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的创作历程

内容提要

前言………………………………………………………………1

一、“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的创作历程……………………1

二、“心中唯有祖国和弱者”：

萧乾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7

三、“特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

萧乾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9

（一）“真实对特写比什么都更为重要”……………………9

（二）“我的特写基本上是用文字从事的素描与写生”……11

（三）“艺术加工主要是在剪裁上”…………………………13 结语………………………………………………………………15 注释……………………………………………………………16 参考文献………………………………………………………17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萧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耐人寻味的人物。他早年出身寒微，自幼失怙，靠半工半读，挣扎着求学。在大学读书时他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跻身于30年代“京派作家”的行列。大学毕业后萧乾即进入《大公报》，开始了职业记者的生涯，并先后到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任教、读书，同时以《大公报》驻欧记者的身份发表大量的二战时期欧洲战场的独具特色的报道，从而名噪一时。建国前，萧乾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了祖国。短暂的新生活之后，由于特定的时代原因，他被划成了右派，从此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二十余年。古稀之年的萧乾终于得以昭雪，重又焕然操觚，发表了大量文学回忆文章和译著，并以耄耋之龄与文洁若开始了《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直到本世纪的最后一年，萧乾带着未能全部完成的遗憾溘然长逝。

巴金认为萧乾是他的朋友中“最有才气” 〈1〉的三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教授也称其为现代文坛的“文学奇才” 〈2〉。的确，萧乾作为作家、记者、编辑、文学翻译家，他所表现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但是记者的职业、独特的经历和那个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风云，把萧乾塑造成了一个杰出的“为人生”的作家，使他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殊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特写报告，即报告文学〈3〉。虽然这些报告文学并非是萧乾在文坛上唯一的成就，但却使他的创作和人生放射着耀眼的异彩。第一，萧乾从事报告文学的时间很长，横跨现、当两代文学史，其作品在国内外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第二，他是一个记者出身的作家，其创作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而且体现着“记者文学”的共同特征；第三，他三十年代的作品与当今时尚的报告文学相比，风格迥异，自成一家，别具丰姿。研究萧乾的创作道路和报告文学作品，评析萧乾在文学上的独特贡献，对于回顾我国报告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一．“未带地图的旅人” 〈4〉：萧乾的创作历程

萧乾1909年出生于北京的城市平民家庭，幼而失怙，“跟着妈妈到处寄居” 〈5〉，渡过了辛酸的童年。他织过地毯，送过牛奶，靠艰难的半工半读勉强维持着非正规的基础学业。1926年萧乾因参加北京崇实中学的CY组

织而被捕，后被学校保释。1930年，他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并开始向报刊投稿。1933年开始在《水星》、《国闻周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小说、散文。到1938年短短五年间，萧乾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灰烬》，长篇小说《梦之谷》和散文集《小树叶》等。这些小说、散文，多半取材于作者早年的生活经历和见闻，其中有对自己童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的回顾，有对社会底层的“弃妇、洋车夫、老家人和受人歧视的孩子形象”的刻划，还有一部分反映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收买灵魂”麻痹人们思想的现象。现代文学创作中接触帝国主义宗教侵略这一主题的尚不多见。萧乾创作这些小说时能博取各种文学流派的长处，却不“当它的奴隶”。作者善写人，把旧社会中各阶层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心理活动，描摹得栩栩如生；也娴于写景，如对旧北京风土人情的描写，绘声绘色，像一幅目不暇给的北国故都风情画。小说在艺术构思上也比较讲究，情节紧凑缜密，笔墨恰到好处，篇幅不太长，却有较大的容量。作家沈从文对这些作品极为欣赏，“觉得很好”，赞誉其“生气勃勃、勇敢结实” 〈6〉。

萧乾从1936年起，把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报告文学的写作上。这一转就是四十余年。萧乾的创作体裁的转变，绝非偶然。萧乾在执笔创作之日起就主张写实，他认为“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的”，“在文坛上有成就的人也莫不是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近” 〈7〉。他早期的作品也都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在写过自己的经历、生活、感受并收获了累累硕果之后，萧乾感到自己的“生活经验太浅”，“无知”，“对人性、对社会没有较深刻的理解”，“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因此他决定选择“接触人生最广泛的”、“跑江湖的旅行记者”，作为自己从事的职业。他设想以记者这一职业，先“扩展自己生命的天际线”，而把小说创作作为“最终鹄的”；即使将来写不成小说，“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了一员消息的传达者”，把经历中有价值的东西，随时“报告给大众” 〈8〉。于是在大学的最后两年，萧乾由英文系转到了新闻系。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教师是讲授“特写”课程的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最使他受启发的是斯诺关于新闻和文学关系的精辟论述。斯诺认为新闻和文学并不是两码事，新闻是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斯诺常常讲起著名作家狄更斯、萧伯纳早年的记者生涯，强调要当一个好记者就必须有较好的文学修养，而记者可以了解多种多样的人生，这种经历会使创作更具有现实感。在斯诺的启发下，萧乾发现了一条

沟通文学和新闻的理想桥梁——特写（报告文学）。它既是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新闻，又是以新闻事件为题材的文学。对于立志写小说的萧乾来说，它不仅是一种从生活中收集小说素材的方法，也是锻炼自己文字写生功力的途径。1934年，萧乾在大学暑假期间，乘坐货车在平绥线上考察了塞外风貌，并写下了他平生第一篇报告文学《平绥道上》，登在《国闻周报》上（1979年把题目改为《平绥琐记》）。这是萧乾写旅行报告文学的开始。萧乾的出手之作，便显示了他善于勾描人生的才能。1935年，萧乾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他向大公报社长胡霖提出了想广泛接触社会的要求，得到同意后，兼任了该报的旅行记者。

从1935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萧乾记者生涯的早期阶段。1935年，他怀着“采访人生”的夙愿，来到了山东和苏北的灾区，翔实而具体地报道了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他所写的这一组文章中，《流民图》有着重大影响。这篇作品以1935年秋到1936年初春黄河泛滥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为背景，塑造了“流民”的群像，描述了灾民的悲惨生活际遇，也用含蓄、曲折、隐密的笔致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水政与赈灾中的种种骗局，表现了作者的正义与良知。《流民图》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萧乾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虽然现实感很强，但由于过多地关注下层人们悲惨的苦难的生活，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作品被一种抑郁低沉的调子所笼罩。即使在描绘山水的《雁荡山》等作品中，亦有人世的困扰与艰难。正如作者所说：“对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从不曾粉饰过。主观上，我一直站在受难者一边，用文字把他们的苦难忠实地记录下来。然而，我没有看到一个不

〈9〉会有苦难的新天地。因此，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片哀吟而己。”这既是作者

深刻的自我剖析，也可视作对其早期作品的一个概括描述。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国的报告文学写作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萧乾在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旗帜下，改变了前一阶段郁闷的笔调，怀着为被蹂躏的同胞呼喊和向黑暗进攻的真挚情感，一方面歌颂了劳动群众、爱国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下层官兵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一方面，也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限制群众抗日，打击抗日力量的行径。这一阶段，他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功的作品有《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个爆破大队长的自白》、《林炎发入狱》、《湘黔道上》等篇。写于1939年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西南人民为建成这一工程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

神和牺牲精神。他们在悬崖上炸石开路，在原始森林中伐木造桥，洪汛、瘴疠、陡峭的山崖夺去了成千上万民工的生命。作者满含真情，以简练的笔触写下了几个令人难忘的形象，真实地表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爱国激情，讴歌他们所建立的不朽功业。1939年，萧乾到岭东地区采访时，意外地“碰上”一起爱国农民的冤狱。他愤笔写下了《林炎发入狱》。由于萧乾翔实地报道了林炎发被迫害的事实，把反动势力的丑恶面目公之于众，迫使他们不得不释放了林炎发。作者也从中体会到了文学为现实服务所产生的力量。

这一阶段的报告文学创作使萧乾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艺术者正紧要一条坚实的体格以支持工作的久长，一具清澄、健全的心以体解事物内在的魂

〈10〉质，不然，其传达的经验亦是病态的。”他正是以清澄、健全的心去感受

生活，在民族解放血与火的洗礼中，在严酷的阶级对立的现实面前，分辨出光明与黑暗，对美好的积极向上的事物由衷地歌颂，对丑恶的消极的落后的现象则举笔直刺。

萧乾这一阶段的报告文学的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除了少数作品如《林炎发入狱》属于提供材料、启示读者自己去鉴别、思考外，多数作品的政论性有所加强。他常常就某一社会现象抒写感受，或淋漓尽致，或略作点拨，启发人民去思考更多的生活内容。《湘黔道上》的“三个检查员”一章，就用了好几节文字来谈战时边境检查员应是怎样的战士之后，笔锋一转，便带出与之相反的形象，从而使人们具体地感知了现实的边卡检查是由什么样的官僚机构掌握着。《岭东的黑暗面》结尾的一句话：“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说不上效率；而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就谈不上领导。”这既是对岭东所见的国民党党政机构种种丑恶现象的本质概括，又含蓄地启示着人们去思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领导抗战。其次，专题性的报告增多了，主题的开掘也更为深刻。报告文学要及时报道生活中所出现的为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事件，要抓住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主题。《一个爆破大队长的自白》写于1938年秋，在我国报告文学史上是较早写敌后游击活动的一篇。作者针对当时有的人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的精神状态，报道了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的生动事实。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只是把握住生动的题材还不够，还要善于从中提炼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来。《一个爆破大队长的自白》提示了战争最深厚的力量蕴于民众之中、预告了抗战必胜的主题。

1939年到1946年，萧乾先后以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记者、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国外生活了7年。这7年对萧乾的一生具有重要的意义。7年中，萧乾的足迹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他向国内发回了大量的报道，记录下了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在战火纷飞的西欧战场上，他曾一度是唯一一名中国随军记者；联军攻克柏林之后，他又成为进入纳粹巢穴的记者之一；他前往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以独家新闻形式拍发了有关中苏关系的重大消息。这些消息让《大公报》名声大噪，又使萧乾名动一时。这风云变幻的海外记者生涯，使萧乾

〈11〉“走出自己那个窄小天地，在更大领域内，体验了人生。”

出国途中，萧乾最先的“人生体验”是饱尝了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滋味。他在《坐船犯罪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去西欧途中于西贡被扣留七天的遭遇：“囚车、指纹、游街示众，还差点劳动了他（指警察长）的拳脚。”在船上，哪怕是理发这样的小事，都会因为黄色皮肤而被冷落。他愤然疾呼：“当我们自身不能强大起来时，谁能阻止船上把choinis当作咒骂语来使用呢？”激愤之情伴随着令人激越的述说，道出了萧乾对殖民主义者的满腔愤慨。在英国，他撰写了《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话说当今英格兰系列》等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处于战火阴影中的伦敦景象。作者深入英国社会内部，看到英伦三岛在兵临城下的境地中，一个民族临危不惧的气概，写下了英国民族性格幽默风趣、豁达大度、镇静刚毅的一面，热情地赞扬了英国人民在打击法西斯、保卫祖国斗争中的爱国热忱。同时他还向国人报告了战时英国充满矛盾的生活，勾描了资本主义英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英勇与怯懦，慷慨解囊与冷酷无情，花天酒地的挥霍与死亡线上的挣扎。“所有的战争，出命的是穷人，出钱的也永远是穷人。”作者作出的这一概括，的确道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相。

1944年，萧乾从剑桥来到了报业中心舰队街，开始了战地记者的生活。他进入柏林，旁听了对德国纳粹的审判，采访了菠茨坦会议，写下了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报告文学。在《西欧堡垒观察哨系列》和一年后追记的《南德的暮秋》中，作者分析了西欧各国的形势描绘了战争年代和战后各国劳动人民凄惶不安而又贫困的生活，记录了战犯被审判的实况，追溯了纳粹法西斯的发祥地。作者把现实的采访与历史的资料结合着组织篇章，在现实的采访中又穿插着战时与战后的见闻，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异国

风貌，以亲身感受揭露了希特勒给欧洲人民也包括德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第二年，萧乾为了报道联合国大会，作了为期一个月的美国之行，写下了《美国之行》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这些异邦人士纷纷来到作者笔下，他们的性格、言行、生活方式经过作者的独特的艺术心灵的过滤与净化，使这一组作品更接近于英国的小品、随笔，娓娓而谈，涉笔成趣，表现出更多的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生奥秘的探究，使读者获得又一种艺术享受。

1948年，萧乾在杨刚等共产党人士的影响下，参加了《大公报》起义的筹备工作，并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于第二年八月离开香港，回到北京。

〈12〉萧乾以新的热情，“热烈地拥抱解放了的新中国。”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

了写作生活，作了新的探索。萧乾50年代初期的作品，如《李媛毑的一生》、《董友毅回家》、《人民教师刘景昆》等都以细腻的描述，展现了人物美好的心灵，也表明了作者以巨大的热情衷心歌颂新生活的态度。《土地回老家》是萧乾反映全国农村开展的伟大的土改运动的作品，题材新鲜、活泼；他赞扬内蒙古国营牧场各族干部自觉为国家节约资财的先进事迹的《万里赶羊》也使不少读者“感动得流了泪。”但是无可讳言，这一时期萧乾的作品由于受当时的文艺政策的影响，其艺术构思缺乏独特性，没能表现出作家长期以来形成的风格。

新时期以来，萧乾的报告文学又回复了原有的风格。1986年应聂华苓之约，萧乾赴美考察后写下的《美国点滴》这组作品，又回到了过去按散文组织材料的路子上，由意念逻辑自由不羁地驰骋想象，由事生感，似是信手写来，却挥洒自如，浑然一体。也许是作者人生经验更加深厚，思想感情更加精纯的缘故，此后的作品笔墨更加精审，风格更加从容。

通过以上对萧乾创作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萧乾的报告文学创作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而且记述了世界的风云变幻。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他是无愧于时代的。他虽然自称是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但尽到了一个记者和作者所应尽的义务。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刻下了他与时代紧密呼应的记录。

二、“心中唯有祖国和弱者” 〈13〉：萧乾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

1980年，萧乾在新编的特写（报告文学）集代序中把自己比作“未带地

图的旅人”，追悔自己在过去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地图”指的是革命理论。作为一个党外作家，对革命理论知之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比喻是贴切的。但这并不是说，萧乾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在采访人生的旅途中，萧乾有自己的“地图”。他的报告文学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爱国激情。以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前期萧乾的爱国主义是以人民利益为依据；后期的爱国主义由于现实的变化和对“地图”的掌握则闪耀着对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衷心拥护之情。

萧乾早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到和亲历过社会的种种不平，他还亲自参加过反抗黑暗的斗争。当上《大公报》的记者后，他目睹了更多严酷的社会

〈14〉现实，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爱憎。刘西渭曾说萧乾“生活在弱者群里”，

的确，在萧乾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平民百姓的生活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国民党曾经喧嚷“国家至上”，然而萧乾并不爱那个“党国”。他对“那段黑暗的日子”从不曾粉饰过，歌颂过，实际上一直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林炎发入狱》、《流民图》、《岭东黑暗面》等篇都是人民受难的缩影。直到1947年，作者把这些作品收入《人生采访》集子中，还曾在《前言》中明确写到：“城是为大水围起的。人们是成千上万地冻死、饿死，我住的客栈却有官老爷大叫条子，随着又是猜拳又是清唱……那时政府忙于剿共，水是自由地泛滥。”联系这段补叙，再读《流民图》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作者对旧中国“天灾”与“人祸”之间的关系的揭示是何等的深刻。有的评论者在谈到《鲁西流民图》和《大名湖畔啼哭声》这两篇作品时，写到：“前者写‘饥’，后者

〈15〉写‘冻’，触目惊心的效应，显示了写实散文关怀苦难大众的特质。”

萧乾曾在《梦之谷》初版短序中表示自己的这本书不过是“感伤的泪”，“这泪如果挂在冬青树上，也还不失为一种珠形装饰；但洒在娘子关、台儿庄上，却抵不过一匹战马脖颈上的半颗汗珠。”他慷慨激昂地呼吁：“同生在这伟大时代的朋友们，您如果伸出手，做点什么，帮助支持这抵御残暴的大局，就请赶快做吧。”他确实把“知”和“行”统一，自抗战爆发后，他就由上海而武汉、而昆明、香港、中缅边界奔走，迅速写下一篇篇报告文学，颂扬着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忱和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英雄业绩，并揭露和鞭挞着社会上层及国民党政府里妨碍抗战的种种腐败的东西。以这些气势磅礴的杰作为新起点，爱国主义的情绪此后一直延展到他所撰就的篇篇报告文学中，并具有了各个时代的鲜明印记。1944年萧乾在英文著作《龙

须与蓝图》中以龙须代表中国古老文化、蓝图代表现代化来阐述中国迫切需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据香港学者梅子的记述，萧乾在剑桥时曾就这个问题跟英国朋友罗素和推荐他入剑桥的E・M・弗尔斯争论。罗素和弗尔斯一致认中国只要保住古老文化就够了，何必搞现代化。萧乾回答他们：“你们有的是机器，所以这样说，而我们的祖国所缺乏的，正是机器，所以现代化是他的当务之急。”距今60年，萧乾已想得非常深刻，倘无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哪能如此？

国外的实际生活，又使萧乾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地位的重要。国外时期的报告文学中所有的感受都化成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希望祖国迅速强大起来。萧乾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用国外政治去比较国内，用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的。如《瑞士之行》（1944年）没有描绘瑞士的秀丽山水，而着重记述了瑞士的民主制度；《安南的启示》（1939年）记述在殖民统治下西贡唐人街上还可以买到《共产党宣言》；《劫后的马来亚》写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反英的马来亚共产党还可以公开活动，用以暗示蒋介石对人民还不如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作者对法西斯独裁是憎恨的，但他借来的“民主”武器显然并不适合改造中国的现实。

萧乾的报告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广泛开阔，其人生画面似乎很纷杂，但始终有一条熠熠闪光的线索贯穿其中。这条线索即作者的热爱祖国和同情下层人民的情感。他自从写过《流民图》就认定“以后要以民生的疾苦为笔下题材”，“拿来为现实生活服务” 〈16〉。正是这个缘故，在萧乾数量众多的报告文学中，是见不到所谓“名公巨子”或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而给人留下突出印象的都是普通人：蒙冤狱的爱国农民、被欺辱的德国女裁缝、“铺土、铺石，也铺血”的抢筑滇缅路的民工、“冒着枪林弹雨生命危险”战斗在伦敦街头巷尾的纠察员、救护救火队员、辗转挣扎在外国码头的成千上万的海员……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思，不仅融汇在国内题材里，也渗透在海外题材里。正象他在《海外行踪》的代序里说的那样：“那七年，我的心没有一天离开过故土，一直思念老家及老家的一切。”

解放后，社会生活中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萧乾从一个重压下的夜行者，突然走到了明媚的春光下。他热情洋溢地歌颂着祖国和人民的新生活。《万里赶羊》、《李嫒毑的一生》、《凤凰坡上》、《时代在草原上飞跃》都是他心里流出来的快乐乐章。

在喑哑了22年之久，萧乾重新拿起笔时也不是感时伤怀，怨天尤人。他的态度，仍然是积极进取的，他的着眼点依旧是祖国人民。当作家的笔端流淌的情思与祖国人民的血脉相通，他的心脏也同时代和人民博动着一个频率。

〈17〉三、“特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萧乾报告文学的特色

萧乾的报告文学把“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 〈18〉最新发生的种种现象，及时地报告给读者大众，而且，经过他的勤奋探索，逐步形成了真切自然、形象鲜活、简练蕴藉的独特艺术风格。

〈19〉（一）“真实对特写比什么都重要。”

凡关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踪迹的人，不难发现有些报告文学文学性很强，对氛围的渲染乃至对人物心理的揭示，都有淋漓尽致的描绘。这完全是必要的，但若分寸掌握不当，易使人在真实性上投以怀疑的目光。另外有一些作品，由于缺少文学的翅膀，它们始终飞不出新闻通讯的领域。而萧乾的作品，由于一贯严格恪守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即使最苛刻的论者，也不得不就材料的翔实和文笔的生动优美而击节赞叹。从萧乾的创作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一生“完全按报告文学科学的定义——文学性和新闻性高度统一——来熔铸自己。”一方面，从早年的小说家，到合格的文学研究生，他始终志在小说创作而把报告文学的写作看作是为小说创作的准备手段，他的报告文学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另一方面，他在大学读过新闻系，从1935年毕业直至解放，萧乾做了十四年的职业记者，这一阶段是他的报告文学产量最丰的时期，也是他的艺术风格形成的时期，因此，他的报告文学又带有鲜明的“记者文学”的特征。它们可以说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道”，也可以说是用新闻题材所写的文学作品。新闻性和文学性在他的报告文学中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相得益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萧乾报告文学艺术风格的关键。他的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都是由此派生而来的。

萧乾的报告文学描写的形象，没有虚构，而是直接脱胎于生活的原型，直接反映生活中存在的事实，大多数是他现场采访的第一手材料，是他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事实。即使少数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件，他也能通过对当事人深入细致的采访，尽量做到写实。他认为：“真实对特写比什么都更为重要……所以我从不为了加强效果而虚构什么。”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有关报告文学的几次专门讨论中，萧乾都坚持报告文学必须真实的立场。当有人问他到底允不允许虚构时，他虽然说过“写人物内心活动时，作些合乎情理的、适当的推想，我看是可以的”，但同时他仍强调：“原则来说，特写

〈20〉还是不虚构为宜。”他讲过这样的话：“解放前我的特写大都是职业文字，

东西在报上发表后，倘若读者来信指出有不实之处，报馆被动，我个人也会砸破饭碗。就今天而言，当然主要是宣传效果问题。一但掺了假，读者对它的真实性就要打个折扣，效果势必大为削弱。”他坚信，“感动人的不是文字，

〈21〉而是英雄事迹本身。”在这样的原则之下，萧乾以自己独到的选材角度，

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从《刘粹刚之死》中国民党空军少尉刘粹刚的英雄事迹到《血肉筑起的滇缅路》中千万民工的壮烈行为，以及《矛盾交响曲》等系列欧战前后的报告文学中，关于飞机轰炸之下的英国民众种种英勇顽强表现的实录；关于德国法西斯令人发指的残酷暴行的实录；关于战后德国人民蒙受屈辱的实录，不仅被誉为二战时欧洲情形最具权威的报导，而且被称作“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

新闻对真实性的严格要求给报告文学带来了局限，但萧乾认为在反映真实的时候是可以使用“文艺笔法”的，他认同“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事实。”萧乾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个道理，在《人生采访・前言》中，他就提出了如何给特写（报告文学）“涂上时间防腐剂”，使它们“待事过境迁后，还值得一读”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后来他更明确提出：“写特写应尽量用描写代替叙述，用动词代替形容词”，“通过形象来表达观点和思想。”萧乾报告文学里那些成功的篇什，几乎都是这样写的。萧乾所说的“形象”是广义的，可以是单人像，也可以是群像；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场景。这些形象由于真实，忠实于生活原型，故具体实在，最富有生活实感；现实生活的千差万别，也使它们各具姿态，互不雷同；它们师法自然，因而率真清新，无虚饰造作，人工雕琢之痕。总之，现实生活的具体性、丰富性、真实性、生动性都给萧乾报告文学注入了生命，使它们毕肖生活，栩栩如生，从而避免了公式化、概念化。萧乾的文章还常把自己带入，通过自己的感受，通过物我的交融，进一步沟通读者与作者的情感，使人仿佛身临其境，走入作者笔下生活的氛围。

既然报告文学是文学与新闻缔结姻亲的产儿，它就决不能割断自己的历

史特征，丢掉父本或母本任何一方的优势去片面发展自己。报告文学初始阶段为人所推崇的作品，无论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还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多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通过一已的经历和感受迅速传达时代的信息。这类作品可视为重大历史事件之目击记者所作的记者文学。在解放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使报告文学呈现一种新面貌。从题材上说从及时报告时代变化的场景特色转向集中某一人物、事件的叙述，继而转向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从表现手法上说，文学色彩越来越浓，浪漫主义的色彩开始出现。比起萧乾过去素描写生式的报告文学，它犹如一幅幅绚丽精致的油画。然而，尽管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文学性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不同的侧重，但归根到底是有机结合的。萧乾的创作道路启示我们：一个报告文学作者最好能同时兼备作家与新闻记者的素质，在今天，新闻记者应努力提高文学素养，而专业作家则该深入生活中去实实在在地表现生活，充当大时代的“一名消息传达者。”

台湾的文学史家在谈到萧乾的作品时，曾给予这样的评价：“最有价值的是他的写实之笔，1935年黄河大水灾，作者以详实报道揭出惨况，为苦

〈22〉难国人作证，同时也在文学艺术中刻下写实悲悯的烙印，意义重大。”

〈23〉（二）“我的特写基本上是用文字从事的素描写生。”

萧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报告文学比作绘画中的“素描写生”，评论家在评论他的报告文学时，也总是离不开“素描”、“写生”。的确，“素描写生”生动而准确地概括了萧乾的报告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素描写生”，首先在于萧乾的报告文学写人状物的简约精炼。无论是人物的勾勒、场景的描摹，还是事件的叙述，简约几笔，跃然纸上。这一点是和他的记者职业分不开的。一方面，记者的观察对象本身常常是急剧变化着的；另一方面，记者的职业要求报道的迅速。这就决定了萧乾的文字写生只能是简约的速写、素描。萧乾在长期紧张而繁忙的记者生涯中，“逼”出了敏锐的观察力、迅速而扼要地表达对象的本领。他善于通过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音容笑貌去捕捉他们的情绪，通过点滴小事、细微末节去把握时代精神。例如在进军柏林时，作者随军驱车进入战败后的德国，闯入他眼帘的事物纷繁复杂，一掠而过。而他却“画”下了德国居民门口用白枕套和白被单做成的降旗，“画”下了挺着腰板走路、背后用粉笔写着自己国籍的波兰人、比利时人和希腊人。这些人物、场景简练到只有一两笔，却又是多

么具体、细致、生动而富于时代特征。萧乾的这种素描笔法，尤其表现在他在伦敦大轰炸时的作品中。当时，社会激烈动荡、情势极其紧迫，作者在随时可能丧失生命的情况下，仍然兴致勃勃地速写生活，他的笔紧张地运动着、追踪着，把战乱中城市景象、人们在非常时期的种种情态收入笔底。从这些生动的战地素描中，我们仿佛听到爆炸、看到火花……这些宝贵的历史镜头，有着独特的动态之美、简练之美。

报告文学从题材上可分为二大类，一类是以时间的发展记事写人，一类是以空间的广度写场景。题材不同，写法不同。萧乾作为一个记者，经历过许多大场面，因此，场景的描写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占有相当的份量。场景描写可以在广阔的空间上去展示社会生活的画面，通过某一特定情境下众多人物的活动从整体上反映社会状况、群众情绪和时代精神，但如果写不好，容易流于松散、枯燥、概念化。萧乾的素描工夫在描绘场景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善于捕捉动态，几笔就把一个形象写得具体鲜明。例如前面提到的《流民图》，就是一轴描绘1935年鲁西、苏北大水中老百姓悲惨景况的长幅画卷。当读者逐字逐句读下去的时候，这画卷也就随之一点点展开了：济宁“站台上、铁轨旁、田塍上、郊野坟堆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难民”，其中有抓着妈妈无乳奶头的“大头瘦脸婴儿”，有仰头只是“天哪天哪”叹息着的“八十岁老翁”，有跪在地上啼哭的“绝户老妈妈”等等，那个无主的灾童“啼哭了一整天，这时已声嘶力竭了……他弯着泥污的腿，张大了口喝着米汤”，那个刚领到赈济黑馍馍的老太婆“死命地向嘴里填，胸脯的瘦骨立刻起了痉挛……”萧乾以济宁火车站逃难人群为背景，近景只写了五六个人物，而真正着力刻画只有两个人，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成千上万。接下来的几节之间运用散点透视的形式，不断变化观察角度去展现不同空间、不同场景中的形象，描绘着灾民饥寒交迫的惨境。而当同一场景内的人物事件纷繁复杂、稍纵即逝的情况下，萧乾的速写、素描工夫就表现为以焦点透视的形式，寥寥几笔勾勒一个动态，并让一连串形象鱼贯而出，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并列于空间之中。让我们来看看他对战败后德国城市景象的描写：“（广场）喷泉旁俾斯麦的铜像依然挺立在残石上，拱围着他的和平女神和雄狮却已倒塌在地。几个顽童戴了美国钢盔，一边啃着黑面包，一边玩着捉迷藏。红唇披发的女郎挽着美国兵的臂闲荡走过。堆满残瓦破砖的街巷里，正有大汉挥斧砍着木材。多少能干的主妇提篮携袋，等待着买砍成的燃料。”“战犯监视所是用铁丝围

起，一辆囚车正停下来，路人赶快围集起来，好奇地观看笼中关的是何许人……”在这里，诸多的形象是多么清晰地组织在一个“平面”上，如果是画家，完全可以根据这段文字画出一幅战败德国的社会风貌图。

（三）“艺术加工主要是在剪裁上” 〈24〉

萧乾动手写作报告文学伊始，即对这一文学品种的特质形成了自己的理解：“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加上他的职业身份使其报告文学呈现一种“旅人”的匆匆行色。这是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场景，大都是用三言五语勾勒而成，文风简洁精炼，这是与他的严格新闻训练分不开的。萧乾牢记着他的老师斯诺的一句名言：“冗赘散漫是文章的大敌”而把精力主要放在“剪裁”上。

所谓的剪裁，一方面是对素材的精简。对此，萧乾自己曾举《伦敦三日记》为例说明：“《伦敦三日记》其实是根据近十天的日记压缩而成，我穿过巴伐利亚省沿着中欧阿尔卑斯山直趋巴黎那次旅行，事实走了十八天，报

〈25〉告本身却只有十一天，我把一些琐事删掉了。”剪裁的另一面也包括了对

素材进行安排的意思。一篇报告文学总有个中心，萧乾在不违反真实性的前提下，往往围绕中心对采访来的大量素材加以取舍和精心安排。当他写作处女作《平绥琐记》和《流民图》时，他的描写剪裁功力还比较薄弱，待到写作《血肉筑起的滇缅路》时，作者在剪裁上的功力已变得相当出色了。全文中心明确，即告诉读者，滇缅路的建成，主要是靠千百万民工的重大牺牲换来的。作者不满足于把采访来的素材，仅以行踪的线索草草地连缀起来，平铺开去，而是经过反复通盘构思，精心剪裁。特写起始，先概括介绍滇缅工程的艰巨性：“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七十三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公尺的石砌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可这些民工却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队伍很不整齐。读者读到这里不禁提出疑问：这可能吗？作者接着用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先描述了一千多桥工在某个夜晚挣扎抵御突然袭来的山洪的壮烈场景。关于修筑通惠桥，作者除作必要的综述外，则着重描述了在原始森林里寻觅和搬运沉重的栗木的艰难，炸崖开路和感染“瘴毒”造成的巨大伤亡。然后作者转而描写了几个人物：龙湫段上一个带着儿孙三代同来修路的老人，在壁立千仞的岩石上打炮眼而被炸死的赵阿栓等人和“金塘那对好夫妇”，从而深入一层表现民工们的内心。

在这三组人物的素描当中，作者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倾更多的笔墨于“那对好夫妇”，突出了他们的纯朴、他们对祖国的赤诚和牺牲的惨烈。这篇特写始终围绕中心，层层深入展开，无重复和枝蔓，在短短四千字的篇幅里，能如此具体、形象而感人地再现这项伟大工程的惊心动魄的情景，正是由于作者组接技巧的高明，善于总与分、点与面巧妙地组合，把必要的数字统计与丰富的场景勾勒和人物素描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到：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缺少的材料。此篇文章的精心剪裁，是萧乾报告文学的艺术功力的一个突出体现。

而1946年的《南德的暮秋》其“组接”、“剪裁”的技巧更加老练。《南德的暮秋》篇幅很长，共有十五节，每节的内容和写法乍看好象很随意，有的是旅行印象记，有的是参观访问记，有的是人物采访记。其实作者是有统筹规划和深远寓意的，只不过存心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隐蔽起来，而是“通过形象来表达”，其纯熟的“剪裁”功力，已达到自然浑成不露痕迹的程度。

结语

“报告文学不是产生在亭子间里、安静的环境中，而是积极的斗争的实

〈26〉践的反映。”萧乾的创作道路证明了这一点。为“采访人生”，萧乾的足

迹遍及亚、欧、美洲，有时甚至冒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勇气，萧乾才有幸成为时代风云的目击者、大时代消息的传达者。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再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堪称一幅幅生活风俗画、社会风貌图、战争风云录，因此成为现代文苑里的一枝“奇”葩。

萧乾胸中有一颗“蹦跳着的爱祖国的心”，常常“为弱者抱不平”，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将会不断向理想的境界前进”，用自己的笔作为奋斗的工具，

〈27〉“画出我的爱和恨，我的向往和我的噩梦”，以迸发生命的光和热。自然，

萧乾的个人经历、人格个性、修养气质、美学的趣味熔铸于他反复的创作实践中，才综合形成了萧乾自己的独异风格特色，但这种特色同时又是他丰富的写作经验的结晶，其中也包含着不少有关报告文学写作普遍规律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应当注意汲取的养分。

注释：

１李辉《萧乾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２　赵令杨《萧乾作品评析》，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

3报告文学又称“报告”，“文艺通讯”，“特写”。萧乾本人旧时习惯性的提法为“特写”，在1982年后改称报告文学。本文按照现在的通称统一叙述。４、５、８、１６、１７、１９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６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大公报》１９３４年２月５日。　

７　萧乾《创作四试》之《伤感篇》前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９萧乾《人生采访・前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　

１０、２６转引自《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１１　萧乾《跑江湖采访人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１２、２７萧乾《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自白》，《萧乾选集》代序，四川人民出版

1983版。

１３、１４梅子《心中唯有祖国和弱者》，《开卷》月刊１９８０年１２期。　

１５、２２皮述民等著《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台湾骆驼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１８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２０萧乾《我爱新闻工作》，《新闻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一期。　

２１、２３、２４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初版。　２５萧乾《一本褪了色的相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赵遐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出版

2、《萧乾传》李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出版

3、《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张德明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

4、《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编香港昭明出版社 1976年3月出版

5、《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出版

6、《萧乾研究资料》鲍霁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出版

7、《震撼世界的十天》 [美]里德著人民出版社 1980年2月出版

8、《论文学》 [苏]高尔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出版

9、《论报告文学》 [捷克]基希著上海泥土出版社 1953年出版

10、《西行漫记》 [美]斯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79年出版

内容摘要

萧乾，是我们研究三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不应忽略的名字。作为作家、记者、编辑、文学翻译家，他所表现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但是记者的职业、独特的经历和那个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风云，使萧乾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殊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一生当中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特写报告，即报告文学。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既体现“记者文学”的共同的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自成一家，别具丰姿。研究萧乾的创作历程及报告文学作品对于评析萧乾在文学上的独特贡献，关注我国报告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足迹，是大有裨益的。

萧乾的报告文学创作，以1935年萧乾进入《大公报》为标志性开端，此前，萧乾以《平绥琐记》留下他“人生采访”的最初的足迹，1936年他发表了《流民图》，随即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两年里，他又曾以报导湘黔道上见闻、修筑滇缅公路的民工、岭东黑暗面和华北

地区八路军游击队英雄业绩等一篇篇特写，既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边远省份的落后，又赞扬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9年秋，萧乾赴英讲学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就在他登上赴英邮船的那天清早，纳粹轰炸机正向华沙市区俯冲，欧战正式爆发。他从伦敦发回一篇篇报导英国人民抗击希特勒狂轰滥炸的特写。及到1944年，他遂作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随联军进入被攻克的纳粹巢穴柏林……七年海外记者生涯所积累的这些成果，使他的《人生采访》愈加充实。新中国成立后那热气腾腾的最初年月里，他更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发表了大量歌颂土改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的报告文学，不仅使当家作主的人民感到亲切，受到鼓舞，而且使全世界关注新中国成长的国际友人刮目相看。但是，1957年后萧乾的名字令人遗憾地在报刊上消失了。直到八十年代，广大读者才又开始从《人民日报》上欣喜地读到萧乾的报告文学新作——《美国点滴》。

从萧乾的创作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一生“完全按报告文学科学的定义——文学性和新闻性高度统一——来熔铸自己”。一方面，从早年的小说家，到剑桥的文学研究生，他始终志在小说创作而把报告文学的写作看作是为小说创作的准备手段。他的报告文学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另一方面，他在大学读过新闻系，而从1935年毕业直至解放，萧乾作为记者的这十四年，是他的报告文学总产量最丰的时期，也是他的艺术风格形成的时期。因此，他的报告文学又带有鲜明的“记者文学”的特征。它们可以说是“用文学笔法写成的新闻报道”，也可以说是用新闻题材所写的文学作品。新闻性和文学性在他的报告文学中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相得益彰。

萧乾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报告文学比绘画中的“素描写生”，而这个比喻的确生动而准确地概括了萧乾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

把萧乾的报告文学比作“素描写生”，首先，在于他的作品是重描写的，它们象绘画一样，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画面感。翻开萧乾的特写（报告文学）集，宛如翻开了画家的画册，那里的形象清晰生动，琳琅满目，难以一一列举。他笔下的人物，不仅写出他们“做什么”，而且活灵活现地描写他们“怎样做”，他笔下的自然景色和社会环境，画面感也十分鲜明。

把萧乾的报告文学比作“素描写生”，也在于萧乾的报告文学描写的形象没有虚构，而是直接脱胎于生活的原型，直接反映生活中存在的事实，这

种反映生活的方式，酷似画家的写生。萧乾的报告文学，大多数是他现场采访的第一手材料，是他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事实。即使少数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件，他也能通过对当事人深入细致的采访，尽量做到写实。他严格恪守着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戒律，认为：“真实对特写比什么都更为重要，……所以我从不为了加强效果而虚构什么。”他的特写报告，就其客观性、真实性来说，完全可以当新闻来读，总是让事实本身去说话，让生活本身去闪光。新闻对真实性的严格要求给艺术带来的不仅是局限，萧乾文字写生和形象，同绘画写生一样，也有着它们独特的优越之处：它们师法自然，因而率真清新，无虚饰造作、人工雕琢之痕。现实生活的具体性、丰富性、真实性、生动性，都给萧乾特写中文字写生的形象注入了生命，使它们毕肖生活，栩栩如生。

萧乾报告文学的另一特色表现在“艺术剪裁”上。而所谓的剪裁，一则是对素材的精简，一则也包括了对素材进行安排的意思。他把“抓拍”来的一个个“镜头”进一步加以精审的筛选，然后更集中而巧妙地“组接”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以表现深刻的主题思想。这不仅是技巧问题，也是对所采访的种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或本质性联系，进行充分酝酿、深入挖掘的过程。在写作《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时，作者在剪裁上的功夫已变得相当出色了。它已具有完整的艺术结构和相当浓厚的文学意蕴，自它以后萧乾的报告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真切自然、形象鲜活、意蕴深厚。

Abstract

As a writer, journalist, editor and translator, Xiaoqian had something to show for literature in many ways. In all his works, his reportage and feature was outstanding and remarkable, so it’s very useful to analysis Xiaoqian’s reportage and feature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a reportage.

Since 1930, Xiaoqian had been writting articles. Young Xiaoqian was such very fond of literature that he had published a lot of novel and prose when he was a University student. Hi’s ideal seemed to be a writer.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Xiaoqian might select journalist as his profession, because he consider himself of lacking social experience that journalist professim might bring to him.

In1935, Xiaoqian entered into the spirit of a character of DaGong Daily after he had graduated from YanJin University. His first reportage in newspaper is “Information of PingSui”, then when the second feature “Drawing of victims

of a natural calamity” was pubblished next year, Xiaoqian had been a conspicucous figure. Many readers liked Xiaoqian and his works.

Not only as a leacture of London University but also as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of Da Gong Paily, Xiaoqian went to Britain in 1939. It’s the day that Ⅱwar broke out, Xiaoqian stepped on the packet ship to london. From 1939, Xiaoqian began to sent out a great deal feature and reportage of the British resiting Hitler bombing. 1949, Xiaoqian entered into Berlin, the den of Nazi, following Allied force as only one China war correspondent in European battleground.

Overseas and internal news experience made Xiaoqian become a excellent reportor, and his thought about the journalism was ripe. His reportage expressed peculiar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imprint of “journalist literature”. Xianqian’s reportage is the unity of literariness and truthfuness, All source material were true. Strict truthfulness is to a journalist not limit but touching by true strength, graceful literariness gives reportage a couple of wings to let it fly into readers’ hearts.

Xiaoqian’s reportages bear Meanhile, distinctive individual character, that meant Xiaoqian depicted a person’s character and scene with very few words, while it was vivid touch, as if sketch in painting. Openning up Xianqisn’s reportage collection seemed to openning painter’s picture album. There were many clear-cut figure in collection. In practice, Xiaoqian realized the principle: “It’s better to take the place of telling with description and to take the place of adjective with verb in reportage.” With a result ,Xiaoqian’s works were more true, natural, vivid as if painting.

Compareed with other writer and reporter, Xiaoqian’s reportages had a style of his 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