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文学
---浅谈《史记》
教科院 语教2 28 周艾
汉代文学继承了《诗经》、《楚辞》和先秦散文的传统，鲜明地反映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开拓了辞赋、史传、乐府诗等新的文学领域。然而汉代文学虽以辞赋著称，但其最高成就的代表却是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巨著《史记》。作为一部中华民族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记》不仅在两汉，甚至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都是罕与伦比的散文杰作。
翻开这样一部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时，我们无不对太史公肃然起敬，恍惚间就仿佛看见了那幽僻的牢房里，一抹如豆的烛光，一张陈旧的书桌，一卷残损的竹简，一个形容枯槁的男子奋笔疾书。几日前，他也许还在汉武帝的殿前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打抱不平而慷慨陈词，而此刻却置身于“以死明志，还是以生践志”的两难境地。最终，他毋忘家父之遗志“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选择了忍辱负重，著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在深入了解这部旷世巨作之前，我们首先要读的就是《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从而
去了解司马迁的家世背景以及创作缘由，一如“读其书必先闻其人”。如果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用血泪著成的历史传记，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聊以慰藉自己千疮百孔的心灵。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如此浩大的著作，我的寥寥数语委实道不尽其中的玄妙，姑且就谈谈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方面，关于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他重点突出悲剧人物性格中的崇高美，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不管是一代名相李斯死前悲天怆地的悔恨泪水，还是军事天才韩信临终前的大彻大悟，以及李广生不逢时的呼喊，范蠡“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人生感言无不迸发着艺术的光辉。当然，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我们的末世英雄项羽，夜闻四面楚歌，项王决定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吟诵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之后突围乌江，乌江亭长请渡，再待卷土重来，项羽自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焉能苟且偷生？”垓下自刎，此非全霸王之悲情，全英雄之壮烈者乎？
诚然，在太史公的笔下还有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脍炙人口的事件，就如我们所熟知的“负荆请罪的廉颇”、“礼贤下士的信陵君”、“满腔鸿鹄之志的陈涉吴广”·····通过《史记》中的这些历史事件，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正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于汉代文学
---浅谈《史记》
教科院 语教2 28 周艾
汉代文学继承了《诗经》、《楚辞》和先秦散文的传统，鲜明地反映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开拓了辞赋、史传、乐府诗等新的文学领域。然而汉代文学虽以辞赋著称，但其最高成就的代表却是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巨著《史记》。作为一部中华民族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记》不仅在两汉，甚至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都是罕与伦比的散文杰作。
翻开这样一部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时，我们无不对太史公肃然起敬，恍惚间就仿佛看见了那幽僻的牢房里，一抹如豆的烛光，一张陈旧的书桌，一卷残损的竹简，一个形容枯槁的男子奋笔疾书。几日前，他也许还在汉武帝的殿前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打抱不平而慷慨陈词，而此刻却置身于“以死明志，还是以生践志”的两难境地。最终，他毋忘家父之遗志“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选择了忍辱负重，著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在深入了解这部旷世巨作之前，我们首先要读的就是《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从而
去了解司马迁的家世背景以及创作缘由，一如“读其书必先闻其人”。如果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用血泪著成的历史传记，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聊以慰藉自己千疮百孔的心灵。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如此浩大的著作，我的寥寥数语委实道不尽其中的玄妙，姑且就谈谈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方面，关于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他重点突出悲剧人物性格中的崇高美，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不管是一代名相李斯死前悲天怆地的悔恨泪水，还是军事天才韩信临终前的大彻大悟，以及李广生不逢时的呼喊，范蠡“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人生感言无不迸发着艺术的光辉。当然，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我们的末世英雄项羽，夜闻四面楚歌，项王决定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吟诵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之后突围乌江，乌江亭长请渡，再待卷土重来，项羽自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焉能苟且偷生？”垓下自刎，此非全霸王之悲情，全英雄之壮烈者乎？
诚然，在太史公的笔下还有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脍炙人口的事件，就如我们所熟知的“负荆请罪的廉颇”、“礼贤下士的信陵君”、“满腔鸿鹄之志的陈涉吴广”·····通过《史记》中的这些历史事件，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正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