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月29日 16:06
来源：百年潮 作者：杨薇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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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鲁迅还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日本人的国民性加以对比，认为日本人有着质朴、认真的良好的国民性，并对中国人的虚伪、做事马虎、不认真的国民性进行了批评。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9期，作者：杨薇，原题：鲁迅眼中的日本
鲁迅从1902年（明治35年）至1909年在日本渡过了八年留学生涯，最初两年在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他到日本东北部——仙台医专学习医学，在这里鲁迅认识了当时担任解剖学的藤野先生。
在鲁迅看来，藤野先生身上有一种感动人心的精神力量，而使鲁迅“总还时时记起他”。鲁迅后来曾回忆说：“在我所认为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倦倦教诲，小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理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而藤野先生在晚年追忆鲁迅时，却觉得当年并未给予鲁迅太多的什么，不过“些许的亲切”（参见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日本《文学指南》，1937年3月号）而已。
也许在当时“鄙视中国”的国度里，藤野先生是为数不多的没有民族歧视的人道主义先生，所以令鲁迅终生难忘。鲁迅后来曾在作品中写道：“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外天幸，这岛国早就被我们灭掉了’（《坟·说胡须》）。”又云：“唐朝时，日本曾向我们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厉绥之《50年前的学友——鲁迅》，《文汇报》，1961年9月15日）。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味出当时作为落后国的留学生沉重、复杂和极不平衡的心态。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返回了东京。他曾写道：“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于是译起文来。
鲁迅的日本观虽未形成“研究体系”，但在其作品中亦有不少关于日本的论述，他的日本论经常是与中国加以对比而论之的。在鲁迅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某种程度上已接受了西洋文明的洗礼，人的主体性有所觉醒；而当时中国的国民性尚处于“不自觉”的前近代状态，因此要用自己的笔唤起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日本型文明”与“中国型文明”
鲁迅在作品中，一再将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加以分析、比较。他说：“他们（日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作和尚的谁也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然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易，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
据鲁迅所见，“日本型文明”旧的传统少，反倒没有了各种“禁忌”，当各种外来先进文明进入时容易“转型”，易于接受；而中国传统文化悠久反倒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当外来新事物进入时，固有的“文化定势”则表现出排斥、拒绝，而难于“转型”。“每一新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而日本则不同于中国，无论是中世纪“倒向唐文化”，还是近代的“倒向西洋文化”，那种对外来文化“饥渴的”、谦卑的心理是中国难与之相比的。同时，鲁迅严厉批评国人老子天下第一的“文化优越感”，并警告国人，若不克服这种傲慢的文化心理，中国将永远落伍于日本。鲁迅还纠正了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偏颇之见”，指出：“他的会模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创造，不是更好麽？否则，只不过一个‘恨恨而已’而已”。鲁迅认为，“会摹仿”正是日本文化的优处所在。同时鲁迅还赞美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极高的优选力和判断力，“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采用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鲁迅观察并捕捉到了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之“巧妙”，并深表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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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鲁迅还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日本人的国民性加以对比，认为日本人有着质朴、认真的良好的国民性，并对中国人的虚伪、做事马虎、不认真的国民性进行了批评。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9期，作者：杨薇，原题：鲁迅眼中的日本
鲁迅从1902年（明治35年）至1909年在日本渡过了八年留学生涯，最初两年在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他到日本东北部——仙台医专学习医学，在这里鲁迅认识了当时担任解剖学的藤野先生。
在鲁迅看来，藤野先生身上有一种感动人心的精神力量，而使鲁迅“总还时时记起他”。鲁迅后来曾回忆说：“在我所认为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倦倦教诲，小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理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而藤野先生在晚年追忆鲁迅时，却觉得当年并未给予鲁迅太多的什么，不过“些许的亲切”（参见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日本《文学指南》，1937年3月号）而已。
也许在当时“鄙视中国”的国度里，藤野先生是为数不多的没有民族歧视的人道主义先生，所以令鲁迅终生难忘。鲁迅后来曾在作品中写道：“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外天幸，这岛国早就被我们灭掉了’（《坟·说胡须》）。”又云：“唐朝时，日本曾向我们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厉绥之《50年前的学友——鲁迅》，《文汇报》，1961年9月15日）。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味出当时作为落后国的留学生沉重、复杂和极不平衡的心态。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返回了东京。他曾写道：“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于是译起文来。
鲁迅的日本观虽未形成“研究体系”，但在其作品中亦有不少关于日本的论述，他的日本论经常是与中国加以对比而论之的。在鲁迅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某种程度上已接受了西洋文明的洗礼，人的主体性有所觉醒；而当时中国的国民性尚处于“不自觉”的前近代状态，因此要用自己的笔唤起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日本型文明”与“中国型文明”
鲁迅在作品中，一再将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加以分析、比较。他说：“他们（日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作和尚的谁也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然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易，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
据鲁迅所见，“日本型文明”旧的传统少，反倒没有了各种“禁忌”，当各种外来先进文明进入时容易“转型”，易于接受；而中国传统文化悠久反倒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当外来新事物进入时，固有的“文化定势”则表现出排斥、拒绝，而难于“转型”。“每一新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而日本则不同于中国，无论是中世纪“倒向唐文化”，还是近代的“倒向西洋文化”，那种对外来文化“饥渴的”、谦卑的心理是中国难与之相比的。同时，鲁迅严厉批评国人老子天下第一的“文化优越感”，并警告国人，若不克服这种傲慢的文化心理，中国将永远落伍于日本。鲁迅还纠正了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偏颇之见”，指出：“他的会模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创造，不是更好麽？否则，只不过一个‘恨恨而已’而已”。鲁迅认为，“会摹仿”正是日本文化的优处所在。同时鲁迅还赞美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极高的优选力和判断力，“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采用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鲁迅观察并捕捉到了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之“巧妙”，并深表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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