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居俭
来源于：山东英才学院>>党建网
原文于2009年11月06日刊发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齐聚天安门广场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他强调：“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默哀。然后，毛泽东宣读由他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儿女在历次革命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史诗，也是数以千万计留下姓名和没留下姓名的人民英雄告诫后人要世代铭记新中国来之不易的醒世恒言。
百年的屈辱和苦难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独领风骚的五千年文明史，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才陷入积贫积弱的屈辱和苦难的深渊。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始于16世纪。自从葡萄牙染指澳门以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用武力侵略过中国，穷凶极恶地杀害中国人民，敲骨吸髓般掠夺中国财富。仅以1931年—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为例，日本侵略者共制造2272起暴行和惨案，杀害中国军民3500万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
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王朝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非但不进行反击，反而和他们握手签约。
自1842年清王朝同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来，旧中国共与23个国家签订了343个双边或多边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并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划分势力范围和“租界”，如天津一市，就有九个国家圈定了“国中之国”。
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如驻军权、治外法权（或称领事裁判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等。凭借驻军权和治外法权，他们可以在中国铁路沿线和战略要地驻扎海军和陆军，官兵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由各国驻华领事按照各国法律“审理”。
于是，外国驻军在中国为非作歹之事时有发生。如解放战争时期，美军在上海黄浦江撞死中国民船水手、在天津兵营附近枪杀中国农夫、在汉口景明大戏楼集体强奸中国妇女等。凭借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和海关管理权，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财富。
自1896年到1911年前后，中国有30%以上的铁路，83.3%以上的长江航运吨位，9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93%以上的机械采矿，被美国、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列强所掌握。
外国侵略者在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同时，还培养和利用代理人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在农村，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占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地主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过着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农民终年劳动却家徒四壁，不得温饱。至于边远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就更让人毛骨悚然了。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及大部牲畜，而占人口90%的人是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自由的农奴，还有5%的人是世袭的奴隶。农奴主对农奴和奴隶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可以任意支配，包括买卖、转让、赠送、抵债、交换乃至杀戮。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还致信其下属：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实属骇人听闻。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过程。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从自鸦片战争开始，多次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一次斗争都程度不同地打击了中外统治者，但是每一次斗争又都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和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社会进步打开了闸门。然而，由于他代表和依靠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逼迫下，不得不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给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中国人民仍旧在苦难和屈辱的深渊中挣扎。
辛亥革命的结局启发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先进分子，使他们懂得了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另辟蹊径，而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正在这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国家的诞生，给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出路。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对北洋政府拟在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爱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显示出反帝反封建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力量，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从这个阶级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于是便主动到他们中间去寻求革命依托。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旗帜鲜明地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对国情的缜密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实现最低纲领，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党的工作重点由最初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转向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并改组国民党，然后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对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解释。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决定在农民和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鉴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又决定参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模式，创办一所培养军事骨干的学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聂荣臻等为军校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上述举措，意味着改组后的国民党将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共产党则通过这个联盟领导革命，“重建国家”。
国共合作的成功，黄埔军校的创立，工农运动的高涨，为巩固广东国民政府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开辟了广阔前景，也给“重建国家”带来了希望。在如此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国民政府从1926年5月开始，组织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只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主力，解放了长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统一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之外的南部中国。
在这关键时刻，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背叛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切革命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杀害31万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6万多人。这是反革命势力撕下伪装，大肆摧残革命力量的开始，也是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始。
血的教训使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掌握军队，才能“重建国家”。1927年8月1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未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进攻长沙失利，毛泽东毅然调整原定计划，率领起义的工农武装转入山区，途经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政治改编，然后把“支部建在连上”的中国工农红军带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到1930年5月，红军总兵力已近7万人，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右江等根据地或游击区。1932年6月，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全国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余人。
不幸的是，1933年以后，由于党内高层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不顾蒋介石集团动用50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严重态势，错误地提出“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将士死守硬拚。结果，在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中，以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不仅未能守住中央根据地的重要门户广昌，反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于10月率领中央红军向湘西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蒋介石集团凭借湘江天险，设四道封锁线，布重兵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血战数日突出重围，但伤亡异常惨重。渡过湘江以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湘江一战，牺牲5.6万人。
在十年土地革命特别是长征过程中，各根据地人民前仆后继，牺牲巨大。以中央根据地的瑞金为例：全县人口24万，参加红军的4.9万，参加长征的3.1万，长征途中牺牲1万。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共产党又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捐弃前嫌，同国民党共赴国难。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多人的代价，抗击了58%—75%的日军和全部伪军。同时，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制造反共阴谋也作出了牺牲。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怵目惊心的一例。
1941年1月4日，驻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云岭出发向长江以北转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重兵包围，经过七昼夜血战，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故态复萌，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惜一切手段进行全面内战。
共产党被迫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只用三年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集团，解放了全中国。然而，巨大胜利同样是以巨大牺牲为代价的。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共有26万人民解放军官兵献出生命，104万指战员负伤流血。其中，敲响蒋家王朝丧钟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是以6.9万人的伤亡代价、淮海战役是以13.3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进军江南、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也是以6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
以上尽管挂一漏万，却能管中窥豹，使人了解无数先烈为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烽火历程，懂得如何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在战争年代牺牲在战场和刑场的革命先烈约2000万人。有姓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政府编撰的《烈士英名录》者只有176万余人。这就是说，为“重建国家”而献身的烈士，绝大多数是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无法留下姓名，因此后人也无法考证的无名英雄。
二十八年的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重建国家”浴血奋斗的同时，还在不断思考夺取政权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并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才能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为此，在各个革命时期都进行过艰辛探索。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统一领导“工农武装割据”，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治国文献。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设置处理日常事务的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内务、教育、财政、司法、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法院等办事机构。
这些说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初具国家规模，尽管它“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但它毕竟以一个新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针锋相对地同蒋介石集团控制的中华民国分庭抗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国体、政体的构想与实施，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开了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共产党为了联合国民党和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又主动调整“重建国家”的政策。
1935年12月，长征后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个改变，“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责成林伯渠组织起草选举法、改革政府系统等方案委员会。自5月起按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不分阶级、党派、宗教、民族、性别实行民主选举，产生了乡、区、县三级议会和政府。
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延安为首府。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审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条例》等文件，并按照“三三制”的人员分配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体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特色。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积极努力。只是因为蒋介石集团顽固与革命为敌，才被排除在外。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宣言中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批准政治局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再次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了筹划立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
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出了第一代国家领导人。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辛探索，不断充实和实践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特别是关于国体、政体的构想，从局部地区到全国得到了全面实现，为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和后来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诞生可谓“其始也简，其毕也巨”，她有如从烈火中飞出的金凤凰，沐浴过血雨腥风，经历过千难万险。其举世罕见的艰辛历程，我们要世代铭记，永志不忘，以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作者：田居俭
来源于：山东英才学院>>党建网
原文于2009年11月06日刊发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齐聚天安门广场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他强调：“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默哀。然后，毛泽东宣读由他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儿女在历次革命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史诗，也是数以千万计留下姓名和没留下姓名的人民英雄告诫后人要世代铭记新中国来之不易的醒世恒言。
百年的屈辱和苦难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独领风骚的五千年文明史，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才陷入积贫积弱的屈辱和苦难的深渊。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始于16世纪。自从葡萄牙染指澳门以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用武力侵略过中国，穷凶极恶地杀害中国人民，敲骨吸髓般掠夺中国财富。仅以1931年—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为例，日本侵略者共制造2272起暴行和惨案，杀害中国军民3500万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
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王朝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非但不进行反击，反而和他们握手签约。
自1842年清王朝同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来，旧中国共与23个国家签订了343个双边或多边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并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划分势力范围和“租界”，如天津一市，就有九个国家圈定了“国中之国”。
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如驻军权、治外法权（或称领事裁判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等。凭借驻军权和治外法权，他们可以在中国铁路沿线和战略要地驻扎海军和陆军，官兵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由各国驻华领事按照各国法律“审理”。
于是，外国驻军在中国为非作歹之事时有发生。如解放战争时期，美军在上海黄浦江撞死中国民船水手、在天津兵营附近枪杀中国农夫、在汉口景明大戏楼集体强奸中国妇女等。凭借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和海关管理权，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财富。
自1896年到1911年前后，中国有30%以上的铁路，83.3%以上的长江航运吨位，9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93%以上的机械采矿，被美国、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列强所掌握。
外国侵略者在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同时，还培养和利用代理人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在农村，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占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地主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过着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农民终年劳动却家徒四壁，不得温饱。至于边远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就更让人毛骨悚然了。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及大部牲畜，而占人口90%的人是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自由的农奴，还有5%的人是世袭的奴隶。农奴主对农奴和奴隶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可以任意支配，包括买卖、转让、赠送、抵债、交换乃至杀戮。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还致信其下属：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实属骇人听闻。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过程。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从自鸦片战争开始，多次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一次斗争都程度不同地打击了中外统治者，但是每一次斗争又都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和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社会进步打开了闸门。然而，由于他代表和依靠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逼迫下，不得不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给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中国人民仍旧在苦难和屈辱的深渊中挣扎。
辛亥革命的结局启发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先进分子，使他们懂得了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另辟蹊径，而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正在这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国家的诞生，给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出路。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对北洋政府拟在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爱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显示出反帝反封建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力量，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从这个阶级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于是便主动到他们中间去寻求革命依托。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旗帜鲜明地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对国情的缜密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实现最低纲领，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党的工作重点由最初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转向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并改组国民党，然后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对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解释。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决定在农民和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鉴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又决定参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模式，创办一所培养军事骨干的学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聂荣臻等为军校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上述举措，意味着改组后的国民党将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共产党则通过这个联盟领导革命，“重建国家”。
国共合作的成功，黄埔军校的创立，工农运动的高涨，为巩固广东国民政府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开辟了广阔前景，也给“重建国家”带来了希望。在如此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国民政府从1926年5月开始，组织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只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主力，解放了长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统一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之外的南部中国。
在这关键时刻，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背叛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切革命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杀害31万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6万多人。这是反革命势力撕下伪装，大肆摧残革命力量的开始，也是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始。
血的教训使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掌握军队，才能“重建国家”。1927年8月1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未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进攻长沙失利，毛泽东毅然调整原定计划，率领起义的工农武装转入山区，途经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政治改编，然后把“支部建在连上”的中国工农红军带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到1930年5月，红军总兵力已近7万人，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右江等根据地或游击区。1932年6月，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全国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余人。
不幸的是，1933年以后，由于党内高层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不顾蒋介石集团动用50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严重态势，错误地提出“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将士死守硬拚。结果，在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中，以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不仅未能守住中央根据地的重要门户广昌，反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于10月率领中央红军向湘西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蒋介石集团凭借湘江天险，设四道封锁线，布重兵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血战数日突出重围，但伤亡异常惨重。渡过湘江以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湘江一战，牺牲5.6万人。
在十年土地革命特别是长征过程中，各根据地人民前仆后继，牺牲巨大。以中央根据地的瑞金为例：全县人口24万，参加红军的4.9万，参加长征的3.1万，长征途中牺牲1万。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共产党又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捐弃前嫌，同国民党共赴国难。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多人的代价，抗击了58%—75%的日军和全部伪军。同时，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制造反共阴谋也作出了牺牲。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怵目惊心的一例。
1941年1月4日，驻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云岭出发向长江以北转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重兵包围，经过七昼夜血战，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故态复萌，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惜一切手段进行全面内战。
共产党被迫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只用三年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集团，解放了全中国。然而，巨大胜利同样是以巨大牺牲为代价的。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共有26万人民解放军官兵献出生命，104万指战员负伤流血。其中，敲响蒋家王朝丧钟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是以6.9万人的伤亡代价、淮海战役是以13.3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进军江南、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也是以6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
以上尽管挂一漏万，却能管中窥豹，使人了解无数先烈为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烽火历程，懂得如何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在战争年代牺牲在战场和刑场的革命先烈约2000万人。有姓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政府编撰的《烈士英名录》者只有176万余人。这就是说，为“重建国家”而献身的烈士，绝大多数是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无法留下姓名，因此后人也无法考证的无名英雄。
二十八年的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重建国家”浴血奋斗的同时，还在不断思考夺取政权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并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才能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为此，在各个革命时期都进行过艰辛探索。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统一领导“工农武装割据”，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治国文献。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设置处理日常事务的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内务、教育、财政、司法、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法院等办事机构。
这些说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初具国家规模，尽管它“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但它毕竟以一个新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针锋相对地同蒋介石集团控制的中华民国分庭抗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国体、政体的构想与实施，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开了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共产党为了联合国民党和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又主动调整“重建国家”的政策。
1935年12月，长征后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个改变，“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责成林伯渠组织起草选举法、改革政府系统等方案委员会。自5月起按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不分阶级、党派、宗教、民族、性别实行民主选举，产生了乡、区、县三级议会和政府。
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延安为首府。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审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条例》等文件，并按照“三三制”的人员分配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体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特色。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积极努力。只是因为蒋介石集团顽固与革命为敌，才被排除在外。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宣言中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批准政治局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再次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了筹划立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
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出了第一代国家领导人。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辛探索，不断充实和实践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特别是关于国体、政体的构想，从局部地区到全国得到了全面实现，为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和后来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诞生可谓“其始也简，其毕也巨”，她有如从烈火中飞出的金凤凰，沐浴过血雨腥风，经历过千难万险。其举世罕见的艰辛历程，我们要世代铭记，永志不忘，以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