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组织为了其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以及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都程度不等地赋予其组织成员某种角色担当，要求其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必要的责任，否则组织便一刻也无以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成员的责任担当是组织成功的重要条件。 一般来说，党员责任总是与党组织的目标、功能、结构相一致的。在今天，西方许多政党尽管名称五花八门，但在其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价值观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兼容性以最大程度地吸引各层次的选民。因此我们往往只有从具体的政策主张以及政党组织功能的发挥等方面去寻找它们的差异。然而，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政治冷淡主义的发展、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的变化，以及西方社会意义世界的紧张（沉溺于物欲主义而成为单向度的人），西方政党党员责任意识出现淡化乃至缺失之势，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发展党员困难加大，基层党组织规模不断缩小。例如，英国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拥有个人党员近70万（英国工党有集体党员、个人党员之分，如工会可以以集体名义加入工党），到90年代初则锐减为28万。法国社会党1981年党员人数为21万，1995年降至9万。享誉世界的瑞典社会民主党1980年有党员100万，（总人口800多万），1990年后则减为18万。曾经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76年的鼎盛时期党员人数超过100万，此后持续下降，目前只有66万左右。“这简直就是大出血”。如此众多的党员退党，本身即已表明这些党员对党缺乏基本的忠诚，党性原则已严重蜕化，也是其党员责任意识严重丧失的表现。 其次，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日益引起普通党员作用下降，消极党员日益增多。建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实用主义成为许多人行动的基本准则，很多党员并非是为了某种理想信念而加入党组织的，因而许多党员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党员责任意识。统计表明，在英国最近一次选举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工党党员参与分发传单或者提醒别人投票，少于四分之一的党员协助党工寄信、挨门挨户拉票和催票，只有百分之十的党员从事过电话动员、街头造势或计票监票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表明，工党党员65％根本没有为党工作，75％承认对党的事务从来就不主动或不太主动。大量党员对于自己的党员角色无动于衷，对于自己所应尽的义务麻木不仁，可见其党员责任意识已退化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再次，政党“传媒化”趋势明显，导致过分依赖党内精英，普通党员责任意识不断淡化。当前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使许多政党通过传媒就可以达到扩大政党认同获得选举胜利的目的。这就使政党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依赖于普通党员来开展工作，也使党内精英的作用显著扩大。政党领袖可以绕过广大普通党员，经由传媒直接面对基层和选民，从而使政党的运作及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少数党内精英。这种情况可能使少数政党精英党员责任加强，而众多的普通党员则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可有可无。于是普通党员参加党内政治活动的热情越来越下降，党员责任意识也不断淡化。据统计，目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人数只占总数的10％。 面对党员责任意识淡化的趋势，西方国家的许多政党也努力探索新的对策，尝试改进基层组织活动方式方法，加强对基层党员的服务，以期提高组织的凝聚力、整合力、吸引力，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的责任意识。这方面的措施有： 第一，开放基层党的组织活动。英国工党在基层建立各种形式的俱乐部，把本该在组织严密的党支部举行的党员活动放到俱乐部。俱乐部对党外人士开放，提供书报阅览、电视节目以及娱乐活动等，使党的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富有吸引力。德国社会民主党规定，允许非党群众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允许非党群众参加基层党组织的各种论坛及各种专题小组讨论。 第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基层“网络党建”。网络技术为西方政党组织活动的创新带来了活力。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即建立了庞大的网站，网上可以交纳党费和捐助，可以订阅党刊，发送传单和各种指示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5年就可以通过网页办理入党手续，并启动了两个重要计划。一是“红色电脑计划”，即将全国12500个基层组织全部纳入内部统一的信息网中，目前总部处理的地方来信80％为电子邮件。二是“红色手机计划”。针对现代社会党员流动性强的特点，通过手机向党的各级领导以及绝大部分党员群众发布有关消息。社民党的领导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普通党员见面，党员也可以利用网络向领导递送信息。社民党还规定每个中层以上干部必须建有自己的个人网页，及时答复党员和群众的网上提问。 第三，积极为基层党员提供切实而有效的服务。很多党都逐渐重视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服务，指出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对下级的服务水平。英国工党认为，要“使党在政党、人民和政府之间保持接触”。英国工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青年党员的活动与教育。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每月出版，寄送给基层党员。社民党在党的理事会中单独成立了青年项目组，还与企业、工会和基金会联合，研究有关青年的项目，努力形成关心青年、支持青年的氛围。德国社民党还积极为基层党组织设计党员活动主题，为他们派遣专题报告人等。 第四，加强党员之间以及党员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互动。网上互动已经成为一种较普遍的形式。此外，党员选举获胜后必须经常回到所在选区通过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群众见面、交流，并注意与选区党员保持日常通讯。有的党还积极定期不定期地开会，安排当选公职人员与党员群众见面，共同探讨有关问题。 第五，积极探索“专题类基层党组织”以及“项目党员”等制度。德国社民党在继续按照居住地原则设置基层党组织的前提下，允许党员根据不同的兴趣围绕某些焦点问题组织起来，开展相关活动，即所谓“专题类基层党组织”。同时社民党还尝试建立“项目党员”制度，即确立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项目，允许不准备承担党员义务的人在一段时间入党并参加项目有关的工作，在此期间这些群众可以称为项目党员。项目结束后，就不再是党员了。项目党员制度活跃了党内气氛，加强了党与非党员群众的联系。 第六，积极推行党员公决。法国社会党1997年决定将过去党的第一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各级议会候选人过去由自上而下的指定方式产生，现在也改为由地方党组织通过选举产生。德国社会民主党1993年作出两项重大规定：一是总理候选人以及地方党组织最高职位候选人进行初选，可以进行党员公决。二是重大决策可以进行党员公决，进行公决的倡议可以来自上层也可以来自基层群众。英国工党也规定直选议员候选人，全体党员都可以参与工党领袖的选举。另外，英国工党1997年、2001年的大选宣言均付诸全体党员投票表决，法国社会党2002年竞选失败后的修改纲领也交由全体党员表决。 第七，保障党员知情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规定各级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必须公布经费支出收入情况，对于党的政策、纲领也及时通过党刊党报予以公开。匈牙利社会党规定，党组织要适时对党员通报情况和看法，党对每个接受党组织的人开放，党的活动向社会舆论公开。罗马尼亚社民党规定，党员有权利了解当地地方党组织、领导机构以及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党员活动情况。 第八，保障党员批评监督权。匈牙利社会党规定，每个党员都可以对党内任何成员、领导以及党的任何组织和机构的活动进行评价，并对党的代表实行监督。西班牙共产党规定党员可以向领导机构提出要求、建议并要求得到答复，党员享有通过组织渠道和党的传媒机关发表言论以及提出批评意见的自由，如果党的媒体机构不予发表，则必须作出相应的解释。 应该看到，西方政党的这种种措施，在某种程度舒解了西方政党由于党员责任意识缺失所导致的某种“政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政治学家奥尔森所指出的那种巨型组织中团体成员容易出现的搭便车现象这一集体行动的逻辑（事实上，很多党员责任意识的缺失正与党员搭便车思想相关）。但就本质而言，只有建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上并真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所激励的政党党员，才可能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党员责任意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党校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 责任编辑：姜德福
一个组织为了其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以及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都程度不等地赋予其组织成员某种角色担当，要求其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必要的责任，否则组织便一刻也无以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成员的责任担当是组织成功的重要条件。 一般来说，党员责任总是与党组织的目标、功能、结构相一致的。在今天，西方许多政党尽管名称五花八门，但在其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价值观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兼容性以最大程度地吸引各层次的选民。因此我们往往只有从具体的政策主张以及政党组织功能的发挥等方面去寻找它们的差异。然而，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政治冷淡主义的发展、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的变化，以及西方社会意义世界的紧张（沉溺于物欲主义而成为单向度的人），西方政党党员责任意识出现淡化乃至缺失之势，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发展党员困难加大，基层党组织规模不断缩小。例如，英国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拥有个人党员近70万（英国工党有集体党员、个人党员之分，如工会可以以集体名义加入工党），到90年代初则锐减为28万。法国社会党1981年党员人数为21万，1995年降至9万。享誉世界的瑞典社会民主党1980年有党员100万，（总人口800多万），1990年后则减为18万。曾经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76年的鼎盛时期党员人数超过100万，此后持续下降，目前只有66万左右。“这简直就是大出血”。如此众多的党员退党，本身即已表明这些党员对党缺乏基本的忠诚，党性原则已严重蜕化，也是其党员责任意识严重丧失的表现。 其次，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日益引起普通党员作用下降，消极党员日益增多。建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实用主义成为许多人行动的基本准则，很多党员并非是为了某种理想信念而加入党组织的，因而许多党员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党员责任意识。统计表明，在英国最近一次选举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工党党员参与分发传单或者提醒别人投票，少于四分之一的党员协助党工寄信、挨门挨户拉票和催票，只有百分之十的党员从事过电话动员、街头造势或计票监票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表明，工党党员65％根本没有为党工作，75％承认对党的事务从来就不主动或不太主动。大量党员对于自己的党员角色无动于衷，对于自己所应尽的义务麻木不仁，可见其党员责任意识已退化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再次，政党“传媒化”趋势明显，导致过分依赖党内精英，普通党员责任意识不断淡化。当前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使许多政党通过传媒就可以达到扩大政党认同获得选举胜利的目的。这就使政党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依赖于普通党员来开展工作，也使党内精英的作用显著扩大。政党领袖可以绕过广大普通党员，经由传媒直接面对基层和选民，从而使政党的运作及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少数党内精英。这种情况可能使少数政党精英党员责任加强，而众多的普通党员则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可有可无。于是普通党员参加党内政治活动的热情越来越下降，党员责任意识也不断淡化。据统计，目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人数只占总数的10％。 面对党员责任意识淡化的趋势，西方国家的许多政党也努力探索新的对策，尝试改进基层组织活动方式方法，加强对基层党员的服务，以期提高组织的凝聚力、整合力、吸引力，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的责任意识。这方面的措施有： 第一，开放基层党的组织活动。英国工党在基层建立各种形式的俱乐部，把本该在组织严密的党支部举行的党员活动放到俱乐部。俱乐部对党外人士开放，提供书报阅览、电视节目以及娱乐活动等，使党的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富有吸引力。德国社会民主党规定，允许非党群众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允许非党群众参加基层党组织的各种论坛及各种专题小组讨论。 第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基层“网络党建”。网络技术为西方政党组织活动的创新带来了活力。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即建立了庞大的网站，网上可以交纳党费和捐助，可以订阅党刊，发送传单和各种指示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5年就可以通过网页办理入党手续，并启动了两个重要计划。一是“红色电脑计划”，即将全国12500个基层组织全部纳入内部统一的信息网中，目前总部处理的地方来信80％为电子邮件。二是“红色手机计划”。针对现代社会党员流动性强的特点，通过手机向党的各级领导以及绝大部分党员群众发布有关消息。社民党的领导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普通党员见面，党员也可以利用网络向领导递送信息。社民党还规定每个中层以上干部必须建有自己的个人网页，及时答复党员和群众的网上提问。 第三，积极为基层党员提供切实而有效的服务。很多党都逐渐重视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服务，指出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对下级的服务水平。英国工党认为，要“使党在政党、人民和政府之间保持接触”。英国工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青年党员的活动与教育。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每月出版，寄送给基层党员。社民党在党的理事会中单独成立了青年项目组，还与企业、工会和基金会联合，研究有关青年的项目，努力形成关心青年、支持青年的氛围。德国社民党还积极为基层党组织设计党员活动主题，为他们派遣专题报告人等。 第四，加强党员之间以及党员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互动。网上互动已经成为一种较普遍的形式。此外，党员选举获胜后必须经常回到所在选区通过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群众见面、交流，并注意与选区党员保持日常通讯。有的党还积极定期不定期地开会，安排当选公职人员与党员群众见面，共同探讨有关问题。 第五，积极探索“专题类基层党组织”以及“项目党员”等制度。德国社民党在继续按照居住地原则设置基层党组织的前提下，允许党员根据不同的兴趣围绕某些焦点问题组织起来，开展相关活动，即所谓“专题类基层党组织”。同时社民党还尝试建立“项目党员”制度，即确立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项目，允许不准备承担党员义务的人在一段时间入党并参加项目有关的工作，在此期间这些群众可以称为项目党员。项目结束后，就不再是党员了。项目党员制度活跃了党内气氛，加强了党与非党员群众的联系。 第六，积极推行党员公决。法国社会党1997年决定将过去党的第一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各级议会候选人过去由自上而下的指定方式产生，现在也改为由地方党组织通过选举产生。德国社会民主党1993年作出两项重大规定：一是总理候选人以及地方党组织最高职位候选人进行初选，可以进行党员公决。二是重大决策可以进行党员公决，进行公决的倡议可以来自上层也可以来自基层群众。英国工党也规定直选议员候选人，全体党员都可以参与工党领袖的选举。另外，英国工党1997年、2001年的大选宣言均付诸全体党员投票表决，法国社会党2002年竞选失败后的修改纲领也交由全体党员表决。 第七，保障党员知情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规定各级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必须公布经费支出收入情况，对于党的政策、纲领也及时通过党刊党报予以公开。匈牙利社会党规定，党组织要适时对党员通报情况和看法，党对每个接受党组织的人开放，党的活动向社会舆论公开。罗马尼亚社民党规定，党员有权利了解当地地方党组织、领导机构以及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党员活动情况。 第八，保障党员批评监督权。匈牙利社会党规定，每个党员都可以对党内任何成员、领导以及党的任何组织和机构的活动进行评价，并对党的代表实行监督。西班牙共产党规定党员可以向领导机构提出要求、建议并要求得到答复，党员享有通过组织渠道和党的传媒机关发表言论以及提出批评意见的自由，如果党的媒体机构不予发表，则必须作出相应的解释。 应该看到，西方政党的这种种措施，在某种程度舒解了西方政党由于党员责任意识缺失所导致的某种“政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政治学家奥尔森所指出的那种巨型组织中团体成员容易出现的搭便车现象这一集体行动的逻辑（事实上，很多党员责任意识的缺失正与党员搭便车思想相关）。但就本质而言，只有建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上并真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所激励的政党党员，才可能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党员责任意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党校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