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倩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1年12期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50-09
弗兰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间的紧密关系向来是文艺复兴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很清楚的是，它的许多方面仍然缺乏实践检验的证据。对彼特拉克作品的解读至少把这种联系置于思想诠释的框架之内，但这一框架几乎是不适用于文本解读范围之外的。因此，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关系是否得到正确解释仍有待证明。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学术界必须对彼特拉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进行考察，这才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人文主义者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图景。通过对彼特拉克通信对象的考察，我们得知，复杂的历史现象可以从知识精英的社会交游关系架构中得到解释。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从新的切入点提出问题，得出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联系不仅依赖着其作品的影响，也是凭借着非常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笔者拟就通信对象为核心来考察彼特拉克的交游圈，通过分析彼特拉克与何人通信、怎样通信、为何目的通信，剖析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架构及其作用，进而将人文主义者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探讨带出人们熟悉的轨道而驶入尚未开拓的领域，这或许会对从社会活动层面理解彼特拉克发动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具有一定意义。
一、彼特拉克的交游圈：以通信对象为核心的考察
彼特拉克将自己的信件整理编排出一部诗歌体书信集和三部散文体书信集①，本文以其中最主要的两部散文信集《日常熟事书信集》和《晚年书信集》②为研究对象。前者中的书信约写于1325-1366年，彼特拉克于1345-1366年整理成24卷的集子，共350封信，献给“苏格拉底”(Socrates，Ludwig van Kempen)；后者包含写于1361-1374年的128封信，18卷，献给“西蒙尼特斯”(Simonides，Francesco Nelli)③。集子里的大部分信件写给明确人物。除了各自最后一卷中有分别写给古代名人和后人的信件外，其他标明的通信对象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人。
“彼特拉克的书信名声显著，但同样显著的事实是很少有人真正阅读它。毫无疑问，那是一座揭示他心智的丰富宝藏。”[1](p.9)学界在对彼特拉克的研究中，不少是将信件作为辅助材料来研究其他作品；就信件本身的研究而言，目前主要的权威是曾任美国中世纪学会主席的欧尼斯特·哈奇·威金斯(Ernest Hatch Wilkins)，其成果可归纳为：威金斯对某些特定的通信对象进行了个案研究④；对彼特拉克信件的传送者进行过专门研究⑤；还将彼特拉克在特定地区，如沃克吕塞的信件汇编成书⑥；他对彼特拉克写信的时间、地点、对象进行过专门考证，1960年出版了《彼特拉克的通信》(Petrarch's Correspondence)这部工具性参考书；在此基础上，威金斯完成了权威的《彼特拉克传》⑦。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考证彼特拉克信集编排中的虚构因素⑧，即增加、拆分、筛选、修改的痕迹，通过搜集原始手稿、考订信件内容，以求获得一个历史的彼特拉克，还原其不同阶段的真实思想状态。总之，我认为目前国际学界前沿对彼特拉克信件的研究主要做在基础工作上，对文本进行真伪考证和解读，这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
国内对彼特拉克信件的研究尚处在零散的初步介绍阶段，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需要指出两项富有启发的成果：复旦大学赵立行教授对彼特拉克《日常熟事书信集》进行了总体评述，梳理彼特拉克的思想轨迹⑨；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对彼特拉克写给赞助人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il Vecchio)的一封《论统治者应该如何统治国家》书信进行专门的研究，来考察彼特拉克的政治思想⑩。
得益于学界已有成果，笔者以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为核心考察其交游圈和社交关注点，进而分析彼特拉克如何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构筑人文主义理念的影响空间。“无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无处不在，十分具体；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务的运行过程。独立的个人，凭借其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2](p.412)彼特拉克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著述作品算不上庞大，却声名远扬，很大程度便得益于以通信为重要渠道的社会交往。“你只要随便看一眼他的通信对象名单，感觉就如同是魔术师的魔杖复原了整个14世纪的生活。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盛大队伍行进在眼前。”[3](pp.10-11)
彼特拉克的信集总体依照书信写作先后顺序而排(11)，笔者在研究中，先对信件进行了再排序，将写给同一对象的散布在不同卷的信件按序摘取排列，按身份职务将通信对象归为若干领域，再对同一领域进行不同层次的细分，列出如下简要统计表，仅供我们总体了解彼特拉克通信对象之参考(见后表)。
附注说明：
1.职位跨教会和世俗政治领域的有7人，64封信，统计时参照其主要活动以及与彼特拉克通信中的身份来定。
2.对多重身份者，优先教会或世俗政治身份；前后职位有变化者，一般以最后任职来归属，前提是在彼特拉克与其通信期间或至晚到彼特拉克去世前的任职。
3.在未列出通信对象姓名的26封信中，除了明确可知有写给3位人士的6封信外，未能直接获知其他信息，通信对象人数因此而不确定，笔者在数字后注以“+”表示大于此数字(12)。
依上表可知，教会和世俗政治领域人士是彼特拉克通信交往的最主要群体。在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大卫·汤姆逊编的彼特拉克书信及其他作品选集为何取名为“彼特拉克：王公贵人之中的一位人文主义者”(13)。此外，文人学者也是彼特拉克通信较多的人群。下文中，笔者将表中的分类归纳为三个专题予以讨论。
二、上帝的美德与人间的天国：彼特拉克与教会人士的通信
14世纪初，教皇明显开始丧失传统的权威性，也逐渐丧失了与罗马乃至意大利的紧密联系，法国势力则呈现对抗性的增长。彼特拉克的生命跨度(1304-1374年)实际上与教廷沦落阿维农的时期(1309-1377年)基本吻合。他从八岁起随被放逐的父亲(Ser Petracco)定居阿维农附近，“就是在阿维农的意大利居民圈中，彼特拉克萌生了强烈的意大利认知”[4](p.2)。他将教廷驻在法国南部的事件比作“巴比伦之囚”(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了这种说法)。
彼特拉克在教会领域的交往颇具广度和深度。从区域范围上看，意大利不同教区、神圣罗马帝国、法国、拜占庭都有其结交通信人士；从教阶体制考察，交往面上达教皇、贴身的教皇秘书、咨议官僚枢机主教，再到管理教区的主教和执事长、管理具体教堂和修道院的堂区长与修道院长，乃至普通教士修士，贯穿了严密教阶体系的核心和边缘、上中下不同层次。
提炼通信的内容主旨可知，彼特拉克想要一个驻跸在罗马、符合基督教美德的秩序良好的教会组织，倡导与营造和平、正义、审慎，关注民生、维护公共的善。他反对的不是教会干预社会政治，而是教会的贪婪、腐败、专制暴政，彼特拉克对教会现存的这些问题致信抨击、呼吁改善。在通信交往中，他积极将人文主义者的古典爱好和文化魅力渗透于教会人士。彼特拉克期待把上帝的美德复制到人间天国的构造中，而在此过程中，一个秩序良好的教会组织是可以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的。
彼特拉克的理想教会蓝图映射到现实中，首先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结束“阿维农之囚”的耻辱，尽快让教廷返回古老而神圣的罗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给教皇乌尔班五世的信中得知。彼特拉克对这位直接从本尼狄克修道院院长当选的教皇寄予厚望，将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单独列为一卷，即《晚年书信集》第七卷，“我可以非常坦诚而确定地说，至少整个基督教世界会承认这一点：没有任何城市能与罗马的品质媲美，也无法通过任何人的偏爱而变成那样”(Sen.Ⅶ，1.)，这封信的设计从内容、结构、雄辩上来说都是一篇宏大的杰作。1367年5月，乌尔班五世返回罗马暂驻了三年，彼特拉克致信盛赞他是“这个时代唯一挂念公共福祉的教会人士”，并且进一步坚定教皇的信念，督促他着手教会改革。“你已经完成了最艰难的部分。继续下去吧。带领已经委托予你监护的教会回到古代的体例下”。具体而言，“矫正教会的轨道，摆脱孱弱，抑制贪婪，驱除野心，恢复丢失的节制，制止欲望的泛滥，刺醒慵懒的倦怠，平息狂暴的怒火”(Sen.Ⅸ，1.)。
针对某些教会统治者的贪婪、暴政等恶习，彼特拉克毫不掩饰地致信直击。他曾致信枢机主教阿尼巴尔多(Annibaldo)对其贪婪进行抨击和忠告，言辞诚恳：“我恳求你，让没用的金钱脱离教会，贡献给真正需要的人；彰显基督之爱，而非时代的浮华；别在虔诚的借口下盲目拜金。”“基督宁愿要虔诚的行为、高贵的思想、纯粹而赤诚的谦卑。”(Fam.Ⅵ,1.)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 Order)修士雅可布(Jacopo)在驱逐了维斯康蒂后掌控了帕维亚，渐而转化为专制暴君。彼特拉克写了一封严厉而长篇的斥责信：“你，伪装在基督名下，却分明奉马尔斯为圭臬，崇拜女战神(Bellona)甚于圣母玛利亚，在宗教的习俗下隐藏着战斗的企图；你甚至都不会去隐藏，而昭然暴露于言行中。”进而又建议他若要维护统治，需保持和平、仁爱、审慎，不要违背公共的善(Fam.ⅩⅨ，18.)。
彼特拉克并不会直接参与关键的教会要职(14)，他不愿意被剥离平静而自由的生活，多次拒绝直接服务在教皇身边的高层教职。枢机主教塔雷兰德(Talleyrand)代教皇英诺森六世邀请他前去教廷，彼特拉克回信拒绝，“我的命运和精神不需要金钱；我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不需要这种荣誉；我繁忙的日程和日渐衰老的年岁经受不了这种辛劳”，同时，在信中向这一职位推荐了好友薄伽丘和“西蒙尼特斯”(Sen.Ⅰ，4.)；乌尔班五世多次邀请他前去，承诺以丰厚待遇，彼特拉克一直推延未去，陈述“拿掉财富，让我赤裸裸的吧，仅给我思想的平静，那样我就是富有的”(Sen.Ⅺ，16.)；教皇秘书斯泰法诺(Stefano di Pietro Colonna)代格里高利十一世召唤彼特拉克，彼特拉克以身体状况为由婉拒(Sen.ⅩⅤ，2.)。
彼特拉克虽然屡次拒绝了直接担任教皇秘书的机会，却不乏与教皇传达信件和交流沟通的渠道。担任教皇秘书的弗兰切斯科·卡尔沃(Francesco Calvo)和弗兰切斯科·布鲁尼(Francesco Bruni)是在彼特拉克拒绝了这一职位后上任的，后者忠实追崇彼特拉克，并经人推荐成为彼特拉克的朋友，在入选教皇秘书中，向彼特拉克寻求了支持；曾任那不勒斯王室秘书的文法家扎诺比(Zanobi Mazzuoli)，在人生方向和职位层次的转变中获得了彼特拉克的重要建议(参见Fam.Ⅻ，3.和Fam.ⅩⅢ，9.)。可见，彼特拉克与这几位教皇秘书交往密切，甚至有赞助、举荐、向导、同行等现实关系纽带，是彼特拉克可信赖和寄托的教皇身边人士。
在彼特拉克与教会人士的通信交往中，随处可见他对通信对象的身心关照与挂念、心态与思路的启发引导，提供一种面向个体的、现实的、生活的关怀与慰藉。克莱门特六世重病期间，彼特拉克曾写信建议他提防医生(Fam.V，18.)；活跃于教廷政治却多次受挫的帕度亚主教彼得罗(Pietro Pilleo)收到了彼特拉克的劝诫鼓励信(Sen.Ⅵ，4.)；生病中的维泰尔博(Viterbo)主教尼科洛(Niccol ò di Paolo)收到了彼特拉克的关怀慰问信(Fam.ⅩⅥ，6.)；枢机主教圭伊(Gui)的母亲去世后，彼特拉克致信表示悼念(Fam.ⅩⅢ，1.)。
彼特拉克与教会人士交流古典学问、传播自己的作品，旁征博引古典文化来探讨现世生活志趣，渗透人文主义理念在教会领域的影响。阿加皮托(Agapito di Stefano Colonna)年轻时受业于彼特拉克，曾获邀到彼特拉克家中参加诗文晚宴。瑙姆堡主教扬·施特雷达(Jan ze Steda)，也是帝国宫廷大臣、波希米亚人文主义者，对彼特拉克作品的传播贡献很大，彼特拉克致信以表达感激；还有三位彼特拉克给起了古典名号的好友，通信数量庞大，关系密切：佛罗伦萨圣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修道长“西蒙尼特斯”、枢机主教乔瓦尼·科隆纳教堂的领唱人“苏格拉底”、皮亚琴察圣安东尼奥(Sant'Antonino)牧师“奥林匹奥”(Olimpio，Luca Cristiani)，彼特拉克与他们通信主题丰富，有朋友间的结交、协调、共享事宜，安慰和劝诫，探讨古典学问、交流作品意见，评论时局和社会问题，交流生活态度和情趣。
正是在皆有政治咨询、文化交流、个体关照的交往基础上，彼特拉克与不少教会人士保持真诚的感情交流，适时视情况向通信对象推荐新朋友、推荐职位候选人、推荐学生到其门下学习等，协调朋友间的关系，拓展和延伸新的文化思潮在教会中的力量和影响。
三、和平、公正与民生：彼特拉克与世俗政治统治者的通信
概而言之，13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可以划分为三大区域：北部是皇帝的版图，中部教皇国，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也属于教皇封地，但先后受德意志和法国统治。13世纪后期，古老的“意大利—德意志政治模式”开始隐退，到14世纪中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权力斗争不再由教皇或皇帝这种超国家的普世权威来主导，而转为意大利本土城市国家间的冲突。以往建立在教皇党(Guelf)和皇帝党(Ghibelline)基础上的不稳定联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各城市都在追求内部的高度自治，同时仍借助皇帝来论证自身权威的合法性[5](pp.147，234)。
彼特拉克在世俗政治领域交往的区域范围覆盖了意大利北部诸城市、教皇国、南部的西西里王国，乃至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等；从官阶体制考察，上至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到意大利内部的君王和城市显贵领主、乃至属下的文武官员随从，都有彼特拉克通信交往的人群。可以说，彼特拉克跻身于当时意大利政局博弈的关键力量之中。
彼特拉克与世俗政治领域人士通信交往的核心主题——渴望恢复作为恺撒宝座的古代罗马的荣光，恢复意大利的平定和统一，以维护公共的善为政治目标。为此，彼特拉克先后寄希望于罗马护民官(Tribune)科拉·迪·里恩齐(Cola di Rienzo)、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以及意大利内部的区域领主和城市显贵。
罗马护民官科拉·迪·里恩齐将彼特拉克复兴罗马的热情燃烧到极点。1343年，科拉前往阿维农寻求教皇承认罗马民众反权贵而建立的民主政体时，与彼特拉克首次相遇，科拉对古代和早期基督教罗马的热忱、恢复罗马荣耀的渴望，使两人很快结为朋友。彼特拉克致信表示，“我的心随着你的话语都燃烧了起来”[6](p.4)。热情支持科拉1347年革命，不遗余力地书信强化科拉和罗马人的决心，建言献策。科拉的回信：“你对罗马的赤诚之爱清晰可见于信中，忧心于其安危……我们也热情地拥戴你，诚挚地宣誓愿为你的荣光和才华效劳。如同宝钻装饰金戒那样，你的伟大也将点缀和美化这座富有养分的城市。”[6](p.38)后来的事实证明，科拉的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在教皇军队的压力下退位并被流放，最后在返回罗马后被暴民杀害。
面对意大利内部分裂的局面，彼特拉克也曾寄希望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来复兴以罗马为中心的真正帝国。前后给皇帝写了14封信，前两封(Fam.Ⅹ，1.和Fam.Ⅻ，1.)写于私人会面前，呼吁皇帝跨越阿尔卑斯山来恢复意大利的平静，在第二封信后收到皇帝的回信，彼特拉克又写信反驳其借口(Fam.ⅩⅤⅢ，1.)。1354年10月，皇帝前往意大利加冕，彼特拉克欣喜若狂致以贺信，“哦，恺撒，不管你出生在哪里，我们都把你当成意大利人，现实的地点无关紧要，目的何在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Fam.ⅩⅨ，1.)。皇帝在曼求亚召见了彼特拉克，向其索要作品抄本，彼特拉克向皇帝赠送了收藏的罗马硬币，两人就隐居问题激烈辩论。然而，皇帝加冕后旋即离开，彼特拉克致信厉声斥责，“又回到了你的蛮族王国……如此轻率地离开……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志向却仅仅停留在波希米亚上”(Fam.ⅩⅨ，12.)。此后，彼特拉克与皇帝仍有通信，多次推荐好友，继续劝说重返意大利。查理四世虽一直未如其所愿，但仍与彼特拉克保持联系，咨询历史问题、赠送金杯、邀他前来。彼特拉克与皇室关系之密切，可见于曾收到皇后寄来的产女信息，并于1358年5月写信给安娜(Anna)皇后表示祝贺，随以表达对妇女的赞美。杜克大学的法兰克·布查德特(Frank L.Borchardt)分析彼特拉克与德国的关联认为，意大利的平定大概是皇帝最不愿去挥霍资源的工程。皇帝更在意的是被欧洲最著名的学者注意而带来的名誉。“在近代北方君主中，查理四世最早认清赞助文化艺术的政治优势”[7](pp.420～428)。
以上两次希望落空后，彼特拉克继而放眼于意大利内部的区域领主和城市显贵。罗马的科隆纳家族、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帕度亚的卡拉拉领主都前后对彼特拉克有赞助关系。彼特拉克在与城市领主、显贵家族及其文武属官随从的通信交往中，关注点集中在以下层面：
维护意大利内部和平、保持政局稳定。1352年热那亚与威尼斯冲突期间，彼特拉克向双方总督写信呼吁保持意大利内部和平，向外作战；教皇国官员切科(Cecco da Forl ì)经常代领主向彼特拉克寻求政局维持的帮助；在西西里罗伯特国王去世后的不稳定时期，彼特拉克就君王的教育、和平问题与新国王监护人尼科洛·阿奇阿尤利(Niccol ò Acciaiuoli)通信交流。
为统治者或决策层提供政治建议和具体行事指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帕度亚领主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da Carrara)非常推崇彼特拉克，1368年一个下雨的晚上，亲自到城门迎接彼特拉克，派人前往其下榻处赠送厚礼，与其共进晚餐，在帕度亚西南15里的阿克瓦(Arqu à)为彼特拉克兴建了小楼阁，不时亲自登门会见。1373年，重病中的彼特拉克仍为弗兰切斯科行使了最后一次外交使命。彼特拉克将写给弗兰切斯科的两封信独立列为《晚年书信集》第14卷。其中，写于1373年的忠告统治者如何统治国家的书信，是彼特拉克一篇成熟而重要的政论文章，要求统治者服膺于公共的善，不为一己私利做出背离道德的事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民生问题的建议。此外，彼特拉克还就权力运转的进退策略向政治人物谏言。维斯康蒂扩张政策的支持者帕加尼诺(Paganino da Milano)被彼特拉克称为“我特别而又最杰出的朋友”，彼特拉克写信提醒他控制权力欲、三思而后行，在逆境中保持耐心；科隆纳家族的小斯泰法诺·科隆纳(Stefano Colonna the younger)曾任罗马议员和军事将领，彼特拉克书信忠告“对于一个不知道如何使用成功的人来说，去赢得成功毫无意义”(Fam.Ⅲ,3.)。
将古典文化的底蕴赋予君王领主，熏陶和塑造权力精英的素质与风范。彼特拉克曾给米兰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写信赞美有学问君王的魅力(Fam.Ⅶ，15.)；雇佣兵队长卢奇诺(Luchino dal Verme)(15)出征前，彼特拉克致信称“无论在数量还是成就上，罗马的将领都远胜于其他民族”(Sen.Ⅳ，1.)，通过援引古代著名军事将领和理论家的权威例证，彼特拉克向其陈述战争的技艺与高级将领应该具备的品质。
对君王贵族个人身体状况的牵挂、生活问题的慰藉，甚至扩及对其家庭成员的安危关怀。彼特拉克在卡尔皮(Carpi)领主曼弗雷德(Manfredo Pio)大病初愈时致信问候(Fam.Ⅸ，1.)；凭战绩享誉意大利的里米尼领主潘多佛·马拉特斯塔(Pandolfo Malatesta the Younger)，因对人文主义研究的兴趣而深深着迷于彼特拉克，屡次派画家去描绘其肖像。妻子去世后，他向彼特拉克咨询是否再娶，彼特拉克就此回信讨论了娶妻标准(Fam.ⅩⅫ，1.)；雇佣兵队长卢奇诺不幸去世后，彼特拉克向其子嘉科莫(Giacomo)致信慰问；彼特拉克与费拉拉领主马奎斯·尼科洛(Marquis Niccol ò)往来深入，曾写信给领主的兄弟乌戈(Ugo)，劝告他停止愚蠢的骑术军事游戏(Sen.Ⅺ，13.)。1370年8月，写信给尼科洛追悼乌戈之死，回忆了乌戈曾对自己的悉心照顾(Sen.ⅩⅢ，1.)。
稳固传播彼特拉克声誉和人文主义理念的区域中心，多渠道获得对人文研究、古籍搜索的支持。西西里罗伯特国王积极参与知识分子的活动，彼特拉克在桂冠加冕前主动前去接受他的考查；1341年彼特拉克访问那不勒斯时结识了担任西西里王室秘书的人文主义者巴尔巴多(Barbato da Sulmona)，罗伯特国王去世后，巴尔巴多成为南部意大利彼特拉克文化圈的头领，彼特拉克将《诗歌体书信集》献给他；彼特拉克曾写信给曼求亚领主圭多·贡扎加(Guido Gonzaga)感激其厚爱，使地位卑微的自己能够与其平等对话(Fam.Ⅲ，11.)；帝国宫廷大臣扬·施特雷达对彼特拉克声誉在帝国范围内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拜占庭高官尼古拉(Nicholas Sygeros)出使阿维农时结识彼特拉克，此后通信往来，并帮助彼特拉克搜寻古籍，从君士坦丁堡寄来一些古典作家手稿。
另外，彼特拉克还会借助政治领域里已有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培养、推荐引入新人。彼特拉克在小阿加皮托·科隆纳(Agapito Colonna the Younger)少年教育中给过帮助，写信对其表示赞赏(Fam.ⅩⅩ，8.)；彼特拉克与热心收集抄录自己书信的威尼斯共和国大长官贝尼特蒂(Benintendi dei Ravagnani)友谊深厚，经常借其支持引荐熟人过去；彼特拉克曾给米兰官员贝纳尔多·安古索拉(Bernardo Anguissola)推荐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朋友；向那不勒斯军队总指挥乌戈(Ugo di Sanseverino)书信谏言、推荐人选；彼特拉克也曾将科隆纳家族的追随者“莱利乌斯”(Lello di Pietro Stefano)推荐给皇帝查理四世。
总的来说，意大利分散各地的区域君王和显贵家族，通常会借助彼特拉克这样的跨地区甚至跨国界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者来化作人才与策略资源，帮助形成自身的政治优势和能量潜力，他们对于这种通古晓今、交友广泛的人文主义者持欢迎态度。而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发动者，彼特拉克也积极深入地渗透到地方权贵的圈子中，不失时机地把文人学者的思想魅力赋予在现实决策和君王品质上。
四、缔造文艺复兴团队：彼特拉克与人文学者的通信
彼特拉克早年受父命学习法律，父亲去世后便弃法从文。1337年，这位33岁的年轻学者列出了最喜欢的书目[8](pp.238～239)，西塞罗的哲学和修辞著作排在最前，紧接着是塞涅卡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方面的拉丁译本。除了与古人的对话，彼特拉克对古典文化和文学修辞的热情也体现在与诸多文人学者的积极交往上，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网来互通图书有无、探讨专业知识、交流思想观点、带动青年学者，缔造文艺复兴运动的队伍。
彼特拉克与意大利各地区的人文主义者保持友好联络。佛罗伦萨的薄伽丘，约从1341年就忠诚追随彼特拉克，曾帮助彼特拉克向佛罗伦萨政府讨回财产，是彼特拉克的主要通信者之一；年轻的保罗(Paolo de Bernardo)在威尼斯早期人文主义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宣称拥有上百封彼特拉克信件的抄本；帕度亚的人文主义者伦巴多(Lombardo da Serico)在彼特拉克晚年时同住在阿克瓦，是彼特拉克遗嘱中多项条目的受益人。
彼特拉克与搜罗收藏古典作品的文人通信往来，互通古籍。他在佛罗伦萨人雅可布(Jacopo)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到不少古典作品；与热衷收集古代手稿的文法家科罗多(Croto)和诗人里纳尔多(Rinaldo Cavalchini)探讨交流；威尼斯文法家多纳托(Donato Apenninigena)曾帮助彼特拉克获取了一份古典译本。
彼特拉克与各地文人学者切磋学问、联络感情：与诗人普利切(Pulice da Vicanza)和费德里戈·阿雷蒂诺(Federigo Aretino)交流古典学问；回应帕度亚文学修辞家彼得罗·波隆尼(Pietro Bolognese)历史问题；与修辞家本维努托(Benvenuto da Imola)通信讨论诗歌；与博洛尼亚大学法学教授乔瓦尼·安德雷阿(Giovanni Andrea)通信交流；在迪奥尼吉(Dionigi da Borgo)被罗伯特国王任命为那不勒斯大学神学教授时，彼特拉克写信祝贺。
彼特拉克与文人学者的交往不仅体现在文化学问上，也涉及具体的现实关怀。彼特拉克曾写信给威尼斯文法家多纳托之幼子安东尼(Antonio di Donato)，指导其学习和职业；俗语诗人托马索(Tommaso da Messina)去世后，彼特拉克分别致信他的两位兄弟表示慰问；彼特拉克曾邀请帕尔马文法家莫吉奥(Moggio dei Moggi)前来米兰同住，在担任儿子乔瓦尼家庭教师之余，为他做些抄写工作、参与研究；也曾推荐儿子乔瓦尼去接受诗人里纳尔多的教育(Fam.ⅩⅢ，2.)。
提携指导后进人士，扩大人文主义团队。彼特拉克对文人学者渴望结交的请求给予积极回应，可见于给佛罗伦萨大学逻辑学老师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da Siena)以及罗马青年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Francesco Orsini)请求建立友谊的回信(Sen.ⅩⅥ，2.和Sen.Ⅺ，6.)。此外，有不少经推荐结识的朋友，巴尔巴多推荐了诗人弗朗切斯科·萨尼塔(Francesco Sanit à)，潘多佛·马拉特斯塔推荐了罗马修辞学生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da Fiano)，萨鲁塔蒂介绍了加斯帕罗(Gasparo)。对各地后辈青年学生和追随者的来信，彼特拉克谦虚回应指导：指导皮亚琴察年轻文法家多尼奥(Donino Piacentino)学习；回应阿雷佐痴迷于彼特拉克作品的乔瓦尼·费(Giovanni Fei)；写信给为自己名誉辩护的安德里亚(Andrea da Mantua)；青年乔瓦尼·马尔帕西尼(Giovanni Malpaghini)曾在彼特拉克家做抄写工作，彼特拉克给予父亲般的爱，即使在离开后，彼特拉克也写信进行忠告，并将其推荐给布鲁尼。
五、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看彼特拉克发动文艺复兴的模式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对彼特拉克交往面之广、人际纽带之多元、交往主题之丰富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那么，彼特拉克到底何以编织起如此庞大而稳定的关系网络？这种非正式的网络对早期文艺运动的兴起又有何影响与贡献？基于彼特拉克的社会关系网络架构，笔者将彼特拉克在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和发展中采取的领导策略和模式特点总结如下：
第一，彼特拉克交游广泛，没有领域、阶层、派别的局限。教会与世俗领域、政治与文化圈子、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与底座都有涉入；教皇党与皇帝党，城市共和国与专制城市，城市显贵与民主革命派都有结交。这般庞大的交游圈一方面是建立在彼特拉克杰出的文化才学带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上，另一方面则基于他呈现出的积极交往的个性姿态。
彼特拉克的文化才学是其备受器重和追随的核心所在，“彼特拉克是他们的英雄，就因为他最有文化，人们就认为他在其他方面也无疑是最优秀、最完备、最合适的人，甚至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有权势的人竞相争取他的忠诚和效劳”[1](p.4)。不管是对阿维农教廷的不满和批评，还是对皇帝的公开怒斥，都没有影响教皇和帝室对他的追捧与招徕；尽管站在赞助者科隆纳家族对立面，去同情和支持罗马护民官科拉的反权贵革命，却不影响科隆纳家族几代人与他的深交；拒绝了佛罗伦萨政府和文人的邀请与厚待，久居于其宿敌米兰，却没有动摇佛罗伦萨文人圈对他的追随。不管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彼特拉克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存在多大可行性，夹杂了多少不切实际的元素，“他在政治形势下的激烈爆发并没有削弱这位学者的声望，也没有减少权势者招徕派遣他代言出使的欲望”[6](p.95)。
彼特拉克自身的个性特征呈现出积极的交往姿态。在《晚年书信集》末篇专门写给后人的信中，彼特拉克对自己乐于交友的性格有所描述：“与朋友共进餐是如此愉悦，我都想不出有什么比他们的不期而至更受欢迎了……我的怒火经常会伤害到自己，但从不伤害别人。我是一个对高尚友谊最炽烈和忠诚的热爱者(Sen.ⅩⅤⅢ，1.)。”正如威金斯的评价：“从来没有人组织培养起更丰富的友谊；……如果没有与那些人的友谊，彼特拉克就不会成为彼特拉克。”[9](p.252)奥尔多·斯卡格莱昂纳(Aldo Scaglione)称彼特拉克为最伟大的“文化共和国的外交官”(Diplomat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1](p.5)。“外交官”一词便强调出他与但丁显著不同的个人魅力，彼特拉克是以一种开放、友善而细微的方式面对新朋友，即使非显赫人物。此外，诚如彼特拉克自述：“旅行对我来说毫不新鲜，是我非常熟悉的，近乎我的第二天性(Sen.ⅩⅥ，2.)。”所以，在彼特拉克一生各地游历、频繁搬迁住所的过程中，他的交游群体就像滚雪球一样随其踪迹所到之处而不断吸收壮大。
第二，彼特拉克借助通信的交往实则是一种人文主义者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手段。彼特拉克在营建和维系交游圈中，通信这种载体有其独特功用。一方面，这种体裁“可以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一切”[10](p.14)。可以将人和人的问题作为主要焦点，从而受到彼特拉克和后来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的钟爱。另一方面，就通信对交往对象的关照主题来说，彼特拉克把兴趣放在个体的现实生活中，放在对其情绪、命运的关怀上，也延伸到其亲情、友情等尘世纽带，进行安慰、建议和告诫。“就如医生面向身体，神父面向灵魂，而彼特拉克这样的人物想要在二者之间带动起一种治疗的智慧，即面向精神智力层面(mind)……抛弃了雄辩术和神学知识，人文主义作家们培养起了一种与人的情感、人的意愿、人的精神对话的实际的雄辩……提供了一种回应世俗生活变迁的安慰”[11](p.4)。所以，无论是通信这种特殊体裁，还是彼特拉克借通信关注的角度，都为人文主义理念在社会关键领域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身为执政者的朋友和咨询者，彼特拉克将古典文化能量和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以委婉而真诚的文字进行谏言，在通信交往中“把政治学从天国带到了地上，带到了社会、朋友和家庭生活之中”[12](p.47)。营造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艺复兴新人的参政视野和方式。
第三，彼特拉克这种社会关系网的运作是一种自下而上地发动运动的途径。14世纪的意大利，来自外部势力的影响逐渐弱化，传统的教皇党和皇帝党的角逐不再占主流，意大利内部各个城市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逐渐实现了城邦的独立和自治。城邦规模不大，经常性的战争和城市管理需要知识精英参与政府管理，城市贵族和人民形成了有限结盟，公民参政迅速发展(16)。彼特拉克这位广受尊崇的人物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声誉和谋略资源，自然受到当时的教俗统治者的欢迎和关注。作为一位既生活在古代，又生活于当下的知识分子，现实关怀亦无法扭曲对隐居学习和独立自由身份的追求(17)，彼特拉克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地不是直接参政，而是通过学者的身份和感染，吸引更多人士聚拢在研究古典和基督教早期优秀文化的共同体中。反映于交游圈，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大都具有一定意义的“人文主义色彩”，或是他通过建议和说服来赋予并强化对方的“人文主义色彩”，努力达成一个知识(特别是从古典文化中获取的知识能量)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权力精英、文化精英阶层)的渗透，引领一场跨社会、政治甚至民族国家的人文主义理念，以期达成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新的道德认知和修养潜力。这种方式与后来的市民人文主义者直接参政和公开宣传有所区别，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润物细无声”的发动运动方式，彼特拉克从古代文化中找到社会复兴的元素，把文艺复兴从思想启蒙运动转变为真正的社会运动。
总的来说，彼特拉克在通信中构建的这种多元多向的“无形”关系网络，深入到严密的教阶体制内部，以期重新确立罗马在教会的辐辏力，改革整顿教会秩序，倡导与营造和平、公正、审慎，按照上帝的美德建立人间的天国；也深入到影响意大利世俗政局的关键博弈群体，试图推动意大利的和平与统一，塑造出具备人文主义美德的明君，来实现强调民生问题、维护公共的善的敌治目标，最终以罗马为中心来恢复古代的强盛和伟大；还带动并影响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为文艺复兴运动缔造人文主义队伍。彼特拉克的交游为早期人文主义者搭建了一个广阔的社会活动舞台，他积极将古典修养和人文主义能量施展于现实社会，促成对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价值理念的认同感，进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社会运行的具体层面，以这种方式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彼特拉克在交游中搭建延伸了自己的影响空间，以他的才华和魅力赢得了那个时代，历史证明，他还穿越了时间和空间，赢得了后人。
注释：
①即《诗歌体书信集》(Epistolae Metricae)和散文信集《日常熟事书信集》(Rerum Familiarium Libri)、《晚年书信集》(Rerum Senilium Libri)、《隐去收信者姓名的书信集》(Epistolae Sine Nomine)。此外，现仍存77封未被彼特拉克收入集子的散文信：其中有59封在1863年被意大利学者约瑟佩·弗拉卡赛迪(Giuseppe Fracassetti)收录在《杂信集》(Epistolae Variae)，另外还有18封零散的信。参见Ernest Hatch Wilkins.Petrarch’s Correspondence Padova：Editrice Antenore，1960,p.5。
②本文的原始材料是纽约州立大学罗马语言文学系阿尔多·伯纳尔多(Aldo S.Bernardo)的英译本，共5册，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于1975-1992年间相继出版。从此处起，笔者在引用集子中的某封书信时，用括弧标以所在信集名缩写、卷数、序号数，与原信集中的标号一致。如《日常熟事书信集》(Letters on Familiar Matters)第1卷的第1封信简记为“Fam.I，1.”，《晚年书信集》(Letters of Old Age)第18卷的第1封信简记为“Sen.ⅩⅤⅢ，1.”，以此类推，特此予以说明。
③彼特拉克给交游的一些好友起了古典绰号，如本文中可见的“苏格拉底”“西蒙尼特斯”“莱利乌斯”等，助于达成一种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彼特拉克与这些人通信数量庞大，后文中将有提及。
④已分别研究过彼特拉克与Cardinal Niccola Capocci，Francesco Nelli，Barbato da Sulmona，Giacomo de'Rossi等人的通信。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Petrarch第Ⅵ，Ⅷ，Ⅸ，Ⅺ章。
⑤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On the Carriage of Petrarch's Letters.Speculum，1960，35(2)：pp.214～223。
⑥详见Francesco Petrarca.Petrarch at Vaucluse：Letters in Verse and Prose Ernest Hatch Wilkins(tran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⑦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Life of Petrarch.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⑧伯纳尔多以《日常熟事书信集》第8卷两个最典型的信件拆分情况来例证彼特拉克信集编排的艺术成分。详见Aldo S.Bernardo.Letter-splitting in Petrarch's Familiares.Speculum，1958，33(2)：pp.236～241。
⑨详见赵立行：《彼特拉克书信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5(7)：98-101。
⑩详见朱孝远：《近代政治学的开端——简析彼特拉克的政治思想》，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8(6)：45-52。
(11)详见彼特拉克写给“苏格拉底”的一封信中的总结陈述(Fam.ⅩⅩⅥ，13.)。
(12)伯纳尔多认为彼特拉克共有155位通信者，可供参考。
(13)详见David Thompson(eds.).Petrarch:A Humanist among Princes：An Anthology of Petrarch's Letters and of Selections from his other Works.New York：Harper & Row,1971。
(14)关于彼特拉克的神职生涯，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Petrarch's Ecclesiastical Career.Ernest Hatch Wilkins.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Petrarch，pp.3～32。
(15)彼特拉克向威尼斯推荐了这位雇佣兵队长去镇压克里特起义，同时，应威尼斯政府的请求，彼特拉克在官方任命书后附了一封建议信，辅助传达官方的任命。参见Ernest Hatch Wilkins.Life of Petrarch，p.194。
(16)详见朱孝远：《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世界历史,2008(6)。
(17)晚年时，针对薄伽丘评价其在为君王的服务中浪费了过多时间，彼特拉克回信道：“事实上，名义上是我追随着君王，而实际上是君王们围绕着我；我从不参与他们的议事会，也很少参加他们的宴会。我绝不会允许将我从自由和学习中分离出来的任何情况发生。”(Sen.ⅩⅦ，2.)
作者介绍：王倩，女，1988年生，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洲古代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作者：王倩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1年12期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50-09
弗兰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间的紧密关系向来是文艺复兴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很清楚的是，它的许多方面仍然缺乏实践检验的证据。对彼特拉克作品的解读至少把这种联系置于思想诠释的框架之内，但这一框架几乎是不适用于文本解读范围之外的。因此，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关系是否得到正确解释仍有待证明。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学术界必须对彼特拉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进行考察，这才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人文主义者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图景。通过对彼特拉克通信对象的考察，我们得知，复杂的历史现象可以从知识精英的社会交游关系架构中得到解释。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从新的切入点提出问题，得出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联系不仅依赖着其作品的影响，也是凭借着非常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笔者拟就通信对象为核心来考察彼特拉克的交游圈，通过分析彼特拉克与何人通信、怎样通信、为何目的通信，剖析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架构及其作用，进而将人文主义者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探讨带出人们熟悉的轨道而驶入尚未开拓的领域，这或许会对从社会活动层面理解彼特拉克发动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具有一定意义。
一、彼特拉克的交游圈：以通信对象为核心的考察
彼特拉克将自己的信件整理编排出一部诗歌体书信集和三部散文体书信集①，本文以其中最主要的两部散文信集《日常熟事书信集》和《晚年书信集》②为研究对象。前者中的书信约写于1325-1366年，彼特拉克于1345-1366年整理成24卷的集子，共350封信，献给“苏格拉底”(Socrates，Ludwig van Kempen)；后者包含写于1361-1374年的128封信，18卷，献给“西蒙尼特斯”(Simonides，Francesco Nelli)③。集子里的大部分信件写给明确人物。除了各自最后一卷中有分别写给古代名人和后人的信件外，其他标明的通信对象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人。
“彼特拉克的书信名声显著，但同样显著的事实是很少有人真正阅读它。毫无疑问，那是一座揭示他心智的丰富宝藏。”[1](p.9)学界在对彼特拉克的研究中，不少是将信件作为辅助材料来研究其他作品；就信件本身的研究而言，目前主要的权威是曾任美国中世纪学会主席的欧尼斯特·哈奇·威金斯(Ernest Hatch Wilkins)，其成果可归纳为：威金斯对某些特定的通信对象进行了个案研究④；对彼特拉克信件的传送者进行过专门研究⑤；还将彼特拉克在特定地区，如沃克吕塞的信件汇编成书⑥；他对彼特拉克写信的时间、地点、对象进行过专门考证，1960年出版了《彼特拉克的通信》(Petrarch's Correspondence)这部工具性参考书；在此基础上，威金斯完成了权威的《彼特拉克传》⑦。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考证彼特拉克信集编排中的虚构因素⑧，即增加、拆分、筛选、修改的痕迹，通过搜集原始手稿、考订信件内容，以求获得一个历史的彼特拉克，还原其不同阶段的真实思想状态。总之，我认为目前国际学界前沿对彼特拉克信件的研究主要做在基础工作上，对文本进行真伪考证和解读，这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
国内对彼特拉克信件的研究尚处在零散的初步介绍阶段，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需要指出两项富有启发的成果：复旦大学赵立行教授对彼特拉克《日常熟事书信集》进行了总体评述，梳理彼特拉克的思想轨迹⑨；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对彼特拉克写给赞助人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il Vecchio)的一封《论统治者应该如何统治国家》书信进行专门的研究，来考察彼特拉克的政治思想⑩。
得益于学界已有成果，笔者以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为核心考察其交游圈和社交关注点，进而分析彼特拉克如何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构筑人文主义理念的影响空间。“无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无处不在，十分具体；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务的运行过程。独立的个人，凭借其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2](p.412)彼特拉克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著述作品算不上庞大，却声名远扬，很大程度便得益于以通信为重要渠道的社会交往。“你只要随便看一眼他的通信对象名单，感觉就如同是魔术师的魔杖复原了整个14世纪的生活。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盛大队伍行进在眼前。”[3](pp.10-11)
彼特拉克的信集总体依照书信写作先后顺序而排(11)，笔者在研究中，先对信件进行了再排序，将写给同一对象的散布在不同卷的信件按序摘取排列，按身份职务将通信对象归为若干领域，再对同一领域进行不同层次的细分，列出如下简要统计表，仅供我们总体了解彼特拉克通信对象之参考(见后表)。
附注说明：
1.职位跨教会和世俗政治领域的有7人，64封信，统计时参照其主要活动以及与彼特拉克通信中的身份来定。
2.对多重身份者，优先教会或世俗政治身份；前后职位有变化者，一般以最后任职来归属，前提是在彼特拉克与其通信期间或至晚到彼特拉克去世前的任职。
3.在未列出通信对象姓名的26封信中，除了明确可知有写给3位人士的6封信外，未能直接获知其他信息，通信对象人数因此而不确定，笔者在数字后注以“+”表示大于此数字(12)。
依上表可知，教会和世俗政治领域人士是彼特拉克通信交往的最主要群体。在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大卫·汤姆逊编的彼特拉克书信及其他作品选集为何取名为“彼特拉克：王公贵人之中的一位人文主义者”(13)。此外，文人学者也是彼特拉克通信较多的人群。下文中，笔者将表中的分类归纳为三个专题予以讨论。
二、上帝的美德与人间的天国：彼特拉克与教会人士的通信
14世纪初，教皇明显开始丧失传统的权威性，也逐渐丧失了与罗马乃至意大利的紧密联系，法国势力则呈现对抗性的增长。彼特拉克的生命跨度(1304-1374年)实际上与教廷沦落阿维农的时期(1309-1377年)基本吻合。他从八岁起随被放逐的父亲(Ser Petracco)定居阿维农附近，“就是在阿维农的意大利居民圈中，彼特拉克萌生了强烈的意大利认知”[4](p.2)。他将教廷驻在法国南部的事件比作“巴比伦之囚”(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了这种说法)。
彼特拉克在教会领域的交往颇具广度和深度。从区域范围上看，意大利不同教区、神圣罗马帝国、法国、拜占庭都有其结交通信人士；从教阶体制考察，交往面上达教皇、贴身的教皇秘书、咨议官僚枢机主教，再到管理教区的主教和执事长、管理具体教堂和修道院的堂区长与修道院长，乃至普通教士修士，贯穿了严密教阶体系的核心和边缘、上中下不同层次。
提炼通信的内容主旨可知，彼特拉克想要一个驻跸在罗马、符合基督教美德的秩序良好的教会组织，倡导与营造和平、正义、审慎，关注民生、维护公共的善。他反对的不是教会干预社会政治，而是教会的贪婪、腐败、专制暴政，彼特拉克对教会现存的这些问题致信抨击、呼吁改善。在通信交往中，他积极将人文主义者的古典爱好和文化魅力渗透于教会人士。彼特拉克期待把上帝的美德复制到人间天国的构造中，而在此过程中，一个秩序良好的教会组织是可以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的。
彼特拉克的理想教会蓝图映射到现实中，首先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结束“阿维农之囚”的耻辱，尽快让教廷返回古老而神圣的罗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给教皇乌尔班五世的信中得知。彼特拉克对这位直接从本尼狄克修道院院长当选的教皇寄予厚望，将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单独列为一卷，即《晚年书信集》第七卷，“我可以非常坦诚而确定地说，至少整个基督教世界会承认这一点：没有任何城市能与罗马的品质媲美，也无法通过任何人的偏爱而变成那样”(Sen.Ⅶ，1.)，这封信的设计从内容、结构、雄辩上来说都是一篇宏大的杰作。1367年5月，乌尔班五世返回罗马暂驻了三年，彼特拉克致信盛赞他是“这个时代唯一挂念公共福祉的教会人士”，并且进一步坚定教皇的信念，督促他着手教会改革。“你已经完成了最艰难的部分。继续下去吧。带领已经委托予你监护的教会回到古代的体例下”。具体而言，“矫正教会的轨道，摆脱孱弱，抑制贪婪，驱除野心，恢复丢失的节制，制止欲望的泛滥，刺醒慵懒的倦怠，平息狂暴的怒火”(Sen.Ⅸ，1.)。
针对某些教会统治者的贪婪、暴政等恶习，彼特拉克毫不掩饰地致信直击。他曾致信枢机主教阿尼巴尔多(Annibaldo)对其贪婪进行抨击和忠告，言辞诚恳：“我恳求你，让没用的金钱脱离教会，贡献给真正需要的人；彰显基督之爱，而非时代的浮华；别在虔诚的借口下盲目拜金。”“基督宁愿要虔诚的行为、高贵的思想、纯粹而赤诚的谦卑。”(Fam.Ⅵ,1.)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 Order)修士雅可布(Jacopo)在驱逐了维斯康蒂后掌控了帕维亚，渐而转化为专制暴君。彼特拉克写了一封严厉而长篇的斥责信：“你，伪装在基督名下，却分明奉马尔斯为圭臬，崇拜女战神(Bellona)甚于圣母玛利亚，在宗教的习俗下隐藏着战斗的企图；你甚至都不会去隐藏，而昭然暴露于言行中。”进而又建议他若要维护统治，需保持和平、仁爱、审慎，不要违背公共的善(Fam.ⅩⅨ，18.)。
彼特拉克并不会直接参与关键的教会要职(14)，他不愿意被剥离平静而自由的生活，多次拒绝直接服务在教皇身边的高层教职。枢机主教塔雷兰德(Talleyrand)代教皇英诺森六世邀请他前去教廷，彼特拉克回信拒绝，“我的命运和精神不需要金钱；我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不需要这种荣誉；我繁忙的日程和日渐衰老的年岁经受不了这种辛劳”，同时，在信中向这一职位推荐了好友薄伽丘和“西蒙尼特斯”(Sen.Ⅰ，4.)；乌尔班五世多次邀请他前去，承诺以丰厚待遇，彼特拉克一直推延未去，陈述“拿掉财富，让我赤裸裸的吧，仅给我思想的平静，那样我就是富有的”(Sen.Ⅺ，16.)；教皇秘书斯泰法诺(Stefano di Pietro Colonna)代格里高利十一世召唤彼特拉克，彼特拉克以身体状况为由婉拒(Sen.ⅩⅤ，2.)。
彼特拉克虽然屡次拒绝了直接担任教皇秘书的机会，却不乏与教皇传达信件和交流沟通的渠道。担任教皇秘书的弗兰切斯科·卡尔沃(Francesco Calvo)和弗兰切斯科·布鲁尼(Francesco Bruni)是在彼特拉克拒绝了这一职位后上任的，后者忠实追崇彼特拉克，并经人推荐成为彼特拉克的朋友，在入选教皇秘书中，向彼特拉克寻求了支持；曾任那不勒斯王室秘书的文法家扎诺比(Zanobi Mazzuoli)，在人生方向和职位层次的转变中获得了彼特拉克的重要建议(参见Fam.Ⅻ，3.和Fam.ⅩⅢ，9.)。可见，彼特拉克与这几位教皇秘书交往密切，甚至有赞助、举荐、向导、同行等现实关系纽带，是彼特拉克可信赖和寄托的教皇身边人士。
在彼特拉克与教会人士的通信交往中，随处可见他对通信对象的身心关照与挂念、心态与思路的启发引导，提供一种面向个体的、现实的、生活的关怀与慰藉。克莱门特六世重病期间，彼特拉克曾写信建议他提防医生(Fam.V，18.)；活跃于教廷政治却多次受挫的帕度亚主教彼得罗(Pietro Pilleo)收到了彼特拉克的劝诫鼓励信(Sen.Ⅵ，4.)；生病中的维泰尔博(Viterbo)主教尼科洛(Niccol ò di Paolo)收到了彼特拉克的关怀慰问信(Fam.ⅩⅥ，6.)；枢机主教圭伊(Gui)的母亲去世后，彼特拉克致信表示悼念(Fam.ⅩⅢ，1.)。
彼特拉克与教会人士交流古典学问、传播自己的作品，旁征博引古典文化来探讨现世生活志趣，渗透人文主义理念在教会领域的影响。阿加皮托(Agapito di Stefano Colonna)年轻时受业于彼特拉克，曾获邀到彼特拉克家中参加诗文晚宴。瑙姆堡主教扬·施特雷达(Jan ze Steda)，也是帝国宫廷大臣、波希米亚人文主义者，对彼特拉克作品的传播贡献很大，彼特拉克致信以表达感激；还有三位彼特拉克给起了古典名号的好友，通信数量庞大，关系密切：佛罗伦萨圣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修道长“西蒙尼特斯”、枢机主教乔瓦尼·科隆纳教堂的领唱人“苏格拉底”、皮亚琴察圣安东尼奥(Sant'Antonino)牧师“奥林匹奥”(Olimpio，Luca Cristiani)，彼特拉克与他们通信主题丰富，有朋友间的结交、协调、共享事宜，安慰和劝诫，探讨古典学问、交流作品意见，评论时局和社会问题，交流生活态度和情趣。
正是在皆有政治咨询、文化交流、个体关照的交往基础上，彼特拉克与不少教会人士保持真诚的感情交流，适时视情况向通信对象推荐新朋友、推荐职位候选人、推荐学生到其门下学习等，协调朋友间的关系，拓展和延伸新的文化思潮在教会中的力量和影响。
三、和平、公正与民生：彼特拉克与世俗政治统治者的通信
概而言之，13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可以划分为三大区域：北部是皇帝的版图，中部教皇国，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也属于教皇封地，但先后受德意志和法国统治。13世纪后期，古老的“意大利—德意志政治模式”开始隐退，到14世纪中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权力斗争不再由教皇或皇帝这种超国家的普世权威来主导，而转为意大利本土城市国家间的冲突。以往建立在教皇党(Guelf)和皇帝党(Ghibelline)基础上的不稳定联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各城市都在追求内部的高度自治，同时仍借助皇帝来论证自身权威的合法性[5](pp.147，234)。
彼特拉克在世俗政治领域交往的区域范围覆盖了意大利北部诸城市、教皇国、南部的西西里王国，乃至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等；从官阶体制考察，上至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到意大利内部的君王和城市显贵领主、乃至属下的文武官员随从，都有彼特拉克通信交往的人群。可以说，彼特拉克跻身于当时意大利政局博弈的关键力量之中。
彼特拉克与世俗政治领域人士通信交往的核心主题——渴望恢复作为恺撒宝座的古代罗马的荣光，恢复意大利的平定和统一，以维护公共的善为政治目标。为此，彼特拉克先后寄希望于罗马护民官(Tribune)科拉·迪·里恩齐(Cola di Rienzo)、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以及意大利内部的区域领主和城市显贵。
罗马护民官科拉·迪·里恩齐将彼特拉克复兴罗马的热情燃烧到极点。1343年，科拉前往阿维农寻求教皇承认罗马民众反权贵而建立的民主政体时，与彼特拉克首次相遇，科拉对古代和早期基督教罗马的热忱、恢复罗马荣耀的渴望，使两人很快结为朋友。彼特拉克致信表示，“我的心随着你的话语都燃烧了起来”[6](p.4)。热情支持科拉1347年革命，不遗余力地书信强化科拉和罗马人的决心，建言献策。科拉的回信：“你对罗马的赤诚之爱清晰可见于信中，忧心于其安危……我们也热情地拥戴你，诚挚地宣誓愿为你的荣光和才华效劳。如同宝钻装饰金戒那样，你的伟大也将点缀和美化这座富有养分的城市。”[6](p.38)后来的事实证明，科拉的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在教皇军队的压力下退位并被流放，最后在返回罗马后被暴民杀害。
面对意大利内部分裂的局面，彼特拉克也曾寄希望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来复兴以罗马为中心的真正帝国。前后给皇帝写了14封信，前两封(Fam.Ⅹ，1.和Fam.Ⅻ，1.)写于私人会面前，呼吁皇帝跨越阿尔卑斯山来恢复意大利的平静，在第二封信后收到皇帝的回信，彼特拉克又写信反驳其借口(Fam.ⅩⅤⅢ，1.)。1354年10月，皇帝前往意大利加冕，彼特拉克欣喜若狂致以贺信，“哦，恺撒，不管你出生在哪里，我们都把你当成意大利人，现实的地点无关紧要，目的何在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Fam.ⅩⅨ，1.)。皇帝在曼求亚召见了彼特拉克，向其索要作品抄本，彼特拉克向皇帝赠送了收藏的罗马硬币，两人就隐居问题激烈辩论。然而，皇帝加冕后旋即离开，彼特拉克致信厉声斥责，“又回到了你的蛮族王国……如此轻率地离开……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志向却仅仅停留在波希米亚上”(Fam.ⅩⅨ，12.)。此后，彼特拉克与皇帝仍有通信，多次推荐好友，继续劝说重返意大利。查理四世虽一直未如其所愿，但仍与彼特拉克保持联系，咨询历史问题、赠送金杯、邀他前来。彼特拉克与皇室关系之密切，可见于曾收到皇后寄来的产女信息，并于1358年5月写信给安娜(Anna)皇后表示祝贺，随以表达对妇女的赞美。杜克大学的法兰克·布查德特(Frank L.Borchardt)分析彼特拉克与德国的关联认为，意大利的平定大概是皇帝最不愿去挥霍资源的工程。皇帝更在意的是被欧洲最著名的学者注意而带来的名誉。“在近代北方君主中，查理四世最早认清赞助文化艺术的政治优势”[7](pp.420～428)。
以上两次希望落空后，彼特拉克继而放眼于意大利内部的区域领主和城市显贵。罗马的科隆纳家族、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帕度亚的卡拉拉领主都前后对彼特拉克有赞助关系。彼特拉克在与城市领主、显贵家族及其文武属官随从的通信交往中，关注点集中在以下层面：
维护意大利内部和平、保持政局稳定。1352年热那亚与威尼斯冲突期间，彼特拉克向双方总督写信呼吁保持意大利内部和平，向外作战；教皇国官员切科(Cecco da Forl ì)经常代领主向彼特拉克寻求政局维持的帮助；在西西里罗伯特国王去世后的不稳定时期，彼特拉克就君王的教育、和平问题与新国王监护人尼科洛·阿奇阿尤利(Niccol ò Acciaiuoli)通信交流。
为统治者或决策层提供政治建议和具体行事指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帕度亚领主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da Carrara)非常推崇彼特拉克，1368年一个下雨的晚上，亲自到城门迎接彼特拉克，派人前往其下榻处赠送厚礼，与其共进晚餐，在帕度亚西南15里的阿克瓦(Arqu à)为彼特拉克兴建了小楼阁，不时亲自登门会见。1373年，重病中的彼特拉克仍为弗兰切斯科行使了最后一次外交使命。彼特拉克将写给弗兰切斯科的两封信独立列为《晚年书信集》第14卷。其中，写于1373年的忠告统治者如何统治国家的书信，是彼特拉克一篇成熟而重要的政论文章，要求统治者服膺于公共的善，不为一己私利做出背离道德的事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民生问题的建议。此外，彼特拉克还就权力运转的进退策略向政治人物谏言。维斯康蒂扩张政策的支持者帕加尼诺(Paganino da Milano)被彼特拉克称为“我特别而又最杰出的朋友”，彼特拉克写信提醒他控制权力欲、三思而后行，在逆境中保持耐心；科隆纳家族的小斯泰法诺·科隆纳(Stefano Colonna the younger)曾任罗马议员和军事将领，彼特拉克书信忠告“对于一个不知道如何使用成功的人来说，去赢得成功毫无意义”(Fam.Ⅲ,3.)。
将古典文化的底蕴赋予君王领主，熏陶和塑造权力精英的素质与风范。彼特拉克曾给米兰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写信赞美有学问君王的魅力(Fam.Ⅶ，15.)；雇佣兵队长卢奇诺(Luchino dal Verme)(15)出征前，彼特拉克致信称“无论在数量还是成就上，罗马的将领都远胜于其他民族”(Sen.Ⅳ，1.)，通过援引古代著名军事将领和理论家的权威例证，彼特拉克向其陈述战争的技艺与高级将领应该具备的品质。
对君王贵族个人身体状况的牵挂、生活问题的慰藉，甚至扩及对其家庭成员的安危关怀。彼特拉克在卡尔皮(Carpi)领主曼弗雷德(Manfredo Pio)大病初愈时致信问候(Fam.Ⅸ，1.)；凭战绩享誉意大利的里米尼领主潘多佛·马拉特斯塔(Pandolfo Malatesta the Younger)，因对人文主义研究的兴趣而深深着迷于彼特拉克，屡次派画家去描绘其肖像。妻子去世后，他向彼特拉克咨询是否再娶，彼特拉克就此回信讨论了娶妻标准(Fam.ⅩⅫ，1.)；雇佣兵队长卢奇诺不幸去世后，彼特拉克向其子嘉科莫(Giacomo)致信慰问；彼特拉克与费拉拉领主马奎斯·尼科洛(Marquis Niccol ò)往来深入，曾写信给领主的兄弟乌戈(Ugo)，劝告他停止愚蠢的骑术军事游戏(Sen.Ⅺ，13.)。1370年8月，写信给尼科洛追悼乌戈之死，回忆了乌戈曾对自己的悉心照顾(Sen.ⅩⅢ，1.)。
稳固传播彼特拉克声誉和人文主义理念的区域中心，多渠道获得对人文研究、古籍搜索的支持。西西里罗伯特国王积极参与知识分子的活动，彼特拉克在桂冠加冕前主动前去接受他的考查；1341年彼特拉克访问那不勒斯时结识了担任西西里王室秘书的人文主义者巴尔巴多(Barbato da Sulmona)，罗伯特国王去世后，巴尔巴多成为南部意大利彼特拉克文化圈的头领，彼特拉克将《诗歌体书信集》献给他；彼特拉克曾写信给曼求亚领主圭多·贡扎加(Guido Gonzaga)感激其厚爱，使地位卑微的自己能够与其平等对话(Fam.Ⅲ，11.)；帝国宫廷大臣扬·施特雷达对彼特拉克声誉在帝国范围内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拜占庭高官尼古拉(Nicholas Sygeros)出使阿维农时结识彼特拉克，此后通信往来，并帮助彼特拉克搜寻古籍，从君士坦丁堡寄来一些古典作家手稿。
另外，彼特拉克还会借助政治领域里已有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培养、推荐引入新人。彼特拉克在小阿加皮托·科隆纳(Agapito Colonna the Younger)少年教育中给过帮助，写信对其表示赞赏(Fam.ⅩⅩ，8.)；彼特拉克与热心收集抄录自己书信的威尼斯共和国大长官贝尼特蒂(Benintendi dei Ravagnani)友谊深厚，经常借其支持引荐熟人过去；彼特拉克曾给米兰官员贝纳尔多·安古索拉(Bernardo Anguissola)推荐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朋友；向那不勒斯军队总指挥乌戈(Ugo di Sanseverino)书信谏言、推荐人选；彼特拉克也曾将科隆纳家族的追随者“莱利乌斯”(Lello di Pietro Stefano)推荐给皇帝查理四世。
总的来说，意大利分散各地的区域君王和显贵家族，通常会借助彼特拉克这样的跨地区甚至跨国界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者来化作人才与策略资源，帮助形成自身的政治优势和能量潜力，他们对于这种通古晓今、交友广泛的人文主义者持欢迎态度。而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发动者，彼特拉克也积极深入地渗透到地方权贵的圈子中，不失时机地把文人学者的思想魅力赋予在现实决策和君王品质上。
四、缔造文艺复兴团队：彼特拉克与人文学者的通信
彼特拉克早年受父命学习法律，父亲去世后便弃法从文。1337年，这位33岁的年轻学者列出了最喜欢的书目[8](pp.238～239)，西塞罗的哲学和修辞著作排在最前，紧接着是塞涅卡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方面的拉丁译本。除了与古人的对话，彼特拉克对古典文化和文学修辞的热情也体现在与诸多文人学者的积极交往上，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网来互通图书有无、探讨专业知识、交流思想观点、带动青年学者，缔造文艺复兴运动的队伍。
彼特拉克与意大利各地区的人文主义者保持友好联络。佛罗伦萨的薄伽丘，约从1341年就忠诚追随彼特拉克，曾帮助彼特拉克向佛罗伦萨政府讨回财产，是彼特拉克的主要通信者之一；年轻的保罗(Paolo de Bernardo)在威尼斯早期人文主义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宣称拥有上百封彼特拉克信件的抄本；帕度亚的人文主义者伦巴多(Lombardo da Serico)在彼特拉克晚年时同住在阿克瓦，是彼特拉克遗嘱中多项条目的受益人。
彼特拉克与搜罗收藏古典作品的文人通信往来，互通古籍。他在佛罗伦萨人雅可布(Jacopo)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到不少古典作品；与热衷收集古代手稿的文法家科罗多(Croto)和诗人里纳尔多(Rinaldo Cavalchini)探讨交流；威尼斯文法家多纳托(Donato Apenninigena)曾帮助彼特拉克获取了一份古典译本。
彼特拉克与各地文人学者切磋学问、联络感情：与诗人普利切(Pulice da Vicanza)和费德里戈·阿雷蒂诺(Federigo Aretino)交流古典学问；回应帕度亚文学修辞家彼得罗·波隆尼(Pietro Bolognese)历史问题；与修辞家本维努托(Benvenuto da Imola)通信讨论诗歌；与博洛尼亚大学法学教授乔瓦尼·安德雷阿(Giovanni Andrea)通信交流；在迪奥尼吉(Dionigi da Borgo)被罗伯特国王任命为那不勒斯大学神学教授时，彼特拉克写信祝贺。
彼特拉克与文人学者的交往不仅体现在文化学问上，也涉及具体的现实关怀。彼特拉克曾写信给威尼斯文法家多纳托之幼子安东尼(Antonio di Donato)，指导其学习和职业；俗语诗人托马索(Tommaso da Messina)去世后，彼特拉克分别致信他的两位兄弟表示慰问；彼特拉克曾邀请帕尔马文法家莫吉奥(Moggio dei Moggi)前来米兰同住，在担任儿子乔瓦尼家庭教师之余，为他做些抄写工作、参与研究；也曾推荐儿子乔瓦尼去接受诗人里纳尔多的教育(Fam.ⅩⅢ，2.)。
提携指导后进人士，扩大人文主义团队。彼特拉克对文人学者渴望结交的请求给予积极回应，可见于给佛罗伦萨大学逻辑学老师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da Siena)以及罗马青年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Francesco Orsini)请求建立友谊的回信(Sen.ⅩⅥ，2.和Sen.Ⅺ，6.)。此外，有不少经推荐结识的朋友，巴尔巴多推荐了诗人弗朗切斯科·萨尼塔(Francesco Sanit à)，潘多佛·马拉特斯塔推荐了罗马修辞学生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da Fiano)，萨鲁塔蒂介绍了加斯帕罗(Gasparo)。对各地后辈青年学生和追随者的来信，彼特拉克谦虚回应指导：指导皮亚琴察年轻文法家多尼奥(Donino Piacentino)学习；回应阿雷佐痴迷于彼特拉克作品的乔瓦尼·费(Giovanni Fei)；写信给为自己名誉辩护的安德里亚(Andrea da Mantua)；青年乔瓦尼·马尔帕西尼(Giovanni Malpaghini)曾在彼特拉克家做抄写工作，彼特拉克给予父亲般的爱，即使在离开后，彼特拉克也写信进行忠告，并将其推荐给布鲁尼。
五、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看彼特拉克发动文艺复兴的模式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对彼特拉克交往面之广、人际纽带之多元、交往主题之丰富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那么，彼特拉克到底何以编织起如此庞大而稳定的关系网络？这种非正式的网络对早期文艺运动的兴起又有何影响与贡献？基于彼特拉克的社会关系网络架构，笔者将彼特拉克在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和发展中采取的领导策略和模式特点总结如下：
第一，彼特拉克交游广泛，没有领域、阶层、派别的局限。教会与世俗领域、政治与文化圈子、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与底座都有涉入；教皇党与皇帝党，城市共和国与专制城市，城市显贵与民主革命派都有结交。这般庞大的交游圈一方面是建立在彼特拉克杰出的文化才学带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上，另一方面则基于他呈现出的积极交往的个性姿态。
彼特拉克的文化才学是其备受器重和追随的核心所在，“彼特拉克是他们的英雄，就因为他最有文化，人们就认为他在其他方面也无疑是最优秀、最完备、最合适的人，甚至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有权势的人竞相争取他的忠诚和效劳”[1](p.4)。不管是对阿维农教廷的不满和批评，还是对皇帝的公开怒斥，都没有影响教皇和帝室对他的追捧与招徕；尽管站在赞助者科隆纳家族对立面，去同情和支持罗马护民官科拉的反权贵革命，却不影响科隆纳家族几代人与他的深交；拒绝了佛罗伦萨政府和文人的邀请与厚待，久居于其宿敌米兰，却没有动摇佛罗伦萨文人圈对他的追随。不管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彼特拉克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存在多大可行性，夹杂了多少不切实际的元素，“他在政治形势下的激烈爆发并没有削弱这位学者的声望，也没有减少权势者招徕派遣他代言出使的欲望”[6](p.95)。
彼特拉克自身的个性特征呈现出积极的交往姿态。在《晚年书信集》末篇专门写给后人的信中，彼特拉克对自己乐于交友的性格有所描述：“与朋友共进餐是如此愉悦，我都想不出有什么比他们的不期而至更受欢迎了……我的怒火经常会伤害到自己，但从不伤害别人。我是一个对高尚友谊最炽烈和忠诚的热爱者(Sen.ⅩⅤⅢ，1.)。”正如威金斯的评价：“从来没有人组织培养起更丰富的友谊；……如果没有与那些人的友谊，彼特拉克就不会成为彼特拉克。”[9](p.252)奥尔多·斯卡格莱昂纳(Aldo Scaglione)称彼特拉克为最伟大的“文化共和国的外交官”(Diplomat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1](p.5)。“外交官”一词便强调出他与但丁显著不同的个人魅力，彼特拉克是以一种开放、友善而细微的方式面对新朋友，即使非显赫人物。此外，诚如彼特拉克自述：“旅行对我来说毫不新鲜，是我非常熟悉的，近乎我的第二天性(Sen.ⅩⅥ，2.)。”所以，在彼特拉克一生各地游历、频繁搬迁住所的过程中，他的交游群体就像滚雪球一样随其踪迹所到之处而不断吸收壮大。
第二，彼特拉克借助通信的交往实则是一种人文主义者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手段。彼特拉克在营建和维系交游圈中，通信这种载体有其独特功用。一方面，这种体裁“可以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一切”[10](p.14)。可以将人和人的问题作为主要焦点，从而受到彼特拉克和后来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的钟爱。另一方面，就通信对交往对象的关照主题来说，彼特拉克把兴趣放在个体的现实生活中，放在对其情绪、命运的关怀上，也延伸到其亲情、友情等尘世纽带，进行安慰、建议和告诫。“就如医生面向身体，神父面向灵魂，而彼特拉克这样的人物想要在二者之间带动起一种治疗的智慧，即面向精神智力层面(mind)……抛弃了雄辩术和神学知识，人文主义作家们培养起了一种与人的情感、人的意愿、人的精神对话的实际的雄辩……提供了一种回应世俗生活变迁的安慰”[11](p.4)。所以，无论是通信这种特殊体裁，还是彼特拉克借通信关注的角度，都为人文主义理念在社会关键领域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身为执政者的朋友和咨询者，彼特拉克将古典文化能量和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以委婉而真诚的文字进行谏言，在通信交往中“把政治学从天国带到了地上，带到了社会、朋友和家庭生活之中”[12](p.47)。营造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艺复兴新人的参政视野和方式。
第三，彼特拉克这种社会关系网的运作是一种自下而上地发动运动的途径。14世纪的意大利，来自外部势力的影响逐渐弱化，传统的教皇党和皇帝党的角逐不再占主流，意大利内部各个城市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逐渐实现了城邦的独立和自治。城邦规模不大，经常性的战争和城市管理需要知识精英参与政府管理，城市贵族和人民形成了有限结盟，公民参政迅速发展(16)。彼特拉克这位广受尊崇的人物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声誉和谋略资源，自然受到当时的教俗统治者的欢迎和关注。作为一位既生活在古代，又生活于当下的知识分子，现实关怀亦无法扭曲对隐居学习和独立自由身份的追求(17)，彼特拉克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地不是直接参政，而是通过学者的身份和感染，吸引更多人士聚拢在研究古典和基督教早期优秀文化的共同体中。反映于交游圈，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大都具有一定意义的“人文主义色彩”，或是他通过建议和说服来赋予并强化对方的“人文主义色彩”，努力达成一个知识(特别是从古典文化中获取的知识能量)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权力精英、文化精英阶层)的渗透，引领一场跨社会、政治甚至民族国家的人文主义理念，以期达成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新的道德认知和修养潜力。这种方式与后来的市民人文主义者直接参政和公开宣传有所区别，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润物细无声”的发动运动方式，彼特拉克从古代文化中找到社会复兴的元素，把文艺复兴从思想启蒙运动转变为真正的社会运动。
总的来说，彼特拉克在通信中构建的这种多元多向的“无形”关系网络，深入到严密的教阶体制内部，以期重新确立罗马在教会的辐辏力，改革整顿教会秩序，倡导与营造和平、公正、审慎，按照上帝的美德建立人间的天国；也深入到影响意大利世俗政局的关键博弈群体，试图推动意大利的和平与统一，塑造出具备人文主义美德的明君，来实现强调民生问题、维护公共的善的敌治目标，最终以罗马为中心来恢复古代的强盛和伟大；还带动并影响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为文艺复兴运动缔造人文主义队伍。彼特拉克的交游为早期人文主义者搭建了一个广阔的社会活动舞台，他积极将古典修养和人文主义能量施展于现实社会，促成对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价值理念的认同感，进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社会运行的具体层面，以这种方式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彼特拉克在交游中搭建延伸了自己的影响空间，以他的才华和魅力赢得了那个时代，历史证明，他还穿越了时间和空间，赢得了后人。
注释：
①即《诗歌体书信集》(Epistolae Metricae)和散文信集《日常熟事书信集》(Rerum Familiarium Libri)、《晚年书信集》(Rerum Senilium Libri)、《隐去收信者姓名的书信集》(Epistolae Sine Nomine)。此外，现仍存77封未被彼特拉克收入集子的散文信：其中有59封在1863年被意大利学者约瑟佩·弗拉卡赛迪(Giuseppe Fracassetti)收录在《杂信集》(Epistolae Variae)，另外还有18封零散的信。参见Ernest Hatch Wilkins.Petrarch’s Correspondence Padova：Editrice Antenore，1960,p.5。
②本文的原始材料是纽约州立大学罗马语言文学系阿尔多·伯纳尔多(Aldo S.Bernardo)的英译本，共5册，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于1975-1992年间相继出版。从此处起，笔者在引用集子中的某封书信时，用括弧标以所在信集名缩写、卷数、序号数，与原信集中的标号一致。如《日常熟事书信集》(Letters on Familiar Matters)第1卷的第1封信简记为“Fam.I，1.”，《晚年书信集》(Letters of Old Age)第18卷的第1封信简记为“Sen.ⅩⅤⅢ，1.”，以此类推，特此予以说明。
③彼特拉克给交游的一些好友起了古典绰号，如本文中可见的“苏格拉底”“西蒙尼特斯”“莱利乌斯”等，助于达成一种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彼特拉克与这些人通信数量庞大，后文中将有提及。
④已分别研究过彼特拉克与Cardinal Niccola Capocci，Francesco Nelli，Barbato da Sulmona，Giacomo de'Rossi等人的通信。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Petrarch第Ⅵ，Ⅷ，Ⅸ，Ⅺ章。
⑤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On the Carriage of Petrarch's Letters.Speculum，1960，35(2)：pp.214～223。
⑥详见Francesco Petrarca.Petrarch at Vaucluse：Letters in Verse and Prose Ernest Hatch Wilkins(tran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⑦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Life of Petrarch.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⑧伯纳尔多以《日常熟事书信集》第8卷两个最典型的信件拆分情况来例证彼特拉克信集编排的艺术成分。详见Aldo S.Bernardo.Letter-splitting in Petrarch's Familiares.Speculum，1958，33(2)：pp.236～241。
⑨详见赵立行：《彼特拉克书信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5(7)：98-101。
⑩详见朱孝远：《近代政治学的开端——简析彼特拉克的政治思想》，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8(6)：45-52。
(11)详见彼特拉克写给“苏格拉底”的一封信中的总结陈述(Fam.ⅩⅩⅥ，13.)。
(12)伯纳尔多认为彼特拉克共有155位通信者，可供参考。
(13)详见David Thompson(eds.).Petrarch:A Humanist among Princes：An Anthology of Petrarch's Letters and of Selections from his other Works.New York：Harper & Row,1971。
(14)关于彼特拉克的神职生涯，详见Ernest Hatch Wilkins.Petrarch's Ecclesiastical Career.Ernest Hatch Wilkins.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Petrarch，pp.3～32。
(15)彼特拉克向威尼斯推荐了这位雇佣兵队长去镇压克里特起义，同时，应威尼斯政府的请求，彼特拉克在官方任命书后附了一封建议信，辅助传达官方的任命。参见Ernest Hatch Wilkins.Life of Petrarch，p.194。
(16)详见朱孝远：《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世界历史,2008(6)。
(17)晚年时，针对薄伽丘评价其在为君王的服务中浪费了过多时间，彼特拉克回信道：“事实上，名义上是我追随着君王，而实际上是君王们围绕着我；我从不参与他们的议事会，也很少参加他们的宴会。我绝不会允许将我从自由和学习中分离出来的任何情况发生。”(Sen.ⅩⅦ，2.)
作者介绍：王倩，女，1988年生，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洲古代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