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6期
编者的话：作为语言的传统载体和传播方式，出版和语言生活密切相关。它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并推动着语言的运用、传承和发展。出版可以规范全社会的语言使用，同时又能够挖掘出语言自身的艺术、文化价值。本刊特邀请四位出版家从编辑出版的角度对语言文字和语言生活发表观点，以飨读者。
书名之立及其传播作用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聂震宁
书名之立，即一本书的命名，不仅是书籍内容的归纳或者标识，往往还能为内容传播提供独特的推动作用。为此，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出版人，在书稿的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总要在书名上有所关注，有所踌躇，有所斟酌，最后做出决定。
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及伦理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世纪末，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翻译了前半部分进化论内容，1898 年出版时严复为此书命名《天演论》。《天演论》出版，社会各界轰动一时，“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当时的热词。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胡适回忆，那时他还在学堂读书，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为此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天演论》后来有了全译本，书名直译为《进化论及伦理学》。这部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发挥的唤醒沉睡国人的作用，主要在于其社会进化论的内容，而书名也发挥了其独特作用。那时国人对“进化论”一词完全陌生，而“天演论”则很容易为国人理解，且起到惊醒作用。对于书名，严复曾经有过感叹，让他最为踟蹰的是书名，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这实在是优秀学者在书名上用力的真实写照。
跨语种翻译出版，译者和出版者踟蹰于书名之立的故事很是常见。美国作家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原本翻译出版时书名译作《战地春梦》。后者明显偏离作品反战主题，而前者显然就是反战、厌战的主题的直接表达。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书名曾经译为《咆哮山庄》甚至重拟为《魂归离恨天》。前者显然太过激烈，小说其实相当浪漫，无需“咆哮”，一“咆哮”情调就过头了。而后者一旦“魂归离恨”，就有如悲欢离合的宿命，而事实上小说并不强调爱恋的宿命。
中文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在书名之立上则故事多多。中国的《水浒传》，是四大文学名著中最早翻译流传各国的。300 多年前，《水浒传》就已经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其中，德文译名《强盗和士兵》，法文译名《中国的勇士》，英文译名《发生在河边的故事》和《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193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也曾经翻译过《水浒传》，她拟的书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的翻译家把《三国演义》的书名拟成《战神》《三个王国的罗曼史》；把《红楼梦》命名为《庄园里的爱情》《红房子的梦》《石头记》；《西游记》的书名更是起得五花八门，有《猴》《猴王》《猴子历险记》《猴子取经记》《猴与猪》《猴和猪往西的路上》《去西方旅游》等等。显然，这些书名都是重拟的，传达的是翻译家对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概括能力。像《西游记》译著重拟的书名，明显暴露出译者对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概括力的不足。
跨语种翻译出版，书名拟订时无非是三种办法，一是直译，二是意译，再一种则是重拟。直译忠于原著，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常态化，跨语种学术类著作现在通常采取直译策略。意译称得上是从“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上忠于原著，文学类翻译出版经常采用此法。可是，通常情形是，文化语境不同，书名往往难于直译，就是意译也会因文化语境的障碍难以传达语义和语言的审美意趣。中文的书名一般比较凝练，讲究雅趣，欧美各国的书名一般比较平实，翻译时很难做到既兼顾原作又要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审美习惯与兴趣。譬如，《红楼梦》这一书名的翻译，学界比较公认的有两种，一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的《红房子的梦》，一是霍克斯所译的《石头记》。前者比较忠于原书名，后者则从内容的一个象征取名。显然，后者译名使得“红楼梦”这一颇具诗意的词语及其意蕴消失了，可是，前者就能传达“红楼梦”三字的丰富内涵吗？在英文中红房子就是红房子，而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红楼”二字并不一定指红房子，而是指“闺阁”，“红楼梦”则暗示要讲述女孩子们的爱情及与女孩子们的爱情相关的人生世道的变幻，《红房子的梦》与《红楼梦》两个书名之间的意蕴还是难以接通。跨语言特别是跨文化语境下的书名要想达到文学作品翻译的一致性，实在是一条畏途。
当直译、意译都难以很好地为一部译著确定书名的时候，重拟书名就往往是最后一条路径了。英国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如果按照原来的书名直译，就是《鲁宾逊·克鲁索》，读者一定觉得既拗口又无意趣，译为《鲁宾逊漂流记》则既照顾了原书名，又简述了书中的内容即“漂流”，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习惯，比直接翻译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20 世纪9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请翻译家资中筠翻译美国当代小说《廊桥遗梦》，小说中文简体本出版后销量不错，加上电影及时在中国上映，可谓名震一时。如果按照小说原来书名直译，那就是《麦迪逊县的桥》，多么直白！如果读者望文生义，还以为是一本旅游知识类书籍。《廊桥遗梦》这个书名，不仅有梦，而且有“遗憾”。人生之梦往往是爱情，爱情的遗憾总是令人回味感叹的。这个书名还会引起人们对好莱坞经典影片《魂断蓝桥》和《鸳梦重温》的回忆，符合鉴赏者的审美期待。想来，重拟的书名还是为小说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前面讨论的是翻译作品的书名之立问题，事实上，就是一部原创作品，在书名之立上，同样要慎重，要努力发挥书名应当发挥的作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故名编辑龙世辉先生在20世纪50 年代担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责任编辑，为作家修改作品提供了大量帮助，这些事迹已经有不少文章介绍过，可他在书名上的贡献还不太受到人们的注意。作者原来拟的小说名是《林海雪原荡匪记》，后来在龙世辉的建议下改成了《林海雪原》。试想，如果用的是原书名，这部红色经典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少了一些诗意和大气？因为，这部作品的内容主线尽管是剿匪，可是其中战争环境、社会风貌、人物形象特别是浪漫爱情故事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
龙世辉还有过一次修改书名的经历。20 世纪80年代，作家古华应约将长篇小说《遥远的山镇》初稿交他，他安排一位稍年轻的编辑先看，那位编辑得出的评价并不令人振奋。龙世辉接过来一口气看完，当即确认是一部好作品，决定把作者留在北京修改润色书稿，并就初稿中一些人物情节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还建议把书名改为《芙蓉镇》。从此，就有了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芙蓉镇》，有了获奖电影《芙蓉镇》，有了成为《芙蓉镇》故事旅游景点的湘西某个小镇，游客至今络绎不绝。
我在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为出版图书拟名改名的事情不时发生。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首先追求的是书名的贴切性，同时还希望书名能对作品的内容传播、价值提升有助益。最为担心的是把原来的书名改坏了，既要谨防把书名改得匠气太重，又要避免改得太花哨，更不可以改得不切内容，这些都是特别要谨记的。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点长篇小说中，有两部的书名是我和编辑人员商量重拟的。一部是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徐贵祥著），一部是长篇小说《沧浪之水》（阎真著）。
那时我在社长任上。一次，负责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高贤均来谈书稿，说到军旅作家徐贵祥有一部长篇书稿，书名是《凹凸山英雄记》，觉得故事写得“很过瘾”，但是需要我作为社长再考虑一下。里面两个主要人物，年轻时，一个流氓习气很重，一个温文尔雅，流氓习气很重的后来进入革命队伍，成了英雄，功成名就，温文尔雅的那位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结果自然一塌糊涂，这么写行不行，有没有导向问题。我略作思考，当即发表意见，内容没有问题，两个人的人生命运的错位正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建议书名重新考虑，现在的书名有点演义小说味道，还有点儿暗喻，所谓“凹凸”不就是暗指命运坎坷吗？是不是可以弄个大气一点的书名，比如历史的天空之类，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就是因为历史的天空变幻莫测。后来，小说就是以《历史的天空》书名面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另一部《沧浪之水》，小说出版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获得很好的口碑，可是，这部作品的出版曾经是我和责任编辑杨柳颇费踌躇的一件事情。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因为先后出版王跃文的《国画》和《梅次故事》两部揭露某些党政机关干部贪腐问题的小说受到上级领导批评，现在，作家阎真提供给我们的是又一部揭露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贪腐的小说，虽然写得痛快淋漓，又有凛然正气，可全书并没有突出的正面人物形象，要说有，那就是叙述者“我”。这样的小说会不会因为负面的内容问题而又一次遭到批评呢？责任编辑比较担心，要我这个社长拿一个主意。我认为作品的基调是批评、反思而非展示，与某些官场小说过于展示负面生活不一样，只是作品还是缺少了一些应有的亮色，可又不可能让作者硬添上去。踌躇间，我注意到这部小说的原书名《动物卡通》，可以说这个书名把作品的批判倾向执行得很彻底，不仅显得作品不够文气和优雅，还不利于作品安全面世。看来可以在书名上动手改造。和编辑杨柳商量后，征得作者同意，最后确定将这部书命名为《沧浪之水》。古代“沧浪歌”全诗如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在汉北一代的民歌。孔子说过：“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沧浪江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缨。沧浪江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前一句很明显是劝人积极进取的，“水清”是喻治世，而“濯我缨”，缨指帽带子，古代男子的帽子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濯我缨”当然就是比喻做官了。把这首上古时期无名氏清澈流利、铿锵有力的名诗置于全书之首，可以象征一种正面的追求和呼唤。《沧浪之水》面世后，还算比较安全，不仅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文学评论界许多实事求是的褒扬，书也很畅销，现在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保留书目和常销书。
我们不能断言这两个书名对上述两部作品获得的成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不能不承认，这两个书名已经成为这两部优秀作品浑然一体的重要部分，而编辑出版人为此也尽了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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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高度重视净化语言生态
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李景端
语言是人类进行相互沟通和交际的一种表达方式，语言生态的协调，则是社会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作为沟通媒介的语言，势必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往往与时代潮流、传播方式、社会价值取向等因素相关联，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语言生态。历史发展表明，聚合多种因素构成的语言生态，得到和谐协调，就能激发语言的活力，充分发挥语言沟通的功能，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倘若语言环境失调，甚至受到不当污染，难免就会造成沟通的障碍或误判，以致伤害互信，导致冲突。仅从“一言兴邦”“舌战群儒”“祸从口出”“话不投机半句多”等历史典故中，就不难看出语言产生的正反效应。
语言的吐故纳新，历代都有。譬如，民国时期的“长工、包身工、黄包车夫、鸦片鬼、小老婆、丫鬟”等词，都已淘汰不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黑五类、斗私批修、造反有理”等词，也已成了语言垃圾。时至今日，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外来文化影响的加大，使得当今的语言生态呈现出变化多、更替快的态势。近些年来，既出现了“给力、众筹、粉丝、正能量、供给侧”等富有新意的新词，也出现不少生造和怪诞的词汇。尤其是娱乐至上和互联网上任性思潮的抬头，更加重了语言生态的乱象。
其一，语言异化蔓延无阻。汉语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结晶，经历了不断吸收文化营养、日臻完善的过程，其构成和应用，具有公认和通用的规范。遗憾的是，这种规范现在受到冲击，以致出现了语言的异化。其突出的表现，是传统语言被解构，低俗语言畅行无阻。各种怪诞、恶搞、另类、粗鄙的语言，被贴上“来自草根”和“接地气”的标签而广为流传。说粗话、爆粗口、耍泼皮，更成为某些传播媒体吸引眼球和哗众取宠的法宝。使用“屌丝”“逗比”“装逼”这类低俗语言，现在竟成了不少人的“时尚”而毫不顾忌。
其二，网络语言超速扩散。互联网时代，有些网民为贪图快捷沟通，或简化口语，或自造新词，或赋予旧词以新意。这些语言，本来只是在互联网中流传的一种网络用语，而且是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可是随着传播媒介的扩展，它们逐渐扩散到手机和各种视频中。有些网络语言，已经华丽转身成了“时尚语言”。随着微博、微信的不断普及，在“微文化”中，有些不雅网络语言，更得到超速的扩散。
其三，滥用英文字母词。随着接触外来文化增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语言交流力求简洁顺口，字母词应运而生。在实际生活中，读报看电视、购物看病、旅行娱乐，几乎处处都会碰到。像“X光、CT、B 超、QQ、MP3”这些词，都已深入人们的生活，想不用都难。《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的字母词，已达200多条。对待约定俗成的字母词，无疑应持开放态度。
问题出在不少字母词使用不当，乃至滥用。如有些冷僻或生造的字母词，只有专业人员能懂，竟无区别地对公众使用。有些报纸，几乎版版都有字母词，仿佛用了才时髦。近日见报上一则标题：“教师节幼儿园老师不收红包，只收小朋友DIY 贺卡”。为何一定要用“DIY”替代“自做”？直讲“智商”挺好懂，何必要玄乎成“IQ”？分明是中国自己的篮球联赛，却要用英文称作“CBA”，岂不见“中超”“乒超”这种实在的称呼也挺好嘛。
近日我就出了一次洋相。我将自己对某稿件的看法，发邮件向一位女编辑征询意见。她回信中插进一个英文词bingo。这本是感叹词“瞧”之意，经查词典，又指一种赌博游戏。我算是搞了几十年的翻译编辑，对这个夹用的外文，一时竟没明白其真意。后来请教年轻人，才知这是时下网络常用字母词，表示“正确”“完美”之意。面对这种另类意义的字母词，出洋相的恐怕不只我一个。
其四，怪诞的文体受追捧。使用语言，除用字外，还讲究语法、文体、修辞等。历史上有些名家的用词和行文风格，构成某种有特色的文体而被后人传颂。可见文体也属于语言生态的范畴。文体是否规范及优美，这一点在诗歌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诗歌语言，允许抽象、想象或象征，但也不能离经叛道，无视语言规律和审美要求，否则，那些太不靠谱的另类诗歌，传播开来也会伤害到语言生态。例如，近来诗歌领域中流行的什么梨花体、废话体、咆哮体、怨妇体、脑残体等，不仅内容粗俗，其语言更属离奇怪诞。令人费解的是，分明是种畸形语言，却依然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其五，恶搞书名成时尚。书名是一本图书的符号，取书名理应充分体现图书的内容，使用的语言要求简洁贴切，富有寓意及想象力。古今中外许多名著佳作，仅就其书名，就堪称使用语言的典范。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十万个为什么》《少年维特之烦恼》《天方夜谭》等，既贴题雅致，又顺口好记，仿佛有一种能勾起人们阅读欲望的传神力量。
可是近些年，为吸引眼球，一些出版人时兴给图书起怪名。他们颠覆传统书名构成的元素，刻意恶搞语言，卖弄文字。不但出现了《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这种招人浮想的刺激性文字，更有装腔卖萌、生造糊涂的怪书名，例如《倒过来念的是猪》《等待是一声最初的苍老》《鱼和它的自行车》等。依我看，这些恐怕只能视其为病态语言。
当前语言生态的乱象，还不止这些。其危害不只是影响说、听、看之间的交流，还会助长某些人利用不当语言进行宣泄，伤害社会互信以及道德文明的建设。如果听任蔓延，甚至会导致语言暴力，增添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为此，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影视、出版等主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净化语言生态问题。要采取切实措施，有堵有疏，疏堵结合，加强引导和监管。报刊等传统媒体，必须带头使用文明和规范的语言，抵制市场经济和网络发展可能带给语言生态的负面影响，努力做净化语言生态、促进社会文明建设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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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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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6期
编者的话：作为语言的传统载体和传播方式，出版和语言生活密切相关。它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并推动着语言的运用、传承和发展。出版可以规范全社会的语言使用，同时又能够挖掘出语言自身的艺术、文化价值。本刊特邀请四位出版家从编辑出版的角度对语言文字和语言生活发表观点，以飨读者。
书名之立及其传播作用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聂震宁
书名之立，即一本书的命名，不仅是书籍内容的归纳或者标识，往往还能为内容传播提供独特的推动作用。为此，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出版人，在书稿的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总要在书名上有所关注，有所踌躇，有所斟酌，最后做出决定。
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及伦理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世纪末，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翻译了前半部分进化论内容，1898 年出版时严复为此书命名《天演论》。《天演论》出版，社会各界轰动一时，“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当时的热词。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胡适回忆，那时他还在学堂读书，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为此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天演论》后来有了全译本，书名直译为《进化论及伦理学》。这部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发挥的唤醒沉睡国人的作用，主要在于其社会进化论的内容，而书名也发挥了其独特作用。那时国人对“进化论”一词完全陌生，而“天演论”则很容易为国人理解，且起到惊醒作用。对于书名，严复曾经有过感叹，让他最为踟蹰的是书名，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这实在是优秀学者在书名上用力的真实写照。
跨语种翻译出版，译者和出版者踟蹰于书名之立的故事很是常见。美国作家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原本翻译出版时书名译作《战地春梦》。后者明显偏离作品反战主题，而前者显然就是反战、厌战的主题的直接表达。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书名曾经译为《咆哮山庄》甚至重拟为《魂归离恨天》。前者显然太过激烈，小说其实相当浪漫，无需“咆哮”，一“咆哮”情调就过头了。而后者一旦“魂归离恨”，就有如悲欢离合的宿命，而事实上小说并不强调爱恋的宿命。
中文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在书名之立上则故事多多。中国的《水浒传》，是四大文学名著中最早翻译流传各国的。300 多年前，《水浒传》就已经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其中，德文译名《强盗和士兵》，法文译名《中国的勇士》，英文译名《发生在河边的故事》和《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193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也曾经翻译过《水浒传》，她拟的书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的翻译家把《三国演义》的书名拟成《战神》《三个王国的罗曼史》；把《红楼梦》命名为《庄园里的爱情》《红房子的梦》《石头记》；《西游记》的书名更是起得五花八门，有《猴》《猴王》《猴子历险记》《猴子取经记》《猴与猪》《猴和猪往西的路上》《去西方旅游》等等。显然，这些书名都是重拟的，传达的是翻译家对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概括能力。像《西游记》译著重拟的书名，明显暴露出译者对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概括力的不足。
跨语种翻译出版，书名拟订时无非是三种办法，一是直译，二是意译，再一种则是重拟。直译忠于原著，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常态化，跨语种学术类著作现在通常采取直译策略。意译称得上是从“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上忠于原著，文学类翻译出版经常采用此法。可是，通常情形是，文化语境不同，书名往往难于直译，就是意译也会因文化语境的障碍难以传达语义和语言的审美意趣。中文的书名一般比较凝练，讲究雅趣，欧美各国的书名一般比较平实，翻译时很难做到既兼顾原作又要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审美习惯与兴趣。譬如，《红楼梦》这一书名的翻译，学界比较公认的有两种，一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的《红房子的梦》，一是霍克斯所译的《石头记》。前者比较忠于原书名，后者则从内容的一个象征取名。显然，后者译名使得“红楼梦”这一颇具诗意的词语及其意蕴消失了，可是，前者就能传达“红楼梦”三字的丰富内涵吗？在英文中红房子就是红房子，而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红楼”二字并不一定指红房子，而是指“闺阁”，“红楼梦”则暗示要讲述女孩子们的爱情及与女孩子们的爱情相关的人生世道的变幻，《红房子的梦》与《红楼梦》两个书名之间的意蕴还是难以接通。跨语言特别是跨文化语境下的书名要想达到文学作品翻译的一致性，实在是一条畏途。
当直译、意译都难以很好地为一部译著确定书名的时候，重拟书名就往往是最后一条路径了。英国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如果按照原来的书名直译，就是《鲁宾逊·克鲁索》，读者一定觉得既拗口又无意趣，译为《鲁宾逊漂流记》则既照顾了原书名，又简述了书中的内容即“漂流”，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习惯，比直接翻译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20 世纪9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请翻译家资中筠翻译美国当代小说《廊桥遗梦》，小说中文简体本出版后销量不错，加上电影及时在中国上映，可谓名震一时。如果按照小说原来书名直译，那就是《麦迪逊县的桥》，多么直白！如果读者望文生义，还以为是一本旅游知识类书籍。《廊桥遗梦》这个书名，不仅有梦，而且有“遗憾”。人生之梦往往是爱情，爱情的遗憾总是令人回味感叹的。这个书名还会引起人们对好莱坞经典影片《魂断蓝桥》和《鸳梦重温》的回忆，符合鉴赏者的审美期待。想来，重拟的书名还是为小说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前面讨论的是翻译作品的书名之立问题，事实上，就是一部原创作品，在书名之立上，同样要慎重，要努力发挥书名应当发挥的作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故名编辑龙世辉先生在20世纪50 年代担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责任编辑，为作家修改作品提供了大量帮助，这些事迹已经有不少文章介绍过，可他在书名上的贡献还不太受到人们的注意。作者原来拟的小说名是《林海雪原荡匪记》，后来在龙世辉的建议下改成了《林海雪原》。试想，如果用的是原书名，这部红色经典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少了一些诗意和大气？因为，这部作品的内容主线尽管是剿匪，可是其中战争环境、社会风貌、人物形象特别是浪漫爱情故事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
龙世辉还有过一次修改书名的经历。20 世纪80年代，作家古华应约将长篇小说《遥远的山镇》初稿交他，他安排一位稍年轻的编辑先看，那位编辑得出的评价并不令人振奋。龙世辉接过来一口气看完，当即确认是一部好作品，决定把作者留在北京修改润色书稿，并就初稿中一些人物情节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还建议把书名改为《芙蓉镇》。从此，就有了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芙蓉镇》，有了获奖电影《芙蓉镇》，有了成为《芙蓉镇》故事旅游景点的湘西某个小镇，游客至今络绎不绝。
我在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为出版图书拟名改名的事情不时发生。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首先追求的是书名的贴切性，同时还希望书名能对作品的内容传播、价值提升有助益。最为担心的是把原来的书名改坏了，既要谨防把书名改得匠气太重，又要避免改得太花哨，更不可以改得不切内容，这些都是特别要谨记的。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点长篇小说中，有两部的书名是我和编辑人员商量重拟的。一部是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徐贵祥著），一部是长篇小说《沧浪之水》（阎真著）。
那时我在社长任上。一次，负责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高贤均来谈书稿，说到军旅作家徐贵祥有一部长篇书稿，书名是《凹凸山英雄记》，觉得故事写得“很过瘾”，但是需要我作为社长再考虑一下。里面两个主要人物，年轻时，一个流氓习气很重，一个温文尔雅，流氓习气很重的后来进入革命队伍，成了英雄，功成名就，温文尔雅的那位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结果自然一塌糊涂，这么写行不行，有没有导向问题。我略作思考，当即发表意见，内容没有问题，两个人的人生命运的错位正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建议书名重新考虑，现在的书名有点演义小说味道，还有点儿暗喻，所谓“凹凸”不就是暗指命运坎坷吗？是不是可以弄个大气一点的书名，比如历史的天空之类，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就是因为历史的天空变幻莫测。后来，小说就是以《历史的天空》书名面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另一部《沧浪之水》，小说出版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获得很好的口碑，可是，这部作品的出版曾经是我和责任编辑杨柳颇费踌躇的一件事情。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因为先后出版王跃文的《国画》和《梅次故事》两部揭露某些党政机关干部贪腐问题的小说受到上级领导批评，现在，作家阎真提供给我们的是又一部揭露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贪腐的小说，虽然写得痛快淋漓，又有凛然正气，可全书并没有突出的正面人物形象，要说有，那就是叙述者“我”。这样的小说会不会因为负面的内容问题而又一次遭到批评呢？责任编辑比较担心，要我这个社长拿一个主意。我认为作品的基调是批评、反思而非展示，与某些官场小说过于展示负面生活不一样，只是作品还是缺少了一些应有的亮色，可又不可能让作者硬添上去。踌躇间，我注意到这部小说的原书名《动物卡通》，可以说这个书名把作品的批判倾向执行得很彻底，不仅显得作品不够文气和优雅，还不利于作品安全面世。看来可以在书名上动手改造。和编辑杨柳商量后，征得作者同意，最后确定将这部书命名为《沧浪之水》。古代“沧浪歌”全诗如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在汉北一代的民歌。孔子说过：“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沧浪江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缨。沧浪江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前一句很明显是劝人积极进取的，“水清”是喻治世，而“濯我缨”，缨指帽带子，古代男子的帽子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濯我缨”当然就是比喻做官了。把这首上古时期无名氏清澈流利、铿锵有力的名诗置于全书之首，可以象征一种正面的追求和呼唤。《沧浪之水》面世后，还算比较安全，不仅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文学评论界许多实事求是的褒扬，书也很畅销，现在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保留书目和常销书。
我们不能断言这两个书名对上述两部作品获得的成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不能不承认，这两个书名已经成为这两部优秀作品浑然一体的重要部分，而编辑出版人为此也尽了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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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高度重视净化语言生态
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李景端
语言是人类进行相互沟通和交际的一种表达方式，语言生态的协调，则是社会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作为沟通媒介的语言，势必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往往与时代潮流、传播方式、社会价值取向等因素相关联，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语言生态。历史发展表明，聚合多种因素构成的语言生态，得到和谐协调，就能激发语言的活力，充分发挥语言沟通的功能，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倘若语言环境失调，甚至受到不当污染，难免就会造成沟通的障碍或误判，以致伤害互信，导致冲突。仅从“一言兴邦”“舌战群儒”“祸从口出”“话不投机半句多”等历史典故中，就不难看出语言产生的正反效应。
语言的吐故纳新，历代都有。譬如，民国时期的“长工、包身工、黄包车夫、鸦片鬼、小老婆、丫鬟”等词，都已淘汰不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黑五类、斗私批修、造反有理”等词，也已成了语言垃圾。时至今日，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外来文化影响的加大，使得当今的语言生态呈现出变化多、更替快的态势。近些年来，既出现了“给力、众筹、粉丝、正能量、供给侧”等富有新意的新词，也出现不少生造和怪诞的词汇。尤其是娱乐至上和互联网上任性思潮的抬头，更加重了语言生态的乱象。
其一，语言异化蔓延无阻。汉语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结晶，经历了不断吸收文化营养、日臻完善的过程，其构成和应用，具有公认和通用的规范。遗憾的是，这种规范现在受到冲击，以致出现了语言的异化。其突出的表现，是传统语言被解构，低俗语言畅行无阻。各种怪诞、恶搞、另类、粗鄙的语言，被贴上“来自草根”和“接地气”的标签而广为流传。说粗话、爆粗口、耍泼皮，更成为某些传播媒体吸引眼球和哗众取宠的法宝。使用“屌丝”“逗比”“装逼”这类低俗语言，现在竟成了不少人的“时尚”而毫不顾忌。
其二，网络语言超速扩散。互联网时代，有些网民为贪图快捷沟通，或简化口语，或自造新词，或赋予旧词以新意。这些语言，本来只是在互联网中流传的一种网络用语，而且是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可是随着传播媒介的扩展，它们逐渐扩散到手机和各种视频中。有些网络语言，已经华丽转身成了“时尚语言”。随着微博、微信的不断普及，在“微文化”中，有些不雅网络语言，更得到超速的扩散。
其三，滥用英文字母词。随着接触外来文化增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语言交流力求简洁顺口，字母词应运而生。在实际生活中，读报看电视、购物看病、旅行娱乐，几乎处处都会碰到。像“X光、CT、B 超、QQ、MP3”这些词，都已深入人们的生活，想不用都难。《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的字母词，已达200多条。对待约定俗成的字母词，无疑应持开放态度。
问题出在不少字母词使用不当，乃至滥用。如有些冷僻或生造的字母词，只有专业人员能懂，竟无区别地对公众使用。有些报纸，几乎版版都有字母词，仿佛用了才时髦。近日见报上一则标题：“教师节幼儿园老师不收红包，只收小朋友DIY 贺卡”。为何一定要用“DIY”替代“自做”？直讲“智商”挺好懂，何必要玄乎成“IQ”？分明是中国自己的篮球联赛，却要用英文称作“CBA”，岂不见“中超”“乒超”这种实在的称呼也挺好嘛。
近日我就出了一次洋相。我将自己对某稿件的看法，发邮件向一位女编辑征询意见。她回信中插进一个英文词bingo。这本是感叹词“瞧”之意，经查词典，又指一种赌博游戏。我算是搞了几十年的翻译编辑，对这个夹用的外文，一时竟没明白其真意。后来请教年轻人，才知这是时下网络常用字母词，表示“正确”“完美”之意。面对这种另类意义的字母词，出洋相的恐怕不只我一个。
其四，怪诞的文体受追捧。使用语言，除用字外，还讲究语法、文体、修辞等。历史上有些名家的用词和行文风格，构成某种有特色的文体而被后人传颂。可见文体也属于语言生态的范畴。文体是否规范及优美，这一点在诗歌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诗歌语言，允许抽象、想象或象征，但也不能离经叛道，无视语言规律和审美要求，否则，那些太不靠谱的另类诗歌，传播开来也会伤害到语言生态。例如，近来诗歌领域中流行的什么梨花体、废话体、咆哮体、怨妇体、脑残体等，不仅内容粗俗，其语言更属离奇怪诞。令人费解的是，分明是种畸形语言，却依然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其五，恶搞书名成时尚。书名是一本图书的符号，取书名理应充分体现图书的内容，使用的语言要求简洁贴切，富有寓意及想象力。古今中外许多名著佳作，仅就其书名，就堪称使用语言的典范。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十万个为什么》《少年维特之烦恼》《天方夜谭》等，既贴题雅致，又顺口好记，仿佛有一种能勾起人们阅读欲望的传神力量。
可是近些年，为吸引眼球，一些出版人时兴给图书起怪名。他们颠覆传统书名构成的元素，刻意恶搞语言，卖弄文字。不但出现了《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这种招人浮想的刺激性文字，更有装腔卖萌、生造糊涂的怪书名，例如《倒过来念的是猪》《等待是一声最初的苍老》《鱼和它的自行车》等。依我看，这些恐怕只能视其为病态语言。
当前语言生态的乱象，还不止这些。其危害不只是影响说、听、看之间的交流，还会助长某些人利用不当语言进行宣泄，伤害社会互信以及道德文明的建设。如果听任蔓延，甚至会导致语言暴力，增添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为此，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影视、出版等主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净化语言生态问题。要采取切实措施，有堵有疏，疏堵结合，加强引导和监管。报刊等传统媒体，必须带头使用文明和规范的语言，抵制市场经济和网络发展可能带给语言生态的负面影响，努力做净化语言生态、促进社会文明建设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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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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