民权。前四字实现起来比较容易，武昌城内一声炮响，268年的大清帝国就被革命了。所谓“鞑虏”，无非是一个满族寡妇一个儿皇帝和十几个迂腐的满人大臣。袁世凯看时机成熟，只一封通电就让宣统皇帝退位了。所以，“鞑虏”最容易驱除。“驱除鞑虏”无非就是革命夺权，中国人自春秋以来最善于此道。 后四字实现起来可就太难了。中山先生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真正的“民国”，政府要交出权力还政于民，要实行宪政，要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要限制、制约公权力，要把君权改造成民权。然而，大权在握的人，若不是孙公这类真正的爱国者和具备现代政治思想者，若无外力干涉，是绝不会自愿交出权力还政于民的。所以，袁世凯因前四字成就一世威名，又因后四字而遗臭青史。 中山先生说，西方的强大，“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中华要复兴，须从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主义跟进。孙公这“三民主义”不是完全照搬西方，而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国情，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所以，勿再言“国情不同”，勿再“摸着石头过河”！ “驱除鞑虏”实现了倾覆满洲专制政府之目的，然后把满、汉、蒙、回、藏五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国家。所以，“民族主义”这一目标我们早就实现了。“民生主义”，在当时就是图四万万人的生计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孙公在世时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未能实现，但今天，我们的铁路总里程已居于全球第二，高铁里程全球第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们没干别的，都用在吃饭、活着和物质享受上了。所以，民生主义我们也基本实现了。三个主义，我们实现了两个。这时谈“民权主义”，就会有人出来说你吃饱了撑的。某君就曾责问我：现在生活这么好，要民权做什么？我只好告诉他：人又不是畜生，给它一口吃的就别无他求了。 民权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建立民国的前提。中山先生说：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也就是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这样一来“共和”就实现了，民国也就建成了。 倘若没有民权，人民就是奴隶，奴隶是没有办法爱国的。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从广渠门外的下水道攻入城内，当他们爬上岸与清军战斗时，京城的百姓袖着手，抻着脖子，齐刷刷站在河沿儿上看热闹。这一幕被随军记者拍成照片，作为人类近代政治史上的奇特一幕，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内。国家是人家大清的，老百姓怎能不看热闹！当年袁世凯在满臣面前说“我大清”如何如之何时，醇亲王载沣立即纠正袁氏说：且慢！我大清？大清什么时候姓袁了？ 中山先生为了让人民行使民权，制定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渐进政治发展路线。建国之初，为消灭军阀土匪，采取军管，创建革命军以统一国家。国家统一后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为社会安定和向宪政过渡，国家可采取一党执政，这一时期政府的任务是教育人民行使民权。训政完成后进入宪政时期，制定宪法，结束党治，施行宪政，主权在民。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了。 这国家政治建设的三阶段，最终目标就是宪政，只有实行了宪政，才能使人民获得民权，完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政府要真心实行宪政，就必须教育人民行使民权。如果言论不自由，人民都不能讨论政治，不懂政治，人民就永远行使不了民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永远不能真正实现。若论强国，奴隶的国度是永远不会强大的。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必然是自由的人民。 至今，某些素质论者还在鼓吹中国人民没有能力行使民权。若政府不能尽到教育人民行使民权之责，也不愿还政于民，也不给人自由，那人民就只能永远不具备行使民权的素质了。但世界潮流又怎是这种奇谈怪论能够阻挡的！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从前反对民权，常常问我们革命党有什么力量，可以推翻满清皇帝呢？但是满清皇帝，在辛亥一推就倒了，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是有许多曲折，有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是阻止不住的。” 孙中山谢世前在病榻上说：“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总是遗憾。”时光荏苒，此时已过去九十年，若孙公再世，想必说的还是这句话。今天孙中山诞辰150年，其政治理想的提出也有100年了，鞑虏早被驱除，但我们是否建成了民国，犹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