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6日，英国的两位青年李爱德、马普安开始重走长征路，他们像红军一样步行，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疼痛。马普安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到北京休养几周。就是这样，他们坚持下来，经过384天的步行，2003年11月终于到达陕北。在此期间，中外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再次引起世人对长征的关注。 他们的愿望很好，一路上：“我们梦想自己的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将这些偏远的地区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开阔人们的眼界，促生更高更远的梦想。” 他们到达红军的长征的终点――陕北吴旗镇的前几天，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长征并不是二万五千里，而是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 “长征没有那么长”，他们这个话经记者报道迅速传遍世界，不仅怀疑红军长征没有走过二万五千里，甚至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诚信提出质疑。《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讽刺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谎言时，居然提到“长征没有那么长”，然后说“接下来的还有什么？不那么长的长城吗？” 到底是谁对呢？两个外国青年为什么与当年红军长征相差甚远呢？答案是这两个外国青年虽然走了红军经过的11个省，但是他们并不是严格按照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更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踩着红军的脚印走。他们所走的路线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少，走得近，走得容易。 这两年我在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一书时找到一本书。这是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二年1936年春开始征稿，1937年2月编好，共100篇文章，5个附录，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据说现在仅发现5本，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宣部图书馆、美国哈佛图书馆各存一套（两本），何季良手中有一本上册。我在中宣部图书馆王仲齐馆长的帮助下如愿以偿，看到1942年版本。 这本书中的5个附录，其中一件是《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这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长征中经过地名及里程一览表，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将日期、出发地、经过地、宿营地一一列清，如因材料毁失，难以记忆，就空缺不记。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 这个一览表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最详细的、最可靠的资料。 此表是根据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的，各师另有行动，均未列入其中。因为直属队并不担任作战任务，在直属队驻扎、休息时，各师仍然在作战，或者侦察、或者阻击、或者进攻，或者佯攻，各个作战部队任务均不一样，无法一一列出。所以直属队是红军各部队中长征走路最少的。在表的最后说明中指出直属队的行程共为18088里，如根据此表每日行程表统计应为18095里，两者相差仅七里。统计相当精确。 李爱德、马普安比红军走的最少的部队还少走三分之一 就是按红军长征中走路最少的部队计算，比李爱德、马普安所说的12000里，也要多6000里。 李爱德、马普安写的《两个人的长征》并没有将每日的见闻写下来，但是他们有一份手绘的地图，标明每天走的路线及里数。我将一览表和《两个人的长征》核对后发现，两个外国青年所走的长征路线与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们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仅以出发后最初的二十多天为例，红军从铜锣湾出发，经过山王坝、下油、新谢、双芫、新田、大坪、石材圩、老界子圩、三江口等30个地方到城口，共走1190里。而李爱德、马普安从于都出发，只经过利村、小溪、祈山、邱九龙家、祈禄山镇、唐村、双元乡、新田等21个地方到城口，共走854里。 对比两个路程，只有唐村、双芫、新田、城口四个地名是一致的。从唐村到双芫，红军经过新谢，走了130里，而两个青年人从唐村直到双芫只走了30里。为什么同样经过的两地能相差这么远？ 两个青年人没有记录从唐村到双芫的经过，从书中记载的内容推测，他们可能走的是大路。他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不敢贸然走乡间小路，他们刚出发不久就在山上迷路了，为了不再迷路，节省时间，他们经常走大路。他们认为的大路是柏油马路。小路是指步行的路。 其实在红军长征时，江西中央苏区没有柏油马路，能通汽车的路都很少。通汽车的路也是沙石路或者是下雨后成为烂泥路的土路。1935年12月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分析中国经济政治各方面发展不平衡时，很形象地形容中国交通现况，说：“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那时江西苏区的路是“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远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 这就是为什么1934年红军从唐村到双芫，必须绕道新谢，要用两天走130里路。而60多年后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青年只用一天，30里路就可以到达的原因。 这两位年轻人很少走“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他们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新建的大路远比红军当年走的山道捷径蜿蜒得多”。其实从两个不同路程表对比就可以看出新建的大路比当年的小路近得多，快捷得多。两山相隔，人们站在各自的山头上互相喊话，但是想串门晤谈，要走上一两天，先下山、过沟，才能登上对面的山头。现在技术发达，资金充足，有能力逢河、逢沟搭桥，劈山开路，裁曲为直。大大缩短了距离，节约了时间。 彭加伦、童小鹏1936年著文回忆过大王山之艰难，彭加伦的题目是《大王山上行路难》，童小鹏文章题目是《泥菩萨》。彭加伦写道：“部队今早三时出发了，跑了一天，路上很少休息，已经跑了一百多里。”“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个个提心吊胆的一步步的前进。夜是黑得可怕，没有星光，又没有月亮，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一切被黑神吞没了。”由于人多，路滑难走，部队常常是走走停停。“很多人掉了队。有的衣服太单薄的，支持不住，在路旁烧起火来烤。伙夫和挑担的同志把担子放在一边，也睡起觉来。” “路是特别的崎岖，路旁都是万丈悬崖，脚下的泥已经有一尺来深了，有的地方连脚都站不住，好像体育场的小孩坐滑梯样的，一溜就是几丈，鞋子草鞋多是离开了自己的脚，陷在深泥中了。有的跌下深崖去了，在崖底下呻吟，马也掉下去了，饲养员站在路旁哭，战士们都成了泥狮子。”童小鹏在文章中回忆同志由于摔跤个个都是一身泥，如同“泥菩萨”一样。 李爱德、马普安既没有爬大王山，也没有走这样危险、难走的路。 李爱德、马普安是按照80年代罗开富走的路线 李爱德、马普安走的并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而是1984年10月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走的路线。罗开富独自一人重走长征路，不仅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更主要是宣传红军精神，报道长征路上50年来发生的变化，报道长征路上80年代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以进行今昔对比。这个长征路是广义的，包括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所以一路上他除走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些地方外，也要到矿山、桥梁、圩场，到有新闻的地方。他不能完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走，更不能走最远的路线。特别受当时通讯设备的限制，为了每天发稿，他必须到有邮电局的地方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而有邮局的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为此他曾经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等县城住宿、写稿、发稿。368天，他每天走70里路，每天写一篇稿件，共在报上发表30万字，影响很大。后汇编出书，因年代较近比较容易找到。后来不少人再走长征路就根据罗开富书中记载的路线走。
从李爱德、马普安手绘地图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曾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住宿。而这三个县城，当年红军为了尽快行军，避免伤亡，没有打开县城，更没有在县城内停留。红军不仅没有在这三个县城里停留，在长征路上，红军基本没有进过县城。 就是按照罗开富的路线走，李爱德、马普安也只能比罗开富走得少，走得容易。因为这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这些地方交通发展很快，修了很多很好的公路，大大缩短了路程。 四渡赤水，红军走了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1866里 红军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地方，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了44个地方。他们与红军所走的路线只有遵义、桐梓、良村、土城、叙永（永宁）、金鹅、大坝、威信（扎西）、回龙场、遵义、桐梓、长干山、茅台等十几地是相同的。当年红军没有打开贵阳，更没有在贵阳停留。因蒋介石正在贵阳指挥作战，红军避实就虚，绕城南下。而李爱德、马普安却在贵阳停留了。 红军攻永宁（叙永）不克后转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周恩来叫做鸡呜三省。 从一览表中看，红军到达威信前经过雄关、西河崖。廉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描述：“绕过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岩）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 这些地方李爱德、马普安都没有走到。 正因为他们经过的地方大大少于红军，所以他们所走的路程也大大少于红军。红军从遵义四渡赤水到乌江共走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从遵义在贵州、四川、云南转了一圈到两河口（两河口在乌江北一二百里）共走1866里。 在贵州，马普安连连生病，只能休息，休息10天也无济于事。李爱德无奈地说：“新长征就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进行着。” 另外，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或是没有公路的穷乡僻壤，或是军事区域，或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一般人都难以进去，更何况像李爱德、马普安这样的外国人。我们不能责怪这两个勇敢的年青人。 红军过了大渡河，经过泡通岗，李爱德、马普安却走的是另外一条近路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没有路，不见天日，又遇大雨，十八里高的山顶竞走了两天，夜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只能站着倚着树睡觉。泡通岗给红军长征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黄镇特别作画，起名为《老林之夜》。 现在森林面积缩小，有的地方因开矿变为光山秃岭，大路朝天，公路自然不像羊肠小道那样蜿蜒曲折，平且直。泡通岗位于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与新建乡之间，中国人类生态学会秘书长张小艾博士、以色列老战士、著名摄影家武大卫先生，从三合建政村的飘水顶徒步而行。由老乡在前面开路，走了十几小时，才走出森林。 陪同他们的四川荥经县干部周安勇这样写道： 到山顶尚有小路可通，但道路十分艰难，平缓处几乎都是沼泽，一脚下去，脚入烂泥，拔出了腿却丢了鞋，不到5公里的路走了近三个小时，每个人都成了泥人。 下山几乎没有路，我们一行人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野牛、山羊踏出的路小心前行，望着脚下万丈深渊，听着隆隆的水声，脚不停地打颤，向导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看脚下，只能专心向前走。走过绝壁，进入牛井，周围因野牛、野山羊的践踏，寸草不生，全是齐膝的烂泥，大家只好脱了鞋子在烂泥中跋涉。走出这段泥地，进入原生林，这片原生林树木不多，主要是密密的箭竹，竹子上长着一圈圈的刺。向导在前砍出一条窄窄的路引，我们在后面小心翼翼地往前，一不小心就被划着，没走多远，大家的手上已是伤痕累累。 走出密林，找到小道后，几乎就是在河沟里穿行，石头上长着很多青苔，一不小心就跌入水中，变成“落汤鸡”。不断的跌入水中，又爬上来，蚂蟥又多，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可又必须咬牙坚持，拖着疲惫的身体前行，偏偏天公又不作美，到下午七时左右又下起了雨，大家浑身湿透。就这样在又饥、又冷、又累的状态中，我们艰难跋涉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翻越了泡通岗，到山下时，所有的人都说“来不起了”。 李爱德、马普安根本没有到荥经县的泡通岗（抱桐岗），而是走的二郎山。这是九军团的路线。1935年3月27日，红军南渡乌江前，中央命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伪装主力活动”，掩护主力南下。此后九军团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独立行军、作战。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中央让他们与红三军团围攻天全，九军团轻装前进。中央红军为了避开敌人主力，过了泸定桥后，掉头南下，军委纵队经泸定、汉源、荥经三县交界的飞越岭再折回往北，经泡通岗去天全。野战部队为掩护中央，往南、往东南移动的更远后才折回往北去天全。而红九军团是过泸定桥后，向北直奔天全。这条路比中央红军走的路起码近一半。建国后建成川藏线，红九军团翻越二郎山的古道废弃不用，从而消失。罗开富、李爱德、马普安全是走川藏线，自然不可能品尝当年红九军团的艰苦。 李爱德、马普安过草地时发现与红军回忆的情景大不相同 过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危险、最艰难的路程，要和恶劣的自然作斗争，要和饥饿作斗争。由于岁月苍桑，斗转星移，气候发生很大的变化，李爱德、马普安看到的雪山是什么样呢？他们写道：“今天，让红军吃尽苦头的大雪山却郁郁葱葱，温暖惬意，沐浴在阳光中。云彩时而在我们的路上洒下凉爽的影子。”相隔68年，境遇完全不一样。红军走了420里，李爱德、马普安走了350里。距离相差不多，但是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李爱德、马普安发现：“这里的草地不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那样，也不是老红军讲的那样。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在沼泽的边缘进行了试验，然后就跟着邱嘎尔（向导）向后绕来绕去，他的马有寻找结实地面的本能。牦牛也是找路的高手，从来不往沼泽里走。”向导告诉他们：“那时（红军长征）没有人住在这儿，但草地很早以前就干了，然后就有牧民来这儿住。” 毛泽东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呢？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 仅举几个例子。 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张爱萍回忆：“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猛勇跟着追。” “一口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息圩。”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
红军渡过江河天险，常常是派几支部队同时行动，分别抢夺几个渡口。如过金沙江时，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夺得绞平渡。同时一军团占领鲁车渡，三军团夺取洪门渡。绞平渡渡口比较平稳，中央决定由此渡河，三军团从洪门渡赶到绞平渡，张爱萍渡过金沙江后，受令率一个营到鲁车渡、龙街接应一军团的同志。部队下午出发，天渐渐黑了。张爱萍写道：“倾盆大雨天黑无光，四周黑暗得咫尺不可见。大雨后路更加泥滑了，人们还是一个跟随一个，后面的猜摸着走前面的人的脚步，不停息地在前进。”“八个山都上去，又来一个重叠的山。”天黑，还要爬没有路的峭壁，“硬爬上去，轻机关枪背在身上，枪一律大背起，无线电和行李用绳子吊上去，骡马丢掉！”差不多费了两个小时时间爬上去了！半夜12点终于到了鲁车渡。敌人为防止红军渡江，将所有的船打毁，只留一只小船，停在悬岸的石壁下。水流湍急，王排长将刺刀绑在头上，当泅到离船一丈远的地方，将刀戳在石壁的裂隙中，一步一步向上移动，终于爬上船。一军团一部份同志靠这只小船渡过了金沙江。张爱萍率领的这支部队就将金沙江的三个渡口都走到了。 十一团之侦察排和二营在完成鲁车渡接应一军团之任务后，又接到军委电令：经姜驿到达龙街对岸，阻止云南之敌。部队在龙街阻击敌人三天。这时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后，阻击任务完成，急行军240里赶赴会理，追赶大部队。为此两次翻越火焰山。 为了强渡大渡河，军委派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夺取安顺场。为了迷惑敌人，同时派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一军团第一团、红三军团十一团到大树堡佯攻，并广为散布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汉源）、雅安、成都。这一招果然见效。红军主力占领安顺场、泸定桥，顺利渡过大渡河。在大树堡佯攻的部队急行军二百多里追赶主力。 再如，一、四方面军在小金川两河口会师后，为了保证安全，五军团回师宝兴。黄镇回忆：“这一段路已经在邛崃山脉里，两边的高山，沿河崎岖的小路，铁索桥……难走。走了一天，又要转回宝兴，要继续阻击敌人的前进，争取使我们两个方面军大会合的地区更加扩大。前进我们高兴，向后转我们也高兴。吃了早饭，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 红军在松潘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月，中央在沙窝召开会议，但是部队一直在运动。为了准备过没有人烟的草地，组织筹粮委员会，到各地筹粮。有的从芦花沿黑水河东下，走了三天才到瓦布梁子，有的走三天到波萝子，筹到粮食组织藏民运回芦花。筹粮是政治部同志的任务，作战部队更加辛苦，一部向松潘进军。因部队过于疲劳，缺粮少吃，忍饥挨饿，体力不支，部队没有到达松潘，半途而返。 长征的艰苦程度是旷世未有，而野战部队走的路程和艰苦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都有类似的论述。 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奉军委之令，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时，作战部队一直在运动，作战部队行军的里数路线远远超过中央直属队。所以他在计算红军长征里数时，没有扣除中央机关停留的时间。 最早进入陕北的斯诺，1936年秋采访了许多长征干部，看到《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他说：“红军自己普通总是说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连所有的转折和走回头路都算起来，从福建最远的一点到陕西的西北隅，长征军中的某一些部队所走的路程无疑地要超过上述的数字。照第一军团所记的一个准确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记，显示了全部路程两倍于美国大陆的宽度――而且这还是主力行军中的最小的里程。我们必须记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这样地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今年张小艾和武大卫长征走了四万六千多里 张小艾和以色列老战士武大卫（David Ben Uziel）从2005年3月到8月1日重走长征路。因张小艾是张爱萍之女，他们按照张爱萍所在的三军团所走的路线。临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请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从大量电报中查到三军团的路线，精确到县。他们坐汽车到各县后，在当地的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帮助下，找到对红军长征颇有研究的同志，并在其帮助下，再循着当年的路线走。张小艾说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这样的同志，谈起红军在这个县所经过的地方如数家珍。凡是汽车所不能通过的高山，他们就下车步行，翻越老山界就走三四个小时。一路下来，汽车的里程表是23000公里，相当46000里，远远超过二万五千里，即使扣除为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在二万五千里之上。而且这个路程还不算他们步行的里数，他们步行的里数近二千里。他们所经过的村子，仅是十一团所走村子的三分之二。站在高山上，向导常常指着远远的山村说：红军从那里走过。太远了，今天不能走那条路了。 现在人们走长征路，很难沿着红军的脚印走 当年红军为了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求得生存，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他们要与敌人作战，他们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什么地方敌人的力量薄弱呢？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高山险阻，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为此多少指战员付出生命。 而现在重走长征路，是为学习、体会、宣传长征精神。任何一个组织者首先要保证参加者的安全，不能死人，不能伤人。组织者为了保证安全万无一失，绝对不能让参加者冒险。这是两个长征的最大的不同。 如红军过老山界时，最难走的是雷公岩。陆定一写道：“果然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不是很深，但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爬完了这很陡的山，到了平梁，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恰巧来了一个瑶民，坐下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 现在，当地政府为了安全，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封闭了雷公岩，不准游人上去。据走过的人讲，下了雷公岩还要再走二百里左右才能到公路。爬一次雷公岩，其艰苦、其经历终生难忘。 不仅雷公岩被封闭，走出草地到俄界路上的栈道，也是不准随便走的。另外绝大部分栈道已改成公路或土路，没有像古栈道那样在山里转来转去，所以近了不少。 红军长征伟大之处就在于空前绝后 综上所述，这两个外国年轻人走的长征路，只是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他们所说的红军长征12000至13000里是很不准确的。 可爱的李爱德、马普安没有想到，他们随便说的一句话竟然在世界各地的报道有一百篇之多。由此可见红军长征在世界影响之大，任何一个不同的说法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李爱德、马普安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的影响。他们认为：“考虑到红军的成就以及它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距离问题已经无足轻重。”所以他们才会以自己走的实际路程为标准。 既然没有严格按照长征路线走，那就不要轻易地对长征路线的长短下断语。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上、情感上重要的路线，在以色列有一条从北到南的路线，在美国有一条当年华盛顿率领军队行军的路线，跨越六个州。这些路线既是爱国教育的路线，也是旅游路线。 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最著名的路线。红军长征的里数对两个外国青年来讲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中国人则不然。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红军长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空前绝后的，就是科技发达的今天，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重走当年长征的里数，不可能再现当年的长征的艰难险阻。 （本文写作时得到张小艾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瑶 池）
2002年10月16日，英国的两位青年李爱德、马普安开始重走长征路，他们像红军一样步行，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疼痛。马普安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到北京休养几周。就是这样，他们坚持下来，经过384天的步行，2003年11月终于到达陕北。在此期间，中外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再次引起世人对长征的关注。 他们的愿望很好，一路上：“我们梦想自己的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将这些偏远的地区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开阔人们的眼界，促生更高更远的梦想。” 他们到达红军的长征的终点――陕北吴旗镇的前几天，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长征并不是二万五千里，而是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 “长征没有那么长”，他们这个话经记者报道迅速传遍世界，不仅怀疑红军长征没有走过二万五千里，甚至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诚信提出质疑。《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讽刺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谎言时，居然提到“长征没有那么长”，然后说“接下来的还有什么？不那么长的长城吗？” 到底是谁对呢？两个外国青年为什么与当年红军长征相差甚远呢？答案是这两个外国青年虽然走了红军经过的11个省，但是他们并不是严格按照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更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踩着红军的脚印走。他们所走的路线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少，走得近，走得容易。 这两年我在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一书时找到一本书。这是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二年1936年春开始征稿，1937年2月编好，共100篇文章，5个附录，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据说现在仅发现5本，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宣部图书馆、美国哈佛图书馆各存一套（两本），何季良手中有一本上册。我在中宣部图书馆王仲齐馆长的帮助下如愿以偿，看到1942年版本。 这本书中的5个附录，其中一件是《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这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长征中经过地名及里程一览表，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将日期、出发地、经过地、宿营地一一列清，如因材料毁失，难以记忆，就空缺不记。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 这个一览表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最详细的、最可靠的资料。 此表是根据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的，各师另有行动，均未列入其中。因为直属队并不担任作战任务，在直属队驻扎、休息时，各师仍然在作战，或者侦察、或者阻击、或者进攻，或者佯攻，各个作战部队任务均不一样，无法一一列出。所以直属队是红军各部队中长征走路最少的。在表的最后说明中指出直属队的行程共为18088里，如根据此表每日行程表统计应为18095里，两者相差仅七里。统计相当精确。 李爱德、马普安比红军走的最少的部队还少走三分之一 就是按红军长征中走路最少的部队计算，比李爱德、马普安所说的12000里，也要多6000里。 李爱德、马普安写的《两个人的长征》并没有将每日的见闻写下来，但是他们有一份手绘的地图，标明每天走的路线及里数。我将一览表和《两个人的长征》核对后发现，两个外国青年所走的长征路线与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们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仅以出发后最初的二十多天为例，红军从铜锣湾出发，经过山王坝、下油、新谢、双芫、新田、大坪、石材圩、老界子圩、三江口等30个地方到城口，共走1190里。而李爱德、马普安从于都出发，只经过利村、小溪、祈山、邱九龙家、祈禄山镇、唐村、双元乡、新田等21个地方到城口，共走854里。 对比两个路程，只有唐村、双芫、新田、城口四个地名是一致的。从唐村到双芫，红军经过新谢，走了130里，而两个青年人从唐村直到双芫只走了30里。为什么同样经过的两地能相差这么远？ 两个青年人没有记录从唐村到双芫的经过，从书中记载的内容推测，他们可能走的是大路。他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不敢贸然走乡间小路，他们刚出发不久就在山上迷路了，为了不再迷路，节省时间，他们经常走大路。他们认为的大路是柏油马路。小路是指步行的路。 其实在红军长征时，江西中央苏区没有柏油马路，能通汽车的路都很少。通汽车的路也是沙石路或者是下雨后成为烂泥路的土路。1935年12月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分析中国经济政治各方面发展不平衡时，很形象地形容中国交通现况，说：“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那时江西苏区的路是“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远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 这就是为什么1934年红军从唐村到双芫，必须绕道新谢，要用两天走130里路。而60多年后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青年只用一天，30里路就可以到达的原因。 这两位年轻人很少走“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他们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新建的大路远比红军当年走的山道捷径蜿蜒得多”。其实从两个不同路程表对比就可以看出新建的大路比当年的小路近得多，快捷得多。两山相隔，人们站在各自的山头上互相喊话，但是想串门晤谈，要走上一两天，先下山、过沟，才能登上对面的山头。现在技术发达，资金充足，有能力逢河、逢沟搭桥，劈山开路，裁曲为直。大大缩短了距离，节约了时间。 彭加伦、童小鹏1936年著文回忆过大王山之艰难，彭加伦的题目是《大王山上行路难》，童小鹏文章题目是《泥菩萨》。彭加伦写道：“部队今早三时出发了，跑了一天，路上很少休息，已经跑了一百多里。”“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个个提心吊胆的一步步的前进。夜是黑得可怕，没有星光，又没有月亮，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一切被黑神吞没了。”由于人多，路滑难走，部队常常是走走停停。“很多人掉了队。有的衣服太单薄的，支持不住，在路旁烧起火来烤。伙夫和挑担的同志把担子放在一边，也睡起觉来。” “路是特别的崎岖，路旁都是万丈悬崖，脚下的泥已经有一尺来深了，有的地方连脚都站不住，好像体育场的小孩坐滑梯样的，一溜就是几丈，鞋子草鞋多是离开了自己的脚，陷在深泥中了。有的跌下深崖去了，在崖底下呻吟，马也掉下去了，饲养员站在路旁哭，战士们都成了泥狮子。”童小鹏在文章中回忆同志由于摔跤个个都是一身泥，如同“泥菩萨”一样。 李爱德、马普安既没有爬大王山，也没有走这样危险、难走的路。 李爱德、马普安是按照80年代罗开富走的路线 李爱德、马普安走的并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而是1984年10月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走的路线。罗开富独自一人重走长征路，不仅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更主要是宣传红军精神，报道长征路上50年来发生的变化，报道长征路上80年代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以进行今昔对比。这个长征路是广义的，包括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所以一路上他除走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些地方外，也要到矿山、桥梁、圩场，到有新闻的地方。他不能完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走，更不能走最远的路线。特别受当时通讯设备的限制，为了每天发稿，他必须到有邮电局的地方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而有邮局的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为此他曾经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等县城住宿、写稿、发稿。368天，他每天走70里路，每天写一篇稿件，共在报上发表30万字，影响很大。后汇编出书，因年代较近比较容易找到。后来不少人再走长征路就根据罗开富书中记载的路线走。
从李爱德、马普安手绘地图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曾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住宿。而这三个县城，当年红军为了尽快行军，避免伤亡，没有打开县城，更没有在县城内停留。红军不仅没有在这三个县城里停留，在长征路上，红军基本没有进过县城。 就是按照罗开富的路线走，李爱德、马普安也只能比罗开富走得少，走得容易。因为这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这些地方交通发展很快，修了很多很好的公路，大大缩短了路程。 四渡赤水，红军走了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1866里 红军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地方，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了44个地方。他们与红军所走的路线只有遵义、桐梓、良村、土城、叙永（永宁）、金鹅、大坝、威信（扎西）、回龙场、遵义、桐梓、长干山、茅台等十几地是相同的。当年红军没有打开贵阳，更没有在贵阳停留。因蒋介石正在贵阳指挥作战，红军避实就虚，绕城南下。而李爱德、马普安却在贵阳停留了。 红军攻永宁（叙永）不克后转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周恩来叫做鸡呜三省。 从一览表中看，红军到达威信前经过雄关、西河崖。廉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描述：“绕过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岩）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 这些地方李爱德、马普安都没有走到。 正因为他们经过的地方大大少于红军，所以他们所走的路程也大大少于红军。红军从遵义四渡赤水到乌江共走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从遵义在贵州、四川、云南转了一圈到两河口（两河口在乌江北一二百里）共走1866里。 在贵州，马普安连连生病，只能休息，休息10天也无济于事。李爱德无奈地说：“新长征就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进行着。” 另外，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或是没有公路的穷乡僻壤，或是军事区域，或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一般人都难以进去，更何况像李爱德、马普安这样的外国人。我们不能责怪这两个勇敢的年青人。 红军过了大渡河，经过泡通岗，李爱德、马普安却走的是另外一条近路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没有路，不见天日，又遇大雨，十八里高的山顶竞走了两天，夜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只能站着倚着树睡觉。泡通岗给红军长征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黄镇特别作画，起名为《老林之夜》。 现在森林面积缩小，有的地方因开矿变为光山秃岭，大路朝天，公路自然不像羊肠小道那样蜿蜒曲折，平且直。泡通岗位于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与新建乡之间，中国人类生态学会秘书长张小艾博士、以色列老战士、著名摄影家武大卫先生，从三合建政村的飘水顶徒步而行。由老乡在前面开路，走了十几小时，才走出森林。 陪同他们的四川荥经县干部周安勇这样写道： 到山顶尚有小路可通，但道路十分艰难，平缓处几乎都是沼泽，一脚下去，脚入烂泥，拔出了腿却丢了鞋，不到5公里的路走了近三个小时，每个人都成了泥人。 下山几乎没有路，我们一行人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野牛、山羊踏出的路小心前行，望着脚下万丈深渊，听着隆隆的水声，脚不停地打颤，向导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看脚下，只能专心向前走。走过绝壁，进入牛井，周围因野牛、野山羊的践踏，寸草不生，全是齐膝的烂泥，大家只好脱了鞋子在烂泥中跋涉。走出这段泥地，进入原生林，这片原生林树木不多，主要是密密的箭竹，竹子上长着一圈圈的刺。向导在前砍出一条窄窄的路引，我们在后面小心翼翼地往前，一不小心就被划着，没走多远，大家的手上已是伤痕累累。 走出密林，找到小道后，几乎就是在河沟里穿行，石头上长着很多青苔，一不小心就跌入水中，变成“落汤鸡”。不断的跌入水中，又爬上来，蚂蟥又多，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可又必须咬牙坚持，拖着疲惫的身体前行，偏偏天公又不作美，到下午七时左右又下起了雨，大家浑身湿透。就这样在又饥、又冷、又累的状态中，我们艰难跋涉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翻越了泡通岗，到山下时，所有的人都说“来不起了”。 李爱德、马普安根本没有到荥经县的泡通岗（抱桐岗），而是走的二郎山。这是九军团的路线。1935年3月27日，红军南渡乌江前，中央命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伪装主力活动”，掩护主力南下。此后九军团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独立行军、作战。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中央让他们与红三军团围攻天全，九军团轻装前进。中央红军为了避开敌人主力，过了泸定桥后，掉头南下，军委纵队经泸定、汉源、荥经三县交界的飞越岭再折回往北，经泡通岗去天全。野战部队为掩护中央，往南、往东南移动的更远后才折回往北去天全。而红九军团是过泸定桥后，向北直奔天全。这条路比中央红军走的路起码近一半。建国后建成川藏线，红九军团翻越二郎山的古道废弃不用，从而消失。罗开富、李爱德、马普安全是走川藏线，自然不可能品尝当年红九军团的艰苦。 李爱德、马普安过草地时发现与红军回忆的情景大不相同 过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危险、最艰难的路程，要和恶劣的自然作斗争，要和饥饿作斗争。由于岁月苍桑，斗转星移，气候发生很大的变化，李爱德、马普安看到的雪山是什么样呢？他们写道：“今天，让红军吃尽苦头的大雪山却郁郁葱葱，温暖惬意，沐浴在阳光中。云彩时而在我们的路上洒下凉爽的影子。”相隔68年，境遇完全不一样。红军走了420里，李爱德、马普安走了350里。距离相差不多，但是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李爱德、马普安发现：“这里的草地不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那样，也不是老红军讲的那样。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在沼泽的边缘进行了试验，然后就跟着邱嘎尔（向导）向后绕来绕去，他的马有寻找结实地面的本能。牦牛也是找路的高手，从来不往沼泽里走。”向导告诉他们：“那时（红军长征）没有人住在这儿，但草地很早以前就干了，然后就有牧民来这儿住。” 毛泽东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呢？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 仅举几个例子。 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张爱萍回忆：“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猛勇跟着追。” “一口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息圩。”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
红军渡过江河天险，常常是派几支部队同时行动，分别抢夺几个渡口。如过金沙江时，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夺得绞平渡。同时一军团占领鲁车渡，三军团夺取洪门渡。绞平渡渡口比较平稳，中央决定由此渡河，三军团从洪门渡赶到绞平渡，张爱萍渡过金沙江后，受令率一个营到鲁车渡、龙街接应一军团的同志。部队下午出发，天渐渐黑了。张爱萍写道：“倾盆大雨天黑无光，四周黑暗得咫尺不可见。大雨后路更加泥滑了，人们还是一个跟随一个，后面的猜摸着走前面的人的脚步，不停息地在前进。”“八个山都上去，又来一个重叠的山。”天黑，还要爬没有路的峭壁，“硬爬上去，轻机关枪背在身上，枪一律大背起，无线电和行李用绳子吊上去，骡马丢掉！”差不多费了两个小时时间爬上去了！半夜12点终于到了鲁车渡。敌人为防止红军渡江，将所有的船打毁，只留一只小船，停在悬岸的石壁下。水流湍急，王排长将刺刀绑在头上，当泅到离船一丈远的地方，将刀戳在石壁的裂隙中，一步一步向上移动，终于爬上船。一军团一部份同志靠这只小船渡过了金沙江。张爱萍率领的这支部队就将金沙江的三个渡口都走到了。 十一团之侦察排和二营在完成鲁车渡接应一军团之任务后，又接到军委电令：经姜驿到达龙街对岸，阻止云南之敌。部队在龙街阻击敌人三天。这时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后，阻击任务完成，急行军240里赶赴会理，追赶大部队。为此两次翻越火焰山。 为了强渡大渡河，军委派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夺取安顺场。为了迷惑敌人，同时派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一军团第一团、红三军团十一团到大树堡佯攻，并广为散布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汉源）、雅安、成都。这一招果然见效。红军主力占领安顺场、泸定桥，顺利渡过大渡河。在大树堡佯攻的部队急行军二百多里追赶主力。 再如，一、四方面军在小金川两河口会师后，为了保证安全，五军团回师宝兴。黄镇回忆：“这一段路已经在邛崃山脉里，两边的高山，沿河崎岖的小路，铁索桥……难走。走了一天，又要转回宝兴，要继续阻击敌人的前进，争取使我们两个方面军大会合的地区更加扩大。前进我们高兴，向后转我们也高兴。吃了早饭，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 红军在松潘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月，中央在沙窝召开会议，但是部队一直在运动。为了准备过没有人烟的草地，组织筹粮委员会，到各地筹粮。有的从芦花沿黑水河东下，走了三天才到瓦布梁子，有的走三天到波萝子，筹到粮食组织藏民运回芦花。筹粮是政治部同志的任务，作战部队更加辛苦，一部向松潘进军。因部队过于疲劳，缺粮少吃，忍饥挨饿，体力不支，部队没有到达松潘，半途而返。 长征的艰苦程度是旷世未有，而野战部队走的路程和艰苦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都有类似的论述。 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奉军委之令，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时，作战部队一直在运动，作战部队行军的里数路线远远超过中央直属队。所以他在计算红军长征里数时，没有扣除中央机关停留的时间。 最早进入陕北的斯诺，1936年秋采访了许多长征干部，看到《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他说：“红军自己普通总是说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连所有的转折和走回头路都算起来，从福建最远的一点到陕西的西北隅，长征军中的某一些部队所走的路程无疑地要超过上述的数字。照第一军团所记的一个准确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记，显示了全部路程两倍于美国大陆的宽度――而且这还是主力行军中的最小的里程。我们必须记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这样地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今年张小艾和武大卫长征走了四万六千多里 张小艾和以色列老战士武大卫（David Ben Uziel）从2005年3月到8月1日重走长征路。因张小艾是张爱萍之女，他们按照张爱萍所在的三军团所走的路线。临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请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从大量电报中查到三军团的路线，精确到县。他们坐汽车到各县后，在当地的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帮助下，找到对红军长征颇有研究的同志，并在其帮助下，再循着当年的路线走。张小艾说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这样的同志，谈起红军在这个县所经过的地方如数家珍。凡是汽车所不能通过的高山，他们就下车步行，翻越老山界就走三四个小时。一路下来，汽车的里程表是23000公里，相当46000里，远远超过二万五千里，即使扣除为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在二万五千里之上。而且这个路程还不算他们步行的里数，他们步行的里数近二千里。他们所经过的村子，仅是十一团所走村子的三分之二。站在高山上，向导常常指着远远的山村说：红军从那里走过。太远了，今天不能走那条路了。 现在人们走长征路，很难沿着红军的脚印走 当年红军为了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求得生存，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他们要与敌人作战，他们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什么地方敌人的力量薄弱呢？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高山险阻，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为此多少指战员付出生命。 而现在重走长征路，是为学习、体会、宣传长征精神。任何一个组织者首先要保证参加者的安全，不能死人，不能伤人。组织者为了保证安全万无一失，绝对不能让参加者冒险。这是两个长征的最大的不同。 如红军过老山界时，最难走的是雷公岩。陆定一写道：“果然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不是很深，但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爬完了这很陡的山，到了平梁，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恰巧来了一个瑶民，坐下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 现在，当地政府为了安全，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封闭了雷公岩，不准游人上去。据走过的人讲，下了雷公岩还要再走二百里左右才能到公路。爬一次雷公岩，其艰苦、其经历终生难忘。 不仅雷公岩被封闭，走出草地到俄界路上的栈道，也是不准随便走的。另外绝大部分栈道已改成公路或土路，没有像古栈道那样在山里转来转去，所以近了不少。 红军长征伟大之处就在于空前绝后 综上所述，这两个外国年轻人走的长征路，只是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他们所说的红军长征12000至13000里是很不准确的。 可爱的李爱德、马普安没有想到，他们随便说的一句话竟然在世界各地的报道有一百篇之多。由此可见红军长征在世界影响之大，任何一个不同的说法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李爱德、马普安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的影响。他们认为：“考虑到红军的成就以及它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距离问题已经无足轻重。”所以他们才会以自己走的实际路程为标准。 既然没有严格按照长征路线走，那就不要轻易地对长征路线的长短下断语。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上、情感上重要的路线，在以色列有一条从北到南的路线，在美国有一条当年华盛顿率领军队行军的路线，跨越六个州。这些路线既是爱国教育的路线，也是旅游路线。 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最著名的路线。红军长征的里数对两个外国青年来讲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中国人则不然。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红军长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空前绝后的，就是科技发达的今天，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重走当年长征的里数，不可能再现当年的长征的艰难险阻。 （本文写作时得到张小艾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