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有一把红木椅子，他经常端坐在上面，两只手平放在光滑的扶手上。一道阳光此时伏在他的脚边，又慢慢地爬到了他的身上。
站在一旁与他说话的是我的外婆，她总是和颜悦色，挂着一脸传统妇女温婉的笑容。她给外公沏了茶，然后就站在他的身旁，扇着扇子。从表面上看，她是在为自己扇扇子，但那些风儿却朝着外公吹去。
椅子是外公的父亲传下的。
母亲说，外公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爷爷原是一名外省人，带着力气四处游走，靠打短工维持生计。有一次他在村里与人摔跤，赢了三亩水田，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到了外公的父亲手里，那三亩水田已被料理得像一个庄园。
外公十岁那年，他的父亲从镇上带回了这把椅子和一个女孩。外公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了玩伴。他骑在这个听话的童养媳身上，把她当做一匹马，还折了柳条抽她的屁股。
那时候，他的父亲就坐在椅子上，“咕噜咕噜”地吸着水烟。当父亲有事起身时，那椅子就发出幽幽的光来，显得很神圣。外公想，坐在椅子上可能比骑马更舒服。有一天，他趁父亲不在家，爬上椅子，并在上面睡了一觉。
正在码头洗衣的那个女孩，远远地看到从镇上返回的船，便扔下洗衣盆奔回屋里，把外公叫醒。她用围裙把椅子擦了好几遍，想把外公留在上面的体温擦去。就像演戏似的，这样惊险的情节发生了很多次。
但是很快，外公就用不着担心那突然而至的咳嗽声了。在他与那个渐渐丰满的女孩成亲后，父亲把椅子让给了他，还有那把锃亮的水烟筒，以及插满稻禾、正在抽穗的三亩水田。
很多年后，外公把他的父亲埋在水田旁，并在周围搭了豆架和瓜棚。
春夏季节，架子上爬满鲜亮的黄花，蝴蝶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像阳光的碎片落在上面。
那时候，我的外婆包着一块蓝色的头巾，提着盛满酒食的篮子，在田埂上行走。她总是先闻到扑鼻的花香，然后看见满头大汗的外公。
母亲说，外公是个脾气很坏的人，但在五月的豆架下，他会采一朵花插在外婆的耳旁。
当月亮像湿漉漉的兽爬到屋后时，外公拖泥带水地回来了。他把自己的身体往椅子上一摆，就不再动弹了，好像被那椅子紧紧地抱住一般。
外婆端了洗脚盆蹲在椅子旁，她知道外公很辛苦，回到家里就不能让他再受累了。
母亲不止一次地说，外公洗完脚后，就把水盆“哗”地踢翻。孩子们躲在门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转眼到了某一年的夏天，一队日本兵开进了村庄。他们叽里呱啦地说着话，把村民们赶到晒谷场上，然后在屋顶上架起了机枪。
外公和外婆也在人群中，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小孩。当那个队长模样的日本人举起军刀时，外公用眼睛看着外婆，这时外婆也默默地看着他。他们的目光里并没有悲伤，只有那些黄花像约好似的一齐怒放。
但是，直到太阳偏西，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村民仍然没有听到枪响。那队日本兵埋怨着突然出了毛病的机枪，离开了。
日子恢复了平静，洗脚水又一次次被踢翻在地。
母亲说，有一次外公嫌洗脚水太烫，竟连盆带水砸在外婆身上。
第二天夜里，当他再次坐在椅子上等着洗脚时，那个温顺的女人却没有出来。
外公在方圆几十里的好几个村子寻找，他甚至问遍了河道上来往的船只，还在星光下的一棵树旁问过天，但那个美丽的童养媳却踪影全无。
整整半年，外公在椅子上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田地里落满了雪。
那些黄花再次开放的时候，一个货郎挑着担来到村里。他对外公说，好像在同里镇的街上，看到过外公描述的女人，许多次在摊前买豆腐和鱼。
外公赶到同里，在镇上的豆腐摊前守了三天，终于见到了我的外婆。
外婆在一户国民党军官的家里做保姆，女主人十分喜欢这个勤劳、和善的女子，与她姐妹相称，不舍得放她走。那军官也在堂前的吊灯下严厉呵斥外公，就差没把手枪拔出来。
外公拖着沮丧的影子，踏着夜路，空手而归。
但他并不死心，又一次跑到镇上。他提着满满一篮鲜嫩的黄花，跪在门槛前恳求外婆。这一招非常管用，外婆收拾了一番，跟着外公回村了。
母亲说，从同里到村上的三十多里地，外公把他的女人背在身上，一刻也没舍得放下。
我相信，外婆在那时一定想起了当年自己被当做马骑的情景，她一定折下路旁的芦荻，在外公的头上敲着。而到了村口，她一定像敏感的鹿，迅速地跳下，以免坏了男人的形象。
几天之后，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外公的三亩水田被革了命，他被定了上中农的成分，离反动的富农只差了一点儿。自那时起，他就少言寡语，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半天，灰暗的皱纹逐渐爬上了他的脸。
“大跃进”的时候，外公在垄上支起了锅灶，给炼钢铁的社员煮粥。开饭的铃儿一响，那帮饿得眼睛发绿的人一窝蜂涌来，把他挤推得人仰马翻，那锅粥不偏不倚倒在了他的身上。
母亲说，在那些性命攸关的夜晚，外婆用嘴吸出了外公伤口里的脓;又用身子焐暖了被窝，再让外公躺进去。
外公养伤的那段时间椅子就空着，即使落满了灰尘，也没有人敢靠近。
待我记事以后，那把椅子被搬到了枇杷树下。月明星稀的晚上，外公常在树下乘凉。有时我想在椅子上坐一下，他就用豁了口的蒲扇拍我的头，又张开缺了牙的嘴巴呵呵地笑。
这时外婆就会走过来，像摘星星那样，摘了枇杷，哄我去别处玩。
我心有不甘地回头望去，总是看到外婆剥好了枇杷，送到外公面前，说：“老头子，尝一尝。”
我上大学以后，有一次舅舅来信，说外公受伤了。信上说，那天下午他在豆架下割草，看到有黄蜂飞来，便用镰刀去砍，没想到砍伤了自己的手背。其实伤口并不要紧，但外公觉得这是死前的征兆。
那年秋天，有洗脚水端来的一个傍晚，外公坐在椅子上，永远地睡着了。
那时候，椅子的扶手已经断裂。
我那爱好木工活的父亲拿来了工具，想要把它修好，却被外婆阻止了。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外婆喜欢把椅子搬到院子中央，坐在上面缝衣或拣豆。当椅子发出“嘎嘎”的声响时，她就笑。
如果那把椅子空放在太阳下，那么外婆一定是去了屋后的豆架下，在那里静静地看黄色的花儿。
她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五月，曾经有一朵花儿在自己的耳旁开放;也会想起那个远去的男人，曾经跪在门槛前，把花儿举过了头顶。
乡邻们都知道，我的外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坐在椅子上，望着门前的流水，跟上帝说一会儿话。
后来她的耳朵有点背，我就买了助听器去探望老人，临走时把一些钱塞进她的衣兜。但据说，她把那些钱拿到了镇上的礼拜堂，捐做慈善。
今年春天，当花儿吐蕊、蝴蝶飞来之时，我九十四岁的外婆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的枕头下，还压着我最后一次给她而她还没来得及捐出的钱。
前些天，舅舅打电话来，说那把椅子无缘无故地散架了。
我想，外公和外婆一定在上帝那里领到了三亩水田，他们重新搭起了豆架，正坐在那把红木椅子上，等着花儿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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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有一把红木椅子，他经常端坐在上面，两只手平放在光滑的扶手上。一道阳光此时伏在他的脚边，又慢慢地爬到了他的身上。
站在一旁与他说话的是我的外婆，她总是和颜悦色，挂着一脸传统妇女温婉的笑容。她给外公沏了茶，然后就站在他的身旁，扇着扇子。从表面上看，她是在为自己扇扇子，但那些风儿却朝着外公吹去。
椅子是外公的父亲传下的。
母亲说，外公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爷爷原是一名外省人，带着力气四处游走，靠打短工维持生计。有一次他在村里与人摔跤，赢了三亩水田，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到了外公的父亲手里，那三亩水田已被料理得像一个庄园。
外公十岁那年，他的父亲从镇上带回了这把椅子和一个女孩。外公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了玩伴。他骑在这个听话的童养媳身上，把她当做一匹马，还折了柳条抽她的屁股。
那时候，他的父亲就坐在椅子上，“咕噜咕噜”地吸着水烟。当父亲有事起身时，那椅子就发出幽幽的光来，显得很神圣。外公想，坐在椅子上可能比骑马更舒服。有一天，他趁父亲不在家，爬上椅子，并在上面睡了一觉。
正在码头洗衣的那个女孩，远远地看到从镇上返回的船，便扔下洗衣盆奔回屋里，把外公叫醒。她用围裙把椅子擦了好几遍，想把外公留在上面的体温擦去。就像演戏似的，这样惊险的情节发生了很多次。
但是很快，外公就用不着担心那突然而至的咳嗽声了。在他与那个渐渐丰满的女孩成亲后，父亲把椅子让给了他，还有那把锃亮的水烟筒，以及插满稻禾、正在抽穗的三亩水田。
很多年后，外公把他的父亲埋在水田旁，并在周围搭了豆架和瓜棚。
春夏季节，架子上爬满鲜亮的黄花，蝴蝶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像阳光的碎片落在上面。
那时候，我的外婆包着一块蓝色的头巾，提着盛满酒食的篮子，在田埂上行走。她总是先闻到扑鼻的花香，然后看见满头大汗的外公。
母亲说，外公是个脾气很坏的人，但在五月的豆架下，他会采一朵花插在外婆的耳旁。
当月亮像湿漉漉的兽爬到屋后时，外公拖泥带水地回来了。他把自己的身体往椅子上一摆，就不再动弹了，好像被那椅子紧紧地抱住一般。
外婆端了洗脚盆蹲在椅子旁，她知道外公很辛苦，回到家里就不能让他再受累了。
母亲不止一次地说，外公洗完脚后，就把水盆“哗”地踢翻。孩子们躲在门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转眼到了某一年的夏天，一队日本兵开进了村庄。他们叽里呱啦地说着话，把村民们赶到晒谷场上，然后在屋顶上架起了机枪。
外公和外婆也在人群中，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小孩。当那个队长模样的日本人举起军刀时，外公用眼睛看着外婆，这时外婆也默默地看着他。他们的目光里并没有悲伤，只有那些黄花像约好似的一齐怒放。
但是，直到太阳偏西，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村民仍然没有听到枪响。那队日本兵埋怨着突然出了毛病的机枪，离开了。
日子恢复了平静，洗脚水又一次次被踢翻在地。
母亲说，有一次外公嫌洗脚水太烫，竟连盆带水砸在外婆身上。
第二天夜里，当他再次坐在椅子上等着洗脚时，那个温顺的女人却没有出来。
外公在方圆几十里的好几个村子寻找，他甚至问遍了河道上来往的船只，还在星光下的一棵树旁问过天，但那个美丽的童养媳却踪影全无。
整整半年，外公在椅子上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田地里落满了雪。
那些黄花再次开放的时候，一个货郎挑着担来到村里。他对外公说，好像在同里镇的街上，看到过外公描述的女人，许多次在摊前买豆腐和鱼。
外公赶到同里，在镇上的豆腐摊前守了三天，终于见到了我的外婆。
外婆在一户国民党军官的家里做保姆，女主人十分喜欢这个勤劳、和善的女子，与她姐妹相称，不舍得放她走。那军官也在堂前的吊灯下严厉呵斥外公，就差没把手枪拔出来。
外公拖着沮丧的影子，踏着夜路，空手而归。
但他并不死心，又一次跑到镇上。他提着满满一篮鲜嫩的黄花，跪在门槛前恳求外婆。这一招非常管用，外婆收拾了一番，跟着外公回村了。
母亲说，从同里到村上的三十多里地，外公把他的女人背在身上，一刻也没舍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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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时候，外公在垄上支起了锅灶，给炼钢铁的社员煮粥。开饭的铃儿一响，那帮饿得眼睛发绿的人一窝蜂涌来，把他挤推得人仰马翻，那锅粥不偏不倚倒在了他的身上。
母亲说，在那些性命攸关的夜晚，外婆用嘴吸出了外公伤口里的脓;又用身子焐暖了被窝，再让外公躺进去。
外公养伤的那段时间椅子就空着，即使落满了灰尘，也没有人敢靠近。
待我记事以后，那把椅子被搬到了枇杷树下。月明星稀的晚上，外公常在树下乘凉。有时我想在椅子上坐一下，他就用豁了口的蒲扇拍我的头，又张开缺了牙的嘴巴呵呵地笑。
这时外婆就会走过来，像摘星星那样，摘了枇杷，哄我去别处玩。
我心有不甘地回头望去，总是看到外婆剥好了枇杷，送到外公面前，说：“老头子，尝一尝。”
我上大学以后，有一次舅舅来信，说外公受伤了。信上说，那天下午他在豆架下割草，看到有黄蜂飞来，便用镰刀去砍，没想到砍伤了自己的手背。其实伤口并不要紧，但外公觉得这是死前的征兆。
那年秋天，有洗脚水端来的一个傍晚，外公坐在椅子上，永远地睡着了。
那时候，椅子的扶手已经断裂。
我那爱好木工活的父亲拿来了工具，想要把它修好，却被外婆阻止了。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外婆喜欢把椅子搬到院子中央，坐在上面缝衣或拣豆。当椅子发出“嘎嘎”的声响时，她就笑。
如果那把椅子空放在太阳下，那么外婆一定是去了屋后的豆架下，在那里静静地看黄色的花儿。
她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五月，曾经有一朵花儿在自己的耳旁开放;也会想起那个远去的男人，曾经跪在门槛前，把花儿举过了头顶。
乡邻们都知道，我的外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坐在椅子上，望着门前的流水，跟上帝说一会儿话。
后来她的耳朵有点背，我就买了助听器去探望老人，临走时把一些钱塞进她的衣兜。但据说，她把那些钱拿到了镇上的礼拜堂，捐做慈善。
今年春天，当花儿吐蕊、蝴蝶飞来之时，我九十四岁的外婆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的枕头下，还压着我最后一次给她而她还没来得及捐出的钱。
前些天，舅舅打电话来，说那把椅子无缘无故地散架了。
我想，外公和外婆一定在上帝那里领到了三亩水田，他们重新搭起了豆架，正坐在那把红木椅子上，等着花儿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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