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汪曾祺的三所大学
1946年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张家口（右一）
除家乡外，汪曾祺一生待的最长的是三个地方：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家乡给了他的童年记忆，而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却给了他经历、见识和人生教育。也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三所大学。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的逝世纪念日，让我们随着这篇追忆文章，重温他的人生轨迹。在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上，他究竟汲取了怎样的暗功夫，使他成为了汪曾祺。
昆明，西南联大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又留了一年。我们知道，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他自己说：“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晚上早睡早起；而汪黑白颠倒。因此汪回来该同学上课去了。汪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有我一个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认识了沈从文，成了沈先生的入室弟子。他还认识了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唐兰、陈梦家、罗常培……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读了A·纪德、萨特、弗吉尼·伍尔芙、契诃夫、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他读了很多书，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七载云烟》，详细叙述当年的情况。这七年，是他人生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不是贬义）。在昆明，他还至少恋爱了两次，有一次因为失恋，睡在床上不吃不喝两天。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可以说，汪曾祺世界观的形成，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他自己说，我接受影响最深的、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地方，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使我“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
十年前我曾到昆明寻访，走了老昆明的文林街、护国路、华山西路、南屏路和凤翥街。在昆明，我正巧住在护国路上，正是汪曾祺在《昆明菜》一文中提到的老馆子东月楼的附近。在这家招待所的食堂，我吃了牛肝菌、炒饵块、宣威火腿和汽锅鸡。至今我还不忘汽锅鸡，汤清如水，而味极鲜也。我喝了满满一大碗！牛干菌入口极细滑，滋味却甚浓。晚上，在翠湖边上的一家名为“一壶春”的茶楼，喝了一回酽酽的普洱茶。这样的行走，我是带了一本汪曾祺的《五味》。一本《五味》，其实多为昆明吃食，由此也可见，汪曾祺对昆明印象之深，感情之浓厚。
北京，《民间文学》，民间的滋养
第二所大学是《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汪本来就对民俗和烟火生活有热情，对年节、时令、对联，包括花草植物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1945年写出长篇散文《花园》，那时他才25岁，就已掌握了那么多植物的知识，而且充分显示出文学的才能。而《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是由老舍和赵树理主持的。这两位前辈对汪曾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无疑的。不管是人格还是创作上，都留下了人生难得的一课。汪后来写的《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都充满感情。在《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汪接触的多为民间的东西，使他对汉语的中国气派多了一份崇敬。汪在《自报家门》中说：“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置。”汪晚年在谈语言时，也多引用各地民歌，他曾对一首甘肃的“花儿”——“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感叹不已，认为简直就是“祷告辞”。他还引用过一首湖南民歌：“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也极为欣赏。
张家口，近距离观察农民
第三所大学是他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曾说：“汪曾祺写右派生活，几无凄苦。倒落笔在下放劳动中，深入底层，接触民情的多种情趣”）那个时期又是他读书最认真的日子。在农科所他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包括《梦溪笔谈》《十架斋养新录》《四史》《癸巳类稿》《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并且在以后写出了《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黄油烙饼》《羊舍一夕》等多篇作品。他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是的，人在背霉的时候，生命处在人生的低潮，往往心更静。读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心静。
说张家口改变了汪曾祺的性格有点夸张，但张家口这所大学对汪曾祺后半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汪曾祺原同事萧甲说起他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工作后的情景：在京剧团，“汪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同事梁清廉说到他：“那几年，他战战兢兢，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张家口回来之后，他人变得谨慎了，真正尝到政治运动的厉害。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汪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命状态：夏天的黄昏，喝了酒，在简陋的家里，躺在床上，拍着肚子哼歌，哼着哼着，忽然电棒（日光灯）一头掉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毫不理会，接着哼……
当然，他不可能仅仅是这样的生活，否则他不成了刘伶了吗？他得写样板戏：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入生活，给剧本的演出写字幕，给剧本补写舞台提示；业余时间的“娱乐”，就是喝喝酒，读读《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研究昆虫植物，同时写一点这方面的诗，也不发表（他自己说：不能拿出去发表，那是要我倒霉的），只寄给老同学看看。他不是给朱德熙写信么：“我准备写若干首，总名曰《草木虫鱼》。”（我想，给朱德熙，一定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总之，还得活着。
八十年代后期，汪因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爆得大名，性格也稍有放开，但已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自由舒展了。1988年，他在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写信回来给老伴说：“我到这里真好像变了一个人。整个人开放了。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
这些游丝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变化，一个人内心的微妙变化。挫折教育一个人，也悄悄地改变一个人。正如汪曾祺自己晚年在《随遇而安》中说的，“要恢复年轻时天真的热情，恐怕很难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昆明、北京、张家口，这三所大学，几乎贯穿了汪的一生。昆明以后的经历，其实是社会大学。但这很重要。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上学”，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去上社会那所永远无从毕业的大学”。
还有可说的，是汪曾祺受到了较好的童年教育。他的小学、中学，都很完整。19岁前，汪曾祺在家乡读桐城派古文、读归有光，临《圭峰碑》《麻姑仙坛记》（他在散文《夏天》中写道：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捉蟋蟀、放风筝、画画。可以说，他有一个快乐而充实的童年。这些，对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那是一个作家的母语，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
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汪曾祺闲录》）
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汪曾祺，我想与他一生所经历的这三段生活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三所大学，就没有后来的汪曾祺。汪氏文风的形成，正如汪自己喜欢引用的一首内蒙古民歌所说：鸟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下。
汪曾祺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迹可循的。
原标题：汪曾祺的三所大学
1946年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张家口（右一）
除家乡外，汪曾祺一生待的最长的是三个地方：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家乡给了他的童年记忆，而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却给了他经历、见识和人生教育。也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三所大学。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的逝世纪念日，让我们随着这篇追忆文章，重温他的人生轨迹。在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上，他究竟汲取了怎样的暗功夫，使他成为了汪曾祺。
昆明，西南联大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又留了一年。我们知道，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他自己说：“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晚上早睡早起；而汪黑白颠倒。因此汪回来该同学上课去了。汪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有我一个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认识了沈从文，成了沈先生的入室弟子。他还认识了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唐兰、陈梦家、罗常培……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读了A·纪德、萨特、弗吉尼·伍尔芙、契诃夫、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他读了很多书，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七载云烟》，详细叙述当年的情况。这七年，是他人生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不是贬义）。在昆明，他还至少恋爱了两次，有一次因为失恋，睡在床上不吃不喝两天。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可以说，汪曾祺世界观的形成，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他自己说，我接受影响最深的、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地方，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使我“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
十年前我曾到昆明寻访，走了老昆明的文林街、护国路、华山西路、南屏路和凤翥街。在昆明，我正巧住在护国路上，正是汪曾祺在《昆明菜》一文中提到的老馆子东月楼的附近。在这家招待所的食堂，我吃了牛肝菌、炒饵块、宣威火腿和汽锅鸡。至今我还不忘汽锅鸡，汤清如水，而味极鲜也。我喝了满满一大碗！牛干菌入口极细滑，滋味却甚浓。晚上，在翠湖边上的一家名为“一壶春”的茶楼，喝了一回酽酽的普洱茶。这样的行走，我是带了一本汪曾祺的《五味》。一本《五味》，其实多为昆明吃食，由此也可见，汪曾祺对昆明印象之深，感情之浓厚。
北京，《民间文学》，民间的滋养
第二所大学是《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汪本来就对民俗和烟火生活有热情，对年节、时令、对联，包括花草植物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1945年写出长篇散文《花园》，那时他才25岁，就已掌握了那么多植物的知识，而且充分显示出文学的才能。而《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是由老舍和赵树理主持的。这两位前辈对汪曾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无疑的。不管是人格还是创作上，都留下了人生难得的一课。汪后来写的《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都充满感情。在《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汪接触的多为民间的东西，使他对汉语的中国气派多了一份崇敬。汪在《自报家门》中说：“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置。”汪晚年在谈语言时，也多引用各地民歌，他曾对一首甘肃的“花儿”——“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感叹不已，认为简直就是“祷告辞”。他还引用过一首湖南民歌：“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也极为欣赏。
张家口，近距离观察农民
第三所大学是他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曾说：“汪曾祺写右派生活，几无凄苦。倒落笔在下放劳动中，深入底层，接触民情的多种情趣”）那个时期又是他读书最认真的日子。在农科所他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包括《梦溪笔谈》《十架斋养新录》《四史》《癸巳类稿》《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并且在以后写出了《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黄油烙饼》《羊舍一夕》等多篇作品。他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是的，人在背霉的时候，生命处在人生的低潮，往往心更静。读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心静。
说张家口改变了汪曾祺的性格有点夸张，但张家口这所大学对汪曾祺后半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汪曾祺原同事萧甲说起他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工作后的情景：在京剧团，“汪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同事梁清廉说到他：“那几年，他战战兢兢，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张家口回来之后，他人变得谨慎了，真正尝到政治运动的厉害。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汪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命状态：夏天的黄昏，喝了酒，在简陋的家里，躺在床上，拍着肚子哼歌，哼着哼着，忽然电棒（日光灯）一头掉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毫不理会，接着哼……
当然，他不可能仅仅是这样的生活，否则他不成了刘伶了吗？他得写样板戏：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入生活，给剧本的演出写字幕，给剧本补写舞台提示；业余时间的“娱乐”，就是喝喝酒，读读《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研究昆虫植物，同时写一点这方面的诗，也不发表（他自己说：不能拿出去发表，那是要我倒霉的），只寄给老同学看看。他不是给朱德熙写信么：“我准备写若干首，总名曰《草木虫鱼》。”（我想，给朱德熙，一定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总之，还得活着。
八十年代后期，汪因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爆得大名，性格也稍有放开，但已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自由舒展了。1988年，他在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写信回来给老伴说：“我到这里真好像变了一个人。整个人开放了。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
这些游丝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变化，一个人内心的微妙变化。挫折教育一个人，也悄悄地改变一个人。正如汪曾祺自己晚年在《随遇而安》中说的，“要恢复年轻时天真的热情，恐怕很难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昆明、北京、张家口，这三所大学，几乎贯穿了汪的一生。昆明以后的经历，其实是社会大学。但这很重要。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上学”，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去上社会那所永远无从毕业的大学”。
还有可说的，是汪曾祺受到了较好的童年教育。他的小学、中学，都很完整。19岁前，汪曾祺在家乡读桐城派古文、读归有光，临《圭峰碑》《麻姑仙坛记》（他在散文《夏天》中写道：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捉蟋蟀、放风筝、画画。可以说，他有一个快乐而充实的童年。这些，对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那是一个作家的母语，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
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汪曾祺闲录》）
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汪曾祺，我想与他一生所经历的这三段生活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三所大学，就没有后来的汪曾祺。汪氏文风的形成，正如汪自己喜欢引用的一首内蒙古民歌所说：鸟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下。
汪曾祺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迹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