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三所大学

原标题:汪曾祺的三所大学

1946年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张家口(右一)

除家乡外,汪曾祺一生待的最长的是三个地方: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家乡给了他的童年记忆,而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却给了他经历、见识和人生教育。也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三所大学。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的逝世纪念日,让我们随着这篇追忆文章,重温他的人生轨迹。在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上,他究竟汲取了怎样的暗功夫,使他成为了汪曾祺。

昆明,西南联大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又留了一年。我们知道,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他自己说:“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晚上早睡早起;而汪黑白颠倒。因此汪回来该同学上课去了。汪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有我一个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认识了沈从文,成了沈先生的入室弟子。他还认识了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唐兰、陈梦家、罗常培……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读了A·纪德、萨特、弗吉尼·伍尔芙、契诃夫、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他读了很多书,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七载云烟》,详细叙述当年的情况。这七年,是他人生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不是贬义)。在昆明,他还至少恋爱了两次,有一次因为失恋,睡在床上不吃不喝两天。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可以说,汪曾祺世界观的形成,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他自己说,我接受影响最深的、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地方,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使我“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

十年前我曾到昆明寻访,走了老昆明的文林街、护国路、华山西路、南屏路和凤翥街。在昆明,我正巧住在护国路上,正是汪曾祺在《昆明菜》一文中提到的老馆子东月楼的附近。在这家招待所的食堂,我吃了牛肝菌、炒饵块、宣威火腿和汽锅鸡。至今我还不忘汽锅鸡,汤清如水,而味极鲜也。我喝了满满一大碗!牛干菌入口极细滑,滋味却甚浓。晚上,在翠湖边上的一家名为“一壶春”的茶楼,喝了一回酽酽的普洱茶。这样的行走,我是带了一本汪曾祺的《五味》。一本《五味》,其实多为昆明吃食,由此也可见,汪曾祺对昆明印象之深,感情之浓厚。

北京,《民间文学》,民间的滋养

第二所大学是《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汪本来就对民俗和烟火生活有热情,对年节、时令、对联,包括花草植物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1945年写出长篇散文《花园》,那时他才25岁,就已掌握了那么多植物的知识,而且充分显示出文学的才能。而《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是由老舍和赵树理主持的。这两位前辈对汪曾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无疑的。不管是人格还是创作上,都留下了人生难得的一课。汪后来写的《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都充满感情。在《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汪接触的多为民间的东西,使他对汉语的中国气派多了一份崇敬。汪在《自报家门》中说:“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置。”汪晚年在谈语言时,也多引用各地民歌,他曾对一首甘肃的“花儿”——“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感叹不已,认为简直就是“祷告辞”。他还引用过一首湖南民歌:“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也极为欣赏。

张家口,近距离观察农民

第三所大学是他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曾说:“汪曾祺写右派生活,几无凄苦。倒落笔在下放劳动中,深入底层,接触民情的多种情趣”)那个时期又是他读书最认真的日子。在农科所他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包括《梦溪笔谈》《十架斋养新录》《四史》《癸巳类稿》《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并且在以后写出了《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黄油烙饼》《羊舍一夕》等多篇作品。他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是的,人在背霉的时候,生命处在人生的低潮,往往心更静。读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心静。

说张家口改变了汪曾祺的性格有点夸张,但张家口这所大学对汪曾祺后半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汪曾祺原同事萧甲说起他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工作后的情景:在京剧团,“汪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同事梁清廉说到他:“那几年,他战战兢兢,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张家口回来之后,他人变得谨慎了,真正尝到政治运动的厉害。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汪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命状态:夏天的黄昏,喝了酒,在简陋的家里,躺在床上,拍着肚子哼歌,哼着哼着,忽然电棒(日光灯)一头掉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毫不理会,接着哼……

当然,他不可能仅仅是这样的生活,否则他不成了刘伶了吗?他得写样板戏: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入生活,给剧本的演出写字幕,给剧本补写舞台提示;业余时间的“娱乐”,就是喝喝酒,读读《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研究昆虫植物,同时写一点这方面的诗,也不发表(他自己说:不能拿出去发表,那是要我倒霉的),只寄给老同学看看。他不是给朱德熙写信么:“我准备写若干首,总名曰《草木虫鱼》。”(我想,给朱德熙,一定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总之,还得活着。

八十年代后期,汪因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爆得大名,性格也稍有放开,但已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自由舒展了。1988年,他在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写信回来给老伴说:“我到这里真好像变了一个人。整个人开放了。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

这些游丝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变化,一个人内心的微妙变化。挫折教育一个人,也悄悄地改变一个人。正如汪曾祺自己晚年在《随遇而安》中说的,“要恢复年轻时天真的热情,恐怕很难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昆明、北京、张家口,这三所大学,几乎贯穿了汪的一生。昆明以后的经历,其实是社会大学。但这很重要。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上学”,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去上社会那所永远无从毕业的大学”。

还有可说的,是汪曾祺受到了较好的童年教育。他的小学、中学,都很完整。19岁前,汪曾祺在家乡读桐城派古文、读归有光,临《圭峰碑》《麻姑仙坛记》(他在散文《夏天》中写道: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捉蟋蟀、放风筝、画画。可以说,他有一个快乐而充实的童年。这些,对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那是一个作家的母语,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

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汪曾祺闲录》)

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汪曾祺,我想与他一生所经历的这三段生活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三所大学,就没有后来的汪曾祺。汪氏文风的形成,正如汪自己喜欢引用的一首内蒙古民歌所说:鸟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下。

汪曾祺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迹可循的。

原标题:汪曾祺的三所大学

1946年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张家口(右一)

除家乡外,汪曾祺一生待的最长的是三个地方: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家乡给了他的童年记忆,而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却给了他经历、见识和人生教育。也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三所大学。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的逝世纪念日,让我们随着这篇追忆文章,重温他的人生轨迹。在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上,他究竟汲取了怎样的暗功夫,使他成为了汪曾祺。

昆明,西南联大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又留了一年。我们知道,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他自己说:“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晚上早睡早起;而汪黑白颠倒。因此汪回来该同学上课去了。汪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有我一个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认识了沈从文,成了沈先生的入室弟子。他还认识了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唐兰、陈梦家、罗常培……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读了A·纪德、萨特、弗吉尼·伍尔芙、契诃夫、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他读了很多书,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七载云烟》,详细叙述当年的情况。这七年,是他人生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不是贬义)。在昆明,他还至少恋爱了两次,有一次因为失恋,睡在床上不吃不喝两天。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可以说,汪曾祺世界观的形成,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他自己说,我接受影响最深的、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地方,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使我“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

十年前我曾到昆明寻访,走了老昆明的文林街、护国路、华山西路、南屏路和凤翥街。在昆明,我正巧住在护国路上,正是汪曾祺在《昆明菜》一文中提到的老馆子东月楼的附近。在这家招待所的食堂,我吃了牛肝菌、炒饵块、宣威火腿和汽锅鸡。至今我还不忘汽锅鸡,汤清如水,而味极鲜也。我喝了满满一大碗!牛干菌入口极细滑,滋味却甚浓。晚上,在翠湖边上的一家名为“一壶春”的茶楼,喝了一回酽酽的普洱茶。这样的行走,我是带了一本汪曾祺的《五味》。一本《五味》,其实多为昆明吃食,由此也可见,汪曾祺对昆明印象之深,感情之浓厚。

北京,《民间文学》,民间的滋养

第二所大学是《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汪本来就对民俗和烟火生活有热情,对年节、时令、对联,包括花草植物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1945年写出长篇散文《花园》,那时他才25岁,就已掌握了那么多植物的知识,而且充分显示出文学的才能。而《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是由老舍和赵树理主持的。这两位前辈对汪曾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无疑的。不管是人格还是创作上,都留下了人生难得的一课。汪后来写的《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都充满感情。在《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汪接触的多为民间的东西,使他对汉语的中国气派多了一份崇敬。汪在《自报家门》中说:“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置。”汪晚年在谈语言时,也多引用各地民歌,他曾对一首甘肃的“花儿”——“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感叹不已,认为简直就是“祷告辞”。他还引用过一首湖南民歌:“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也极为欣赏。

张家口,近距离观察农民

第三所大学是他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曾说:“汪曾祺写右派生活,几无凄苦。倒落笔在下放劳动中,深入底层,接触民情的多种情趣”)那个时期又是他读书最认真的日子。在农科所他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包括《梦溪笔谈》《十架斋养新录》《四史》《癸巳类稿》《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并且在以后写出了《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黄油烙饼》《羊舍一夕》等多篇作品。他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是的,人在背霉的时候,生命处在人生的低潮,往往心更静。读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心静。

说张家口改变了汪曾祺的性格有点夸张,但张家口这所大学对汪曾祺后半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汪曾祺原同事萧甲说起他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工作后的情景:在京剧团,“汪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同事梁清廉说到他:“那几年,他战战兢兢,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张家口回来之后,他人变得谨慎了,真正尝到政治运动的厉害。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汪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命状态:夏天的黄昏,喝了酒,在简陋的家里,躺在床上,拍着肚子哼歌,哼着哼着,忽然电棒(日光灯)一头掉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毫不理会,接着哼……

当然,他不可能仅仅是这样的生活,否则他不成了刘伶了吗?他得写样板戏: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入生活,给剧本的演出写字幕,给剧本补写舞台提示;业余时间的“娱乐”,就是喝喝酒,读读《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研究昆虫植物,同时写一点这方面的诗,也不发表(他自己说:不能拿出去发表,那是要我倒霉的),只寄给老同学看看。他不是给朱德熙写信么:“我准备写若干首,总名曰《草木虫鱼》。”(我想,给朱德熙,一定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总之,还得活着。

八十年代后期,汪因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爆得大名,性格也稍有放开,但已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自由舒展了。1988年,他在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写信回来给老伴说:“我到这里真好像变了一个人。整个人开放了。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

这些游丝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变化,一个人内心的微妙变化。挫折教育一个人,也悄悄地改变一个人。正如汪曾祺自己晚年在《随遇而安》中说的,“要恢复年轻时天真的热情,恐怕很难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昆明、北京、张家口,这三所大学,几乎贯穿了汪的一生。昆明以后的经历,其实是社会大学。但这很重要。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上学”,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去上社会那所永远无从毕业的大学”。

还有可说的,是汪曾祺受到了较好的童年教育。他的小学、中学,都很完整。19岁前,汪曾祺在家乡读桐城派古文、读归有光,临《圭峰碑》《麻姑仙坛记》(他在散文《夏天》中写道: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捉蟋蟀、放风筝、画画。可以说,他有一个快乐而充实的童年。这些,对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那是一个作家的母语,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

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汪曾祺闲录》)

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汪曾祺,我想与他一生所经历的这三段生活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三所大学,就没有后来的汪曾祺。汪氏文风的形成,正如汪自己喜欢引用的一首内蒙古民歌所说:鸟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下。

汪曾祺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迹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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