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由此，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理想化了。
本来，一座城市主要和空间有关。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洛阳正是“天下之中”，是完美的“中央帝国”的象征物。《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这理想的“中”，既是世界秩序的统摄又是它风暴的承受者，如宋人李格非在《序洛阳名园记》中言：“洛阳处天下之中，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
但事实上呢？只要你真的去过一次洛阳，就会明白实际的古都风景远没有那般容易概括。洛河自西而东流经洛阳全境，冲刷出由关中一路而来的文明走廊，伊川南至而有龙门，伊阙的图景，这大致“T”字形的山水格局，流丽、绵延，和“天下之中”所寓意的理想网格大有出入。你走过陇海线旁空旷的田野，偃师县境内的汉魏故城是纵九横六的所谓“九六城”，一围不甚规则的长条状的城垣残段，框定的视野里是城北的青山（邙山）；你驻足隋唐洛阳的定鼎门大街，直筒筒的轴线纵然颇合现代心意，实质的焦点，却是跨在洛水上连接南北城的“天津桥”，名义上此桥仍在，但是四周高楼林立，市声嘈杂，只好凭空怀想当年神都的盛况，它是以某种柔软的“景观”著称的：“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既然是桥下流转的春水，这种城市的“景观”既由物质空间构架，也不能不涉及时间的维度，后者更多的是关于“变化”――的确，任何去往类似文明废墟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喟于“变化”，因为站在眼前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甚至“痕迹”――嘈杂的人间世不用说了，对于覆压在古迹之上的现代城市，季节转换的提示作用已经大不如从前，就算是真的在春天去汉魏故城，大片的黄土废墟也冲淡了青青麦苗的喜悦气息。尤其是此地被确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后，穿上“盔甲”的固化的城垣已经成了定格在过去某一瞬间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不再会有太多变化的痕迹了。
好几位帝王，比如5世纪末的北魏孝文帝元宏，或是大业元年（605）的隋炀帝，都为洛阳规划了与“天下之中”的自矜相埒的远景。这种没有规划图流传的“大都”给我们留下了“四方城”的刻板印象，那，也是水泥路面的当代“定鼎门大街”的理论基础。确实，尽管在目下只是一个不甚光彩的工业城市，洛阳有理由费力地找回它辉煌的过去：周、秦、东汉、新莽、曹魏、西晋、隋唐五代，以及有争议的夏，等等，号称“十三朝古都”……与文字的历史同样惊心动魄的，是巨大的废墟，被荒弃，被湮没。
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由此，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理想化了。传为周人“发明”的“营国制度”（“国”，在此是“国都”的意思）有着点画必求诸规矩的严谨：城市是以宫城的简单模数关系构成的，而宫城又是普通住宅的推展，所谓“化家为国”；再往微观里去，就连木构住宅的尺度本身也是用料“材”“分”的体现，它们仿佛圣诞礼物的盒子一重重大小嵌套着，静止、呆板却井然有序。
建筑意�x上的“修复”意味着找回一种没有特定观察者的固着的设计。但是穿越时间，洛阳的回忆可不全是这样。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明确地提示：“乐府和‘古诗’中最为持久不变的一种开头，是步出洛阳这座东汉都城的城门，从城的东门可以看到北邙山上的大型坟地……”古代洛阳的漫步者，往往涉足与日常生活和经典设计都截然不同的城市的另一半，感受着世界的变化之枢：“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梁鸿，《五噫歌》）个体对城市的感受不同于规划原则或统摄一切的结构，它是各种运动、差异、冲突和事变――不同城市体验的“瞬间”的风景。
登高而“顾瞻帝京”，就好像登上帝国大厦鸟瞰纽约。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先是指示着旅行者对城市格局的具体而微的体验，其次“瞬间”慢慢过渡成了茫茫大块的风景，验证着上述那种由常见的个体经验而逐渐成就一个“地方”的一般程式――“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上”和“下”微妙的起伏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就如同今天由北美小岛上流传来的城市模型“上城”或“下城”――在洛阳由“上”而“下”还有着更本质的含义。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巫鸿分析了曹植登上北邙山向南眺望洛阳的一首诗，他写道：“……曹植的洛阳是个双重影像：记忆中过去的洛阳和眼前当时的洛阳……”
后者仅由个人的路途生发出离聚的悲喜，而前者则意味着一个人从他自己的时间脱身而出了，站到了俯瞰历史的高度――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说，罗马之所以被称为“永恒之城”，也是因为它保持着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超越了个人有限的生命。通过不断地更新自己，一座“永恒之城”试图将一切变化囊括在内。洛阳是另一种“永恒之城”，它不完全靠土木砖石营建自己，也把自己和一种独特的风景拴在一起，进入风景成为风景。这座城市是文明的肇始之地也是它理想的“终结”，以变化寻求更多的变化，却又在变化中结束：
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沈�缙凇侗壁�山》）
就是这样，洛城的“万古千秋”呈现着循环历史的观念：无论哪个王朝在此奠定它的基业，一代雄主们的肉体和命运最终都会归结于洛阳城北的青山之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最有名的葬地，北邙山不知是多少人心目中高贵的归宿，讽刺的恰恰是因为富集的“意义”，哪怕是在当时代，这些古代墓穴已经19次被盗掘。当我前往踏访的时候，现代的农田已经把这道本就平缓的山岭大体削平了。这种生与死的戏剧性并存，或说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类似城市中都找不到的，它站在“荆棘铜驼”的谶语的反面；动荡不安的人的时间本如一团乱麻，在洛阳，它塞进了意义的黑洞里，又在北邙的宁静中如剥茧抽丝般引出、复为永恒的长线，绵延不尽。 或许，也正是如此永恒的“春天”才成了洛阳的化身――洛阳不仅是空间，是“天下之中”，也是无始无终的时间，是“千年万岁阳春曲”。
“千年万岁”的诗句，是素来以荒淫无道著称的隋炀帝杨广写下的。直到今天，烂漫的春光都是回忆中洛阳的底色，宋人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总结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但是杨广所要的怕不仅是一种“风俗”，不畏人耽于“逸乐”的诟病，他大胆地说出了对于永恒春天的畅想。“花之洛阳”的原材料不是物质化的东西，它代表着农耕文化对城市生活最绚丽美感的想象，是靠女子巧手织成的有生命的世界的表征，不甚具象，无始无终却又生机勃勃。
它的经线是自然，纬线是人情。纵使此地有现代以前最高的木结构物――北魏永宁寺塔、神话一般的武则天的“天堂”――这么有名的帝国巨构，比起洛阳的春天来，那些古代遗迹的故事只算是点缀。在这经纬交织的锦绣中，可以提取出中古社会最令人神往的图案，天造地设的“自然”貌似只有在城市之外寻找：城北的青山，城南的洛�I，城郊的离宫别业，在洛宁、宜阳、新安，在伊川、汝水、嵩岳……太多的江山胜迹可以登临。但是，城中与黎庶生涯交织的寻常风景才是洛阳真正的主题，是《洛阳伽蓝记》中生长着“万年千岁之树”的“须弥宝殿，兜率净宫”，“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的诵室与禅堂，“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的都市丛林，以及“栝柏松椿，扶疏檐�C；�q竹香草，布护阶墀”……它们成就了“晨食南馆，夜游后园”的忘情生涯，“人工”和“自然”的美妙结合。
造就中国城市的原料本如尘土之微，容易朽坏的木构意味着建筑更短促的生命。前面提到的永宁寺塔和“天堂”都只存在了很短暂的时间。假如罗马的永恒还可以靠帕拉蒂尼漫山遍野那些粗大的石础和柱头来暗示，在今天的洛阳，一个西方的城市学家怕是什么都看不到了，比如陇海线旁永宁寺塔湮没的台基，因为外形肖似天然土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被讹传为“汉质帝之静陵”。但是，人造世界“锦绣”般的质地及其绵延无尽的譬喻，却多少弥补了这种黄土扑面的缺憾，转瞬即逝的光景中美好的片段缀合起来，组成“天下之美尽在于斯”的空间，在洛城，�@些瞬间渲染、弥漫，成了一种千年万岁的传说。
好几次，我向外国朋友介绍汉魏洛阳故城的遗址，邀请他们和我同往考察，他们大多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座和京都、奈良一样重要的城市。尴尬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讲解“风景”对于洛阳的意义。对于习惯了“物证”的西方世界，遗址上的春天和有关的诗句不是值得注意的对象，它就在这里，是周而复始的时间的一部分，本身并不能成为城市考古学的主题，就像宫室遗址上揭露的夯土，一旦为雨水濡湿，也很难和产出它的环境区别开来――哪些是过往的“人”的细微踪迹，而哪些又是亘古不变的自然律的循环？如果你极为细心，或者有幸为专业人士所指点，你会在瓦砾间偶尔发现一些片段的故事，足够惊心动魄。记得在太极殿，北魏皇宫的正殿遗址，我曾看到废弃柱础旁堆砌的残砖，组成一个作用不明的盛器，考古队员告诉我，这是一具简易的葬具，曾盛有一个早殇幼童的尸骨，从他/她的身量判断，极可能是在出生后不久就已死去了。而此棺所在的地层距北魏相去并不远，洛阳末日的动乱之后，在这块无比尊贵的地面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复现，但一切颇为启人想象。
讽刺的是，就像北邙同时是富贵的极致和它的结局所系，洛阳看花客眼前拂面而至的“紫陌红尘”，既是春天的一部分也是它的葬具。在汉魏故城的田野里，你基本难以锁定什么显著的古代构筑物，哪怕是数十年前揭露的建筑遗址，只要不采取“固化”的措施，随着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也将很快地消失在与它们同构的土石中了。以这样的质料构造的城市，在建构、累积的同时也崩塌、污损，成为变化的风景，只有万古不变的自然将欢笑如初，通过这种对比，“自然”最终揭示和凸显了“人事”的有限。
一个微雨的夏日，我又莅临了这座“城市”，脚踩像昔日天街一样漫长的田垄，面向只在虚空中现形的魏阙和宫门。三春已逝，那花一样的洛阳，不仅从中国的现实中也从中国人的记忆里被抹去了。
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由此，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理想化了。
本来，一座城市主要和空间有关。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洛阳正是“天下之中”，是完美的“中央帝国”的象征物。《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这理想的“中”，既是世界秩序的统摄又是它风暴的承受者，如宋人李格非在《序洛阳名园记》中言：“洛阳处天下之中，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
但事实上呢？只要你真的去过一次洛阳，就会明白实际的古都风景远没有那般容易概括。洛河自西而东流经洛阳全境，冲刷出由关中一路而来的文明走廊，伊川南至而有龙门，伊阙的图景，这大致“T”字形的山水格局，流丽、绵延，和“天下之中”所寓意的理想网格大有出入。你走过陇海线旁空旷的田野，偃师县境内的汉魏故城是纵九横六的所谓“九六城”，一围不甚规则的长条状的城垣残段，框定的视野里是城北的青山（邙山）；你驻足隋唐洛阳的定鼎门大街，直筒筒的轴线纵然颇合现代心意，实质的焦点，却是跨在洛水上连接南北城的“天津桥”，名义上此桥仍在，但是四周高楼林立，市声嘈杂，只好凭空怀想当年神都的盛况，它是以某种柔软的“景观”著称的：“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既然是桥下流转的春水，这种城市的“景观”既由物质空间构架，也不能不涉及时间的维度，后者更多的是关于“变化”――的确，任何去往类似文明废墟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喟于“变化”，因为站在眼前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甚至“痕迹”――嘈杂的人间世不用说了，对于覆压在古迹之上的现代城市，季节转换的提示作用已经大不如从前，就算是真的在春天去汉魏故城，大片的黄土废墟也冲淡了青青麦苗的喜悦气息。尤其是此地被确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后，穿上“盔甲”的固化的城垣已经成了定格在过去某一瞬间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不再会有太多变化的痕迹了。
好几位帝王，比如5世纪末的北魏孝文帝元宏，或是大业元年（605）的隋炀帝，都为洛阳规划了与“天下之中”的自矜相埒的远景。这种没有规划图流传的“大都”给我们留下了“四方城”的刻板印象，那，也是水泥路面的当代“定鼎门大街”的理论基础。确实，尽管在目下只是一个不甚光彩的工业城市，洛阳有理由费力地找回它辉煌的过去：周、秦、东汉、新莽、曹魏、西晋、隋唐五代，以及有争议的夏，等等，号称“十三朝古都”……与文字的历史同样惊心动魄的，是巨大的废墟，被荒弃，被湮没。
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由此，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理想化了。传为周人“发明”的“营国制度”（“国”，在此是“国都”的意思）有着点画必求诸规矩的严谨：城市是以宫城的简单模数关系构成的，而宫城又是普通住宅的推展，所谓“化家为国”；再往微观里去，就连木构住宅的尺度本身也是用料“材”“分”的体现，它们仿佛圣诞礼物的盒子一重重大小嵌套着，静止、呆板却井然有序。
建筑意�x上的“修复”意味着找回一种没有特定观察者的固着的设计。但是穿越时间，洛阳的回忆可不全是这样。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明确地提示：“乐府和‘古诗’中最为持久不变的一种开头，是步出洛阳这座东汉都城的城门，从城的东门可以看到北邙山上的大型坟地……”古代洛阳的漫步者，往往涉足与日常生活和经典设计都截然不同的城市的另一半，感受着世界的变化之枢：“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梁鸿，《五噫歌》）个体对城市的感受不同于规划原则或统摄一切的结构，它是各种运动、差异、冲突和事变――不同城市体验的“瞬间”的风景。
登高而“顾瞻帝京”，就好像登上帝国大厦鸟瞰纽约。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先是指示着旅行者对城市格局的具体而微的体验，其次“瞬间”慢慢过渡成了茫茫大块的风景，验证着上述那种由常见的个体经验而逐渐成就一个“地方”的一般程式――“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上”和“下”微妙的起伏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就如同今天由北美小岛上流传来的城市模型“上城”或“下城”――在洛阳由“上”而“下”还有着更本质的含义。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巫鸿分析了曹植登上北邙山向南眺望洛阳的一首诗，他写道：“……曹植的洛阳是个双重影像：记忆中过去的洛阳和眼前当时的洛阳……”
后者仅由个人的路途生发出离聚的悲喜，而前者则意味着一个人从他自己的时间脱身而出了，站到了俯瞰历史的高度――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说，罗马之所以被称为“永恒之城”，也是因为它保持着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超越了个人有限的生命。通过不断地更新自己，一座“永恒之城”试图将一切变化囊括在内。洛阳是另一种“永恒之城”，它不完全靠土木砖石营建自己，也把自己和一种独特的风景拴在一起，进入风景成为风景。这座城市是文明的肇始之地也是它理想的“终结”，以变化寻求更多的变化，却又在变化中结束：
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沈�缙凇侗壁�山》）
就是这样，洛城的“万古千秋”呈现着循环历史的观念：无论哪个王朝在此奠定它的基业，一代雄主们的肉体和命运最终都会归结于洛阳城北的青山之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最有名的葬地，北邙山不知是多少人心目中高贵的归宿，讽刺的恰恰是因为富集的“意义”，哪怕是在当时代，这些古代墓穴已经19次被盗掘。当我前往踏访的时候，现代的农田已经把这道本就平缓的山岭大体削平了。这种生与死的戏剧性并存，或说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类似城市中都找不到的，它站在“荆棘铜驼”的谶语的反面；动荡不安的人的时间本如一团乱麻，在洛阳，它塞进了意义的黑洞里，又在北邙的宁静中如剥茧抽丝般引出、复为永恒的长线，绵延不尽。 或许，也正是如此永恒的“春天”才成了洛阳的化身――洛阳不仅是空间，是“天下之中”，也是无始无终的时间，是“千年万岁阳春曲”。
“千年万岁”的诗句，是素来以荒淫无道著称的隋炀帝杨广写下的。直到今天，烂漫的春光都是回忆中洛阳的底色，宋人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总结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但是杨广所要的怕不仅是一种“风俗”，不畏人耽于“逸乐”的诟病，他大胆地说出了对于永恒春天的畅想。“花之洛阳”的原材料不是物质化的东西，它代表着农耕文化对城市生活最绚丽美感的想象，是靠女子巧手织成的有生命的世界的表征，不甚具象，无始无终却又生机勃勃。
它的经线是自然，纬线是人情。纵使此地有现代以前最高的木结构物――北魏永宁寺塔、神话一般的武则天的“天堂”――这么有名的帝国巨构，比起洛阳的春天来，那些古代遗迹的故事只算是点缀。在这经纬交织的锦绣中，可以提取出中古社会最令人神往的图案，天造地设的“自然”貌似只有在城市之外寻找：城北的青山，城南的洛�I，城郊的离宫别业，在洛宁、宜阳、新安，在伊川、汝水、嵩岳……太多的江山胜迹可以登临。但是，城中与黎庶生涯交织的寻常风景才是洛阳真正的主题，是《洛阳伽蓝记》中生长着“万年千岁之树”的“须弥宝殿，兜率净宫”，“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的诵室与禅堂，“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的都市丛林，以及“栝柏松椿，扶疏檐�C；�q竹香草，布护阶墀”……它们成就了“晨食南馆，夜游后园”的忘情生涯，“人工”和“自然”的美妙结合。
造就中国城市的原料本如尘土之微，容易朽坏的木构意味着建筑更短促的生命。前面提到的永宁寺塔和“天堂”都只存在了很短暂的时间。假如罗马的永恒还可以靠帕拉蒂尼漫山遍野那些粗大的石础和柱头来暗示，在今天的洛阳，一个西方的城市学家怕是什么都看不到了，比如陇海线旁永宁寺塔湮没的台基，因为外形肖似天然土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被讹传为“汉质帝之静陵”。但是，人造世界“锦绣”般的质地及其绵延无尽的譬喻，却多少弥补了这种黄土扑面的缺憾，转瞬即逝的光景中美好的片段缀合起来，组成“天下之美尽在于斯”的空间，在洛城，�@些瞬间渲染、弥漫，成了一种千年万岁的传说。
好几次，我向外国朋友介绍汉魏洛阳故城的遗址，邀请他们和我同往考察，他们大多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座和京都、奈良一样重要的城市。尴尬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讲解“风景”对于洛阳的意义。对于习惯了“物证”的西方世界，遗址上的春天和有关的诗句不是值得注意的对象，它就在这里，是周而复始的时间的一部分，本身并不能成为城市考古学的主题，就像宫室遗址上揭露的夯土，一旦为雨水濡湿，也很难和产出它的环境区别开来――哪些是过往的“人”的细微踪迹，而哪些又是亘古不变的自然律的循环？如果你极为细心，或者有幸为专业人士所指点，你会在瓦砾间偶尔发现一些片段的故事，足够惊心动魄。记得在太极殿，北魏皇宫的正殿遗址，我曾看到废弃柱础旁堆砌的残砖，组成一个作用不明的盛器，考古队员告诉我，这是一具简易的葬具，曾盛有一个早殇幼童的尸骨，从他/她的身量判断，极可能是在出生后不久就已死去了。而此棺所在的地层距北魏相去并不远，洛阳末日的动乱之后，在这块无比尊贵的地面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复现，但一切颇为启人想象。
讽刺的是，就像北邙同时是富贵的极致和它的结局所系，洛阳看花客眼前拂面而至的“紫陌红尘”，既是春天的一部分也是它的葬具。在汉魏故城的田野里，你基本难以锁定什么显著的古代构筑物，哪怕是数十年前揭露的建筑遗址，只要不采取“固化”的措施，随着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也将很快地消失在与它们同构的土石中了。以这样的质料构造的城市，在建构、累积的同时也崩塌、污损，成为变化的风景，只有万古不变的自然将欢笑如初，通过这种对比，“自然”最终揭示和凸显了“人事”的有限。
一个微雨的夏日，我又莅临了这座“城市”，脚踩像昔日天街一样漫长的田垄，面向只在虚空中现形的魏阙和宫门。三春已逝，那花一样的洛阳，不仅从中国的现实中也从中国人的记忆里被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