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有句人生格言：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如要仔细考证，这“三碗面”有多个版本。一种是前后秩序不同，有称情面、场面、体面，也有称场面、体面、情面。另一种版本是内容不同，有说是人面、场面、情面，也有说是台面、场面、情面。细究起来，无论是台面还是人面，含义基本相仿。杜月笙的人生“三碗面”，在民国时期非常出名，这也说明他在意体面，重视场面，讲究情面。 体面 体面，就是做事恰如其分，不可失了身份。据说杜月笙讲过：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杜月笙自幼失学，胸无点墨，前半生的黑道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一身流氓习气，也就是站无站相，坐无坐相。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名以后，他逐渐懂得，在这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光靠拳头是不行的。因此，他每日请先生读报，一度还时常练字，虽然终未练出像样的书法，但自己的名字“杜镛”两字，终于可以到处漫签了。他还用重金聘请说书先生，长期聆听《三国》、《水浒》、《岳传》、《七侠五义》等大书，从中得到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学习古人的气度与权术。他先后请邱方伯、王幼掌等5人为秘书，代写书信，并为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拟稿。为方便与法租界打交道，又专门聘请熟悉法国风俗人情的李应生为法文秘书。他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而不是“杜老板”，因为“先生”听起来儒雅。 在流氓世界里，杜月笙又最早从衣着上进行洗心革面式的更新。为了要与上流人物打交道，杜必须改变往日歪戴帽子、高卷袖口的习惯，以及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而改成文质彬彬的模样。他把五克拉的钻戒锁进保险箱，终年穿长衫，上海溽热的夏季，第一个扣子也是扣着的，也确实平添了几分儒风。在这方面他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去模仿的，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所露面，甚至酷暑时在家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不仅他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如此打扮。杜常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从著名记者徐铸成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从与杜氏儿子同学的著名电影人沈寂到杜的好友杨管北的公子杨霖，他们眼中的杜月笙，从来不是飞扬跋扈的样子。中年后的杜月笙为人处世比较谨慎，他曾对文化界的朋友言： 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500年跳了龙门变成龙了，而我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1000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那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回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 杜月笙的经历的确值得人们深思与研究，他的各方面修养的成熟，既可以昭示民国时期上海黑社会昌盛的部分原因，又是杜本人转变进步的标志。30年代以后的杜月笙，越来越以地方士绅的身份期许，稳定地方，参与公益，襄助教育，主持公道，某种程度上，杜氏的确已脱胎换骨。 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时刻，经过多年历练的杜月笙，已胸怀家国意识，为民族抗战尽了不少力。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杜氏响应蒋介石“航空救国”的号召，以一己之力奉献两架飞机，“月华号”给了上海飞行社，“月辉号”给了从法国学航空归来的孙桐岗，开国民献机的先河。1937年8月12日，八一三事变将要爆发，国民政府决定在黄浦江董家渡(即现在南浦大桥附近江面)沉船设立阻塞线，以阻止日军兵舰偷袭我军后方，但政府手中没有船只，杜月笙知晓后，不问价钱，立即与虞洽卿等连夜调集轮船自沉，终于在开战时形成阻塞线。实际在此之前，他已根据政府的布置，悄悄将大达轮船公司的数艘轮船开到长江江阴段自沉，阻塞航道，迟滞日军的进攻。 上海人民投入英勇悲壮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月笙参与发起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并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出资1万大洋购买了进口的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军将领、镇守浦东的张发奎将军。杜月笙与戴笠合作，建立苏浙别动队，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出钱、出人、出力。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杜月笙将从荷兰进口的1000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当年10月底，谢晋元率孤军在四行仓库血战缺少食物时，他要手下人将上海各角落搜集的2万张大饼，连夜送入仓库。 出身社会下层的杜月笙，调停工潮，从中渔利是他的拿手好戏。30年代初，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整个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天，此后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在束手无策之时，法公董局派人请杜月笙出来调解，杜却婉拒：“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他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吃不消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法工董局总董在车中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大发雷霆，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按惯例请杜月笙调停，于是就派了陈景仪拿市长的名片去见杜，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与杜有交情，杜也认为调停时机已成熟，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月笙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只肯出75％，并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垃圾、码头等业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他先叫陈景仪给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30％，有些要加40％，更有些要加50％，而且罢工期间工资照付。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到电话后，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钱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75％，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但是，罢工期间的工钱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月笙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工人们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回到：“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我还是不能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
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齐声高呼“照办”。杜月笙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持续数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当然，结局是杜月笙分文不贴，公司必然会补足所有的支出。但工人们只知道钱是杜月笙拿出来的，自然只感激杜先生。其门徒主办的大公通讯社，照例要大张旗鼓鸣谢杜大善人，《申报》等报纸也时常刊登出启事，称赞：“杜镛先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保姆。” 场面 场面，就是排场，成名后的杜月笙，非常讲究人生的场面。 平日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大家像众星捧月般围绕着杜月笙。连他建立的队伍——恒社的社徽也是19颗星围绕着一弯斜月，这19颗星代表着陆京士等19名理事，而斜月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中国有俗语，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1931年举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是杜月笙一生摆的最大的场面。那年的6月9日，杜祠在浦东高桥落成，六个大队的仪仗队从华格臬路出发，第一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金匾的匾亭等，还有一支百人乐队。其余五个大队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政客嘉宾送的大匾。有前大总统徐世昌的“敦仁尚德”，临时执政段祺瑞的“望出晋昌”，前13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的“武库世家”，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的“好义家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百世馨香”，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源远流长”，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的“千国栋家”，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春门从德”，上海市市长张群的“莱国家风”，班禅·额尔德尼的“慎终追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世德扬芬”，警察总监吴铁城的“光前裕后”，等等。还有外国人送的祝词和礼品，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杜氏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杜要找一个当时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数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3个多小时。黄浦江畔特备140艘汽轮摆渡船，女宾另备专轮。渡船后面再拖着拖驳和舢舨，每船桅顶高高飘扬着红底白字的杜字旗，在滔滔江面上犹如一条长龙，直驶高桥。 杜月笙特别在乎租界出面，租界当局特地为了这个盛典停驶电车两个小时。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骑警队。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坂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杜因杜祠落成向多家公益慈善机构的捐款，据《申报》的不完全统计，有20次共28800元。 盛大的祠堂落成典礼，在杜月笙的潜意识中，一是要光宗耀祖，为自己、为杜家张一口气，另外，也多少带有点民族主义的色彩。直到多少年后，浦东的老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典礼的场面、气派与细节。 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银行、企业、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 情面 情面，就是私人之间的情分和面子。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好面子，“不给面子’’这句话，有时要压死人。所以杜月笙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杜月笙会做人，与他从小成为孤儿的身世有关，底层出生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使尽浑身解数，看尽世态炎凉，因此懂得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常说“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曾经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员的姜豪，95岁那年接受《海上沉浮》摄制组采访时，比较上海滩三大亨的为人处世后讲： 做人最漂亮的还是杜月笙，你去找他，先叫一声，月笙哥，你说上句，不要说了，他知道下半句了。他杜月笙像孟尝君一样，孟尝君食客三千，大大小小的来投靠他，他马上就收留。杜月笙就是这样够朋友。拉住你，是拼命的。 杜月笙一生颇仗义疏财，他的钱财观，就是散财建立自己的声誉和网络，而不是做个守财奴。全盛时代的杜月笙，至少有70多个董事长和理事长，也就是70多个企业，有他的干股，要给他开工资的。一年下来，他至少可以赚到几百万银元。但一年过后，几百万银元用得精打光。 杜月笙在争夺利益时，可以不把青帮祖师爷张锦湖放在眼里，但同时又在过年时孝敬每一位青帮老大，三鑫公司每月都给青帮大字辈头领各300大洋，达10年之久。对于自己的青帮师父陈世昌，杜月笙颇为关心，不仅常嘘寒问暖，还定期给钱。春节拜年，杜月笙再忙，陈世昌和黄金荣家，他是一定要去的。直到陈世昌去世，杜一直执弟子之礼。 手下人闯了祸，杜月笙往往能代为认错慰问，赔偿消灾。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粮食紧张。而上海粮业公会董事长、原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等乘机囤积牟利，市民们极为愤恨。艺人筱快乐编唱快板讽刺不法奸商为“米蛀虫”。不料万墨林手下的流氓忍耐不住，闯入筱快乐家中，砸烂家具，打伤其妻。市民们反映强烈，谴责流氓。万墨林公开否认打砸事件与己有关。这时，杜月笙听说了立即派人到筱快乐家慰问，自己出钱赔偿其损失。一时舆论反转，市民们也纷纷赞扬杜“乐善好施”。 同是浦东出身的近代名人黄炎培与杜月笙关系颇佳。但黄炎培经济并不宽裕，杜月笙每月给黄500大洋；杜月笙曾追随黄炎培参与宪政运动，直到1949年两人仍来往频繁。民国上海滩有位名律师秦联奎，一次他到杜月笙开设的一家赌场参赌，没想到一会儿就输了4000大洋，十分懊丧。杜月笙得知此事后，立即拿出4000大洋托人送给秦，这使秦十分感激，从此为杜效力，成为杜的“义务法律顾问”。杜月笙用类似方法，笼络了各行各业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名人，如杨度、章士钊、章太炎、上海滩的“才子律师”江一平、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江东才子”杨云史等。章太炎有难求之杜月笙，杜不仅谦和拜访，临走还在茶几上留下一张2000元的钱庄庄票。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氏讲义气，重礼节，有古豪侠之风，所以国学大师与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杜月笙说过：“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对于上层、头面的人物，杜月笙向来是倾力结交的。 袍哥首领、川军师长范绍增最初相识杜月笙，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月笙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不晓得杜的绰号是“莱阳梨”的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从此不敢赞一词。不久，范绍增与上海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当范向杜告别返川后，杜月笙出钱赎出黄舞女，并用飞机将她送到重庆范公馆。当时四川报纸称“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感激涕零，对杜的报答就是全力保障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两人成为结拜兄弟、莫逆之交。1946年，苏北地区洪灾严重，杜月笙等出面组织“上海小姐选美”，以募资救灾，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选美。当时各界均看好高贵典雅、仪态万方的复旦毕业生谢家骅小姐，唯有范绍增钟情交际花王韵梅，杜不惜花费巨资为“范哈儿”捧场，最后王韵梅如愿以偿当选“上海小姐”。 抗战胜利后，四川发大水，四川参议会议长来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推得干干净净。议长等转求杜月笙，杜马上答应，并称：“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几天之内便募得巨资，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表示他愿意代办，只要请孔出面请客即可。孔祥熙自然听他安排，请吴国桢、四川议长等来家中吃饭。席间，孔照着杜月笙的话说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尽力，并拜托杜来办理。杜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也希望各位协助。”吴国桢表示一定一定。知道内幕的人看到杜的这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所谓日久见人心，有些人与杜月笙做了朋友，甚至托付人生的隐秘。20世纪30年代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出身世家，留学欧美又风度翩翩，且生活严肃时人称其圣人；后对杜为人十分欣赏，将杜视为唯一知己。不料有一次，徐新六对杜说出天大秘密，称在外既有“二奶”，还育有两儿一女，并写好遗嘱交杜保管。1938年秋，徐新六等由香港飞赴武汉，遭到日军战斗机攻击，机毁人亡。等到徐家分配遗产时，杜月笙亲自到场，展示遗嘱说出秘密，一时震惊社会。所以当时有不少名人请杜月笙断家务事。 杜月笙晚年在香港度过，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其最后的本钱就是离开上海前卖掉杜美路房屋所得的45万美金。最后重病在床之际，杜还在感叹今不如昔：“没有钱可以借给别人，场面没了，朋友也就没了!”但是，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据杜的孩子回忆： 有一天，杜月笙突然叫她从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取来一只信封。当时杜月笙很喜欢也很相信杜美如，保险箱钥匙就归她管。信封里面有许多单子，杜美如拿出后，父亲就让她走开。杜美如躲到一边远远地看父亲做什么，只见杜月笙正把这些单子撕掉。“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走路以后去打官司。”杜美如问父亲为何要撕掉时，父亲反要她帮忙撕。杜美如一边撕一边看，原来是一张张签有包括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大名在内的借条，少的5000美元，多的500根“大黄鱼”。 杜月笙的好客大方、仗义疏财，为他赢得“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从一个流浪瘪三、水果小贩成长为上海黑帮魁首，再到地方领袖，杜月笙这“三碗面”吃得的确是高，可谓尽得其精髓。也赢得市民的赞许，当年上海滩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曾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当然这一切，杜月笙还是要追求回报的，他曾对庞京周言： 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老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有句人生格言：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如要仔细考证，这“三碗面”有多个版本。一种是前后秩序不同，有称情面、场面、体面，也有称场面、体面、情面。另一种版本是内容不同，有说是人面、场面、情面，也有说是台面、场面、情面。细究起来，无论是台面还是人面，含义基本相仿。杜月笙的人生“三碗面”，在民国时期非常出名，这也说明他在意体面，重视场面，讲究情面。 体面 体面，就是做事恰如其分，不可失了身份。据说杜月笙讲过：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杜月笙自幼失学，胸无点墨，前半生的黑道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一身流氓习气，也就是站无站相，坐无坐相。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名以后，他逐渐懂得，在这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光靠拳头是不行的。因此，他每日请先生读报，一度还时常练字，虽然终未练出像样的书法，但自己的名字“杜镛”两字，终于可以到处漫签了。他还用重金聘请说书先生，长期聆听《三国》、《水浒》、《岳传》、《七侠五义》等大书，从中得到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学习古人的气度与权术。他先后请邱方伯、王幼掌等5人为秘书，代写书信，并为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拟稿。为方便与法租界打交道，又专门聘请熟悉法国风俗人情的李应生为法文秘书。他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而不是“杜老板”，因为“先生”听起来儒雅。 在流氓世界里，杜月笙又最早从衣着上进行洗心革面式的更新。为了要与上流人物打交道，杜必须改变往日歪戴帽子、高卷袖口的习惯，以及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而改成文质彬彬的模样。他把五克拉的钻戒锁进保险箱，终年穿长衫，上海溽热的夏季，第一个扣子也是扣着的，也确实平添了几分儒风。在这方面他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去模仿的，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所露面，甚至酷暑时在家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不仅他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如此打扮。杜常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从著名记者徐铸成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从与杜氏儿子同学的著名电影人沈寂到杜的好友杨管北的公子杨霖，他们眼中的杜月笙，从来不是飞扬跋扈的样子。中年后的杜月笙为人处世比较谨慎，他曾对文化界的朋友言： 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500年跳了龙门变成龙了，而我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1000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那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回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 杜月笙的经历的确值得人们深思与研究，他的各方面修养的成熟，既可以昭示民国时期上海黑社会昌盛的部分原因，又是杜本人转变进步的标志。30年代以后的杜月笙，越来越以地方士绅的身份期许，稳定地方，参与公益，襄助教育，主持公道，某种程度上，杜氏的确已脱胎换骨。 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时刻，经过多年历练的杜月笙，已胸怀家国意识，为民族抗战尽了不少力。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杜氏响应蒋介石“航空救国”的号召，以一己之力奉献两架飞机，“月华号”给了上海飞行社，“月辉号”给了从法国学航空归来的孙桐岗，开国民献机的先河。1937年8月12日，八一三事变将要爆发，国民政府决定在黄浦江董家渡(即现在南浦大桥附近江面)沉船设立阻塞线，以阻止日军兵舰偷袭我军后方，但政府手中没有船只，杜月笙知晓后，不问价钱，立即与虞洽卿等连夜调集轮船自沉，终于在开战时形成阻塞线。实际在此之前，他已根据政府的布置，悄悄将大达轮船公司的数艘轮船开到长江江阴段自沉，阻塞航道，迟滞日军的进攻。 上海人民投入英勇悲壮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月笙参与发起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并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出资1万大洋购买了进口的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军将领、镇守浦东的张发奎将军。杜月笙与戴笠合作，建立苏浙别动队，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出钱、出人、出力。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杜月笙将从荷兰进口的1000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当年10月底，谢晋元率孤军在四行仓库血战缺少食物时，他要手下人将上海各角落搜集的2万张大饼，连夜送入仓库。 出身社会下层的杜月笙，调停工潮，从中渔利是他的拿手好戏。30年代初，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整个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天，此后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在束手无策之时，法公董局派人请杜月笙出来调解，杜却婉拒：“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他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吃不消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法工董局总董在车中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大发雷霆，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按惯例请杜月笙调停，于是就派了陈景仪拿市长的名片去见杜，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与杜有交情，杜也认为调停时机已成熟，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月笙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只肯出75％，并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垃圾、码头等业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他先叫陈景仪给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30％，有些要加40％，更有些要加50％，而且罢工期间工资照付。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到电话后，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钱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75％，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但是，罢工期间的工钱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月笙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工人们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回到：“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我还是不能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
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齐声高呼“照办”。杜月笙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持续数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当然，结局是杜月笙分文不贴，公司必然会补足所有的支出。但工人们只知道钱是杜月笙拿出来的，自然只感激杜先生。其门徒主办的大公通讯社，照例要大张旗鼓鸣谢杜大善人，《申报》等报纸也时常刊登出启事，称赞：“杜镛先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保姆。” 场面 场面，就是排场，成名后的杜月笙，非常讲究人生的场面。 平日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大家像众星捧月般围绕着杜月笙。连他建立的队伍——恒社的社徽也是19颗星围绕着一弯斜月，这19颗星代表着陆京士等19名理事，而斜月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中国有俗语，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1931年举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是杜月笙一生摆的最大的场面。那年的6月9日，杜祠在浦东高桥落成，六个大队的仪仗队从华格臬路出发，第一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金匾的匾亭等，还有一支百人乐队。其余五个大队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政客嘉宾送的大匾。有前大总统徐世昌的“敦仁尚德”，临时执政段祺瑞的“望出晋昌”，前13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的“武库世家”，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的“好义家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百世馨香”，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源远流长”，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的“千国栋家”，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春门从德”，上海市市长张群的“莱国家风”，班禅·额尔德尼的“慎终追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世德扬芬”，警察总监吴铁城的“光前裕后”，等等。还有外国人送的祝词和礼品，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杜氏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杜要找一个当时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数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3个多小时。黄浦江畔特备140艘汽轮摆渡船，女宾另备专轮。渡船后面再拖着拖驳和舢舨，每船桅顶高高飘扬着红底白字的杜字旗，在滔滔江面上犹如一条长龙，直驶高桥。 杜月笙特别在乎租界出面，租界当局特地为了这个盛典停驶电车两个小时。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骑警队。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坂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杜因杜祠落成向多家公益慈善机构的捐款，据《申报》的不完全统计，有20次共28800元。 盛大的祠堂落成典礼，在杜月笙的潜意识中，一是要光宗耀祖，为自己、为杜家张一口气，另外，也多少带有点民族主义的色彩。直到多少年后，浦东的老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典礼的场面、气派与细节。 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银行、企业、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 情面 情面，就是私人之间的情分和面子。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好面子，“不给面子’’这句话，有时要压死人。所以杜月笙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杜月笙会做人，与他从小成为孤儿的身世有关，底层出生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使尽浑身解数，看尽世态炎凉，因此懂得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常说“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曾经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员的姜豪，95岁那年接受《海上沉浮》摄制组采访时，比较上海滩三大亨的为人处世后讲： 做人最漂亮的还是杜月笙，你去找他，先叫一声，月笙哥，你说上句，不要说了，他知道下半句了。他杜月笙像孟尝君一样，孟尝君食客三千，大大小小的来投靠他，他马上就收留。杜月笙就是这样够朋友。拉住你，是拼命的。 杜月笙一生颇仗义疏财，他的钱财观，就是散财建立自己的声誉和网络，而不是做个守财奴。全盛时代的杜月笙，至少有70多个董事长和理事长，也就是70多个企业，有他的干股，要给他开工资的。一年下来，他至少可以赚到几百万银元。但一年过后，几百万银元用得精打光。 杜月笙在争夺利益时，可以不把青帮祖师爷张锦湖放在眼里，但同时又在过年时孝敬每一位青帮老大，三鑫公司每月都给青帮大字辈头领各300大洋，达10年之久。对于自己的青帮师父陈世昌，杜月笙颇为关心，不仅常嘘寒问暖，还定期给钱。春节拜年，杜月笙再忙，陈世昌和黄金荣家，他是一定要去的。直到陈世昌去世，杜一直执弟子之礼。 手下人闯了祸，杜月笙往往能代为认错慰问，赔偿消灾。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粮食紧张。而上海粮业公会董事长、原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等乘机囤积牟利，市民们极为愤恨。艺人筱快乐编唱快板讽刺不法奸商为“米蛀虫”。不料万墨林手下的流氓忍耐不住，闯入筱快乐家中，砸烂家具，打伤其妻。市民们反映强烈，谴责流氓。万墨林公开否认打砸事件与己有关。这时，杜月笙听说了立即派人到筱快乐家慰问，自己出钱赔偿其损失。一时舆论反转，市民们也纷纷赞扬杜“乐善好施”。 同是浦东出身的近代名人黄炎培与杜月笙关系颇佳。但黄炎培经济并不宽裕，杜月笙每月给黄500大洋；杜月笙曾追随黄炎培参与宪政运动，直到1949年两人仍来往频繁。民国上海滩有位名律师秦联奎，一次他到杜月笙开设的一家赌场参赌，没想到一会儿就输了4000大洋，十分懊丧。杜月笙得知此事后，立即拿出4000大洋托人送给秦，这使秦十分感激，从此为杜效力，成为杜的“义务法律顾问”。杜月笙用类似方法，笼络了各行各业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名人，如杨度、章士钊、章太炎、上海滩的“才子律师”江一平、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江东才子”杨云史等。章太炎有难求之杜月笙，杜不仅谦和拜访，临走还在茶几上留下一张2000元的钱庄庄票。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氏讲义气，重礼节，有古豪侠之风，所以国学大师与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杜月笙说过：“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对于上层、头面的人物，杜月笙向来是倾力结交的。 袍哥首领、川军师长范绍增最初相识杜月笙，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月笙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不晓得杜的绰号是“莱阳梨”的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从此不敢赞一词。不久，范绍增与上海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当范向杜告别返川后，杜月笙出钱赎出黄舞女，并用飞机将她送到重庆范公馆。当时四川报纸称“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感激涕零，对杜的报答就是全力保障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两人成为结拜兄弟、莫逆之交。1946年，苏北地区洪灾严重，杜月笙等出面组织“上海小姐选美”，以募资救灾，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选美。当时各界均看好高贵典雅、仪态万方的复旦毕业生谢家骅小姐，唯有范绍增钟情交际花王韵梅，杜不惜花费巨资为“范哈儿”捧场，最后王韵梅如愿以偿当选“上海小姐”。 抗战胜利后，四川发大水，四川参议会议长来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推得干干净净。议长等转求杜月笙，杜马上答应，并称：“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几天之内便募得巨资，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表示他愿意代办，只要请孔出面请客即可。孔祥熙自然听他安排，请吴国桢、四川议长等来家中吃饭。席间，孔照着杜月笙的话说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尽力，并拜托杜来办理。杜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也希望各位协助。”吴国桢表示一定一定。知道内幕的人看到杜的这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所谓日久见人心，有些人与杜月笙做了朋友，甚至托付人生的隐秘。20世纪30年代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出身世家，留学欧美又风度翩翩，且生活严肃时人称其圣人；后对杜为人十分欣赏，将杜视为唯一知己。不料有一次，徐新六对杜说出天大秘密，称在外既有“二奶”，还育有两儿一女，并写好遗嘱交杜保管。1938年秋，徐新六等由香港飞赴武汉，遭到日军战斗机攻击，机毁人亡。等到徐家分配遗产时，杜月笙亲自到场，展示遗嘱说出秘密，一时震惊社会。所以当时有不少名人请杜月笙断家务事。 杜月笙晚年在香港度过，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其最后的本钱就是离开上海前卖掉杜美路房屋所得的45万美金。最后重病在床之际，杜还在感叹今不如昔：“没有钱可以借给别人，场面没了，朋友也就没了!”但是，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据杜的孩子回忆： 有一天，杜月笙突然叫她从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取来一只信封。当时杜月笙很喜欢也很相信杜美如，保险箱钥匙就归她管。信封里面有许多单子，杜美如拿出后，父亲就让她走开。杜美如躲到一边远远地看父亲做什么，只见杜月笙正把这些单子撕掉。“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走路以后去打官司。”杜美如问父亲为何要撕掉时，父亲反要她帮忙撕。杜美如一边撕一边看，原来是一张张签有包括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大名在内的借条，少的5000美元，多的500根“大黄鱼”。 杜月笙的好客大方、仗义疏财，为他赢得“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从一个流浪瘪三、水果小贩成长为上海黑帮魁首，再到地方领袖，杜月笙这“三碗面”吃得的确是高，可谓尽得其精髓。也赢得市民的赞许，当年上海滩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曾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当然这一切，杜月笙还是要追求回报的，他曾对庞京周言： 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老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责任编辑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