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也鲜有记载。
到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状况。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
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
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东汉的马融在《围棋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除了以诗赋名著于世外，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围棋之盘式、着法等了然于胸，能将观过的“局坏”之棋，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
中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这与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也鲜有记载。
到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状况。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
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
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东汉的马融在《围棋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除了以诗赋名著于世外，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围棋之盘式、着法等了然于胸，能将观过的“局坏”之棋，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
中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这与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