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下帷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革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回溯历史，在一个又一个王朝更迭的片断中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土地制度，是指土地的所有制度、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赋税制度，是保证封建国家正常运转并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组织财政收入的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里，赋税制度长期以来是附着在土地制度之上的。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是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
土地，作为民众与国家生存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安危。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封建社会不断改朝换代而又长期延续，都与土地制度及其相应的赋税制度有着直接联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王朝万世一系，江山稳固，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这就出现了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时期土地和赋税制度的变化。一方面，它们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它们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了解和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迁，探究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得失，是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脉络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对当前的经济发展亦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先秦时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土地属于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井田制是我国商周到春秋早期的土地制度，它与分封制相联系。这一时期，土地完全国有，周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名义上也就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将土地和隶属于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各诸侯，各诸侯再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面的卿大夫，卿大夫再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士，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式的、家国一体的政权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各级贵族对分封的土地世代享用，但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不准转让和买卖。下一级奴隶主贵族都要为上一级奴隶主贵族镇守疆土、捍卫王畿，都要向上一级贡纳财物和特产。
在分封的同时，各级奴隶主都会将自己驻地周围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就叫王畿。在这些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和赋税制度有两种，一种是驱逐奴隶进行集体劳动，收入全部归奴隶主所有;一种是将土地分成“井”字形的九块，周围八块分给庶民耕种，庶民必须首先共同耕种中间的“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那块“私田”，“公田”的收入归奴隶主所有。战争时庶民要服军役和劳役，且自带装备和食物。这时期的赋税主要是以劳役形式表现的。
到了春秋中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农具和牛耕的逐渐普及，各级奴隶主在分封地之外大量开垦私田，面积逐渐超过了分封的公田。这些私田是不用向上一级奴隶主交纳贡税的，使得公田日渐荒废，国家岁入难以为继，各诸侯国不得不改变劳役地租式的税赋制度。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履亩而税”，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土地制度很大的变化。“初税亩”标志着我国土地制度开始从国有向私有的转化，反映出奴隶制经济基础渐渐坍塌，封建制经济基础渐渐滋生、长大。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井田制逐渐废除。
秦汉时期的名田制、王田制与编户齐名
战国初期，各国均推行变法，进行了以“开阡陌决裂封疆”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古老的井田制被彻底废除，领主贵族的世袭土地所有特权也随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名田制。名田制是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的，从秦国发展而来。战国初期，地处西塞的秦国国力弱小，在列国争雄中处于劣势，秦孝公立志图强，重用商鞅，推行变法。商鞅，魏国人，原名公孙鞅，又名卫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但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就必须把他杀了，不要让他走出魏国。”魏惠王不听。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通过秦孝公近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重用商鞅，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变法不久，秦国国力大增，后大败魏国，收复原被魏国抢占的土地，魏惠王忿恨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为增强秦国国力，重农抑商，奖励军功。在国内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所有人口均需登记在册，国家按户籍人数授田给农民，凡在户籍之民皆可获得一定土地。同时又按军功大小分封不同的爵位和不同数量的土地。士兵在战斗中杀敌1名,就可获得1级爵位,并得到1顷田和9亩宅地。杀敌越多，军功越大，爵位就越高，获得的土地就越多。而且国家授出的土地即为私人占有，不再收回，并可以自由买卖。之后的汉朝基本承袭了秦朝的名田制，不同的是汉代的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即借）给农民耕种。在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同时，秦朝还建立了与土地私有制相应的，以田租、口赋和徭役为主的赋税制度，开创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赋税制度体系。
即至西汉，实行“编户齐民”，国家将国民编为户籍，依据财产的多少承担国家的田租（即土地税）、算赋和口赋（统称人头税）、徭役、兵役。秦时徭役繁重，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但田租虽轻，人头税却重，人头税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汉代的编户制度使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按军功授爵位，打破了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产生了大批军功地主，也使民能休养生息，从而国家安稳、税赋充足稳定。正是在这一土地制度之下秦最后得以一统六国。也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汉朝的“文景之治”创造了令后世艳羡不已的繁荣与昌盛。
但与土地私有制伴随而来的是土地兼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买卖大量进行，最终冲击了名田制。至汉武帝时，土地兼并已严重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程度。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与民休息――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新王朝建立――与民休息――土地兼并”周而复始的更替。特别是汉文帝之后，国家已不再以军功授田宅而开始以金银实物为赏赐，名田制名存实亡。到西汉末年，王莽新朝为抑制土地兼并，推行王田制。
王田制将土地重新收归国有、禁止私人买卖，模仿井田制将土地授予农民，并限制私人占地规模。王莽的“托古改制”与当时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相左，最后适得其反，以失败而告终。
曹魏时期的屯田制
在土地私有的同时，国家往往也直接掌握部分土地。国家强制士兵或农民耕种这些国有土地，并征收一定数额田租，这就是源于西汉、成于曹魏的屯田制。西汉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汉文帝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时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部边陲，主要方式为军屯，且规模不大。
到了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曹操将汉代在边境屯田的经验推广于内地，在军屯的基础上增加了民屯，将抛荒的土地纳为国有，招募流民耕种。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按军事编制固定在土地上，一般不服兵役和徭役，专门从事农耕，土地收入由国家与屯田百姓按比例分配。用官牛的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这样就将流民与土地结合了起来，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吴、蜀两国亦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屯田制，但规模没有曹魏政权的大。
对归私人所有的土地，曹魏政权实行以调租制为主的赋税制度，规定田租每亩每年交纳粟四升，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纳绢二匹、绵二斤，废止了汉代征收的口赋和算赋。但农民还要分担各种徭役。
西晋时期的占田制
屯田制后期，军民所屯之田大都被监督屯田的官吏所侵占，国家对屯田的控制日益薄弱，国家之屯田大量流失于豪吏。另外一些世族大姓由于占有大量土地，其势力非常强大，大批的破产农民和自耕小农依附他们以求得到荫庇。足以同国家相抗衡的世族地主由此产生，他们往往有某种免役免税的特权，从而对国家财政收入构成了威胁。为了同世族地主争夺劳动力，增加财政收入，西晋统一全国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了占田制。
西晋的占田制规定男子可占田七十亩，女子可占田三十亩。占田是政府规定农民占有土地的一个指标，至于农民是否占足规定的数量，政府并不过问。税赋仍以实物形式缴纳。每个占田男子需向国家缴纳五十亩的田税，每个占田女子缴纳二十亩田税。每亩纳粟八升，比曹魏高一倍。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绢三匹，绵三斤。
占田制实质上是一种限田制，对官僚、士族所占的土地、人口规定了一个限额，对其兼并土地有一些限制作用。同时，占田制规定自耕农占田课田的数额，使其有可能依法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缴纳固定的租税，从而调动了自耕农生产的积极性，使西晋初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安定局面，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太康繁荣”。
北魏至唐时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西晋末年，中国北方在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制。所谓均田制，是将土地分为露田（种植粮食）、麻田（种植麻）、桑田（种植桑树）和宅地四种。规定男子15岁以上，国家即授其露田40亩，妇人授露田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每头受田三十亩，一户限四头。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产麻地区，每一男子另授麻田十亩，妇人五亩。这两种田不准买卖，年老或死亡时国家要收回。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而还授。对于初次授田的人，还要另给男子桑（榆）田20亩，该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新到居民每三口给宅地一亩建筑屋舍，奴婢每五口给宅地一亩。每年还田定于正月举行。还有一些对老小残疾、寡妇守志者的特殊优惠规定以及其他一些较为详细的规定。授田之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地不足之处，国家组织农民向空荒处迁徙。北魏通过授田，将耕民紧紧地附着在土地上，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保证了社会的稳定，管理有序。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北魏实行了与之相应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人头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它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人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
均田制的施行，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获得了一定量的土地，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百姓生活逐渐安定，国家财政税收更有所增长;同时租调制规定了政府对均田户的剥削限额，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北魏经济由此走向繁荣。其后的北齐、北周、隋、唐各朝均沿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只是具体办法有所变更。
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行基础是国家拥有大量的土地，国家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然后农民交租庸调给国家，从而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实践中存在着矛盾，土地国有和部分土地可以买卖在制度上存在着冲突。国家拥有了大量土地，相应的封建地主的土地就减少了。在封建社会，拥有土地就拥有一切，封建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不断地兼并土地从而收取更多的田租。所以国家的土地就被封建地主不断地兼并，国家能够分配的土地就越来越少，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的基础也就逐渐瓦解了。
至唐“安史之乱”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空前盛行，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转化为私有土地，政府控制的土地日益稀少，政府已无地可授。同时，唐中央政府对原来授田的农民横征暴敛，农民不堪忍受，或纷纷逃亡，或出卖土地而投靠贵族官僚地主为佃客。均田制名存实亡，租庸调制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两税法。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用多少就征多少;不再分本地人和外来户，农民和商人一律在现在的居住地缴税;课税对象为土地和资产，按财产多少征税;将租庸调和杂徭等各种捐税合并，分夏、秋两次缴纳;取消劳役，赋税以实物为主，兼收货币，人丁税则继续征收。
两税法的创建，标志着一种新的税制的开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征税对象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实行两税法后，政府年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时，两税法彻底打破了政府直接掌握土地，授予农民田亩的做法，田亩自由买卖，适应了土地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其土地制度为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
宋元时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
唐中期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宋代由于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迅速。虽然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私人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在税制上，宋仍沿袭唐两税法，按土地数量和土质好坏确定税额。但是宋田赋全国并无统一法则。宋田赋的正额不高，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诸如支移、折变、加耗等，负担很重。与两税及附加税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杂税，如沿纳、新增设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
宋朝积贫积弱，屡遭侵略，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问题，北宋时期，王安石又进行改革，推行“方田均税法”。“方田”即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符合公平税负原则。因此，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元政权由于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在时间上各有先后，因此，各地的法制也有差异，形成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则仿唐两税法。
明朝时期的“一条鞭法”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普查了全国的土地和人口，绘制了《鱼鳞图册》，详细记录了土地的归属，确定了土地的私有权，并以此作为赋役征收的基础。明初实行两税法，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辅之以丁赋和差役。田赋分夏税、秋粮。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即是政府将各种名目的田赋、徭役合并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政府雇工服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田赋中除政府所必须征收的米、麦之外，其余一律用银折纳。赋役征收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
“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清朝时期的“摊丁入亩”
明朝末年，以“藩王”为代表的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在长期的战乱中，这些藩王的土地或因战乱而荒芜，或被农民所占，或被豪强所霸，清初实现“更名田”，即将这些土地无偿给予现在占有耕种之人。在赋税上，清初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实行得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人和无地之人越来越多，继续按人头征收丁银，农民难以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康熙年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即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这种赋税制度一直为后世所延用，直到2005年我国取消农业税，中国才告别了两千多年农民纳粮的历史。
土地，一个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
纵观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迁，我们看到这样的规律性现象:
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这些制度，是封建统治者为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调整社会关系，巩固统治地位而做出的制度性调整。由于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一定程度解放了生产力，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由此增强，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
土地制度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表现为从“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以致阻碍生产力发展――土地制度及赋役制度变革――再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再不相适应以致阻碍生产力发展”周期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封建统治者正是通过不断调整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而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巩固封建统治。可以说，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不断调整，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春秋时代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实行，必然出现土地的流转问题，这就带来了中国封建时代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土地兼并，一方面使国家财政削弱;另一方面使耕农丧失土地，生存无以为继，导致阶级矛盾积累以致尖锐冲突。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大多与此有关。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土地的流转具有必然性。同时，附着于土地上的农耕人口不断变化，如新增人口、死亡人口，也不断改变着土地占有状况。因此，这就需要国家通过政策或制度进行调整，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
我国历史上实行的各种赋税制度，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它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总的来看，我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有着由人头税逐渐向田税转变，由徭役向实物再向货币征收转变，由征税时间不定时征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征收，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的规律。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土地制度调整为基础，并通过赋役制度的不断调整，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维护封建统治的现象。
刚刚落下帷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革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回溯历史，在一个又一个王朝更迭的片断中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土地制度，是指土地的所有制度、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赋税制度，是保证封建国家正常运转并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组织财政收入的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里，赋税制度长期以来是附着在土地制度之上的。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是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
土地，作为民众与国家生存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安危。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封建社会不断改朝换代而又长期延续，都与土地制度及其相应的赋税制度有着直接联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王朝万世一系，江山稳固，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这就出现了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时期土地和赋税制度的变化。一方面，它们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它们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了解和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迁，探究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得失，是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脉络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对当前的经济发展亦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先秦时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土地属于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井田制是我国商周到春秋早期的土地制度，它与分封制相联系。这一时期，土地完全国有，周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名义上也就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将土地和隶属于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各诸侯，各诸侯再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面的卿大夫，卿大夫再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士，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式的、家国一体的政权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各级贵族对分封的土地世代享用，但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不准转让和买卖。下一级奴隶主贵族都要为上一级奴隶主贵族镇守疆土、捍卫王畿，都要向上一级贡纳财物和特产。
在分封的同时，各级奴隶主都会将自己驻地周围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就叫王畿。在这些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和赋税制度有两种，一种是驱逐奴隶进行集体劳动，收入全部归奴隶主所有;一种是将土地分成“井”字形的九块，周围八块分给庶民耕种，庶民必须首先共同耕种中间的“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那块“私田”，“公田”的收入归奴隶主所有。战争时庶民要服军役和劳役，且自带装备和食物。这时期的赋税主要是以劳役形式表现的。
到了春秋中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农具和牛耕的逐渐普及，各级奴隶主在分封地之外大量开垦私田，面积逐渐超过了分封的公田。这些私田是不用向上一级奴隶主交纳贡税的，使得公田日渐荒废，国家岁入难以为继，各诸侯国不得不改变劳役地租式的税赋制度。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履亩而税”，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土地制度很大的变化。“初税亩”标志着我国土地制度开始从国有向私有的转化，反映出奴隶制经济基础渐渐坍塌，封建制经济基础渐渐滋生、长大。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井田制逐渐废除。
秦汉时期的名田制、王田制与编户齐名
战国初期，各国均推行变法，进行了以“开阡陌决裂封疆”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古老的井田制被彻底废除，领主贵族的世袭土地所有特权也随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名田制。名田制是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的，从秦国发展而来。战国初期，地处西塞的秦国国力弱小，在列国争雄中处于劣势，秦孝公立志图强，重用商鞅，推行变法。商鞅，魏国人，原名公孙鞅，又名卫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但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就必须把他杀了，不要让他走出魏国。”魏惠王不听。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通过秦孝公近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重用商鞅，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变法不久，秦国国力大增，后大败魏国，收复原被魏国抢占的土地，魏惠王忿恨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为增强秦国国力，重农抑商，奖励军功。在国内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所有人口均需登记在册，国家按户籍人数授田给农民，凡在户籍之民皆可获得一定土地。同时又按军功大小分封不同的爵位和不同数量的土地。士兵在战斗中杀敌1名,就可获得1级爵位,并得到1顷田和9亩宅地。杀敌越多，军功越大，爵位就越高，获得的土地就越多。而且国家授出的土地即为私人占有，不再收回，并可以自由买卖。之后的汉朝基本承袭了秦朝的名田制，不同的是汉代的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即借）给农民耕种。在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同时，秦朝还建立了与土地私有制相应的，以田租、口赋和徭役为主的赋税制度，开创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赋税制度体系。
即至西汉，实行“编户齐民”，国家将国民编为户籍，依据财产的多少承担国家的田租（即土地税）、算赋和口赋（统称人头税）、徭役、兵役。秦时徭役繁重，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但田租虽轻，人头税却重，人头税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汉代的编户制度使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按军功授爵位，打破了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产生了大批军功地主，也使民能休养生息，从而国家安稳、税赋充足稳定。正是在这一土地制度之下秦最后得以一统六国。也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汉朝的“文景之治”创造了令后世艳羡不已的繁荣与昌盛。
但与土地私有制伴随而来的是土地兼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买卖大量进行，最终冲击了名田制。至汉武帝时，土地兼并已严重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程度。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与民休息――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新王朝建立――与民休息――土地兼并”周而复始的更替。特别是汉文帝之后，国家已不再以军功授田宅而开始以金银实物为赏赐，名田制名存实亡。到西汉末年，王莽新朝为抑制土地兼并，推行王田制。
王田制将土地重新收归国有、禁止私人买卖，模仿井田制将土地授予农民，并限制私人占地规模。王莽的“托古改制”与当时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相左，最后适得其反，以失败而告终。
曹魏时期的屯田制
在土地私有的同时，国家往往也直接掌握部分土地。国家强制士兵或农民耕种这些国有土地，并征收一定数额田租，这就是源于西汉、成于曹魏的屯田制。西汉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汉文帝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时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部边陲，主要方式为军屯，且规模不大。
到了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曹操将汉代在边境屯田的经验推广于内地，在军屯的基础上增加了民屯，将抛荒的土地纳为国有，招募流民耕种。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按军事编制固定在土地上，一般不服兵役和徭役，专门从事农耕，土地收入由国家与屯田百姓按比例分配。用官牛的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这样就将流民与土地结合了起来，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吴、蜀两国亦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屯田制，但规模没有曹魏政权的大。
对归私人所有的土地，曹魏政权实行以调租制为主的赋税制度，规定田租每亩每年交纳粟四升，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纳绢二匹、绵二斤，废止了汉代征收的口赋和算赋。但农民还要分担各种徭役。
西晋时期的占田制
屯田制后期，军民所屯之田大都被监督屯田的官吏所侵占，国家对屯田的控制日益薄弱，国家之屯田大量流失于豪吏。另外一些世族大姓由于占有大量土地，其势力非常强大，大批的破产农民和自耕小农依附他们以求得到荫庇。足以同国家相抗衡的世族地主由此产生，他们往往有某种免役免税的特权，从而对国家财政收入构成了威胁。为了同世族地主争夺劳动力，增加财政收入，西晋统一全国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了占田制。
西晋的占田制规定男子可占田七十亩，女子可占田三十亩。占田是政府规定农民占有土地的一个指标，至于农民是否占足规定的数量，政府并不过问。税赋仍以实物形式缴纳。每个占田男子需向国家缴纳五十亩的田税，每个占田女子缴纳二十亩田税。每亩纳粟八升，比曹魏高一倍。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绢三匹，绵三斤。
占田制实质上是一种限田制，对官僚、士族所占的土地、人口规定了一个限额，对其兼并土地有一些限制作用。同时，占田制规定自耕农占田课田的数额，使其有可能依法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缴纳固定的租税，从而调动了自耕农生产的积极性，使西晋初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安定局面，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太康繁荣”。
北魏至唐时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西晋末年，中国北方在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制。所谓均田制，是将土地分为露田（种植粮食）、麻田（种植麻）、桑田（种植桑树）和宅地四种。规定男子15岁以上，国家即授其露田40亩，妇人授露田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每头受田三十亩，一户限四头。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产麻地区，每一男子另授麻田十亩，妇人五亩。这两种田不准买卖，年老或死亡时国家要收回。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而还授。对于初次授田的人，还要另给男子桑（榆）田20亩，该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新到居民每三口给宅地一亩建筑屋舍，奴婢每五口给宅地一亩。每年还田定于正月举行。还有一些对老小残疾、寡妇守志者的特殊优惠规定以及其他一些较为详细的规定。授田之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地不足之处，国家组织农民向空荒处迁徙。北魏通过授田，将耕民紧紧地附着在土地上，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保证了社会的稳定，管理有序。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北魏实行了与之相应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人头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它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人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
均田制的施行，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获得了一定量的土地，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百姓生活逐渐安定，国家财政税收更有所增长;同时租调制规定了政府对均田户的剥削限额，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北魏经济由此走向繁荣。其后的北齐、北周、隋、唐各朝均沿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只是具体办法有所变更。
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行基础是国家拥有大量的土地，国家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然后农民交租庸调给国家，从而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实践中存在着矛盾，土地国有和部分土地可以买卖在制度上存在着冲突。国家拥有了大量土地，相应的封建地主的土地就减少了。在封建社会，拥有土地就拥有一切，封建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不断地兼并土地从而收取更多的田租。所以国家的土地就被封建地主不断地兼并，国家能够分配的土地就越来越少，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的基础也就逐渐瓦解了。
至唐“安史之乱”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空前盛行，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转化为私有土地，政府控制的土地日益稀少，政府已无地可授。同时，唐中央政府对原来授田的农民横征暴敛，农民不堪忍受，或纷纷逃亡，或出卖土地而投靠贵族官僚地主为佃客。均田制名存实亡，租庸调制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两税法。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用多少就征多少;不再分本地人和外来户，农民和商人一律在现在的居住地缴税;课税对象为土地和资产，按财产多少征税;将租庸调和杂徭等各种捐税合并，分夏、秋两次缴纳;取消劳役，赋税以实物为主，兼收货币，人丁税则继续征收。
两税法的创建，标志着一种新的税制的开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征税对象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实行两税法后，政府年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时，两税法彻底打破了政府直接掌握土地，授予农民田亩的做法，田亩自由买卖，适应了土地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其土地制度为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
宋元时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
唐中期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宋代由于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迅速。虽然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私人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在税制上，宋仍沿袭唐两税法，按土地数量和土质好坏确定税额。但是宋田赋全国并无统一法则。宋田赋的正额不高，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诸如支移、折变、加耗等，负担很重。与两税及附加税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杂税，如沿纳、新增设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
宋朝积贫积弱，屡遭侵略，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问题，北宋时期，王安石又进行改革，推行“方田均税法”。“方田”即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符合公平税负原则。因此，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元政权由于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在时间上各有先后，因此，各地的法制也有差异，形成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则仿唐两税法。
明朝时期的“一条鞭法”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普查了全国的土地和人口，绘制了《鱼鳞图册》，详细记录了土地的归属，确定了土地的私有权，并以此作为赋役征收的基础。明初实行两税法，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辅之以丁赋和差役。田赋分夏税、秋粮。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即是政府将各种名目的田赋、徭役合并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政府雇工服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田赋中除政府所必须征收的米、麦之外，其余一律用银折纳。赋役征收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
“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清朝时期的“摊丁入亩”
明朝末年，以“藩王”为代表的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在长期的战乱中，这些藩王的土地或因战乱而荒芜，或被农民所占，或被豪强所霸，清初实现“更名田”，即将这些土地无偿给予现在占有耕种之人。在赋税上，清初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实行得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人和无地之人越来越多，继续按人头征收丁银，农民难以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康熙年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即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这种赋税制度一直为后世所延用，直到2005年我国取消农业税，中国才告别了两千多年农民纳粮的历史。
土地，一个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
纵观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迁，我们看到这样的规律性现象:
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这些制度，是封建统治者为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调整社会关系，巩固统治地位而做出的制度性调整。由于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一定程度解放了生产力，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由此增强，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
土地制度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表现为从“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以致阻碍生产力发展――土地制度及赋役制度变革――再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再不相适应以致阻碍生产力发展”周期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封建统治者正是通过不断调整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而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巩固封建统治。可以说，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不断调整，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春秋时代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实行，必然出现土地的流转问题，这就带来了中国封建时代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土地兼并，一方面使国家财政削弱;另一方面使耕农丧失土地，生存无以为继，导致阶级矛盾积累以致尖锐冲突。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大多与此有关。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土地的流转具有必然性。同时，附着于土地上的农耕人口不断变化，如新增人口、死亡人口，也不断改变着土地占有状况。因此，这就需要国家通过政策或制度进行调整，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
我国历史上实行的各种赋税制度，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它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总的来看，我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有着由人头税逐渐向田税转变，由徭役向实物再向货币征收转变，由征税时间不定时征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征收，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的规律。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土地制度调整为基础，并通过赋役制度的不断调整，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维护封建统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